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步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明确指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依赖——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这个特色就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作支撑和后盾，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态适应的架构健全、功能强大、结构优化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做支撑，这需要同步甚至是超前推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建成金融强国。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2]那么什么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究竟与西方金融现代化有何共性与差异？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中国式金融现代化需要增强哪些核心能力？如何紧扣中国国情和制度优势推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这些问题成为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既有文献看，国外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路线。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薄弱，主要是因为对国有企业信贷投放产生的巨额不良贷款^[3]。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可以通过向企业和政府提供债务和股权融资，创新和不断扩大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的核心^[4]。Lee等人提出，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好采取更循序渐进、更务实的方法进行金融改革^[5]。Shaikh等人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发现金融业改革与刺激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数字化和金融包容性之间存在联系^[6]。Sangmok提出为了解决金融改革中发生的金融不稳定和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将金融包容性置于金融改革的核心^[7]。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研究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局部到系统的演化过程。例如李茂生提出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视角的理性思维^[8]；杨胜刚和杨翔通过研究国际银行业变化预见了我国银行未来亟须变革的问题^[9]。之后开始逐渐出现明确讨论金融现代化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研究，例如，杨枝煌提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要依据模块化的路径建设^[10]；华桂宏等基于金融约束视角，提出金融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渐进过渡的过程^[11]；郑在义提出金融现代化急需推进法治现代化^[12]。同时，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局部研究，例如考察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效率评价指标^[13]、特征^[14-16]、改革思路^[17]、任务^[18]，等等。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众多学者对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更注重其中国化特点和系统化研究。何德旭和张雪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金融系统体制的特征及金融体系强化“三大理念”——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金融经济共生共荣^[19]；魏建全面阐述了金融现代化的使命、特征，并从文化金融、绿色金融、开放金融等方面讨论了现代化体制的建设路径^[20]；王国刚和赵伟霖提出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提高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21]；陈雨露论述了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22]；何德旭和张雪兰提出了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我国的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化解金融风险，并提出以内外兼顾、激励相容的“大禹改进”策略筑牢金融屏障^[23]。上述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金融现代化体系的建设路径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未清晰界定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概念，对体系架构、功能特性、制度优势等梳理不够系统全面；二是部分金融现代化的研究时间久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耦合性不强。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究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体系架构、功能特征，优化其实现路径，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借助金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金融现代化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前沿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学术界对其内涵的阐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中国，有关金融现代化的权威学术论文大多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研究相关，对金融现代化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将其视为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金融自由化或深化过程，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事^[24]，或以产权、信息、业务模块化理解金融现代化，或是参照美国标准模式的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现代化的有机统一^[25]，或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相适应的金融。这类偏颇性的理解，会对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研究与发展造成阻碍。沿着已有文献的解析思路，可以对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内涵做出更深刻的理解。

所谓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依靠现代金融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创新金融产业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产业服务体系、金融产品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健全现代化金融制度，持续优化金融结构，以绿色、创新、开放、包容和稳健的理念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并藉此提升金融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效率、公平和生态兼顾为原则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及优越性，从而高质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强国。基于这一理论定义不难看出，金融体系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包容共享、安全高效、商业可持续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支付清算、资源配置、信息传递、资产定价、风险转移和财富管理等方面具有强大且可持续的功能释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机体提供永续性的血液血脉支撑。

对于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特征，有众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徐忠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鲜明特征^[17]。姜建清认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包容共享性等五大特征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是一以贯之的^[26]。徐斌认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27]。然而，既有对金融现代化特征的认识往往参考发达国家现代化金融系统的特点，而对中国特色认知不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特征应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需要相互映衬，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依托包容普惠的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金融现代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中的“中国式”，不仅体现在金融机构产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而且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治理，更体现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和供给包容普惠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使金融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中求得平衡，从而尽可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小额信贷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从东南亚国家逐渐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各国弱势群体利用金融资源抓住发展机会提升发展能力和水平带来了新的曙光，但高成本和高风险始终成为制约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掣肘。而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则为普惠金融降本提质增效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依靠金融科技推动的金融产品体系尤其是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不仅成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更成为在金融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方面。普惠金融服务全面扎根社会基层和国民经济体系金字塔底座，有助于促进全社会的创新创业^[28]，强力延展社会的基础韧性。而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基础上的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将会驱动着金融服务更加包容、便捷、高效，也必将助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进程。

依托现代金融科技、教育和人才，实现金融运行效率最优的金融现代化。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传统经济金融发展模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抢抓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路径手段，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7年的27.2万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50.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32.9%跃升到2022年的41.5%^①。与此同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券商、保险等机构对于数字经济支撑的金融科技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2022年六大国有银行金融科技投入总额为1 165.49亿元，同比增长8.42%，金融科技资金投入年均增长11.26%，金融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为3.47%^②。众多金融机构在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化转型方向具有长远的战略部署，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业服务组织、金融教育体系顺应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发展新趋势，加快推进数智化转型，重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兼懂计算机、数学、金融、管理、专业技术等跨界复合型金融人才。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以现代化金融教育和高端复合型人才为支撑，积极主动融入数字经济，以数据、货币、资本、科技、人才为生产要素，以创新为驱动力，以平台场景为生产方式，依托于数据深度挖掘、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强化用户思维、生态链接、跨界协同、数据治理，提升用户体验，通过金融科技的集成式创新与运用，不断推动金融体系运营数字化、智能化，大幅度提高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金融发展质和量双重跃升。

①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2023年。

② 参见上市公司年报。

依托金融市场及其制度体系，实现金融交易成本最小的金融现代化。放眼全球，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体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金融交易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如图 1所示，从几个发达经济体的汇款成本数据变化可见，近10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汇款平均交易成本有明显下降趋势。金融交易成本通常包括交易费用(如交易佣金和交易税等)、信息成本、执行成本(如撮合成交的时间成本、资金流动成本等)等。一个健全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能够以最优的金融制度安排最小化金融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必须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及其制度体系作为基石，增强金融市场文化氛围，通过发挥金融市场产品交易与直接融资功能，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促进金融和经济全方位多能级良性互动。

③ 资料来源：同花顺infind数据库。

依托金融产业组织与市场体系，实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现代化。现代经济发展，需要金融组织与金融市场发挥支付清算、资源配置、风险转移、信息传递、资产定价、财富管理、跨境跨国服务等多种功能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产生对这些金融功能的需求，需要健全相应的金融组织与市场体系，实现金融功能体系完整和强大基础上的金融组织体系与市场体系现代化，这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核心支柱和基本特征。金融产业组织体系作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不仅是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也是间接融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推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就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功能需求变化状况，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优化金融机构微观治理体制机制，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依托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预警与管控的金融现代化。金融依托于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而存在，并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使得金融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外部治理(政策和制度设计、调控与监管)，才能保持金融体系发展与其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既对立又统一，金融创新既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也可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威胁金融稳定。没有金融稳定，金融发展也就失去了保障条件。调和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矛盾，需要借助技术先进、运作良好的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来实现。适应金融科技发展新生态，优化现代化金融调控体系，依托现代监管科技，健全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自然成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式金融调控体系现代化要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依靠金融科技手段，创新货币发行与金融调控的体制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中国式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就在于预警、识别、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审慎监管、功能监管与合规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稳定环境。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既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现代化的特征和规律，又要立足于中国自身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中国特色。

(1) 都体现循序渐进和与时俱进的动态演进过程。从西方各国金融现代化发展进程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金融现代化的内涵和实现形式各有区别，但都有一个历经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制度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如美国从最先的具有竞争性的金融机构培育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发展过程，经历了多次制度修正和实践的探索。而且随着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迭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组织都在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和微观治理机制改革，最终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生态体系和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也必然会遵循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在发展中逐渐改革、创新和完善，实现金融能级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完善。同时，随着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对金融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也必将体现与时俱进的特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动态匹配金融需求，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效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健推进。

(2) 都体现“功能—机构—市场—产品”的金融生态形成过程逻辑。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发展实践看，金融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是，首先起源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功能需求及其变迁，这些金融功能需求及其变迁吸引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要素的集聚、重组与变革，逐渐催生出与特定阶段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不断满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需求。伴随这一发展过程，金融标准、金融制度以及包括法律、会计、征信等在内的金融产业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从而逐渐形成健全的金融生态体系。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也必然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运营原则，在“功能—机构—市场—产品”金融生态形成模式下加以推进，从而体现金融现代化的共性逻辑。

(3) 都体现金融科技、人才和教育协同支撑与促进金融创新的特征。从美国、英国、日本等金融发达国家实践看，金融现代化进程无不是靠金融领域的技术、人才和教育协同支撑的。例如美国、英国等金融发达国家，都具有强大的金融技术研发能力、金融高端人才培养能力和金融高端要素聚集能力，其金融高等教育在全球领先，而且不断根据金融领域的科技进步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突出跨界复合型人才培养特色，提高金融高端人才的金融创新能力，通过金融创新为金融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技术和智力支撑。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也必将遵循科技、人才和教育协同化逻辑，加强金融科技研发应用、革新金融教育体系、培养高端金融人才，促进金融高质量创新，从而夯实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要素根基。

(4) 都把市场机制作为根本性的金融发展机制。世界金融发展史充分证明，市场机制仍是当今世界金融发展最活跃、最有效的机制，最能体现金融运行的基本经济规律，能在资本资产定价、金融资源合理配置、风险转移、金融创新、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要推动金融深化进程，促进金融与经济相互支撑和互动发展，必然需要依靠市场机制和商业性金融为主导，这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做法，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只是发挥辅助作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发展机制也不例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商业性金融机构回归企业属性和理性经济人本色，在服务实体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健全市场金融制度，推进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民间金融协调发展，促进金融适度深化，已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主旋律，将来也必将遵循市场金融运行基本规律以推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进程。

(5) 都把在支持经济发展中加强金融现代化治理与实现金融稳定作为重要目标。从各国金融现代化发展实践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金融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治理作用，尤其将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作为重要抓手，深度介入金融发展。例如，为了促进银行业稳健经营，不仅有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还有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制定的系列《巴塞尔协议》，形成约定俗成的国际监管标准，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制定本国监管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历次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均对本国问题银行和金融市场施以援手，防止危机蔓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中国、日本等国都投入大量救助性资金，稳定了金融市场。显然，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也必然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将加强金融调控、改善金融监管、实现金融稳定作为金融发展与治理重要目标加以推进，促进金融产业发展行稳致远，并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和制度背景，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现代化。西方金融现代化的领导组织是金融资本所左右的政府组织或金融资本自身，具有较大的功利性和金融决策的随意性，提倡金融高度自由化，结果往往会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现代化。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特别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2]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社会精英，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宏观并通过金融机构党组织，对金融创新、金融运营、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等中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进行全方位的领导和决策，把握中国金融现代化始终为党的事业发展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确保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始终不变质不变色。可见，党的组织力既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和金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是区别于西方金融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2)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代化。西方金融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金融现代化，始终是为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政府服务的。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与自利，其金融现代化主要依靠市场经济原则和内在动力机制，政府干预较少，因而发展较为失序并疏于监管，经常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现代化，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机构体系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股权治理结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产权制度特性。具有国有产权性质的金融机构也更能在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求得平衡，更有利于实现金融普惠包容性发展。同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点发展方向上，国有金融机构具有更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可以将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急需的发展领域，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益，彰显社会主义金融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特色，还在于能够在金融发展中更好地处理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金融发展机制更容易形成，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下，党和政府通过积极发挥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更能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减少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3)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为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服务的现代化。西方金融现代化是为资本和统治阶级服务的现代化，谁有资本实力和还债能力，金融就服务谁，那些没有资产抵押能力的弱势群体往往受到严重的金融排斥，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不仅为企业资本服务，还为全体人民服务。即使是没有资产抵押能力和收入还款保障的弱势群体，只要有金融需求，也可以通过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手段尽可能满足其需求。在精准扶贫期间和乡村振兴进程中，金融体系表现出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金融普惠性程度得到较大提升。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将企业、工人、农民和其他实体经济主体均纳入服务对象，通过开发不同类型、不同风险属性的金融产品来满足各类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使全体人民都有机会利用金融资源实现共同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4)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充分彰显服务实体经济本色与发展稳健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金融现代化，经常会偏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轨道，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而不断积累金融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实际而过度创新形成的典型案例。金融创新虽然也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不竭动力，但中国金融体系的创新始终在吸取西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匹配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并通过党领导下的政府有力监管和宏观调控，防止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和催生泡沫，最终使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始终保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色，在服务实体经济中促进自身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而实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稳健性。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核心是要构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其组成架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系、功能体系、产品体系、监管体系、调控体系和法制体系九个部分。

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前提。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金融基础设施物理化、实体化转变为现代意义的金融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制度化。具体包括各类金融技术设备、软件与互联网信息系统、金融大数据及算力系统、智能化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网络化支付结算系统、金融风险智能预警与监管系统等。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必然需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做底座支撑。在当前的我国，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把握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互联互通化的技术潮流，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智产品的运用对各领域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升级，提高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金融组织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基石。金融组织体系是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产业组织构成的总称。金融组织体系现代化是指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微观治理体系的优化和运营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与治理体制机制，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提升其金融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29]经济结构决定金融结构，基于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发展需要，现代金融组织体系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顺应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金融机构的行业和地区布局，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协同和融合发展，鼓励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优化微观治理机制，增强金融组织体系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金融市场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支柱。现代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市场、金融衍生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主要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资金融通、投资理财、资产管理、风险转移等服务。推动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结构，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做大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而且需要培育合格的金融市场投资者，包括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发展金融市场文化，增强金融市场财富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壮大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更需要优化各类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增强金融市场的各种功能，并利用现代金融科技与信息技术，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和支付结算系统的迭代升级，完善市场交易管理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增强各类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同时，还需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金融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

金融服务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辅助。金融服务体系是指服务于金融机构业务运营和风险管理的配套服务机构，具体包括会计、审计、法律、征信、信用评级、金融技术服务、智库服务、数据信息、新闻传媒、金融会展等服务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产业组织提供各种服务，属于金融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部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在各区域金融中心加快培育和健全与区域金融发展需要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中，不断结合中国市场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服务模式，加强服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规范而严谨的各类服务，实现金融服务体系的现代化。

金融功能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内核。金融的功能性应当是第一位的。如果功能性弱化，就会导致金融出现“明哲保身”“雨天收伞”的现象^[30]。这会让金融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服务社会的功能越来越弱。一国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支付清算和资源配置功能、信息传递和定价功能、风险转移功能、产权交易与财富管理功能以及跨境跨国服务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产生支付清算、资金融通、资产定价、风险转移、财富管理、跨境服务等多样化金融需求，这些金融需求必然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功能培育，形成强大而完备的金融功能体系，并基于这些金融功能体系建设需求，推进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创新，促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当前，我国金融功能体系虽然在金融功能种类上较多，但各金融功能辐射经济的能力培育参差不齐，金融功能空间布局不均衡，城乡金融功能不协调，中西部地区部分金融功能缺失，缺乏相应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功能体系现代化，需要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进行短板金融功能的培育和空间结构优化，通过金融功能结构优化引导区域或城乡金融改革与发展，促进各区域或城乡经济金融协同发展，缩小区域与城乡经济金融发展差距。

金融产品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载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各种金融需求，是需要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金融功能，创新和提供多种适销对路、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通常包括支付、结算、信贷、担保、保险、信托、租赁、理财、保理和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从满足需求的功能属性来看，金融产品体系还包括产业金融、消费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跨境金融等产品类型。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有上千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我国金融产品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金融产品上，金融衍生产品和保险产品种类还比较少，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风险管理需求还不相适应。要推动我国金融产品体系现代化建设，一方面需要立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变化特征，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不断创新和动态调整，确保金融产品供求动态均衡；另一方面也需要优化金融产品种类结构，降低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使金融产品体系结构与金融需求结构协调一致，确保金融体系各项金融功能充分发挥到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保障。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具体包括监管组织、监管技术、监管制度、监管协调、开放与风险隔离的现代化，核心是利用监管科技推动监管组织、监管制度、监管方法创新，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监测，有效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动态平衡。具体来看，监管组织是现代金融监管的基础，建立责任清晰、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监管组织，能够增强跨部门、跨地区、跨业务监管的耦合性，提高监管效率；监管技术是现代金融监管的依靠，使用监管科技提高监管效能和监管精度，能够促进金融市场更加公平透明，防止金融科技带来的各种新型金融风险；监管制度需要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完善信息披露、市场准入、风险控制等制度，确保金融市场更加稳定繁荣；监管协调要求增强跨区域、跨领域、跨业务监管的一致性，尤其是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在有效监管下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金融调控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轴承。实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要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调控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适应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机构变革的需求。现代化的金融调控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主体体系、调控政策传导机制、调控政策效果监控体系等。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能够畅通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与国民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能够快速响应金融政策调控，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管理市场主体预期，发挥政策效力，达到风险信息响应迅速、监管识别高效灵敏、政策调控积极有效的目标。金融调控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中央银行制度。通过健全的中央银行制度，并配合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来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失灵。所以，在当前的我国，依靠金融科技创新货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精准性、稳健性、实效性和有效性，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健全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内容。

金融法制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护栏。现代化的金融法制体系是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法规和执法机构的总称。通过明确市场参与者的金融责任、权利和义务，规范金融交易行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持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法制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实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需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提高金融法律的适应性和时代性。这需要深化金融相关法律的调研和立法，加强金融司法体制建设，成立区域性金融法院，明确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金融法制宣传教育，增加金融机构内部法律从业人员，规范金融机构运营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行为，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合理有序。

图 2揭示了中国式金融现代化体系架构内在的关系。从图中可见，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金融法制体系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硬件和制度底座。现代化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则为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功能发挥和稳健运营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推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就需要培育和增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金融功能。要使现代化金融功能发挥到位，就需要建立健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并通过金融市场交易来匹配和满足各种金融需求。而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则为现代化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产品体系有效运转提供各种技术保障服务。图中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轴线是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核心架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面向市场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进出口等经济行为的金融调控，需要借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的金融产品交易来传递政策意图，促进现代经济(产业)体系形成与高质量发展。而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法制体系则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为降低金融风险和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是现代化金融调控体系的重要补充。

总体而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持续培育和增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资产定价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政策传导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资本流动能力、发展创新能力。

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具备强大的资产定价能力，真实体现金融市场的供需关系和风险敞口。定价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是否发达和先进的最重要指标，金融体系如果没有风险定价能力就是落后的，始终承担了潜在、巨大的金融风险^[31]。透明、公开、有效的金融信息、商务信息是建立云数据库和有效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也是提升资产定价能力的前提。这包括对资产的信用评级、市场流动性、抵押品有效性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其中现代化的审计、法律服务机构必不可少，也需要具备智能化统计、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分析评估风险等级，提高资产定价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而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市场环境，完善风险识别模型，则在资产定价的场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当具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具备公正、透明的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多元化融资需求。这意味着金融体系既要依靠市场机制作用，优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融资通道，立足动态化的信息，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定制化的资金配置服务及解决方案，又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经济发展中的长尾客户群体提供普惠性金融产品和服务。按照客户分类来看，现代化金融系统需要妥善处理好中高端资金需求者和长尾客户群体资源配置比例，在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与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平衡点。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科技的研发和运用，利用先进的金融科技降本增效，切实提高金融资源均衡高效配置能力。

作为金融系统的核心主体，金融机构应具备强大的持续经营能力。银行业等金融组织需要转变传统顺周期经营理念，弱化顺周期、强周期的行业属性，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经济周期的稳健可持续经营模式^[32]。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具备稳健的盈利能力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来说，金融机构需要在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同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管理体系，优化业务结构，促进资产端与负债端业务协调发展，提高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确保金融机构商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同时金融机构需要坚持业务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拓展产业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等业务领域，依托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在新兴赛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体。要建设现代化金融调控体系，就需要金融体系具备强大的政策传导能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创新与实体经济需求有效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推广使用，改造升级支付结算系统，加强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和各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是增强金融体系政策传导能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也需要中央银行创新和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政策传导效果的监测和纠正。此外，也需要金融机构优化内部流程，提高政策传导效率，加强政策宣传，帮助市场主体了解政策内容和目标，提高政策认同度和执行力。

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具备强大的风险防控能力，这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行业发展的监控预警，金融是配置资源和经营管理风险的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运营的永恒主题。建立金融风险预警防范机制，提高风险应对和反应能力，达到提前预警、快速响应、妥善处理、杜绝隐患的目的。这种风控能力不仅仅依赖于先进的数据库系统，还需要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对各种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测，包括对股票、债券、外汇等市场进行实时跟踪分析，更需要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深入研究国民经济主要领域的潜在风险，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更加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同时金融机构应与监管部门积极合作，主动报备风险信息，共同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具备强大的资本流动能力，并以此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要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需要推进金融适度开放，促进货币和资本有序跨境流动，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提高金融资本全球化配置的能力。发达的现代化金融系统能够灵活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并迅速调整资本流动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其跨境跨国服务的金融功能能够帮助整个金融系统实现高效的跨境资本流通，确保资金在全球范围得到合理配置。这要求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参加国内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项目，促进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融合，同时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准则与国际资本市场规则和标准协调一致。针对具有国际金融业务需求的客户，金融机构应具备在多币种、跨市场环境下进行资本运作的能力，满足国内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需要。

现代化金融系统应当具备强大的发展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金融组织、金融产品、金融业务流程、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归根结底能够满足客户和市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同时要用金融的手段、金融的思维和方法，用资本的力量激励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和创新性运用。培育和提升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不仅需要推动金融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优化业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普惠性，也需要培育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态，以适应长尾客户群发展的需要，更需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端金融人才，革新金融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下放金融创新权限给基层金融机构。总之，金融系统的发展创新能力是推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保障金融系统稳定和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

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能力结构与体系结构的关联如图 3所示，二者是表与里、载体与功能的相辅相成关系。具体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七大能力主要由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来加以施展，尤其是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需要重点增强的能力体系，而其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组成架构均是为其能力施展创造必要条件。例如，资产定价能力不仅需要借助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提供的技术手段，还需要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提供会计、审计、征信、评级等条件；资源配置能力、持续经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发展创新能力的培育，除了要加强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自身建设外，都需要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金融功能体系、现代化金融产品体系、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培育和功能发挥；而现代化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体系的政策传导能力和资本流动能力需要有现代化金融调控、监管与法律体系等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予以保障。

从中国式现代化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体系七大能力的内在关系看，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服务实体经济与保障自身安全的两大核心能力。一方面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增强资源配置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增强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两者相互依赖，互为支撑。同时，只有风险控制能力提高了，现代化金融组织体系持续经营能力才有保障。而资产定价能力、发展创新能力则是提升现代化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政策传导能力和资本流动能力则是增强整体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力与联系的关键，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建立在互联互通、行为快速响应基础之上，通过现代化金融治理、金融法律、金融开放予以保障。

推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建设，建设金融强国，既需要遵循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发展基本规律，也需要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稳中求进，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为核心，在维持现有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渐进性转型发展，从金融约束过渡到金融经济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体现中国特色。

一是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打造金融云数据库系统，布局数字金融底层基础。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光纤网络扩容提速、拓宽5G金融商用及其他应用场景，优化金融信息传递渠道。三是在主要区域金融中心，布局大数据储存、算力、支付结算系统等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化金融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集约性、规模性、智能性、稳健性等优势和特点^[33]。四是加强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使用，提升数字人民币流通的基础设施水平。五是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跨境资本市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培育小微金融组织、开辟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融资渠道，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积极推进小额信贷，深化养老金融服务创新与供给，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满足长尾客户群的金融需求，增强金融普惠功能，提升金融普惠性水平。二是基于信息互联互通目标，打通金融数据、商务数据、政务数据链接通道，打造去中心化的数据分析平台，深入挖掘大数据资源，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科学评估信用等级，加强数字金融持续快速发展，促进金融资源精准化配置，增强金融信息集散功能。三是基于客户多样化理财需要，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资产管理、投资理财服务，满足用户的风险转移和财富管理需求，切实增强金融系统资本资产管理功能。四是基于绿色发展需要，鼓励企业绿色化转型，为绿色产业和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促进高碳产业向低碳化转型升级，增强绿色金融功能。五是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加快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展，增强科技金融功能。六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跨境投融资与支付结算服务创新，增强金融系统的跨境支付结算功能。

一是实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差异化竞争，减少同质化信贷产品导致的恶性竞争，鼓励金融机构专注于自身的特长领域，实现金融产业组织间适度竞争、错位竞争的市场生态格局。二是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机构规范发展，加强业务监管，促进合法合规经营。三是立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培育和发展保险、信托租赁、投资理财、担保、保理等新型金融组织，补齐现代化金融体系短板，增强运营能力，提升风险管理与资产托管水平。四是鼓励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建立“连接纽带”，支持金融机构业务骨干担任企业的“金融顾问”。金融顾问应成为实现金融社会价值的生力军，既可以为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投资理财等融智服务。

一是加快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满足大中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融资需求，促进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和科创板市场协调发展，培育和发展数据、知识、技术、资产等要素市场，加快发展衍生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联动发展。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加快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障资本市场信息真实有效，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切实增强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财富效应。三是提高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减轻银行间接融资的风险压力，强化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四是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健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市场公平有序。五是立足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加快培育跨境资本市场，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加强跨境审计和国际监管执法合作，提升资本市场跨境投融资效率。

一是立足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加快培育和引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标准认证机构、征信机构、金融顾问、金融高端智库等高端金融服务组织，补齐金融产业发展的服务短板。具体来讲，就是以金融顾问为纽带，构建与政府、同业及商会等团体的新型合作机制，通过金融顾问链接起不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形成发展合力。二是建立金融产业服务平台协会，在金融机构与服务组织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减少偏远地区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产业组织跨区域服务能力和水平。三是主办金融服务高端论坛或金融服务沙龙，促进金融服务行业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金融服务文化氛围。

一是积极发展区块链金融，依托去中心化的信息中心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场景金融创新。二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帮助金融机构实现个性化服务和精准营销，提升用户体验感，开发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推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消费金融、产业金融、养老金融等产品协调发展。三是根据海量数据库资源构建新型风险管理系统，开发金融风险模型和算法，重构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四是突破传统信贷模式，探索不同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推进“金融+产业+技术+商务流通”跨界金融合作。

一是健全新型金融法律制度。加快完善新型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制度标准，加快完善金融执法系统及运行机制，对接国际金融法律条款，提高金融法律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加强金融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协同性，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严格追究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对金融消费者的侵权责任。三是加强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大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和有效性。四是鼓励金融消费者遵循风险自担原则，减少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冒险冲动和成本转嫁行为，提高金融投资者理性投资水平。

一是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激励相容的奖罚机制，对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进行鼓励，对高利贷、洗钱、乱集资等非法金融行为持续予以严厉打击。二是在地方县级以上政府加快构建“大金融监管”机制，携手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和地方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监管行为的业务盲区和监管行动的一致性进行协调。三是优化监管体系职责分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审批环节，提高监管效率。四是建立统一的监管信息系统，开发有效的金融风险评估模型，完善智能化风险识别防范体系，以数理模型的决策流优化人工操作的工作流，提升智能信用审批比例，做到智能化实时监控预警与风险防范。五是改进监管方法。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的“沙盒监管”，优化金融业务综合性监管，将功能性监管与机构性监管、业务性监管有机结合，实现监管模块化与系统功能性的统一，加强交叉部门金融创新的监管。坚持弹性监管原则，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寻求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有效平衡，防止对有效金融创新的监管过度。六是健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与调控制度，改善金融科技背景下货币政策调控与监测机制，强化货币、财政、产业、科技等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化金融治理，加强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的协调配合，适应国家重点发展领域需要创新和储备一批金融调控工具，提高逆周期金融调控能力，增强金融调控的精准性和稳健性，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