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建立，从1902年开始，即将学生组成不同批次、范围的调查团，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实地踏查。由于经费限制，东亚同文书院最初调查范围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以及由沪上溯至武汉的长江流域。1905年，受外务省指派，东亚同文书院派出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5名二期毕业生赴今天的新疆、蒙古国等地调查，其中新疆派遣员林出贤次郎，历时2年，收获最大。1907年，日本外务省发给东亚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3万日元，作为对林出贤次郎等五位书院学生调查中国西北成果的“奖励”。这3万日元分三次用于第五、六、七期生的大旅行调查上^[3]188-189。此后，东亚同文书院每年都会获得日本外务省的经费支持，踏查逐渐从东中部向西部地区扩展。

四川偏处于中国西南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誉，但却因峡江险滩，山脉阻隔，暂时阻挡了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的步伐。直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将宜昌作为通商口岸，英国官员驻守重庆，为外国人进入四川乃至西南提供了保障，英、法、日等国众多官员、学者、传教士、探险家、记者、通商者、科考者等纷纷来川考察。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重庆辟为商埠，此后，在对外贸易往来增加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历者来到四川。当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特权时，日本还没有从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不能和已经取得这一特权的英、法、美等国平起平坐。对此，日本极不甘心，处心积虑要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终于取得了与英国一样的重庆开埠权，日本势力虽入川较晚，却后来居上，加大了向四川的渗透。

1907年，日清轮船公司开通上海至宜昌航线，1908年，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第六期生大旅行调查，开始将四川纳入考察范围^[11]。此后，四川便成为书院调查的重点区域之一，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29年中，对四川的踏查如下表：

① 第26期经济调查班本来计划要到康定的，结果遇到突发情况，就没有去康定，但是这个班级名称是之前他们都定好的，所以即使改了路线，但是该班级名称也不能修改。

由上表可知，从1908—1937年的29年中，除第21期湘蜀重要物产调查班临时改变行程，未进入四川外，东亚同文书院组织涉及四川的实际踏查活动一共有19期30次。每个班组几乎都由4~8名调查队员组成，调查时间为3—6个月不等。相比于早期日本及西方国家到川旅行者的个人所见，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更加专业且深入，采用了访谈、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结合统计分析和图表绘制等方法，形成了60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书。由于近代以来，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对四川经济的调查都离不开金融，而以“四川金融”为核心议题的专项调查报告共计5份。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调查的资料融于以上调查资料中，现将其形成情况梳理如下。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金融的调查体现在两本志书中。《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主要根据1908—1916年7次涉及四川的调查班组提交的调查报告书编撰而成，全志书十编，其中第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占比较大，编排体例以市镇为中心，对四川35个重要市镇的金融情况做了专门调查，共计35章，各章内容参差不齐，重点集中于重庆与成都两个城市。《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上、下)出版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为给日军侵略部署提供决策参考，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编写《新修中国省别全志》，1941年首批列入出版计划的是被视为抗战大后方核心区域的云、贵、川三省，其中将四川省列为第一、二卷，云南省为第三卷，贵州省为第四、五卷。该志书对四川的调查相比《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更加详细，多出整整一卷。金融部分集中于第五编经济编第三节之中，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基础上，进一步从金融机关和货币两大体系出发，概括总结了清末民初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金融的发展情况。两本志书前后相继，互为补充，形成了对四川金融较为全面的认识。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的经济调查都涉及金融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在1908年第六期、1910年第八期、1911年第九期、1913年第十一期、1914年第十二期、1921年第十九期、1929年第二十六期、1936年的第三十三期等八期中，其中以1913年、1914年、1921年与1929年的调查尤为详尽。1913年陕西、四川班，调查的是川北及川东各地，重点是重庆、彭水两地的金融。1914年四川班调查遍及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机关。1921年第十九期的汉水嘉陵江流域经济调查班、长江上游经济调查班、两湖四川金融调查班，集中调查了重庆、成都以及泸州、自流井、嘉定、合州、顺庆、广元等地金融情况。1929年第二十六期学生也分三个班对四川金融进行了调查，成渝两地仍是调查时间最长的地方，特别是成都^[13]。这些金融调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路线丰富多样，囊括四川全境，最远到达打箭炉(即今康定)一带。西康是进入西藏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一样，日本亦抱有由四川侵入和控制西藏的企图，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1914年与1921年两次进入川边腹地康定县进行踏查，以期为日本势力渗入西藏做准备。

二是金融调查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成渝是当时四川的经济重镇，他们认为做好对重庆和成都的调查，就能够掌握四川金融的全貌，所以调查的每条线路几乎都是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

三是调查内容的专业性。从金融调查报告书来看，调查聚焦于四川金融，详细记录了货币流通、汇兑行市、金融机关等金融业关键信息，内容全面且充实。这种专业性得益于东亚同文书院在踏查开始前的充分准备，东亚同文书院给学生们开设了法律、政治、伦理、英语、中文、时文、经济、财政、制度、外交史、通商史、商业学、簿记、商业实践、尺牍、商品学、商业地理、商业习惯等课程^[3]200。这些课程涵盖语言、法律、政治、经济、商业等多领域，通过学习，学生们熟练掌握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减少了语言障碍和习俗扞格；系统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财政、金融等专业知识，能够在金融调查中准确分析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趋势；同时接受了严格的社会调查训练，对于商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和习惯，商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地域特征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影响均有所了解。总之，学校全面系统的教育适应了学生们对中国进行深入调查的需求。

四是调查中广泛使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在四川地区的调查工作，通过资料查询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充分利用了多方资源，包括文献资料与走访资料。首先，在踏查开始前充分查阅中国的经济书籍、年鉴等资料，确定调查地点与主题。其次，踏查中得到日本领事馆及日本在华企业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也得到中国政府中留日人员的协助以及被访谈者的配合。因此，确保了信息源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以及调查手段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金融为国家之命脉，而货币又为金融之命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银元由于在中国流通时间久、范围广、数量多，成为列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工具，且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日本龙洋大量流入东三省和福建等地^[14]。《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把日本龙洋定为贸易专用货币，作为占领市场、控制闽台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工具。为推动日本银元侵入四川，占领四川市场，东亚同文书院于1908—1937年展开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调查，并形成如下三点认知。

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外国银元几乎没有流入四川，之后外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也没有进入四川，即便是中国机制银元兴起后，各省纷纷铸造银元，四川省政府对银元的铸造也十分审慎。直到1901年春，四川总督决定在省城成都设立银元局，1902年，在重庆设立分局，开始铸造本省银元。

晚清时期的四川货币市场以银两、制钱为主要货币。在白银的销铸方面，四川通行的平码虽多，但主要以当时四川最大的通商口岸重庆的渝钱平为主，成都则用九七平^[15]375。1908年，四川省商务局饬令各府厅州县城乡所用砝码一律改为九七平。重庆因九七平甚为繁杂，渝钱平使用很久，仍多用旧时的渝钱平。四川当时也流行铜元，清末，四川省在成都设立铜元局，因其铸造额甚少，且钱多为川汉铁路公司挪用，所以又在重庆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铜元的种类有200文、100文、50文、20文及10文等5种。重庆的制钱一般专用于交易，并以吊钱为标准每日规定其与其他各种货币的比价^[15]376-384。开埠后的重庆是四川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城市，重庆与外省汇兑行市主要由票号掌控，且以银两为主要贸易货币。

总之，晚清四川市场上使用的货币种类相对单一，外国银元与纸币均未进入，外省银元进入有限，本省银元铸造流通不多，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货币，银两用于田赋征收和巨额支付，制钱用于市场零星支付。四川与外省的汇兑市场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运行相对平稳。

进入民国后，四川币制逐渐走向混乱。成都、重庆的货币种类繁多，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应有尽有。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未能到达四川境内，川省督军为增加财政收入，在各地私自设立造币厂，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有军方背景的银行银号以及私营商业银行，甚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公司商号等非金融机构，以及商民个人也擅自发行钞票纸币^[16]。

作为四川内外商贸枢纽的重庆，其货币市场的复杂性更是居全川之首，仅银两一种，除渝平银外，还有省内的成都、嘉定、叙府、泸州、西充、绵州、顺庆、自流井等地银两，省外的贵阳、昆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长春、太原、张家口等地数十种银两，以及本地盐业、杂货、广货、棉纱、棉花、缎子等行业专用银两，每次交易前，双方需先议定使用的银两及平码，再谈价格成交，非常复杂^[15]379-380。

成渝地区以外的四川各府州县的货币流通情况，《中国省别全志》有详细调查和记载。

① 广安县及下文邻水县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进行命名的，与今天的广安市有所区别。

由上表可见，北洋政府时期的四川，成渝之外的其他府州县，货币的使用同样十分混乱。大部分地方使用九七平，同时还使用其他种类的货币。紊乱的币制造成四川一省之内货币分区流通，导致各府州县商贸来往不畅，给四川的商务活动造成严重损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四川省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上仍是军阀混战，币制混乱。据《新编中国省别全志》记载，1929—1935年，四川货币空前混乱，银两、银元、制钱、纸币等多种货币并行使用，仅银元种类就多达26种，其种类和主要流通区域如下表。

纸币虽在清末的四川已有发行与使用，但数量不多，流通时间短，尚属平稳。辛亥革命爆发后，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设四川银行，专发四川军用票，总发行额达1 200万元。因其滥发，以致币值严重下跌^[15]401-403。1913年6月，隶属于财政厅的总钱庄在总府街设立，发行铜元券作为小额货币，由于发行量失控，更加剧了市场的混乱^[18]219-223。此后，有新式金融机构发行过纸币，自1929年后，四川的中国银行、大中银行、中和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重庆市民银行等均发行纸币，其中中国银行发行额达300多万元，四川美丰银行和川康银行各发行200万元，重庆市民银行发行100余万元。1933年，刘湘击败刘文辉，统一四川。鉴于四川经济濒临破产，社会金融极度混乱，为维持军政费用需要，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名义下令筹建四川地方银行，旨在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试图统一四川货币。1934年，四川地方银行设立，发行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两角等券种。由于军需庞大，“地钞”发行高达3 000万元，导致纸币泛滥，价值暴跌。四川地方银行也因发行准备不足，遭遇挤兑危机，被迫于1935年改组为四川省银行^[17]558。

1935年法币改革后，法币在四川各地开始流行，由于四川深处中国西部内陆，法币在四川的推广一度进展缓慢^[17]310-311。直到1936年第三十三期学生在四川调查时，才发现法币在乡村也推广了^[19]，这表明四川的币制终于趋于一统。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长时段考察与调研，目的不仅是了解四川货币状况，更是为日本企业进入四川投资，争夺四川贸易和货币主导权提供经济情报，帮助日本更好把握中国市场脉搏，实现利益最大化。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它们不仅是列强在华获取经济利益的中枢，更是列强在华攫取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晚于其他列强，但也希望通过在华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实现这一目标。早在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5月，日本即在上海南京路15号设立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办事处，经营上海与日本间的国际汇兑业务。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全面展开，中日贸易急剧扩大，1895年12月，正金银行决定将上海办事处升格为独立统辖行，形成正金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网，以此来控制中国的金融^[20]。为此，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调查中，既重视外资金融机构对四川的渗透，也关注四川本省金融机构的现代化演变程度。

晚清时期，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清末民初，进入四川的外资银行仅汇丰银行一家。在重庆，“汇丰银行多派中国人作代理，此行专事关税之收存，与金融业之关系甚少”^[21]446。在成都，出现了中国人委托外国传教士汇款的情况。成都人很多委托福音堂的传教士在上海汇丰银行收受现金银两^[15]405。

相对外资银行，进入四川的外资保险机构却要多些。据《中国省别全志》记载，进入四川的外资保险公司主要是保家行(North China Insurance Co.)与扬子保险公司(Yangtsu Insurance Association Co.)两家英商保险公司^[15]450。据1929年第26期学生森口幸藏的日记记载，在重庆的日本人大多都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其中从事保险业活动的人最多^[13]200-201。

进入民国以后，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金融界曾雄踞一方，但当时进入四川的并不多，主要是两个中美合资银行，一个是中华懋业银行，该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北京，到1921年左右，重庆分行的业务并未开展起来。另一个是四川美丰银行，1922年4月创立，总行设于重庆，是西南地区近代史上最有实力的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到1927年，美国撤资，这家银行变成了华商独资银行^{[18]601，647，686-689}。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调查中发现，沿长江西进的外国银行，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汉口，暂时尚未深入到上游的重庆。日本在汉口设立的银行数量居各国银行之首，有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住友银行与汉口银行等4家。调查认为在汉口建立日本银行对于提升在华日本人的地位，以及抢占华中商贸市场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8]636-640。然而，汉口的日资银行业务却因中国的持续反日运动受到冲击，日本在汉口开设银行的一切交易活动被迫停止，加之一战后欧美各国卷土重来，汉口日资银行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学生们呼吁日本政府对此现象要予以重视^[18]663-667。

针对上述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日本银行应该从汉口再往西延伸，深入到中国西部内陆四川省^[18]696-697。四川幅员辽阔，和云南、陕西、贵州、西藏接壤，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发，很有可能成为仅次于汉口的又一大市场。而重庆是长江沿线最西端的开埠城市，是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的桥头堡。因此，日本也应该抓住机会，将日资银行建到重庆去^[18]684-688。“我们希望可以尽早看到我国的银行在重庆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我国就可以掌控四川省贸易的霸权。”^[18]691

传统金融机构的概念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才产生的。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业以票号、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为主体，进入近代以后，为了与新兴的从西方引进的以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相区别，故而将票号、银号、钱庄等机构称为传统金融机构。

通常认为，辛亥革命给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以致命打击，票号的命运伴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走向终结，但从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的调查中可见，辛亥革命以后，票号在四川虽走向没落，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重庆，尚存天顺祥票号^[21]445。在成都，到1916年，仍有蔚盛长、百川通、蔚丰厚、蔚长厚、蔚泰厚、日升昌、宝丰隆等7家票号在活动^[15]386。

民国后，四川票号逐渐被钱庄替代，而后钱庄进入繁盛时期。四川省实力最强的钱庄集中在成渝两地，重庆钱庄最多时有50余家，成都钱庄有30余家^[18]710。以重庆为例，此时票号无处可见，但钱庄却遍布全市，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街、打铜街及曹家巷等繁华商业区域，其中大型钱庄有23家^[18]797-801。后因军阀持续混战，时局动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重庆钱庄陷入困境，1925年，钱庄数量锐减至30余家。1935年，重庆钱庄仅存7家。此后有所好转，到1937年时，重庆钱庄数增至22家^[17]543-544。成都钱庄为寻求发展，1928年，与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等新式银行一起，共同组建成都市银行钱业公会，但到1934年，由于银行退出，钱庄势力受到削弱，截至1937年，成都剩余大型钱庄12家^[17]545-546。根据书院学生的调查统计，四川各府州县都设有钱庄，钱庄数量变化与成渝情况大致相同，清末民初达到鼎盛，随后因军阀混战的持续影响，钱庄遭受重创，相继倒闭，余下亦寥寥可数。

在当时的四川农村地区，典当业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一种以实物为抵押的借贷方式，深深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1935年前后，四川农村地区的典当业达到相当规模，当铺数量超过400家^[17]573-576，显示了典当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近代中国新兴的华商银行业，以1897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至宣统末年(1911年)，可谓中国银行业之萌芽时代。据相关统计，从1897—1911年，中国的新式银行共设20家，均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在西部内陆的四川，仅有濬川源银行与四川银行2家^[22]①。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证实了四川新式银行始于清末1899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四川官办银行始于1905年创立的濬川源银行，1908年大清银行在四川分别设立了重庆、成都等2个分行^[23]。对民国建立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四川新式银行的情况，东亚同文书院更是有较为详尽的调查：四川先后设立新式银行39家，其中四川本地设立的银行有33家，国家银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4家，外省商业银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2家。四川新式银行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地，特别是四川最大的商贸城市重庆，占四川本地银行的2/3。四川本地银行的分支机构则集中于万县、泸州、内江、宜宾、绵阳、自流井等少数商贸发达的城市，省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宜昌、汉口、上海等地，以及北方的北京等少数大城市^[17]550-553。

① 另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所编《全国银行年鉴》(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出版)的统计，此一时期的新式银行仅为17家。

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新式银行的调查中，非常重视新式银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关注银行对四川交通的投资，如民初与四川铁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两家铁道银行就是其关注的重点。一家是川路公司附设的阜川银行，另一家是四川铁道银行。阜川银行总行设于成都，1913年5月开始营业，主要从事贷款、汇兑业务。在重庆、泸州设有分行，对宜昌、汉口、上海、北京开展汇兑业务。该行筹设是“由于川汉铁道工程的延期，为了能在其他有利的方面利用资金”。通过其章程可见，这家银行的资本来自川路公司股款内专项提出的现银100万两，预定营业30年，明确规定“本银行于铁道未开工以前，遵照银行通行则例所载办理3个月或6个月的短期借贷，以及存款、汇兑、拆息、兑换金额等业务”^[24]185。1914年11月12日，四川铁道银行总行开办于泸州会津门城墙，在重庆设分行，对成都、重庆、上海、汉口、北京开展汇兑业务，计划打开与沙市、顺庆、万县、自流井、叙州府、打箭炉的交易路径^[24]224。此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重庆，认为重庆是进入四川的首站，日本人应该在重庆着手两种行业：一个是仓库业，一个就是银行业。因为目前在重庆还没有仓库业这个行业，而且各家公司在码头卸货以后还要把货物运往自家的仓库，极不方便，如果在码头附近建仓库，发行仓库证券，来保管储存货物，这样一定会受到商家欢迎。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重庆虽然有新式银行，但是旧式金融机构势力仍然强大，且新式银行发展不完备，日本人正应该在此等情形下在重庆建立有相当雄厚资本和信用的新式银行，以此来对抗重庆现存的旧式金融机构^[25]。

对于四川本地创设的新式银行，东亚同文书院在调查中不仅重视聚兴诚、四川美丰、川盐等具有影响力的川帮银行，对于一些服务于商业经济建设的专业银行，亦十分关注。如1932年清理川盐银行后重新募集50万本金建立的自流井裕商银行以及1934年唐子晋以本金100万元创立的四川建设银行等。自流井裕商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各种存款借贷、汇兑等。四川建设银行主要用于辅助各种建设事业，发展农工商业。除此之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当时四川的农村银行，如1931—1935年四川省内设立的5家农村银行，即北碚农村银行、荣昌堂香农村银行、江津县农工银行、垫江农村银行、金堂农民银行。

在四川的新式金融机构中，除了银行，保险、票据交换所等新式金融机构也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关注，如当时川省唯一的保险公司——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外省保险公司在四川建立分公司的有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华安合群寿公司、宝丰保险公司等4家，设立代理处的有8家^[17]575-576。1935年，银行联合库成立，正式进行票据交换。1936年，重庆的银钱业者将票据交换的清算事务委托给中国银行，并由中国银行出资300万元设立票据交换所。此后，多家银行和钱庄加入了重庆票据交换所^[17]568-572。

总之，从清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外资金融势力在四川较弱，整体而言，四川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但四川金融现代化的步伐却在不断加快。体现在传统金融机构经历了从票号到钱庄的转变，且不断衰微，而新式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四川金融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它们不仅打破了旧式金融体系的垄断，为四川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这些新式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的设立、业务的拓展，还是保险公司的兴起，都标志着四川金融业正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不过，其地域分布仍不平衡，大多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大商贸中心，尤其是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商埠，逐渐发展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

日本认为先于自己进入中国的欧美国家，长时间局限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区活动，未能深入中国内陆。究其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民间的商业形态、惯例和组织形式，因而只能依靠买办。日本要在中国市场上超越欧美，攫取更多在华利益，甚至独霸中国，就必须深入广大内陆地区，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实情。重庆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获得的长江上游的唯一通商口岸，也是日本进入四川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跳板。作为近代日本重要的教育机构与情报收集机构的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长达29年的持续踏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东亚同文书院以团队的形式，对四川进行长时期反复踏查，形成的众多考察日记与调查报告，超越了之前欧美各国以游历者个体通过考察日记或者游记的方式呈现的调查文献，显露了日本在当时对中国的觊觎之心，充当了日本对中国实施侵略和殖民的工具。这些调查资料或在日本各界对华经济贸易决策中发挥作用，或被运用于日本的军事决策，尤其是军需供给中发挥作用。

东亚同文书院对于近代四川金融发展的梳理，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变迁与金融生态的复杂与多样，揭示了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金融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中，四川的金融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金流动场所，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新式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并存与竞争，外资金融机构的渗透与本地新兴金融机构的艰难成长，不仅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四川在被迫开埠进程中的相对滞后与困境中执着前行的足迹。

东亚同文书院所刻画的近代四川金融业的基本面貌，客观上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变迁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镜鉴。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的调查是日本人关于整个四川省调查的组成部分。总体上看，是对华实施野蛮侵略链条中的一环，是为日本开展经济侵略，乃至发动侵华战争服务的。因此，其调查所形成的认识与结论，有些自然也成了日本进行经济侵略以及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与部署的依据。在当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如何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捍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无可回避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关于四川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的调查历史的深入研究，应该对于解决上述重大问题有所裨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