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文明建设的理论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回应，中华文明的话语建构“对于延续中华文明根基、增强文化自信，打破西方现代化文明叙事的话语霸权，维护世界现代化文明多样性、树立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等具有重要意义”^[1]。检索学界关于中华文明建设推动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包含五个方面：一是以各种内在的先进性特质推动中华文明建设。吴新文提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坠，离不开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质、变通性特质、学习性特质等多重因素的驱动^[2]。李凭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而毫不断裂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品质，这种勤劳与勇敢品质外化为坚强与智慧，将推动中华文明的辉光日新与持续发展^[3]。二是以“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华文明建设。陈殿林等基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域，认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开启是文化形态与文明主体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现实历史情境中”相互交融的结果，未来也应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持续增强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4]。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中华文明建设。辛向阳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人民观、政治观、文明观、历史观”来看待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考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逻辑，是推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必由之路^[5]。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建设。杨凤城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从坚实的物质条件、有力的思想引擎与完善的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加速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6]。庞虎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筑牢了中华文明的社会基础、拓展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内涵、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因子，成功促成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迸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7]。五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建设。张晓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主体性”明确建设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以“第二个结合”阐明建设中华文明的实践方法，以“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打造建设中华文明的实践场域^[8]。高晓虹等认为，要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守正固本、创新赋能，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9]。

学界关于中华文明建设推动力量的研究，为如何建设中华文明勘定了大致的理论框架，但上述研究并未深度触及中华文明建构的主体因素，也就是未谈到究竟是谁在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问题。建设中华文明，必须认识到历史主体是中华文明的“活的源泉”，充分发挥和凝聚历史主体的合力。精神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盛之基。深入挖掘历史主体在建设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要深入阐释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建设中华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才能证成中华文明“何以出场”“何以在场”及“何以发展”的历史逻辑。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10]，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于什么是历史主动精神，代玉启等提出，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对“复杂多样的形势作出精确判断，进而精准施策，勇于开辟未来的精神品质”^[11]。张思军等认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生成的精神品格。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思想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信仰基础，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实践依据”^[12]。侯衍社认为，历史主动精神主要包括“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五个方面的具体内涵^[13]。张士海等认为，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引领时代潮流，自觉担当历史使命，精心谋划历史宏图，勇敢开创未来的精神品质”^[14]。总之，在学术界视野中，历史主动精神涉及历史建构主体、历史发展形势与历史发展动力，是历史建构主体针对历史发展形势，未雨绸缪、敢于担当、勇于斗争，从而形成引领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学者们将历史主动精神视为推动力量，关注了以历史主动精神助推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构建高校“大思政课”育人体系及时代新人培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程、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发展等论题，彰显了“我们党以更加强烈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坚定决心和信心”^[1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增强历史主动”^[16]的基础上，继续强调“伟大的历史主动”^[17]，成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建构的重要视域与方法。

就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关联性研究而言，在中国知网以篇名“中华文明”+篇关摘“历史主动”进行检索，截至2025年4月仅有3条数据，分别是《从创造新文明到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百年探索与实践路向》^[18]、《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19]和《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20]。上述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秉持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攻坚克难，推动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历久弥新，但却未谈到“为什么要”“何以能够”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建设，这就为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的研究留下了可深入探索的空间。

本文以历史主动精神为视域、以“理论内核—现实需求—实践支撑”为逻辑框架，形成解决以上三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要求：一是从“是什么”的视角探究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核。“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产物，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华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是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从“为什么”的视角探究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当下世界各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冲突频发，主动应对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建设与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条件。三是从“怎么办”的视角探究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建设的实践支撑。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实践支撑，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动中不断发展与完善自身。“两个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产物。深入研究以历史主动精神建设中华文明，有助于从整体性与方法论视角进一步阐明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架构、现实需求与实践支撑，明确阐释中华文明的建构必要性及发展可行性，突出历史主动精神及其背后的历史主体在建设中华文明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化进步，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

历史主动精神是在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创造人类新文明、开辟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精神，“两个结合”就是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产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21]重要论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文化主体性”两个重要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这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社会主义事业延续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理想信念层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充分结合的道路，决定了中华文明既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文明目标，又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发展具体实际，突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明特点和文明气质。从历史传承层面分析，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文明的独特民族性，也决定了中华文明建设实践绝不是为了谋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特殊地位，而是一种能够包容世界其他一切优秀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现实发展层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下的道路，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改革创新、协调发展、生态美丽、兼收并蓄、合作共赢的文明性质。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样态，必然会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历史主动精神发挥过程中，不断展现出其超越西方文明的更高层次文明面相。

“第二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作为“舶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本土”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涉及对“文化主体性”本质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23]，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调。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也都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层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4]，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魂脉”地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地位，“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5]。“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历史主动精神的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具有高度的理论原创性。

“第一个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物质与制度层面支撑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第二个结合”注重对新文化生命体的建构，突出了中华文化的文化主体性，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支撑着中华文明的深入实践。“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的必由之路，随着“两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华文明的价值性与引领性将更加突出。

中华文明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涉及“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对外性”问题。“两个结合”的建构过程，既涉及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也涉及以开放包容姿态发展文化的问题，文化的主体性与开放包容性又是文化守正创新的内在要求。基于这一逻辑，“两个结合”必然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建设在新时代深入开展。

其一，在坚持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推进中华文明建设。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第二个结合”建构的价值旨向与内在要求。“第二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6]“第二个结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世界历史的内涵；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了世界历史的未来”^[27]。建构与巩固中华文化的文化主体性原则内嵌于“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结构与内在要求之中，也是建设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命题与基本原则。以“第二个结合”所表征的文化主体性为原则，明确了中华文明的建构主体与价值坐标。首先，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中华文化的建构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8]，体现在中国人民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文化的原创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创建程度，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立场，中华文明的建设实践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实践目标。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坐标。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26]，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为建设原则，中华文明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态，是在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标识的中华文化，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自主性文化，是随着历史与时代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思想内涵的主动性文化。

其二，在坚守开放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成就得益于中华文化内嵌的开放与包容的精神特质，主动开放与传播中华文明、包容与吸收外来文明，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活力的关键。汤因比曾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9]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合理融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与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华文明，并在其现实性上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作为“全新的文化起点”的中华文明，一方面吸收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体现了其开放包容的面相，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就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征的鲜明体现；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必然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建构自主性的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在新时代坚持开放包容是始终保持中华文明活力的重要来源，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建设中华文明，就是要学习与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兼收并蓄地熔铸古往今来的各种知识、理论、观点和方法，积极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优秀文化三大资源中汲取养分，处理好“马、中、西”三者关系，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合理内涵，推动中华文明建设在新时代的全面展开。

其三，在秉持守正创新原则基础上建设中华文明。“两个结合”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守正创新精神的鲜明体现，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守正是以创新为目的的继承。具体而言，首先是“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中华文明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基础，建设中华文明是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必然举措，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建设中华文明的前提条件与应有之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文明建设必然继承了自我更新机制，这一更新机制体现在：一方面从中华文明建构历史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创新体系；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不是“完成时”，而是需要随着时代之需、人民之需与社会之需不断创造新理论、新概念、新话语、新机制。“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6]，中华文明要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其次是“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凝结，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表征。中华民族传承数千载，历经忧患而不衰，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而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中华文明就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建设中华文明，就是让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文明滋养和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一就是将“中华文明”建设好、传播好，实现“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26]，推进形成全社会认同中华文明、全世界认可中华文明的文明格局。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30]3的大变局当下，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已经超出传统的经济与军事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理论学说、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并存，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不断加剧。西方国家长期以现代文明“缔造者”自居，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实质上就是争抢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统治权，中华文明建设必然要直面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防范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31]，党的十九大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32]，党的二十大强调“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6]，充分彰显了党对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视，也表明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以及确立中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防范化解西方意识形态冲击与确立中华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华文明的内在诉求，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举措也为中华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方法。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习惯于打着文化旗号之名大行意识形态霸权侵略之实，在理论层面持续进行“文明话语”输出，将自身当成现代文明的“布道者”；在现实场域采取“和平演变”策略，在与不同社会形态国家正常交往过程中输出“颜色革命”；在网络空间发表“价值诋毁”言论，将其数字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当成持续输出其文化意识形态的媒介。

第一，理论层面持续的“文明话语”输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将自身看成现代文明的“布道者”，将其他国家看成落后、愚昧的低级文明及需要被拯救的话语客体，持续不断输出“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历史终结论”等话语概念。一方面将西方国家入侵他国的殖民行为美化成为给他国带去先进文明的文明行为，另一方面又用这些所谓的“文明”术语遮蔽了其背后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霸权企图。“文化霸权”实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分逻辑，明确区分在国际关系中“我者”与“他者”的概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我者”的“文化帝国主义”掌握着建构与规制“他者”的权威话语，导致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丧失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独立性。在西方文明观持续的概念和术语输出中，中华文明也必然面临文化主体性消解与文明认同性削弱的危险。当下西方学界有意无意避开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议题，甚至“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民主化、知识社会、互相依赖、非殖民化、身份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等”^[33]，企图歪曲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瓦解支撑中华文明建设的理论魂脉。

第二，现实场域持久的“和平演变”策略。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对不同社会制度的颠覆，只不过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是以“和平演变”从内部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以达成其战略目的。冷战后期，“美国借助其强大的软实力向苏联发起了认知战攻势，逐渐改变了苏联民众的传统认知以及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使苏联逐渐丧失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最终引发苏联国内动乱和解体”^[34]。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战略输出，支持特定国家“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如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14年中国香港的“雨伞革命”等，这些“颜色革命”是作为具备较强领导权的意识形态集团对当代国际政治构成重大影响的体现^[35]。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到，希望2022年至2026年的每一财年，美国都能投入3亿美元，用于采取各种措施打击“中国的全球影响力”^[36]。总之，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斗争中长期面对“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风险”“策动颜色革命风险”“错误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入侵不断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企图消解中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瓦解中国人民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西方国家以“和平演变”策略企图切断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与凝聚力，因而中华文明建设也是防范西方“和平演变”策略下的各种意识形态冲击的应对之策。

第三，网络空间持续的“价值诋毁”言论。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使得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显得更加便利，这也为西方意识形态以文化交流的虚假方式入侵中国人的思想以及颠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技术支撑。西方一些学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进行一系列歪曲性解读。例如，美国学者伊恩·布里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是充分集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的威胁”^[37]；英国学者奈杰尔·因克斯特提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崛起将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塑造的全球秩序产生不利影响，也有迹象表明，即使中国走向世界，其新技术也正在成为国内社会控制和压制国外异见的强大工具”^[38]。这些观点暗含两方面意涵：一方面将中国当成西方国家的对立面，西方国家已经建构了互联网自由法则，而中国的崛起必然将对此法则造成冲击与破坏；另一方面中国新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方式，从而压制中国民众的民主与自由意识。此种价值观层面的诋毁与造谣严重歪曲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底色与文明指向，必然阻碍中华文明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及网民的认同度。

当前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需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建设中华文明，凸显中华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筑牢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根基、强化中华文明建设的技术保障，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确立中华文化自信。

第一，在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凸显中华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中华文明不是对抗西方一切文明的文明形态，而是在与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互鉴的交往中坚持自我文明底色前提下尊重文明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助力人类文明和谐繁荣发展，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范畴，在国际关系层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例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法则等，都蕴含着开放包容、和谐共处的交往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以文明交流与交融化解文明冲突与战争、以文明开放与包容消除文明隔阂与误解。例如，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国际上尤其在国外青年中掀起了“China Travel”热潮，一大批海外博主以“China Travel”系列短视频为全球受众描绘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现状。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国家移民局更进一步将过境免签延长为240小时。这一政策体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姿态，也直接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城市发展以及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歪曲认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间交往的共同遵循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已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助推全人类共享现代化发展红利的效能初步显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绝对自信基础上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其实践成就也充分证成了人类文明多元化发展场景，凸显了中华文明的文明面相与世界意义。

第二，在强化现实空间的斗争精神与实践过程中筑牢中华文明建设的现实根基。面对西方各类意识形态思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冲击，必须发挥伟大斗争精神，“特别强调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善于斗争的能力‘破’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侵蚀和攻击”^[39]，并由此“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则，增强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与自信，提出了‘合作—斗争—合作’的对外交往方针”^[40]。以苏联后期在西方“和平演变”策略下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为镜鉴，必须在充分总结与吸收党的百年意识形态斗争工作经验基础上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在现实斗争层面要重视人民群众现实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在苏联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年下滑，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治模式的不信任，才能转而信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34]。中华文明是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的文明样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让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理论斗争层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文明样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抵御西方国家文化霸权行为提供价值引领，也凸显了中华文明价值底色。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地位，二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的主体地位，三要坚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为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策略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主体与经济防线。其次，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一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办中国事，警惕任何教条主义的传播方式，切断通向自由主义的传播倾向；二要建构人民群众能够读得懂、看得进、悟得透的通俗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三要适应数字时代视觉化、符号化传播特征，创新文化内容表达方式，为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筑牢思想防线。

第三，在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实践中强化中华文明建设的技术保障。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极具挑战性，特别在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时代的大背景下，更加便利了各类意识形态的入侵，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10]。具体而言，一是在技术提升方面。推进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资格审查技术、实时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舆情研判与应对技术，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进行捕捉、定位与研判，从而控制、打击与消弭类似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舆论，积极宣扬、传播以及创造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息内容，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技术条件，确立中华文化在网络空间传播与普及的自信力，也为中华文明建构提供技术保障。二是在主体协同方面。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培养与锻炼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在监察和治理意识形态信息方面的能力，也充分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完善各类执法主体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治理平台，及时回应其他主体的反馈行为，有效形成彼此之间的联动，及时切断各类意识形态风险，消除各类反动意识形态。加强主体协同治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能力提升与平台建设，强化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提升建设中华文明的自信心与主动性。三是在制度完善方面。完善相关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快意识形态专项立法，确保各类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赋权各类网络平台制定及不断更新各类“软法”制度，规范网络空间个体与群体行为。在法律法规的制度约束下，不断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网络空间顺利展开，进一步引导网民群体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数字文明。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41]，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这就决定了中华文明在发展态势上不是简单回溯历史的“过去式”样态，也不能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某些具体的概念和内涵组成的“完成时”，而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不断完善自身的“进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实践历程，意味着中华文明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文明样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交往法则与外交文明。从内容结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实践开辟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样态，并不断推进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建设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目标必然是实现高质量和高水平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华文明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时代内容构建必然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基础之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决定。中华文明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底色的文明，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必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文明是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的前提基础。一方面经济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要求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6]，营造具有巨大创新力与稳定性的社会环境，为中华文明的新时代发展创造行稳致远的物质基础保障。另一方面，物质文明是文明的关键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进一步助推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必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以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激活文化资源，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作出应有贡献。再一方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42]的脱贫攻坚故事，用一个又一个鲜活案例凸显中华文明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向度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依靠力量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服务对象，建设中华文明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在建构过程中必定要遵循‘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43]。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依靠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站稳“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44]的根本立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本质上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人的现代化”实现进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的中华文明的服务主体也必然是中国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热情与激情，就必须始终为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与保障提供制度支撑，确保党和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也确保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作为。这就需要不断打造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制度体系、社会环境，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等领域协同发展的民主体系。中国式政治文明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与发展方向，也是决定中华文明真实性、持久性与广泛性的重要因素。从“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出发，中国政府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6]，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立场与价值观，提倡以文明交流与交融化解文明冲突与战争，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助推全人类共享现代化发展红利的效能初步呈现，中华文明的文明观也必将获得越来越多国家人民的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6]，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中华文明新时代发展是以人的现代化实现为目的，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也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要为实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更多新时代方式。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实践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共富的价值目标，精神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当今时代“精神富有”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从内容上看，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完全摆脱用西方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范式，也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与守正创新，并为能够致力于且有能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者提供广阔平台与扶持政策。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厚植中华文明根基，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质内容。其次，从传播上看，要以先进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为抓手，以数字技术赋能媒体资源的整合与发展，不断创新与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播手段，形成更加通俗化、大众化与智能化的话语传播形式，实现“有话说得出”“说了有人听”“听了有人行”的话语传播效果与话语势能，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武装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治理模式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与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就要求发挥全体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的积极性，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6]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建设文明社会的必然举措，中华文明新时代的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支撑，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的主动性，为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发展与传播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首先，中华文明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与发展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具体要求，“人人有责”明确了社会义务，即公民有义务和责任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为文明社会的建构与形成贡献自我力量；“人人尽责”明确了社会权力，即公民有权以“主人翁”身份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过程，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需要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一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促进社会更加公平与正义，这样一个具有公序良俗的文明社会才能让中华文明更加具有动力、活力与支撑力。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华文明建设，必须更加明确与重视“生命共同体”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世界问题，其中生态问题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物质利益至上”的发展方式下，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和占有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17]，从发展模式与发展保障方面超越西方式现代文明，也对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提出了生态文明方面的要求。既要不断挖掘并赋予中华文明的生态文明意涵，也要以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华文明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空间。比如，山西大同从“煤炭之城”变成“文化名城”，从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样态走向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文明样态，就是中国政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发展密切结合的代表。要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所做的努力，实时公布“双碳”工作的具体数据，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指向与实践。此种以解决国际生态问题为价值目标、具有生态文明意涵的中华文明也必然更加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的主体性文化使中华民族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30]45-46，这种“主体性文明”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在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过程中，推进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样态，“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30]29，此种“规律性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作为统一的历史主体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得出的科学结论，基于这种科学结论建设的中华文明必然蕴含历史主动精神的力量。基于历史主动精神视域探究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逻辑，旨在以古今之辨的历时性维度与中西之辨的共时性维度揭示“两个结合”的内在发生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华文明的创生符合文明进阶与文明超越的历史规律，证成中华文明新时代“何以出场”“何以在场”“何以发展”的历史逻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文明现代化转型任务艰巨、进程复杂，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的文明探索，何以能够以一种主动参与和引领姿态助力世界文明现代化转型，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是未来关于中华文明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探讨中华文明新时代建设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尝试为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中华文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立足本国，在完善中华文明的理论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实践力量；二是要面向世界，在传播中华文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人类文明和谐共生与共享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