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强国建设，明确指出“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72。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坚实理论支撑与学理基础。

深入把握文化话语权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关联，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本体论维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化话语权的理论基础，凭借本土化概念孕育与原创性理论构建，为文化话语权输送源源不断的话语叙事素材。二是认识论维度，自主知识体系为文化话语权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文化话语权实践成效又反过来检验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三是实践论维度，自主知识体系依托“指导思想+三大体系”^[3]架构，为文化话语权提升指明实践路径，文化话语权的认同与提升又反哺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上述三维关联，构成了理解中国文化话语权提升的理论经纬。现有研究文献分别侧重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理建构和文化话语权提升研究，但目前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则存在明显不足。目前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从2022年7月到2025年1月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1)内涵阐释。主要围绕“自主”和“知识体系”两个角度展开。在“自主”维度，“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对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核心范畴和内在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认识和创新表达”^[4]。在“知识体系”维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各门类自主知识体系的集合”^[5]。(2)结构剖析。当前研究普遍认为“三大体系”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建设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4]。(3)构建路径。韩喜平倡导“构建马克思主义领航的哲学社会科学”^[6]，高奇等主张“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挖掘获取原创性知识内容”^[7]。还有部分成果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展开，如齐卫平等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实质，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8]。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探讨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权关系的文献尚属空白。将主题拆解后发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权”关联检索仅得到1条结果，韩云波在2022年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出发，提出通过增强社科期刊话语权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9]。

二是关于文化话语权的研究。该领域自2008年起步，但年均发文量仅在4篇左右，2018年达到顶峰值亦仅10篇，总体关注度不足，成果影响力较为有限。(1)内涵解读。将文化话语权定义为一国主导文化的能力与权力，姜燕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10]。(2)主要构成。学界存在“三分法”与“五分法”两种观点。邢海晶探讨了文化话语内涵、文化话语议题与文化影响力的关系^[11]；骆郁廷等构建了涵盖“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创造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和文化发展的主导权”^[12]五个维度的文化话语权体系。(3)现状探究。鲁品越揭示了“西强东弱”及西方文化霸权导致文化话语权不足的现实困境^[13]。(4)实践进路。邢海晶主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以挖掘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内容资源^[11]，谢清果提出增强媒体公信力以打造多元传播矩阵^[14]。

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未系统阐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话语权之间的关系；二是理论建构滞后于实践发展，难以有效指导中国文化话语权提升的具体实践；三是缺乏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提升文化话语权的方法论自觉。上述不足为后续研究指明了突破方向。基于此，本文通过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话语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当前中国文化话语权面临“两头在外”的现实挑战，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1+3”的内在结构为切入点，探寻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可行路径，为建构中国文化话语权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实践指导与对策建议。

一个国家文化话语权的成熟度，取决于“是否形成立足学术前沿、符合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世界一流水平的自主知识体系”^[15]。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话语权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文化话语权筑牢理论根基，是文化话语权得以稳固、彰显和拓展的核心支柱；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也反哺自主知识体系，促使其持续优化创新，两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推动其实现了从“社会科学”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演进。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明确区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16]。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17]。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哲学社会科学”正式载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江泽民多次提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18]、“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19]，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20]。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21]，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迈入新阶段，以学术创新回应社会转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2]3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3]36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话语权”问题，深刻指出：“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1]69一旦脱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便会流于空泛；反之，缺乏话语权，哲学社会科学又难以充分发挥作用。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和目标，着眼于国内话语权的短板，聚焦国际话语权的薄弱现状，深刻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3]486。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期间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着重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4]，正式确立其作为国家战略需求的地位，赋予其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振中国话语权的重大历史担当。

在国内学术界，刘锋杰于1999年最早在文章标题中使用“话语权”一词，以批判视角剖析“人的文学”领域中的话语权现象，拉开了国内学界话语权研究的帷幕。话语权作为“话语”与“权”的结合，“权”兼具“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依托话语表达权利。话语权是对话语的接纳与认同，按照权力作用场域可分为国内、国际话语权，按照具体领域则细分出学术、政治、经济与文化话语权^[25]。话语权的实现须具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条件，前者聚焦一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与军事实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站位，后者则彰显是否契合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与历史进程之间的精神张力，文化话语权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国家硬实力虽为话语权的根基，但硬实力增长并非必然引致话语权同步跃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斐然，然而“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26]，致使中国话语权影响力受限。话语权困境破解之道在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反观西方，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建构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背后是西方现代大学、科研、论文发表和智库参与等制度^[27]，经过西方学界提炼并理论化处理，最终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构筑起话语霸权。因此，那种认为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强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应看到支撑话语权的底层逻辑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所蕴含的软实力。

文化话语权作为话语权的重要构成，更是软实力的核心指向。在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政治价值、对外政策三个来源中，文化居于首位^[28]。文化话语权争夺已成为国家软实力较量中非暴力手段产生权力竞争的重要环节，实质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度交锋与较量。文化话语权强调一个国家对内拥有对自身文化的主权，对外享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与权利^[29]。对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文化话语权旨在传递中国文化的内在精髓与价值观，捍卫中国文化领域安全，“不能让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冲击和左右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30]，提升文化话语权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31]9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提升文化话语权方面承担着重大使命，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基础，后者则推动前者的完善与传播，助力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文化话语权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关键在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实践，直面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砥砺成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体系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形成西学东渐与“自强”“求富”需求叠加的冲击^[32]。在这次冲击中，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理论话语被边缘化，社会科学处于被动接纳西方科学知识与思想体系的地位。缺乏自主知识体系使得中国话语权发展艰难，文化话语权构建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体系结构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始探索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在解释中国变革、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知识方面，整体上存在不足，其原因有二，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理化阐释欠火候，其二是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尚处于“学徒期”。进入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渐摆脱外部依赖，“经历学徒状态从而进到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33]，产出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成果，进而为提升文化话语权夯基垒台。

文化话语权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完善和传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在呈现，强大的文化话语权能够促进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借鉴，推动知识体系的完善和传播。这种话语权既包含对外部文化的扬弃，更凸显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与坚守。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亟需强有力的话语以表达自身主张，亟待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33]，拥有对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的解释权，从而使其获得文化话语权。但现实中存在两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是西方学术“优越论”，妄言“中国没有哲学”，鼓噪“文明冲突论”，试图以话语霸权否定中国文化及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存在的价值^[34]；二是部分东方学者存在文化自卑心理，理论自信不足，掣肘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播。郑永年指出，西方知识体系难以解释中国实践，“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26]，这就导致越说越乱，进而丧失话语权。因而，必须通过文化话语权提升，向世界展现“文明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35]，中国文化话语权遭遇严峻挑战，呈现出“两头在外”的困境。这一表述最初源自经济领域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22]329，后来延伸到科技领域，即学术资源依赖进口、平台发布依赖出口，形成“两头在外”。郑永年以经济学为例指出：“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26]这种模式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陷入尴尬境地，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概念、方法等研究本土问题，不仅侵蚀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独立性，更暴露出中国知识体系中文化主体性缺失的深层次问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度忽视以中国为主体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之于文化话语权的支撑作用。尽管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学习并借鉴是有其必要的，但如果忘记了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立足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那就是本末倒置。因此，探讨中国文化话语权的现实挑战，不仅要关注传播平台、文化资源及其话语表达，更需认识到其本质，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

在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大数据时代，媒体平台已成为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关键战场，然而中国文化在传播平台层面却并未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西强东弱”格局对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形成了结构性障碍。有学者指出，一是在话语生产与舆论影响上的结构性差异；二是基于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塑造的所谓“普世性”价值认知存在本质落差；三是话语博弈与政策行为互动的深层次影响，即政策制度转化为实施层面的话语影响力不足^[27]。一些西方国家揪住冷战思维不放，即便是国际硬实力对比出现“东升西降”趋势，但在“舆论战”中，西方国家在利用技术、媒介和团队优势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平台打压上仍占据优势地位，导致中国文化话语权整体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导致在话语权运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媒体技术过度依赖“外部供给”。中国的一些媒体机构包括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网络媒体等，倾向于“选择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租用连接’的内容生产”^[36]，在算法推荐、信息发布及受众反馈上极易受到外部势力干涉。即便个别媒体成功出海，打破西方一定程度的垄断，如抖音国际版在全球拥有10亿活跃用户，但中国文化向外输出仍呈现出“反向流动”特点，且传播主体规模与实力相较于西方巨头尚显弱小，全球互联网流量集中化趋势更偏向西方文化，西方传播巨头及其技术控制不断对中国文化进行打压与抹黑，严重挤压中国文化的发展空间。

二是中国媒体普遍呈现“内向型”特征。在现有政策和理论框架下，中国媒体对中国文化议题挖掘深度不够，缺少具有重大文化理论创新价值和丰厚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媒体对外影响力有限，难以有效突破国内“文化圈”。与之相比，西方通讯社如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合众社等，掌握着世界新闻发稿量的绝大部分，新闻出版领域约80%~90%的新闻资讯解释权被西方媒体牢牢把持^[37]。2025年1月，中国媒体仅有中央电视台(排名341)、《人民日报》(排名354)及新华社(排名367)三家入选GYBrand世界500强名单，说明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38]。好莱坞电影《木兰》系列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肆意改编，硬生生套入个人价值至上的西方叙事模式，歪曲了传统文化内核，就是中国媒体对外传播困境的鲜明例证。

三是传播团队的传播方式存在不当之处。孙宜学列举中国文化输出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例如在“送文化”的过程中，常以自身标准认定经典并进行翻译输出，却未顾及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语言偏好，致使外国读者在接触中国文化作品时，犹如阅读晦涩难懂的古文，阅读难度极大，这种“一锤子买卖”式的文化输出，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效果不佳^[39]。由于缺乏有效沟通，中国文化传播往往“言之凿凿、听者藐藐”，更遑论构建文化话语权了。西方国家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其文化在传播中更易实现内部认同。中国文化以汉语为载体，强调内敛含蓄，这种文化与语言特性上的不同，增加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获得顺畅理解与接受的难度，阻碍了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体地位的稳固与否，直接关乎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更多是“请进来”而非“走出去”，这既是出于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之需，也是迫于西方知识体系软性压力的无奈之举。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在为中国文化注入活力的同时，无法避免泥沙俱下地引入纷繁杂乱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导致中国文化建设陷入碎片化、感觉化、虚无化困境，滋生出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负面形态^[40]，持续冲击中国文化主体地位，深层次折射出对文化的不自信。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理否定。包括炮制“中华文明西来说”、鼓吹“文化断裂论”、主张“全盘西化”等论调，最为明显的是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说”议题时，西方学界罔顾“夏商周考古”确凿铁证，将中华文明矮化为西方文明的次生形态或从属支流文明，仅承认中华文化具有三千年的文明史。20世纪末，为争夺文明领域的话语权，中外学界展开了激烈交锋，涌现了“三千年说”“四千年说”“五千年说”乃至“六千年说”^[41]等多种观点。中国学者团队于2000年11月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详实有力的证据证实了中华文明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却依然遭到西方媒体及所谓汉学家的无端质疑和否定^[42]。

二是对革命文化的恶意扭曲。否定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价值，肆意污蔑革命英雄人物，并对红色经典文化进行戏谑和调侃。例如，2010年一篇名为《林则徐飞起一脚，把中国踹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文章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极大损害了民族英雄的名誉。此后，网络上又相继出现了“火烧邱少云违背生理学”“黄继光堵机枪不合理”“董存瑞炸碉堡系虚构”等诋毁英雄人物的言论，这些乱象深刻揭示了虚无主义思潮的暗流涌动。

三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否定。一些西方势力利用唯心史观否定爱国主义，大肆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价值观迷失混乱。有学者认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否定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该观点强调只有所谓的“普世价值”才具备真正的“人权”和“民主”的理念^[43]。该论调的真实居心不仅在于破坏中国主流文化、解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妄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西方话语体系扎根于西方中心主义土壤，本质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44]，这种文明观话语依托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自诞生起就被视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长期备受压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曹顺庆就敏锐洞察到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病态，即中国文艺理论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一味承袭西方各种主义与话语系统，完全以西方文论知识标准为圭臬^[45]。遗憾的是，直到如今仍未构建出一套完整的跨文化话语体系以精准表达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细究起来，主要有三方面问题。

一是西方造词能力与中国文化标识性概念提炼不足的矛盾。“概念是连接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桥梁，而标识性概念的建构则是将实践发展上升为理论创新的基础所在。”^[46]西方国家自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造词方面拥有“一套精密的学术话语生产和运作机制”^[47]，通过精心炮制看似中性却暗藏“话语陷阱”的概念，对中国实施所谓“定点精准打击”，这种扭曲无形中为中国文化表达设置了污名化的“先入为主”框架，并导致中国文化在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抢占文化话语权的先机意识欠缺，进而容易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导致“有理说不出”的问题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民族集体特征的文化呈现和符号凝聚。从历时和共时维度提炼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应立基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理论链条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世界观照。”^[48]

二是现代中国学者很难提出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议题。在文化领域，中国近现代缺少能够与西方抗衡的创造性文化叙事。面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样一个跨世纪文化议题，20世纪初期以来，无论是李大钊倡导的“第三文明”，还是吴宓推崇的“新知”、胡适力行的文明“再造”，其基础都是西方文明。虽然他们力图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起来阐释中国文化，但这些理论本身就已经规范了所提问题的思考框架。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这种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西方化”^[49]。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传入西方的速度是不成正比的，严重“入超”和“文化赤字”，使中国文化在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上深受西方影响且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三是近现代中国缺乏植根本土文化且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西方学界对中国理论的蔑视和排斥，令中国话语失语，这与西方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研究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尚未将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上升到文化话语体系层面，也未将凝聚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有效融入与西方话语的争鸣中，同时国内学界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习惯于以西方思维俯瞰中国文化，造成“不仅西方世界对中国有误解、曲解，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习惯了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50]，这种局面使中国在文化话语竞争中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

总之，中国文化话语权面临“两头在外”挑战，其根本症结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缺位，主体地位的消解暴露知识根脉守护乏力，话语表达的困境凸显理论体系自主缺失。若要突破文化话语权“两头在外”的被动局面，必须回归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传播技术、文化内容与话语范式之间形成协同，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话语权的实质性提升。

上述现实挑战都是中国在提升文化话语权征程中亟待解决的，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提升文化话语权上要有重大担当，文化作为知识体系传承、创新与发展的载体，内嵌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国范式”中。早在1997年，费孝通便提出：“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1]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最终实现文化自主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具备“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

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必须跳出话语权问题的狭隘视野，立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探寻破局之策。现有研究常常忽视指导思想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仅聚焦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知识体系，这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明显不足。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确立了“1+3”的体系结构，即“指导思想+三大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其内在结构应当与之保持一致。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结构为突破口，提升文化话语权，就要关注指导思想研究的前沿成果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三大体系”的协同发展，全力探寻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文化建设的“七个着力”和“十四个强调”，再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系统提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不断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推向纵深，为文化话语权提升照亮了前行之路。

一是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蕴涵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质，《纲要》明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31]15，指引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塑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决定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当前，西方势力妄图通过文化话语权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文化输出与导入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既有融合也有对抗。一方面，妄图架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另一方面，“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上升到理论层面，竭力使之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生关联”^[52]，蓄意造成理论、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混乱局面。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务必鲜明亮出意识形态底色。

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反映新时代文化纲领性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纲要》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1]49，与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自信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一脉相承。文化自信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最深厚的精神动力源泉，既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又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放眼世界，积极吸收与借鉴不同文化的有益养分，将中西方社会科学进行有机融合，全方位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底气。

三是展现国家形象。《纲要》提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31]95，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指明方向。西方知识体系把控中国文化解释权，与其说是“解释”，实质上是主观武断的价值“判断”，根本无法客观呈现真实的中国。这种话语权的依附性，迫使中国文化表达不得不套用西方理论范式进行阐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利器，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明形象的塑造，更是实现文化话语权的必由之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要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内容，以中国文化话语精准传播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富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向世界全方位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发展，助力中国文化话语权提升，离不开不同学科的协同共进。“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23]481，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细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等为代表的支撑学科，优势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及具有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及其冷门学科。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53]，诸如甲骨文研究、考古研究、边疆研究等事关文化传承的关键学科，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23]485。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从多学科视角提升文化话语权指明了方向。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世界其他知识体系的根本标志。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54]216，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深刻影响着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置于学科之首，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以此带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作用，提升其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是注重跨学科协同的多点开花。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研究，呼唤历史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携手合作，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方法交融，秉持史论结合、事实与雄辩兼顾，在引介、阐释与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和问题方面开拓创新。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根据党中央审批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整合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边疆、考古等多领域的研究力量，在原有5个研究所的基础上新设院部及4个内设机构，调整、优化、新设40个研究室，新增5个非实体研究中心，推动相关历史学科的融合发展^[55]，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边疆地区及多民族文化互动领域的研究空白。然而，“探源工程”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56]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此，应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融合多元化研究知识与技术，如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大数据等，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丰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创新视角，成为文化话语权提升的有效路径。

三是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文化话语权的基础，缺乏丰厚的文化资源支撑的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文化话语的影响力大小取决于文化资源的深厚程度。中国拥有光辉灿烂的千年哲学史，形成了一系列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但这些思想对世界哲学发展的贡献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有文章以老子创造的“道”为例证，说明老子哲学堪称最富辩证思维的学说，其“有无相生”“无为而治”“大小多少”等代表性思想，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这比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提出要早2000多年^[57]。然而，对此却少有人知，侧面反映出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需加强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研究，充分利用和开掘历史文化资源这座宝库。

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并不是靠“嗓门大”，而是在于学术上的深厚造诣。王学典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历了两次学术重大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从“以阶级论为纲”到“现代化为纲”的转变，现今正在进行第三次转型，即2012年开始的从“以现代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的转变^[58]。借助学术话语持续推进知识创新，提出具有前瞻性与原创性的理论以解决文化认同问题，进而确立学术权威，掌控文化话语权。文化认同问题牵扯大众层面的接纳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达成认同的先决条件是筑牢自信根基，在此基石上实现理论传播的有效性，确立学术研究共同范式。

一是坚定理论自信以推动学术创新。坚定理论自信源于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度认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内在理论动力。此处所言的“自主”是较之于“不自主”，从跟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先发优势亦步亦趋的“学徒心理”转向独立的自主探索。当中国成功蹚出现代化之路、铸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际，便宣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学徒状态”接近尾声，开始拥有“自我主张”。自主又与创新相联系，学术创新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宏大的理论体系架构，也可以是微观概念创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谢伏瞻指出，这一理念既根植于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沃壤，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论养分，涵盖从由“自然决定”的共同体到由“社会决定”的共同体，再到以自由自觉为个性前提的自觉共同体的演进脉络，为化解“全球赤字”、革新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55]。这无疑是学术创新的典范，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意识与原创能力，无形中提升了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影响力。

二是助力理论的有效传播。理论自信固然关键，但仅有自信还远远不够，尚需赢得“他信”，得到大众接受与认同，这便涉及理论传播的有效性问题。理论实现有效传播需满足两大条件：一个是理论自身具备可传播性，另一个是传播平台通畅无阻。前者要求中国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交流与竞争中达成“形于中”“发于外”，后者则仰仗传播平台的交互功能，故而应采取双轨并进的传播策略。一方面，激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踊跃参与、设立国际学术组织，扶持建立海外中国文化学术研究中心，牵头开展聚焦中国文化的研究项目，助力面向海外推介、传播高水准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学术成果，提升中国文化理论传播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另一方面，针对当前传播领域久已察觉却悬而未决的顽疾，诸如过度倚重外部计算数据、闭门造车导致对外输出乏力、文化理论流于空泛且创新性稀缺等，亟待全方位、系统性加以清理，通过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全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突围。

三是建立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当然更容易相互认同”^[59]，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常常因研究范式的差异而滋生争论与差异，知识霸权的形成往往是学术共同体塑造的结果，对此必须保持警醒。换言之，提升文化话语权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立足中国文化现实土壤，推动基础学术范式由“西方中心主义”朝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转型，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本领，以弘扬中国文化为矢志追求，奋力构筑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的理论创新与知识创新体系，“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54]239，创建契合中国文化体系和实践准则的研究范式，让学术研究回归中国文化本体，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凝聚共识，通过扎实的研究范式变革，为文化话语权提升保驾护航。

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扎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之中，如果“缺少知识体系支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5]。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内核，凭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阐释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化解文化交流问题之际，充分施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效能，对内转化为“教材”“课堂”“大众”话语体系，对外塑造“对外话语体系”^[60]。构建这一体系，关键在于解决如下问题：精准锚定对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的定位；理顺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外来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全力投入中国文化标识性概念的原创工作，借此传递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念。

一是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属于“对外话语体系”，首要价值指向文化话语权。面对中国话语体系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的现状，亟须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构建和完善。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领域，其首要使命便是向全球推介中国文化，播撒中国文化的价值火种，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体悟与认同。这一体系既要深植中国土壤、彰显中国特质，又要与国际话语体系无缝衔接，确保能被国际社会顺畅接纳。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工程浩大，不能一蹴而就，唯有坚定文化自信，方能沉着应对和化解构建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挑战。

二是正确处理好“三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理顺传统文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外来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庞虎等指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需要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传播，且其自有一套完备的话语表达范式^[52]。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现阶段中国话语表达经常用到的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外来话语体系源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凝聚着西方文明的思想精髓，“构建了最初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与方法”^[61]。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构建，既要融通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话语体系，这种“融合”并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又要对外来话语体系批判性审慎甄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23]481，借鉴外来知识、概念、方法时，切不可数典忘祖，不能失去科学的辨别力，最终提炼出具有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话语体系。

三是致力于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的话语创新。构建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尊重中国文化特点，如果总是以西方知识体系来裁剪中国文化就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要从中国实践中提炼话语，深入群众基础创造话语，创新文化话语表达。但这又绝非“造词”运动，不是随便提出几个概念摆在那里便可坐收其效，那样提炼的“伪概念”非但不能推进跨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反而会起消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有诸多典型的话语创新发展，在文化领域中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到中华文明“双创”发展、“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等，凸显了话语表达的“中国特色”。当然，有学者也提出有些话语“或表达时机尚不成熟，或时过境迁，体现为‘词不达意’的结果”^[27]，难以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

总之，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任务，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这一使命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引。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多学科协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深化学术研究以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构建当代中国跨文化话语体系，这些路径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今天，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依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力量，奋力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让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绽放光彩。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话语权焦虑症’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焦虑’之一”^[62]，这种焦虑既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解释权不足的深切焦灼，也关涉新时代构建独特文明形态能力的隐忧。由于长期缺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支撑，中国学术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深陷“学徒状态”而没有“自我主张”，导致中国本土文化阐释在西方话语范式笼罩下举步维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将“话语权”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关键突破口，提升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核心高度，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有力抓手，补齐文化话语权的短板成为当务之急。

审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仍存在诸多亟待填补的盲区。后续研究可沿以下维度推进：其一，首要任务是建立理论分析框架，深度解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文化话语权之间的共生机制，揭示两者之间的互构关系。其中前者为后者提供学理支撑，后者为前者拓展实践场域。其二，直面当下“两头在外”的现实挑战，重点剖析文化传播平台受限、主体地位弱化、西方话语霸权制约等梗阻，力求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其三，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内在结构为切入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发展，加强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研究，深化学术研究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话语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相关研究尚处于破题立论的起步阶段，若干重大命题亟待进一步深化细究，比如中华文明究竟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元理论滋养？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坐标又该如何精准锚定？在全球秩序加速重构的宏大背景下，怎样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范式转换？解答这些复杂而关键的问题，迫切需要构建起涵盖本体论、方法论以及实践论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实际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在中华文明传承与现代化转型张力中重构人类知识图景的进程，只有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和扎实的学术深耕，才能锻造兼具文明特质与解释力的知识体系，筑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学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