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民生保障仍然存在短板，尤其是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渐趋凸显^[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扎实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可见，增进社会福祉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典型示范。旅游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可以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有力支撑^[4]。鉴于此，系统探究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对于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社会福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旅游发展与民生福祉的互动关系。有学者从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市韧性等单一层面探讨与民生福祉的时空适配关系^[5-6]，亦有学者深入剖析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动态响应及协调效应^[7]。二是旅游发展对民生福祉的单向影响。绝大多数研究已证实旅游发展可以增强居民幸福感^[8-11]，如Pai等发现智慧旅游技术带来的旅游体验满意度对游客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2]。Wang等证明居民幸福感对旅游发展亦有正向反馈作用^[13]。部分学者运用面板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旅游城市生态建设对民生福祉的影响，认为二者均可增进民生福祉^[14-15]。三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不少学者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16-20]。随着研究的渐趋深入，有学者探析文旅融合对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21-23]，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文旅融合对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24]。虽然有学者运用定性方法探析了文旅融合的社会福祉效应^[4]，但关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如何作用于社会福祉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综上所述，既有成果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社会福祉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关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影响社会福祉的学术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0年至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析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以期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参考。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本质在于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在产品、市场、客源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文旅产业具有跨界融合性、文化体验性和新业态引领特征，可以激发行业投资活力和游客消费潜力，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物质福祉。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与手工艺品制作，有助于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为满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政府与企业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渐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从而增进社会福祉^[25]。另一方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以人为核心载体的社会现象，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品中，通过充分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进而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归属感、安全感和自豪感以提升精神福祉^[26]。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1：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升社会福祉水平。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27]。旅游业凭借需求关联效应、报酬递增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吸引优质生产要素向其他产业转移、流动与集聚，拓展文旅融合产业外延，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28]。同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将文旅元素嵌入到区域相关产业链中，拓宽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范围，促进文旅产业融合业态的内部专业化分工与生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26]。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培育、发展与扩大新兴产业，为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提供内生动力，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协同性和共享性，从而增进社会福祉。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增进社会福祉。

H3：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增进社会福祉。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由于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存在差异，不同省份间存在初始的空间“势能差”，为文旅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强大动力^[29]。新经济地理学重点强调了产业空间集聚的成因，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空间溢出作用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0]。具体来看，通过本地文旅产业的“集聚效应”以及周边地区的“学习模仿效应”，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向邻近地区辐射，进而提升周边地区社会福祉水平^[31]。此外，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驱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形成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促进省份间的跨区域合作，弱化不同单元间的行政壁垒，营造良好的文化旅游消费环境，进而增强周边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26]。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4：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改进的熵值法可以确保不同年份的综合评价指数具有可比性^[32]，因此本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福祉水平。具体过程如下：

将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

其中，Y_ij和Y_ij′分别为正向指标数据和负向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X_ij为第i个省份的第j项指标数值；min X_ij是X_ij的最小值；max X_ij是X_ij的最大值；F_ij为第i个省份的第j项指标数值；maxF_ij是F_ij的最大值；min F_ij是F_ij的最小值。

计算第j项指标的第i个省份的占比：

其中，Q_ij为第j项指标的第i个省份的占比，C为样本个数。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和差异性系数：

其中，e_j为信息熵；d_j为差异性系数。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其中，ω_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D为指标数量。

计算综合评分值：

其中，μ_ij为综合评分值，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福祉水平。

为探究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直接作用，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33]：

其中，SW_it为社会福祉；CTI_it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X_it为控制变量；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α₀为常数项；α₁、α_i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υ_i为个体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剖析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的做法^[34]，运用逐步分析法进行作用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M_it为中介变量，即产业结构高级化(Tsu)和产业结构合理化(Tsr)；SW_it为社会福祉；CTI_it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X_it为控制变量；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β₀、λ₀为常数项；β₁、β₂、λ₁、λ₂、λ₃为相应回归系数；τ_i、θ_i为个体固定效应；κ_it、δ_it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杜宾模型可以揭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适用于大多数空间分析过程^[32]，本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空间溢出效应。借鉴李尽法等的做法^[35]，空间杜宾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SW_it为社会福祉；CTI_it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X_it为控制变量；WCTI_it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滞后项；WSW_it为社会福祉的空间滞后项；WX_it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为地理距离空间矩阵；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γ₀为常数项；γ₁、γ₂、γ₃、γ₄、γ₅为相应回归系数；λ_i为时间固定效应；ρ_i为个体固定效应；η_it为随机误差项。

社会福祉(SW)：本文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为依据，并借鉴已有研究^{[4-5, 15]}，从公共教育、就业状况、医疗卫生、养老保障、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社会服务七个维度构建社会福祉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发展公共教育是增进社会福祉的必然要求，反映社会文明程度，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数等指标进行表征^[15]；改善就业状况是增进社会福祉的基本支撑，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等指标进行衡量^[5]；健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是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保障，以每万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指标进行衡量^[36]；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是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举措，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等指标表示^[6]；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是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措施，以商品房销售面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房销售价格等指标进行衡量^[7]；文化体育反映居民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以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博物馆文物藏品量等指标进行表征^[14]；社会服务体现居民在交通、网络、通信等方面的福祉，用每万人口公共汽车数、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表示^[15]。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CTI)：借鉴已有研究^{[19, 24, 28]}，本文从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规模三个维度构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2)。产业融合资源本底子系统是指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文旅资源禀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等指标加以表征；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是指直接或间接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种支撑要素组团，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消费支出等指标进行衡量；产业融合规模子系统是指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规模效应，以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等指标进行表征。

① 产业结构高级化(Tsu)：参考徐伟祁等的做法，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37]。②产业结构合理化(Tsr)：借鉴袁航等的处理方法，以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38]。

为减小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本文遴选以下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以人均GDP进行表征^[14]。②政府干预程度(Gov)：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使用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进行衡量^[1]。③技术创新水平(Tech)：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发明、创造与革新的能力，以专利申请数量进行衡量^[36]。④对外开放程度(Open)：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进行表征^[39]。⑤信息化水平(Inte)：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以邮电业务总量表示^[14]。

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1年为研究年限。旅游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8)》《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19)》《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2022)》。其余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各省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将其补充完整。

由图 1可知，2010年至2019年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均值由0.134增长至0.308，年均增长率约为7.860%，表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由于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下降至0.270，但在2021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得到缓慢提升。进一步采用空间趋势面分析法探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的总体演化特征。由图 2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趋势线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态势，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呈现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从拟合曲线来看，南北方向拟合曲线相较于东西方向拟合曲线更为陡峭，波动起伏更为明显，即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强于东西方向。

由图 1可知，2010年至2021年社会福祉水平均值由0.177增长至0.371，年均增长率约为6.959%，由于国家对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高度重视，社会福祉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层面上(图 3a)，社会福祉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以广东、上海、江苏、北京为代表的省份社会福祉水平居高，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辐射核心。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的社会福祉水平均低于0.200，说明社会福祉的增长极效应和互补效应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导致社会福祉水平偏低。从四大地区来看(图 3b)，社会福祉水平形成了“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东部地区社会福祉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主要归因于其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展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

为探究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直接作用，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由表 3模型1~模型6可知，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增进社会福祉，H1得以验证。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小，说明社会福祉还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由表 3模型6可知，经济发展水平(PGDP)、政府干预程度(Gov)、技术创新水平(Tech)和信息化水平(Inte)的影响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上述变量对社会福祉具有实质性影响。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为增进社会福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府干预程度的适度加大，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从而增进了社会福祉。高的技术创新水平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促进了社会运行效率与治理效能的双重提升。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促进了知识共享与高效服务，从而提升了社会福祉水平。

由于地理区位的不同，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差异，故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区域^[17]，继而进行异质性检验。由表 4可知，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55、0.565、0.104和0.17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强度呈现“东北>东部>西部>中部”的异质性特征。在“东北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冰雪旅游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培育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和产业链，旅游吸引力不断提升，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促进作用最强。由于中西部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力略显不足，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文旅供给结构，导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弱。

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借鉴已有做法，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40]，继而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由表 5模型1可知，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Kleibergen-Paap rk Ward F statistic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即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进一步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186，说明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的干扰之后，结论依旧是稳健的。②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借鉴俞彤晖的做法，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41]。由表 5模型2可知，AR(1)拒绝原假设而AR(2)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通过了设定检验。具体来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显著为0.086，此结论不以模型设定形式转换而改变，再次证明上述结论的可靠性。③缩尾处理。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进行1%的缩尾处理。由表 5模型3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345，证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④缩减研究样本。由于直辖市是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优越的资源禀赋，故参考王凯等的做法，将直辖市剔除再进行固定效应回归^[42]。由表 5模型4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367，证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

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可以直接提升社会福祉水平，还可能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进社会福祉，故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作用机制。表 6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由模型1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为0.325，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模型2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0.171，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模型3显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共同作用于社会福祉，二者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36，占总效应的11.077%，H2得以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Bootstrap(1 000次)抽样检验，发现置信度为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010，0.055]，未包含0，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再次得到证实，即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6模型1、模型4和模型5检验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由模型4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显著为0.701，说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由模型5可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73和0.074，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2，占总效应的16%，H3成立。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Bootstrap(1 000次)抽样检验，发现置信度为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001，0.025]，未包含0，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再次得到证实，即上述结论依旧是稳健的。综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增进社会福祉过程中的重要路径。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之前，借助Stata软件计算2010年至2021年的全局Moran’s I值。由表 7可知，所有年份的全局Moran’s I值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继而进行LM检验、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显示LM、Wald与LR检验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是最优选择。同时，Hausman检验统计量的值为负数，说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理^[43]。由表 8可知，CTI和W * CTI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的社会福祉水平，还能增进周边地区的社会福祉。同时，结合偏微分的分解结果可知，从直接效应来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显著为0.125，意味着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升社会福祉水平。从间接效应来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影响系数为0.408，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福祉水平，H4得以验证。

基于2010年至2021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剖析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时空特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时序上呈现“N”形波动演化特征，且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强于东西方向。社会福祉水平逐年上升，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异质性空间特征。第二，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东北地区社会福祉的正向促进效应更为强劲。第三，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增进社会福祉过程中的重要路径，且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高社会福祉水平。基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强于东西方向的特征，应强化南北协调与东西互动，加强南北地区文旅公共服务共同体建设，开发当地文化主题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旅游等特色旅游路线和文化旅游产品，举办文化创意产品展览、文化节庆等活动，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对于社会福祉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应加大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区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提高生活便利性与舒适度，增进社会福祉。

第二，发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福祉效应，构建异质性发展机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福祉的作用强度存在区域差异，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增进社会福祉。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转移优质的文旅资源要素，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中西部地区应挖掘本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联合体，打造文旅品牌和精品项目。

第三，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效应，强化省份间的跨区域合作。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其关键在于解决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问题。政府应推动文旅产业与农业、体育、科技等多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文旅产业链条上下游的紧密衔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与优化升级。同时，省份间应构建跨省协同联动发展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和边界，定期召开省份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联系会议，加强文旅资源要素的流动、整合与共享，促进文旅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通，增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