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爆发并快速渗透各个领域，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且广泛的影响。当前，随着首个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横空出场，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文本撰写、图片创作和音频视频生产变得易如反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算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强调“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2]。这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指明了前进方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事关国家稳定发展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建设的重大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带来算法技术持续深入影响话语生成、话语传播、话语接收和话语转化，全面审视算法技术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带来的影响及挑战，提出有效应对之策是当前迫切而重要的现实课题。

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能够凭借其强大的话语权获得该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的接纳与认同，通常是某一社会制度或政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话语权是通过对话语的生产、传播、接收和转化的控制，影响受众价值观念、行为选择以及控制社会舆论的权力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指向巩固和完善统治阶级政权制度的政治功能和权力体系，表现为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与传播的控制，用主流思想观念引领和支配受众，最终达成社会共识的权力体系。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要素是多维的，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算法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生产、传播、接收和转化等全过程介入更加深远，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从算法技术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带来的影响看，学界从技术赋能和技术颠覆两个视角出发探讨了算法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影响。从技术赋能看，算法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体现为“利用大数据并结合相关算法技术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预测……有利于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和发布信息，快速形成正确舆情导向”^[3]。从技术颠覆看，算法技术“推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变革，涵盖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和话语渠道等不同表征的变化”^[4]。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实践基础发生深刻变革，必须关照和考量算法技术下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条件。

从智能算法推荐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带来的挑战看，学界从话语生产、话语传播、话语接收、话语转化等方面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面临的风险挑战。从话语生产看，“数字化、符号化”的多元话语主体，推动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从现实社会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化，容易引发多样态风险，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性^[5]。从话语传播看，算法推荐以大数据为基础，实现了信息需求的个性化、精准化和定制化，颠覆了传统信息传播模式，掀起了传播技术的范式革命，未来将主宰网络信息格局^[6]。从话语接收看，精准化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实现了话语的过滤或遮蔽，控制着受众的话语选择，导致用户信息“窄化”，逐渐形成思维固化^[7]。从话语转化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实现内容的精准和持续推送，进一步强化受众的‘刻板印象’和‘主观偏见’，限制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牵引作用”^[8]。

从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策略看，学界从优化生产、改进传播、厘正接收、促进转化等方面提出了应对之策。在优化生产上，强调“可以通过‘现金+流量’的方式，鼓励签约的自媒体、机构或个人生产正能量内容，让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9]。在改进传播上，主张掌握智能传播规律，打通智能信息处理的技术关隘^[10]。在厘正接收上，主张通过“优化算法技术兼具多样性与个体性、群体性与公共性，实现信息推送‘千人千面’与‘一人一面’的结合”^[11]，丰富受众信息接收面。在促进转化上，强调努力提高受众的政治素养、网络信息素养和意识形态辨别能力，是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之举^[12]。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化，从影响因素分析、现实挑战研判发展到应对策略等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但也不难看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迭代，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将面临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认识智能算法推荐的基本属性？如何全面分析智能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全过程影响？如何消解智能算法推荐的负面效应并提出应对之策，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应有之义。

随着便携式移动终端的普及，人类真正从信息匮乏走向了信息过载。为解决信息泛滥给人们信息获取造成的困扰，以计算处理复杂数据的智能算法推荐系统逐渐广泛应用，并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改变着思想文化的传播方式、舆论生态和话语格局。

智能算法推荐以满足特定需求为旨向设定算法规则、条件和标准，通过模拟人类智能处理复杂数据，实现大数据计算、精准信息匹配与分发。算法模型作为信息处理工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本质上表现为中性的计算法则，但算法模型不可避免地内嵌有设计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在特定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支配权。

智能算法推荐具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智能算法推荐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技术，从表面看是通过算法模型将用户信息数据与内容信息数据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匹配，从而实现信息内容高效聚合和精准传播。实质上，智能算法推荐在信息抓取、汇聚、分类、排序、匹配、推送的全环节和全流程的信息传播中，巧妙地将一种看似控制自然的数理逻辑转化为话语权力逻辑，逐渐扮演起意识形态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对智能算法推荐的理解必须超越工具范畴，认识到算法技术不仅在信息处理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同时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由于数据本身存在偏见与偏差，各种参数、赋值、转化嵌入了特定的价值立场，算法中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欺骗性和虚假性，智能算法推荐也就从本质上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深刻影响。

智能算法推荐具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支配权。智能算法推荐因介入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传播、接收与转化，产生强大的话语支配权。一方面，智能算法推荐介入话语的生成与传播，重塑生产机制与传播模式。“以智能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技术主导的流变性现代社会，改变了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与权力场域。”^[13]智能算法推荐凭借其技术优势拥有了话语生产制定权、话语传播优先权，决定着受众“想看什么”“能看什么”“看的多少”以及“看的先后顺序”，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模式。另一方面，智能算法推荐介入话语的接收与转化，影响着意识形态话语效能的释放。智能算法时代权力来源的不再是仅仅少数人手里的金钱，多数人手中的信息逐渐成为权力构成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话语信息的接收和转化也成为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和社会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智能算法推荐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决定话语信息接收的对象、内容和范围，影响着意识形态话语信息的效能转化。

智能算法推荐开辟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新场域和新表达。当下“数字技术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无论是主体生存形式还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方式在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了崭新的样态”^[14]。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生产实践活动的调整必然影响社会存在形态，改变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智能算法推荐开辟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新场域。当前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存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数字技术带来信息传播、生产生活、交往学习等社会实践活动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开辟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新场域。抽象的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具象的文化符号或实践活动等载体进行呈现，文化符号的生产方式和实践活动的物质场域一旦发生改变，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必然产生。另一方面，智能算法推荐开辟了意识形态生产的新表达。在物质生产领域智能算法推荐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促进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变革，在精神生产领域智能算法推荐影响着社会意识的产生、传播和认同，深刻调整着精神生产的方式方法。“依赖于算法技术的精神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数理逻辑上的精神生产。”^[15]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让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应运而生，算法的数理逻辑偏见与偏好内嵌于精神生产活动，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生产、传播和认同的路径，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具有算法技术典型特征的观念形态集合。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思想领导权，从静态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要结构，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客体和话语效果等基本要素；从动态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过程，包括话语生产、话语传播、话语接收和话语转化等基本环节。话语权“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16]，是某一社会制度或政权赖以存在的重要支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遵循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律，包括输入、输出、反馈三个核心环节^[17]。分析智能算法推荐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影响，需要着力关注智能算法推荐对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传播、接收和转化等作用及影响。

智能算法推荐助推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智能化转向。马克思曾指出，在一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18]。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家”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具有很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能够对话语信息进行严格把关，不断生产传播与主流价值相符合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为该阶级的政治统治提供合理性论证和合法性辩护。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网络空间底层的信息流动逐渐被算法取代，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者由“意识形态家”转移到智能算法推荐技术上，呈现出高度的智能化特征，传统话语主体逐渐陷入失语的被动境地。

智能算法推荐赋能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精准化实践。海量信息在网络空间中流动，用户陷入信息的洪流中难以自拔，信息与受众精准匹配的难度增加。智能算法推荐凭借大数据对用户的精准画像，能够精准了解和掌握受众的思想动态与价值取向，以受众的需求偏好为导向调整信息传播，有效化解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冗余问题，提升话语传播精准性和有效性，降低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成本，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精准化目标。

智能算法推荐彰显意识形态话语接收的个性化需求。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与接收是人们消除不确定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兼听则明”“兼容并包”是大众传播话语接收的重要理念。“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算法将人类主体视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客体。”^[19]精准测量用户兴趣偏好，使信息与用户之间建立起精准匹配关系，网络空间呈现“我的日报”现象，话语接收由“整体多样化”向“单一个性化”转变。这在有效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受众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面临窄化的风险，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智能算法推荐带来意识形态话语转化的两极化趋势。意识形态话语转化通常以“价值灌输”为主要方式，受众的接纳与认同是意识形态话语转化的重要环节和成效评价依据。智能算法推荐下话语转化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具体体现为算法推荐框定信息接收规则，处于用户视野中的话语内容在“回音室效应”驱动下，大幅提升话语的渗透性和诱导力，能够最大化实现话语效能转化。然而，一旦某主题的话语内容陷入算法偏见之中，便很难进入受众的视野，导致其话语效能转化困难重重。长此以往，两类信息话语效能的转化将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两极化趋势，给社会共识的生成与凝聚带来新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不再是依靠金钱、暴力控制的时代，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掌握在拥有信息强权、占据话语优势的人手中。谁拥有了社会信息生成、传播和流通的权力，谁就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了话语优势，拥有话语主导权。智能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力形态，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中影响着话语生产主导权、话语传播优先权、话语接收选择权和话语转化认同度，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秩序。

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首先表现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话语生产和主导的“资格”，这种资格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中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力、影响力、支配力和批判力。“权力”和“权威”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鲜明特征，强化话语生产的权力，产生话语影响的权威，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重要任务。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由“意识形态家”转移到算法推荐技术上，引发“把关人”离场效应。这一效应下智能化的话语主体在话语生产上单向度依靠算法规则和基础数据，导致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智能算法推荐和奉行“用户至上”的智能话语生成误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导权。

基于时序流行度的智能算法推荐挤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空间。时序流行度的智能算法推荐将单位时间内的点击率、转发率等动态特征作为考量因素，同时综合考虑新闻的信息熵等指标，以便将流行度较高的新闻推荐给用户^[20]。这一智能推荐系统能够有效抢占用户时间，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信息变现能力，而“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21]。为了获取最大化的资本增值，资本利用智能主体的技术优势，机械地重复着对媒介信息的流量价值评估，将网络流量、热度排行等数据指标作为话语生产的唯一标准，忽视话语生产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既不考虑话语的真实性，也不考虑话语的价值性，盲目生成受众关注度高但缺乏价值涵养的话语内容，挤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空间。

奉行“用户至上”的智能话语生成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守望。尼葛洛庞帝曾预言“数字化的生活将改变新闻选择的经济模式，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2]。为增加用户黏性，资本逻辑下的智能主体奉行“用户至上”的话语生成机制，在话语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用户的需求偏好。话语生产的价值判断由公共利益下的“它有多重要”转向数据量化下“它有多少人感兴趣”。媒体平台从社会公共价值的守望者沦为“流量工厂”的经营者。资本操纵下智能话语主体倾向生成受众“最想看到”的，而不是“应该看到”的内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在供给侧上呈现影响力弱化。

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不仅是一个内在生长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与外在多元社会思潮介入和影响作斗争的过程。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不仅面临内部思想观念多元分化，也面临外部西方意识形态的激烈角逐。随着智能算法技术的推广应用，国内外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主要表现在信息传播的优先权争夺上。信息传播从大众化的“大水漫灌”转变为个性需求的“精准滴灌”，催生新的权力中心，形塑碎微化传播语境，消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优先权。

精准推送催生新的权力中心，消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优先权。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主题单一、表达单一、渠道单一、内容单一相比，智能算法推荐能够根据不同的受众需求，实现个性化、多元化信息推荐，其传播主体、内容、渠道等呈现出个性化、差异化的特征。这一传播态势也形成了传播主体由单中心演变为多中心。但“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或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转移，从而在现存的主导性权威结构内部引发日渐激化的紧张状态”^[23]。智能算法推荐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表现出强大的传播力和号召力，抢占了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地位，消减了主流媒体在传统传播格局下一元主导的优势地位，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优先传播权。

精准推送形塑碎微化传播语境，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优先权。传统互联网时代，碎片化是网络空间信息环境的显著特征。但随着智能算法推荐时代的到来，信息环境的碎片化会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一种碎微化状态。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带有深刻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显著特点，往往以“宏大叙事”方式展开。但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新兴媒介将完整的、系统的信息瓦解分割为更加零散的信息碎片，既方便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又增强信息与受众精准匹配，争夺更多关注度。这一语境下“宏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整体性传播面临新挑战，使之不得不以短小、零散和碎微的表征进入网络舆论场域，削弱其在传统传播格局之下的传播优势。同时，碎微化叙事也容易“混乱主体认知思维，削弱主体认知能力；解构内容思想体系，掩盖内容思想实质；分化对象价值观念、离散对象价值共同体”^[24]，不利于构建起受众对其科学完整的认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二次有效传播。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是一个主客体互动的过程。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中，话语主体拥有信息制定权和分发权，规定着受众话语接收的时序和范围。智能算法推荐打破了传统标准化、规范化的信息接收规则，按个人喜好与需求重置了受众的信息接收方式与接收范围，加剧了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带来价值迷失，扩大价值分歧，阻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接收。

“信息茧房”带来价值迷失。智能算法推荐秉持“用户至上”的价值理念，主要根据用户历史项目进行文本信息特征抽取、过滤，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个性化模型，向用户推荐与历史项目内容相似的信息。在这一技术机理控制下，信息受众各自生活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孤岛”上，不断重复接收到定制化、同质化的信息。受众获取多元话语内容的渠道面临被“茧房”切断的风险，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受众迷失在固有价值体系或技术营造的价值标准之中，增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引导和教育的难度。同时，“信息茧房”效应也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传播难度，使之面临“说了传不开”的现实困境，阻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接收。

“群体极化”扩大价值分歧。在同质化信息分发与链接下，智能算法推荐重塑了网络空间的话语互动，用户被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们更倾向于与志趣相投的群体开展交往，与意见相左的人群“隔离”，各个群体之间“抱团取暖”现象愈加明显。而群体极化在话语权构建中主要表现为“由真实内容缺乏的信息囚笼引发的观点极化、由专业理性缺乏的盲目跟随引发的观点极化、由过度感性驱动的价值依附引发的观点极化”^[25]。长此以往，难免加剧各个群体之间多元话语观念的交锋和分化，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扩大价值分歧。此外，智能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渗透、颠覆等活动都极其善用智能算法推荐的手段，依据群体极化原理，故意制造观点对立，激发群体矛盾，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不仅要考察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领导权是否实现，还需要考察该思想观念的社会共识达成度，即受众是否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人意志，这是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关键。智能算法推荐驱动话语转化出现此消彼长的两极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渗透性和排斥性强，导致话语受众理性思辨能力弱化，滋生排异心理和公共性背离。

智能算法推荐助长渗透性，话语受众价值理性弱化。“数字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效率，从而使数字技术对人的潜在控制被合理化了。”^[26]凭借对用户需求偏好、审美乐趣的精准把握，算法推荐在提高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编织出一个极具渗透性的信息空间，抢占受众注意力，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受众价值体系的塑造。长期依赖于智能算法推荐“喂养”的受众，将逐步陷入算法规训的陷阱，其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能动性被弱化，难以辨别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忽视具有科学性、理论性和价值性的话语内容。

智能算法推荐强化排斥性，话语受众滋生公共性背离。智能算法推荐下受众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往往“对符合自己价值偏好的叙事信息会来者不拒，而对不符合自己价值偏好的异质性叙事信息又会一味拒绝”^[27]。他们在选择和接受信息时具有强烈的排斥性。“个体选择有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张力和矛盾，特别是在文化生产机构的利益追求与文化受众的利益需求发生冲突时更是如此。”^[28]当话语受众长期沉溺在算法编织的信息满足拟态世界，容易将偏见与盲从视为真理，将虚假视为客观真实，忽视公共价值取向，滋生对公共价值的排异心理，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话语转化认同困难。

“一种意识形态失去了话语权，也就不可能实现领导权。”^[29]针对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新情况、新挑战，需要顺应技术发展态势，改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成机制，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秩序，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舆论环境，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化认同。

化解话语生产智能化转向带来的挑战，需要从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实践指向出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的能力，通过引导算法、优化算法和规制算法，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价值根基、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努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供给力、凝聚力和批判力。

第一，引导算法，筑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价值根基。一方面，用主流价值驾驭智能算法推荐全过程。技术开发和应用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展开，从始至终要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管制”^[30]。要强化算法开发、应用等全过程监管，建立“党媒算法”，把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算法研发、数据集成与分析、内容处理与推送等各环节之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发声”的影响力。比如，《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人民号”，增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权威媒体深度融合，首创了“党媒算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要以人民性驾驭算法的发展应用。“人是算法技术等工具的使用者，而不是被控制者。”^[31]切实维护和关心人的利益，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应用的应有之义。因此，要在算法设计、应用的过程中嵌入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算法信息生成全过程的人民性主导，尊重人的权利，规避技术伦理风险，强化智能生产的内容审查、道德伦理审查，站稳技术背后蕴含的人民立场，引导智能算法推荐真正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优化算法，提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技术支撑。智能算法是一项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缺陷。从数据供给、分析模型、结果审查等多方面着力，优化算法的技术逻辑，才能推动算法技术服务人类向善向好。一是优化算法的数据供给。数据与信息是算法推荐技术的逻辑底座，直接影响到算法推荐下话语内容生成的价值导向。严格把关数据和信息的入口标准，为算法模型注入主流意识形态数据因子，是优质算法内容供给的前提。二是优化算法的分析模型。分析模型是算法推荐机制下的内容“分拣场”，其设定的标准直接影响算法推荐的输出结果。要科学设置算法模型，坚持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相统一，注重算法模型的公共性与人民性，提高分析模型挑选信息内容的质量，升级算法识别和把关系统，提升算法识别能力，增强算法模型的科学性和可控性，防范其成为资本逐利和权力斗争的工具。三是优化算法的审查矫正。切实提高算法技术的深度学习能力、语义分析能力和风险预警能力，通过加密技术、信息筛选和屏蔽技术等及时防范和矫正算法漏洞。建立“人机协同”的审查矫正机制，在充分发挥智能技术审查优势的基础上，增强价值纠偏的功能，保证信息分发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导向性，强化主流价值守望。

第三，监管算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制度之基。一是强化政府监管，重塑算法治理权威。算法推荐下“政府的社会治理权威不断受到算法权力冲击，政府的公共权力权威中心角色受到削弱”^[32]。政府应积极承担话语生产监管责任，切实组建智能算法应用监管机构，建立平台建设的准入机制，优化监管处置流程，健全算法技术应用监督机制，确保智能算法下话语生产可管可控。二是完善法律法规，筑牢监管制度之网。“法治与意识形态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结性。”^[33]促进算法向善，要聚焦网络信息安全、用户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重要问题，从立法角度明确智能算法的适用场景、行为边界和运行规则，完善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监察体系、问责机制和惩治体系，为智能化话语主体的健康有序运行明确发展轨道。三是促进算法透明，防范算法操纵。要加强对算法相关设计者的监督和引导，鼓励向用户公开算法程序和算法运用过程，推动公开信息收集的范围和“用户画像”的数据要素，尊重和满足公众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防范算法推荐成为实施颠覆意识形态的“幕后黑手”。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建设是适应传播环境新变化的客观要求。”^[34]重塑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秩序，需要创新智能传播技术、搭建智能传播平台和培育善用智能技术的专业队伍，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力。

第一，创新智能传播技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35]智能技术为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提供了新动能，对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应借助精准识别技术优势，了解受众的需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需要创新人工智能技术新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36]。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要善于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式话语传播场域，满足受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信息需求。

第二，搭建智能传播新平台拓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渠道。技术是传播变革的原动力，智能传播平台是重塑传播链的助推器。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智能传播提供了大数据储存、内容智能生产，以及数据内容分析等技术支持，破解了信息过载与精准需求之间的矛盾，让精准传播成为可能。智能传播平台搭建的关键在于重建官方主流媒体的用户链接，从精英主导、社交推荐到个性智能推荐转变，通过融通包括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类媒体平台，依托智能分析工具，打造“一次采集、多元加工、多次发布”的传播平台，实现智能决策、智能创作、智能发布、智能效果分析等基本功能，构建矩阵互补、联合发声，高效、精准、协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新矩阵。

第三，培育善用智能技术的专业队伍，建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量。智能传播时代，一方面传播主体多元化，削弱了传统媒体人的主导力，另一方面，掌握智能化媒体采编与运营的现代媒体专业人才紧缺，社会亟须具有传媒专业素养和善用智能媒体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建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量，一是要提高主流媒体人的政治素养，应对复杂的网络空间，培养其拥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守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阵地。二是要提高主流媒体人的智能媒介素养，引导其转变传统工作观念，主动认识算法、积极适应算法，提升互动化、可视化、个性化内容制作能力和水平，增强舆情应对、智能媒体策划运用等方面的技能，提升智能媒体技术的适应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37]面对算法推荐下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要善用算法技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智能化供给、智能化监测研判、舆论分众化引导，推进舆论治理智能化，唱响网络舆论阵地的主旋律。

第一，强化语言大模型的核心价值对齐，增强话语智能化供给。“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8]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供给不仅要增强内容生产的主体性，精准掌握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热点、焦点、痛点，创作优质话语内容，也需要借助智能算法技术，精准掌握社会民众的信息需求和矛盾冲突，增进话语内容生产供给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构建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的语言大模型，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传播宣传，提升民众的理性思辨能力，以清晰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审视复杂网络空间的舆论斗争。

第二，借助智能算法技术，增强舆论智能化监测研判。海量复杂的舆论信息俨然成为错误社会思潮潜藏的“避难所”，难以甄别、检测和研判。智能算法技术具有精准捕捉、精准分析和精准研判的优势，为净化舆论环境提供了技术支持。借助智能算法技术精准识别、高效筛选，及时捕捉破坏安全稳定的舆论，精确研判舆论演化与发展态势，智能锁定舆论风险源头，及时阻断风险外溢，筑牢安全稳定的“防火墙”和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提升舆论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

第三，善用智能算法技术，实现舆论分众化引导。面对多元社会思潮极化的网络舆论环境，舆论分众化引导，要善于把握智能算法技术具有精准塑造的优势，准确掌握受众不同的认知水平差异，开发多元智能算法推荐模型，精进算法多元参数的评估和测试，增强不同受众的公共议题信息供给，建立个性与共性内容交叉推送机制，实现“千人千面”与“一人一面”相统一，在满足个性需求的基础上，培养认知广度，增强社会黏性，构建安全可靠的舆论生态。

“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由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行动策略三个基本要素构成。”^[39]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化认同也须从认知解释、价值信仰、行动策略等方面着力，通过善用算法技术增进受众认识，增强议题智能化设置促进受众价值养成，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人意志并指导实践。

第一，善用算法技术增进受众认识转化。智能算法推荐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话语转化认同的两极化趋势，也给增进受众认知带来新方法。算法技术实现以用户为核心的信息精准高效匹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准传播提供了新方法，成为增进受众认知转化的重要力量。要善于运用智能算法推荐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度、高效转化。可以通过“全天候感知”的智能算法技术挖掘受众感知偏好，实时反馈受众的思想动态，后台精准调控推荐模型，为用户构建主流价值议题设置，充分实现个人认知偏好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供给的融汇，提升受众的关注度和吸引力，最大限度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性认识和内在转化。

第二，增强议题智能化设置促进受众价值养成。针对智能算法推荐滋生话语受众公共性背离的价值缺陷，要以优化议程设置争夺话语转化优先权，促进受众价值养成。一方面，强化议题智能化设置的主导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引领受众感知真实的国情、世情和民情，潜移默化地增进受众的身份认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议程设置的主导权，主动驳斥错误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增强议程智能化设置的前瞻性。适应且遵从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新趋势，善于因时因地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通过议题设置的时序性与话语内容的新颖性，增强对目标受众的吸引力，围绕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及时回应受众的认知诉求，巧妙设置具有前瞻性的公共议题，让受众积极参与议题、接受议题和认同议题，培育受众养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并转化为指导社会实践的行动。

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0]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取得重要突破，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带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迅速介入话语的生产、传播、接收与转化等话语权构建的动态过程。智能算法推荐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支配权，本质上是话语权的一种新兴形态，能够对话语权构建的动态过程带来持续深入的影响。智能算法推荐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实践基础发生深刻变革，必须观照和考量算法技术下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基础条件。全面审视和研判智能算法推荐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带来的影响及挑战，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有利于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