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核心议题^[1]，推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叙事均是在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范畴，其中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亦是关键环节。从实质上讲，政治活动主要指的是党和国家的行政活动，政治生态在实践中更多指的是行政生态，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水平根本取决于执政党引领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程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次内涵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给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近年来在行政活动中，“鸵鸟式”“躺平式”“侧卧式”干部频频冒头，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政务氛围，对其加以治理并形成良好行政生态迫在眉睫，学界随即亦展开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的叙事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叙事话语一经提出，立马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而将其延伸至政治领域并具象化为行政生态治理则是热点中的前沿，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叙事的深入挖掘，并明确对行政生态建设提出更高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孙立平便指出我国走的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政府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3]，与黄卫平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不谋而合^[4]，二者皆在强调行政活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任剑涛则进一步从政党改革视角提出，“一个现代政体的建构和对于政治现代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是不是能够避免改革失败，并真正走上现代国家健康发展轨道的决定性条件”^[5]。此后程赞等从现代化发展效果上，指出中国闯出了一条基于国情自我发展的现代化之路^[6]，庞金友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世界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国内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7]。与此同时，以政治道路叙事为主线的现代化发展思想，对党引领下的行政生态建设与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譬如曾小锋等指出现代化对执政党提出了营造高效政治氛围、构建清明政治生态的诉求^[8]，胡剑则进一步强调在政治活动中自我调整夯实国家治理能力尤为必要^[9]。二是对行政生态概念及其治理现代化的衍生拓展。部分学者肇始于政治生态概念，向下兼容审视行政生态的内涵，比如郝宇青指出政治生态可以理解为政治制度规范、主体行为方式、文化心理等政治活动要素相互作用而成的总体状态^[10]，杜运泉则将政治生态具象化为党领导下的政府行政环境^[11]。具体至行政生态的要素构成，熊光清明确其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制度、规范的政治行为和健康的政治意识三个要素^[12]，齐卫平则从党政联结视角分析党内政治生活与国家行政环境的演化逻辑^[13]，柳宝军进一步将其细化至生命、环境、价值和行为四个系统单元^[14]，逐步将党内政治生态延伸至党政结合的行政生态。此外，侯松涛还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包容”特征，类比评价出党政环境的兼容性成长、开放性顺应和包容性自我修复的现代化特质^[15]。显然，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角度助推行政生态向治理现代化延伸拓展，既涉及到行政生态治理的概念、要素、特征等范畴的内在建设，又从现代化角度注重评价、测度、修复乃至重塑等行动逻辑的外部介入。三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审视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叙事的转变突破与未来指向。叙事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从学理性角度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叙事架构化再现，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技术和方法四个维度。其一，在理念叙事创新上，张晋宏等提出党内政治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6]，徐龙建将其视为践行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17]。其二，在制度叙事建设上，刘继荣提出党引领下的政治活动要坚持以法规制度建设为抓手的常态化治理^[18]，卢艳香等提出巡视监督的政治问责制^[19]，林婷提出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制度治党、精神塑党的内在统一^[20]。其三，在技术叙事转变上，杨慧提出用大数据重塑行政活动规则^[21]，李金兆等尤其重视互联网给政务服务带来的重大行政生态变革^[22]，陈朋则提出用监测预警倒逼行政生态治理向定量优化转型^[23]，汪金玉强调用算法嵌入助推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24]，余绪鹏进一步提出用数字技术嵌入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热情^[25]。同时田湘等认为技术加强了政府与公民的联系^[26]，张会平等也认为技术提升了不同地区的行政生态优势^[27]。其四，在方法叙事突破上，高振岗提出一个可量化的指标模型，通过细化指标对行政活动进行观察度量和分析测度^[28]，刘京希评价某一地区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态健康状况，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修复性措施^[29]，彰显出指标叙事在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中的方法论意义，为保障行政活动有序运行提供了可规范、可量化、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综上所述，学界已把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不断对行政生态及其治理的概念、内涵进行挖掘，另一方面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对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叙事模式进行多维度分析，其中在方法维度上取得指标叙事的突破。指标治理正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科学方法，丹尼尔·考夫曼等将其分类为规则性治理和结果性治理^[30]，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其在生态治理^[31]、公共治理^[32]以及企业治理实践中应用，验证了指标叙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33]。可见，现有研究有利于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但也标识出指标叙事的潜在探讨空间。其一，本研究进一步延伸对行政生态指标治理的学理挖掘，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进行方法要义的叙事解析；其二，对表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实践需求，构建包括党政主体、政务行为、政治场域、行政目标四个维度和若干指标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标叙事模型；其三，选取典型案例增强理论阐释力，从S省X县实践层面进行评价、归因与恢复的贯通式研究，将数字技术与量化方法相结合以营造风清气正的行政环境。基于此，本文在借鉴既有观点的基础上，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旨归，围绕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为中心展开指标叙事，从方法、内容和实践三个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方法内涵、范畴构建和实践向度。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覆盖至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众多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内涵在实践中聚焦在行政生态治理之上。行政生态指标治理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任务，追踪政治实践需求而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实践思路。其中，新时代是历史定位，行政生态是生成的客观外在环境，实现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主观建设内容，而指标叙事是可采用的主要方法，这些共同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之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专门性顶层设计文件将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向战略层面^[34]，随后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叙事范畴日益丰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与现代化概念联结，从逻辑关系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着眼点与落脚点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内在统一，具体彰显出“五大特征”^①。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35]，行政活动也不例外。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出由“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演进路径，又体现出现代化的内容范畴由“四化”到“五化”^②的飞跃，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最高层次，即实现由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由物质基础“硬实力”向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软实力”的跨越。不难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概念，其政治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多层次，既包含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诸如制度、理念、法律法规等，又包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诸如政务服务、纪检监察、社会保障、行政生态治理等。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范畴覆盖面广，既包含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精准扶贫等民生领域，又包括党的建设、行政事务、国防军队建设、纪检监察等党政军方面。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法多样性，既要依靠历史性经验总结实现归纳与演绎、经验与创新的统一，也要支持技术与理念的创新性方法实践，诸如量化研究、指标化测评等方法融入。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间遵循周期性。“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党的二十大同时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建设周期上体现在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心落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36]，“最大的政治”话语表达是洞察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建设基本规律的最新论断，充分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以自我革命为动力、以科学治理为手段的行政生态建设旨归。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② “四化”是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五化”是指“四化”加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行为，从属于政治，政治生态决定行政生态，厘清行政生态的内涵首先要理解政治生态的要义。政治生态作为“舶来品”式词汇，国内学界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概念研究，王沪宁在《行政生态分析》一书中，将行政活动的外部影响因素拓宽至经济、文化、心理、宗教等，并分析了政治圈、经济圈和文化圈与行政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37]37，开启了从行政生态视角审视政治生活的先河。21世纪之初，刘京希在《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一书中正式提出政治生态学概念，开始借鉴生态学原理探讨政治体系内部及其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关系^[38]，并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而趋于成熟。而在西方政治学领域，政治生态一词更贴近于生态政治概念。20世纪50年代，约翰·高斯就提出从生态视角研究行政活动，认为“了解生态环境的各种因素是阐释行政行为的唯一途径”^[37]27，其后雷格斯提出“只有以生态学的现实——亦即从非行政的因素去观察才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与行政”^[39]，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也用生态问题质问政治问题，“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40]，阐释了政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将生态概念寓于政治学领域之中，进行政治批判的意味更浓，诸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绿党等政党活动。随着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政治生态获得更多的生态学意义，开始逐渐应用于政治治理领域，转向注重处理政治活动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形成一种围绕政治活动的类生态含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政治生态的研究始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进而蔓延至政治学领域，开始注重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及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长期积累的行政贪腐、权力寻租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的要求^[41]，学界对政治生态的研究进入高潮。自此，政治生态概念由类生态学转向类政治学，研究目的更倾向于用生态学意义来纠正政治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破解行政实践中的待解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体系，但是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行政治理效能，则需要运用科学的治理技术和方法营造良好行政生态以激发制度势能，其中量化指标评价是经实践检验的可行性方法。量化指标评价是基于数学与统计学的指标化评价方法，对事件的发生与结果进行统计学描述、归因分析与量化评价，其优点在于能够精准分析并得出客观结果，但对意识、思维、情感等主观体验难以描述仍需加以考量。指标体系构建是量化评价的基础，单独一个指标无法描述事件整个过程和结果，多维度现象级数量指标相互联系且构成有机整体，才能客观反映事件全貌，这些多维度指标就构成了量化指标体系。从研究方法的本质来看，量化指标评价方法仍旧是从客观表征现象观察归纳出事件本质的推演行为，但却规避了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主观性，彰显出量化指标评价的有机整体性和客观真实性，为行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提供了约束手段。

更微观地聚焦党领导下的行政活动，行政生态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平衡协调氛围^[42]，而行政生态治理指的是运用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对行政系统进行整体观察分析，从而揭示行政过程的基本规律和走向规制，重点强调的是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43]。需要说明的是，行政生态不同于政治生态，但又属于政治生态范畴。具体来讲，行政生态是政党内部组织形态以及由执政党领导下的公共行政事务形态的融合，是政治生态在国家公共行政领域的具象化表达。在我国，行政生态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政府管理社会生产生活的公共活动，更多地着眼于政治职能^[44]。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话语概念，在实践中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场域、治理能力等多要素的相互联结，并服务于治理目标的综合状况。行政生态治理是关乎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及其周边环境的有机整体性活动，折射的是一个地方行政活动的大环境和大趋势，单一评价方法(结果性评价或过程性评价)、单维度评价视角(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中一个维度)等均不能诠释其全貌，而具有逻辑关系的量化指标体系则是较为恰当的整体性有机评价方式。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来审视，指标叙事是实现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代性方法，主要是指通过量化指标体系对一定区域的行政活动状况进行信息搜集、量化透视、归因分析，以及提出恢复建议的一种科学评价方法，其前提是构建合理的量化指标体系。具体来讲，在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指标化评价体系构建中，通过外界数据信息输入与内部能量输出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累计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mechanism)，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45]17，保持住一个区域内行政活动的生态健康动态平衡，在概念、内容和方法上均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基于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模式，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维框架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框架的双重逻辑，且亟须对二者进行整体性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作为创新性政治活动治理模式，是对一个地区行政生态状况的客观真实表达，细化的指标体系可以直观认知到行政生态静态状况，以及据此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动态优化措施。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指标叙事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方法，并非是在经验总结中主观形成，而是在政治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政治实践的双重政治叙事论证中科学构建而成，蕴含着丰富的理念原则、理论基础和内容要素等具体范畴。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的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构建，需要从构建理念上遵循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理论范式与行政活动实践经验的双重逻辑。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是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从政环境治理提出严格要求，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46]，“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47]，“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48]，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篇章，同时将党领导下的行政生态治理上升至党的自我革命高度。其二，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突出问题，以铁腕整治腐败、肃纪正风，严抓党的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聚焦“七个有之”、纠正“四个作风”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着力清除行政活动中的不良“雾霾”。其三，部分地方和单位已探索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和公有制单位不断强化行政活动建设，探索使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评价、测度以及恢复本地或本单位行政生态，取得一些成功经验，诸如北海市、淮安市、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成都新津区等地方政府探索基层行政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又如南方电网、中石油等公有制单位试点企业行政生态监测预警与恢复研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的指标叙事提供了典型样本。其四，对党史上的良好政治生态经验的有益汲取是行政生态治理的学理支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便非常重视政治生态建设，“十个没有”^①成就了“延安时期政治生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标杆”^[49]，“六个又有”成就了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又一标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0]，为新时代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树立了多重标杆。其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起点和目标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对政治生态治理现代化以及具象化的行政活动指标叙事提出了现实需求，同时后者也为前者创造了实现的可能条件。

① 毛泽东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中说到“十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参见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构建，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特征结合起来。其一，坚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多层次与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系统性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多层次决定了行政生态内部的复杂性，更进一步决定了行政生态指标评价体系的繁琐性，这就要求实现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指标构建应具有系统性。其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覆盖广与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开放性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范畴覆盖面非常大，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视阈下构建行政生态指标化评价体系，需要采用开放式的方法论，以保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进行全覆盖。其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多样性与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动态性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具有多样性，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还需要更为科学的量化演进，决定了行政生态指标体系根据国家治理方法论的变动而进行的动态调整性。其四，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周期性与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的导向性相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非一日之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21世纪中期的考核目标，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性，也就决定了行政生态治理的指标叙事构建应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导向性，即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周期性规律，分期分阶段完成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标叙事的体系构建与迭代更新。

指标叙事作为一种治理现代化的方法，其构建不是凭空猜想而来，而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预见背景下，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指标叙事更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诠释其理论基础可彰显指标化的科学性。其一，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一般被视为研究东亚现代性的理论^[51]，最早由涂尔干、韦伯等人提出并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已经进入现代化阶段，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意指尚未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观点。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实践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理论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以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导的一种理论观点，机械化照搬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则有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桎梏。诸如拉美等国在输入西方特征的现代化制度理念后，并未取得成功，而是走向相反的一条失衡道路。基于他国的经验教训，现代化理论嵌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之中，应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模式，而不是一味照搬，应主动掌握并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体系。其二，生态系统论。生态系统论是生态论与系统论的叠加组合词汇，既包含着生态学观点，又孕育着系统论思想。一般来讲，生态系统论将生态学、心理学、系统学等众多学科观点融入个体的发展模型，强调处于发展中的个体始终嵌套于一个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且在系统中多个发展个体之间以及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最终形成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与宏观系统四个环境层次的嵌套式结构模型。诸如戴维·伊斯顿等学者将生态系统论思想运用到政治学领域，“我将继续把政治生活当作是一个被各种不同的环境所包围的系统。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始终有可能受到来自这些环境的压力”^[45]1，意指处于政治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周边环境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形成政治活动参与的主体、客体、媒介与环体。其三，政治生态平衡论。生态界是一个伴随着优胜劣汰、相伴相生的完整平衡系统，政治生态同样如此。基于生态平衡理论的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更应该是满足各指标之间拥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完整系统。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相生相伴、相生相克等平衡制约关系，政治领域同样在模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形成政治生态平衡，其深层次是权力相互制约与监督。假如某一地区或单位内出现行政生态失衡，即权力不受约束或超越监督，则其内部行政生态平衡性被打破，行政活动中极易滋生出贪污腐败等政治权责失衡困境。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夯实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基于政治生态平衡理论的中国特色行政生态指标化研究，既要弄清楚平衡中国特色政治实践的工作机制，又要构建测评符合中国特色行政生态平衡状态的指标体系，从而营造出有别于西方的政治活动的行政环境氛围，调节当地政治活动行为和政治组织内部结构，保持一个地区或单位的行政生态健康平稳发展。

行政生态是多主体相互作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有机系统，从其静态表现上反映出一个地区或国家在此刻的政治活动全貌，内蕴着政治活动主体、行为、场域、目标等若干要素在内的有机生态系统。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生态治理语境中，行政主体包括了参与行政活动的政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等，在治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政党引领；行政行为包括了行政活动中的治理手段、技术赋能及其凝结而成的行政能力，在治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政务活动；政治场域包括了行政活动中的各类场景及其周边环境，在治理实践中形成行政风气；行政目标则直接表现为行政活动要达成的治理现代化效果。基于此，以指标化构建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叙事模式时，其指标构建内容是对上述要素及其实践表现的评价，其指标实践向度为测度评价、偏差归因与优化恢复三个模块。具体来讲，基于一个完整的行政活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的指标叙事体系，主要包括党政主体、政务行为、政治场域、行政目标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个评价监测指标，整体上形成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指标叙事模型(如图 1所示)。

“主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概念，是指事、物、人的主要部分。顾名思义，行政主体是行政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传统意义上是指行政权力的占有者和行使者，诸如政党、政府以及公务员等，而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语境中，人民群众也是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主体。其中，政党是政治活动的引领者，对行政生态治理主体的评价主要聚焦在政党这一引领主体上。党政主体作为组织政治活动的主导者，其性质决定政治权力的性质、行使目的、行使效果，主要活动空间聚集在执政党内部范畴，包括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活、制度以及监督三个评价子系统以及若干细化评价指标。其一，党内生活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生活体系和党内生活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党内生活体系包括党日制度、“三会一课”制度、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二级指标；党内生活能力包括“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等二级指标。其二，党内制度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制度体系及党内制度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党内制度体系包括以党章为根本制度、党规党纪为基本制度以及条例等为具体制度的制度体系完整性；党内制度执行能力包括党章、党规党纪以及具体条例的落实程度。其三，党内监督子系统主要包括党内监督体系及党内监督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制度是否完善、监督机制是否健全等；党内监督能力包括党内监督是否实施、党内同级监督是否落实等。

政务行为是实现行政活动党政主体、环境场域以及行政目标直接相互发生作用的中介桥梁，主要包括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人事服务等评价子系统以及若干细化评价指标。其一，行政机构是政治活动的媒介平台与活动载体，其改革主要包括行政机构改革体系和行政机构改革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多轮行政机构改革，以最优化的机构设置来最大化地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其二，公共服务是行政活动的关键考量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能力两个一级指标。行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行政生态状况同时也是行政活动结果的体现，即展示在公共服务活动之中。其三，人事服务是确保行政活动顺利实施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人事服务体系和人事服务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其中做好选人用人以及人事安排是保证一个地区或单位保持良好行政生态的关键。

行政生态治理叙事是基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理念的评价综合体，其内蕴着行政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繁杂联系及影响，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组织场域维度。行政生态治理叙事体系的组织场域维度外化为党风廉风、政风环境以及社会风气三个评价子系统以及若干细化评价指标。其一，党风廉风是行政生态的根基，主要体现在党员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两个一级指标。党员价值观培育包括党内领导干部能否秉承“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52]，在实践活动中表达为党风；党员价值观践行主要是指党内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导干部行为准则等价值体系的践行程度，在实践活动中表达为廉风。其二，政风环境是行政生态的直观表达，主要体现在政风环境培育体系和政风环境营造能力两个一级指标。政风环境培育体系主要是指对党政机关政风清肃的制度、规章以及附属其上衍生活动约束规范体系，具体表述为是否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价值观；政风环境营造能力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公检法司的严谨性、公共服务的公道性等实践活动。其三，社会风气是行政生态的最终体现，主要体现在社会风气培育体系和社会风气营造能力两个一级指标。社会风气培育体系主要是指通过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廉政行为进行约束教育，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公平正义氛围培育的制度方案；社会风气营造能力主要是指党员干部通过自身的健康施政、执政行为，影响并提升社会公众的整体参政、监督等能力。

目标是行政活动要达成的治理现代化效果，可以从效果层面清晰地识别或接受到政治活动的运行状态，并以评价的方式体现出目标达成度。行政生态治理叙事体系的目标维度主要包括制度评价、清廉评价以及绩效评价三个评价子系统以及若干细化评价指标。其一，制度评价子系统主要包括制度评价体系和制度评价能力两个一级指标。制度评价体系包括党政机构设置情况、评价制度制定情况等，制度评价能力包括评价水平、评价质量以及评价方法等。其二，清廉评价子系统主要包括清廉评价体系和清廉评价能力两个一级指标。清廉评价体系包括清廉考核制度、清廉奖励制度等，清廉评价能力包括考核方法、考核质量等。其三，绩效评价子系统主要包括政绩绩效评价体系和政绩绩效评价能力两个一级指标。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重大民生项目建设情况等评价制度，绩效评价能力主要包括评价方法、评价质量、评价路径等。

当前学界对指标叙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识别评价、测度归因或恢复重构某个单一模块上，而缺乏对指标叙事进行评价、归因与恢复的贯通式研究。基于此，从中国式现代化视阈审视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活动，可以从实践向度层面构建起评价、归因与恢复的三段式指标叙事模块。

评价指标是对一个区域或单位行政生态的“精细画像”，采用的主要指标包括党政主体、政务行为、政治场域、行政目标4个评价维度，12个评价子系统以及若干个一二级评价指标，其中党政主体表达为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监督，政务行为表达为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和人事服务，政治场域表达为党风廉风、政风环境和社会风气，行政目标表达为政治制度评价、政治清廉评价和政治绩效评价，各个评价子系统又可细化为2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个二级指标，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行政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在表 1中的行政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个二级指标被赋予不同的指标属性，且可以根据指标属性监控预警某一地区的行政生态健康状况。其中，约束性指标是指行政活动中的“必选动作”，一旦约束性指标没达标则可直接警示该地区或单位并立行立改；参考性指标则是行政活动中常规选项，根据某一地区行政活动对某一指标的完成度给予赋分，将所有指标所得分值进行加权计算，即可得出该地区或该单位行政生态健康状况，同时可根据得出的总分值所处的区间决定是否对该地或该单位行政生态给予预警或下达整改通知单。

行政生态评价指标科学不科学，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予以测度检验和评价归因。笔者及所在团队从2018年起持续跟踪S省X县行政生态治理状况，并将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嵌入其中予以检视。X县位于S省省会城市都市圈内，是都市圈远郊县，辖区面积330平方公里，以平原地貌为主，兼有少量丘陵和水面。X县辖1街道10镇1乡，常住人口近50万。2018—2024年县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接近10%, 2024年超过530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连续位居S省十强县行列。X县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打造以智能制造、农业博览和全域旅游为主的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吸引了3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X县规模以上企业245家、上市公司40余家，位居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前列。根据上述行政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以X县为例对该县行政生态进行全面“体检”，“精细画像”刻画突出问题并进行测度分析，评价归因结果见下表 2。

从结果上看，由一二级细化指标赋值并进行区间测度分析，X县行政生态治理虽已取得丰硕成就，但尚存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领导班子担责意识不强、政治意识言行不一、关键领域腐败现象依旧存在、党规党纪常态化教育机制未健全、人民群众满意度还不够高等。在对一二级指标进行细化分析基础上，归因于行政活动日常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官本位表现，其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宗旨意识、推进自我革命的改革意识、“初心使命”责任担当不够强，贯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经验尚不丰富，部分党员干部在小富则安、小盈则满的地域保护意识中迷失了自我，亟须在行政生态恢复中完善自我。

对一个地区或单位进行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标叙事评价和归因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良好行政生态。恢复力作为一个生态学概念，最早用来表述生态系统面对外界力量介入破坏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将恢复力的生态学意义衍生至政治学领域，则产生行政生态恢复力概念。恢复力概念的阐释需要具有两个基础性条件：一是行政生态遭到“污染”，二是有可行性的净化措施。结合X县行政生态归因结果，制定出X县行政生态恢复力指标叙事模块，如表 3所示。

恢复力指标是行政生态治理指标体系的关键环节，其制定出加强和改进行政生态脆弱点的长效措施，建立起的恢复力体制机制优化行政生态至最佳状态。针对X县行政生态评价的指标测度和归因结果，有目标性地解决问题来构建恢复力指标体系，对行政生态治理均能起到机理恢复作用。通过上述指标叙事对X县行政生态健康状况进行测度检验和评价归因，对其进行优化恢复的措施主要聚焦四个维度：一是从政党主体层面有计划地开展规范化、制度化的党内教育活动，重点是做好强化初心使命观和党规党纪教育的规范化建设，把理想信念问题提高到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这一空前高度上来^[53]，同时用制度化学习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真正发挥出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重要途径的显著优势。二是在政务行为层面开展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制度建设，重点从行政机构改革、一站式公共服务、人才选拔制度以及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效能建设，及时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54]的政治愿景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行动，充分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优势。三是在政治场域层面营造全党、全民、全社会共同监督参与的政治氛围，重点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头脑、用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净化党员干部内心，以及用新时代廉洁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营造健康社会氛围。四是在行政目标层面瞄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开展工作，重点是平衡好政治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用约束机制和群众观点来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诚然，X县行政生态优化恢复举措具有内在特殊性，但其所覆盖的主要维度，也具有适用其他县域行政生态治理的普遍性特征，值得其他地区或单位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备工程，以指标化构建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叙事模式和实践逻辑是实现这一工程的科学方法论。将政治理念具象化至行政活动，上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下到县域治理纯净化，都离不开行政生态的庇护，强化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行政生态治理至关重要，找到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法是关键，指标叙事方法是较佳选择。基于此，本文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化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以及政治生态平衡理论等基础理论，用指标叙事的方法尝试性构建包含党政主体、政务行为、政治场域、行政目标4个维度，12个评价子系统和若干个一二级评价指标的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并将评价指标模块嵌入X县进行全面“体检”，在实践中“精细刻画”X县行政生态的测度归因指标模块，刨根问底积极构建优化X县行政生态的恢复力指标模块，从科学方法和理论创新角度尝试在解决问题中完成X县行政生态机理的恢复。在构建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行政生态治理经由评价、归因与恢复三段式设定出近百个一二三级评价指标，既在叙事逻辑上形成指标一体化的贯通式表达，又尽可能观照到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诚然，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仍在丰富发展中，总体目标都是为了通过指标叙事完成对行政生态治理动态的实时预警、定向分析、系统把控和靶向整改，以健康的政治生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指标叙事在行政活动中的方法要义、涵盖范畴与实践方向。具体来讲，指标叙事可以从细化指标上监测一个地区或单位的行政生态健康状况，通过对其全面“体检”找出可修复之处，从而明晰党政主体职责、优化政务行为规范、净化政治场域氛围以及助力行政目标实现。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愿景来看，推进行政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规律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也应遵循周期性规律，这就要求在注重指标量化研究的同时，也要注重行政活动的周期性和过程性，诸如评价周期设定多久合适、评价标准是以静态结果为主还是以动态过程为主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在今后实践中予以完善，避免行政生态治理的指标叙事跌入数据形式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等文字游戏陷阱。基于此，本文亦有以下可深化研究之处：一是本文选择S省X县作为单一考察样本，单案例研究难免存在局限之处，未来可进一步进行多案例的比较研究；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可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考察，指标叙事仅仅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未来还可以从人工智能治理、制度化建构等多维度进一步解读，为其他地区或单位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总体上，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行政生态治理指标叙事研究仍需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终极旨归是涵养一个吻合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