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关于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贸活动的某一方面，包括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水平评价，产品质量评价以及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从研究视角看，主要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领域，施炳展^[4]通过衡量和测算农产品出口企业整体出口的产品质量，并根据企业异质性理论判断该国农业贸易质量水平。李宏艳等^[5]则指出，在当今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一国的贸易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中间产品的加工与服务，且各国劳动力成本差异悬殊，如果单纯以商品价值来判断产品质量，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基于产品的增加值来衡量产品质量，更能反映产品本身的价值，从而更加准确地判断一国的农业贸易发展水平。毛海涛等^[6]认为，贸易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国经济，实现人民幸福，所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核心应该是实现本国利益提升，增强人民福祉。通过计算标准化贸易利益，可以判断贸易质量发展状况。

除了在微观领域进行探索外，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做了研究。Porter^[7]提出农业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基本条件、企业策略、贸易结构、竞争力水平以及政府行为等。高金田等^[8]从农业贸易的核心资源状况、国际市场地位和新发展理念下的外贸发展3个角度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对农产品贸易的宏观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学者们或基于农产品贸易本身状况，将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视为贸易价值或贸易利益的判断指标; 或基于宏观经济视角，将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归结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多指标的联合评价，进而判断农业贸易质量。前者更侧重微观领域的研究，通过相关数据信息得出贸易质量的好坏，忽视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大国往来的贸易成本、国家软实力和人民幸福感等要素，评价指标过于单一。后者能够从宏观视角分析一国的农业贸易质量发展状况，并达成一些普遍共识，但研究得不够细致。在宏观层面，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应该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处于中高端地位，农业基础雄厚，农产品贸易规模发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既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又要符合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特点，能够反映出新时代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因此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提高农业发展质量为核心、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主攻方向、满足人民幸福为落脚点，推动形成以农产品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向，立足科学性、全面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从农业贸易基础、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效益4个维度构建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局限，首次将贸易效益纳入分析框架; 基于省域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提出东部创新驱动—中部生态补偿—西部品牌突破的差异化路径，为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如果单纯依靠国内资源，很难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因此需要在加强自身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额由2002年的52.9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3 330.4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额的全球比例也由3%增长到8.6%，成为排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大国^[9]。202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整体向好发展的趋势明显。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基础呈现出显著的“二元性”特征。从资源禀赋看，中国拥有全球9%的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水稻、小麦等主粮自给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2024年粮食总产量达7.065亿t。然而，支撑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短板依然突出。如冷链物流覆盖率区域失衡，2023年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率仅为58%，其中东部地区达72%，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8%。据农业农村部2023年报道，云南花卉产业因冷链缺口导致出口损耗率高达28%，远超荷兰的5%。此外，数字技术应用滞后，尽管农村电商交易额突破2.1万亿元，但跨境电商在农产品出口中的渗透率仅为14.3%。区块链溯源技术覆盖率不足7%，而欧盟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已普遍超过30%^[10]。这些短板严重制约了贸易质量提升。

除此之外，虽然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在不断增大，但贸易逆差严重。自2004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8年贸易逆差，其数值更是从2004年的46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1 351.8亿美元。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大国^[11]。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外绿色贸易壁垒及贸易自由化的条件限制，中国很多农产品出口遭受限制，导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12]。

农产品贸易在我国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背景条件下，我国农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国家已经从周边地区逐步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特别是“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中国农产品贸易迈出崭新的步伐，农产品贸易合作方式也日趋多样化。

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来看，呈现出“双高双低”特征：初级农产品出口占比高，深加工农产品占比低; 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进口依存度高，而高附加值、品牌化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对较低。这种结构深刻反映了我国农业在全球分工中的现实位置。一方面，我国大量出口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却需要大量进口大豆、谷物、棉花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满足庞大的加工和消费需求。在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区域中，出口对象主要为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周边地区，这些区域典型特征就是面积狭小，资源禀赋不足，农产品依赖进口; 而我国进口的主要对象为巴西、美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区域现代化农业发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以2023年为例，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如图 1所示。

2023年中国10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占据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4%，而前3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占据32.8%。进口的主要国家为巴西、美国、泰国等，前10大农产品进口国占据农产品进口总额的71.2%，而巴西和美国进口额占比分别达22.2%、17.8%，这两个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量占到我国进口总量的4成^[13]。还是以2023年为例，从农产品进出口种类来看，水产品及制品、蔬菜(水果)及制品占据前几位，这几类农产品出口量占到农产品出口总量的40%以上。而进口的农产品中，油籽(油料)进口额占据绝对优势，达到27.9%，其次为肉类及制品，占13.1%。因此，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区域和种类都呈现出较强的集中性^[14]。

当前，伴随着国际贸易格局演变，我国农产品进口逐步转向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一方面可以缓解对少数几个国家的依赖，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另一方面深化贸易合作伙伴，增强与更多国家的农产品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尽管我国农产品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国内、国际市场融合不断加深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式，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首先，在贸易竞争性方面，存在传统优势弱化与新兴动能不足问题，中国农业国际贸易正面临比较优势“断档”危机。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滑，技术密集型产品尚未形成新的优势，而过去依赖的成本优势却在快速消减。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我国在果蔬、水产养殖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正被东南亚、南美等新兴农业国家逐步赶超。这些国家凭借更低的成本，正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强有力的替代者。②品牌溢价能力薄弱，直接制约了我国农业由“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尽管我国拥有众多优质的农产品资源，但在国际市场上常常只能以“原产地”或原料的身份出现，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中，无法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获取远超产品本身价值的市场溢价。③标准话语权缺失，使我国在全球农业贸易体系中长期处于“被动适应”而非“主动塑造”的不利地位。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常常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去研究、理解和迎合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各种复杂标准与认证体系，从农药残留限量到食品追溯规程，无不增加了出口的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

其次，在贸易效益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生态代价的失衡困境，农业国际贸易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生态代价，呈现出“经济强、生态弱”的效益分化局面。

最后，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严重，进口依赖性过强，出口的农产品附加值较低，有机或具有品牌效应的农产品占比较低，多数仍以低端农产品为主。由此进一步增大了贸易逆差。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植根于多学科理论融合与国内外研究前沿的继承与指标创新。本文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并通过国内外权威研究验证指标的科学性。

贸易基础是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物质保障。为更加全面地反映该指标体系，本文指标选取植根于生产要素理论(劳动力、机械、资源)、贸易能力理论(规模、开放度、效率)与制度环境理论(交通、营商、社会环境)的多维框架，既继承经典研究，又结合中国实践，为全面评估农业贸易基础提供科学依据。就贸易结构而言，农产品外贸区域结构偏离系数，反映各地区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全国整体结构的偏离程度，并基于区域经济结构差异指数，衡量区域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结构异质性。本文引入农产品出口国内市场占有率、竞争优势指数和出口增长优势指数，从全方位定义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贸易效益指农业贸易活动带来的综合效益，是贸易活动的最终目的，关乎贸易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从经济与社会效益考量。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以良好的农业外贸基础为支撑，以不断优化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为依托，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农业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本文4个维度体系通过理论继承与指标创新，既锚定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矛盾，如结构、环境外部性等，又响应国家重视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方针政策，基于科学性、指标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结合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建立了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状况^[15]。同时，为量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熵值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客观反映数据离散程度，避免了主观赋权的专家偏好干扰，尤其适用于多省份、长周期的面板数据分析^[16]。

衡量一个地区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指标很多，假设m代表样本数，n代表n个评价指标，则X_ij为第i(i=1，2，…，m)个评价单元中第j(j=1，2，…，n)项指标值。由于各指标单位不同，首先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而后计算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最终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17]。具体步骤如下：

(1) 采用极差法将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方法为：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Z_ij表示原始数值标准化后的数值; X_j表示第j个指标的所有数据。

(2) 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值和差异系数，

式中：K=1/ln m为调节系数，确保熵值落在[0, 1]区间内。e_j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其值越大，表明该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越少。d_j为差异系数，定义了熵值的互补值，其数值越大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越应该赋予较大的权重。

(3) 根据各指标的差异系数来计算指标权重：

(4) 利用计算出的权重，对每个评价对象进行加权求和，最终得到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得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涉及中国31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5年数据和20个指标核算，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为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农业贸易数据产生的影响，本文选择2009年作为起始年份进行分析。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根据极差法和熵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熵权处理，最终得到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测评结果，其中各项指标正负标准的判定以对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正负效应来判断。经初步统计，测评结果连续年份的变化率较小，考虑文章篇幅，后续研究每隔4年做1个参照组。

通过熵值法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系数反应了该指标在整个评价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在农业贸易基础条件中，营商环境(33.49%)、开放度(24.16%)、贸易规模(11.74%)所占权重最大，这3者占据整体的69.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发展效率中农业经济波动率的权重最低，虽然对整个指标体系的影响较小，但一国的经济波动情况可以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程度。

农业贸易结构的协调发展是推动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体现的是一种趋于完美的平衡发展格局，即在进出口结构上实现均衡，贸易顺差、逆差不至于过大，如果贸易逆差过大，容易对外部产生依赖性，如果顺差过大，会减少国内可利用资源，不利于本国经贸发展; 在区域贸易结构中实现均衡，力求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性; 在商品贸易结构中农产品贸易要占有一定比例，确保能满足国内、国外市场需要，维持农产品供需平衡。本文的农业贸易结构各衡量指标中，农产品贸易比例所占权重最大，超过了70%。农业贸易结构比例反映了一个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实力和外贸实力，其数值越高，说明该地区对农村经济和农产品贸易越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

农业贸易竞争力是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可以体现在对贸易规则、价格、利益分配的主导上面，而市场份额是贸易竞争力最直接的体现。由本文中对农业贸易竞争力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来看，市场占有率的权重数值为49.82%，正好契合了市场占有率是农业贸易竞争力最直接的表现这个结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更加细化地衡量某一类产品的竞争性，较好地反应一国某一类产品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是农业贸易竞争力中重要的衡量指标。

农业贸易效益指农业贸易活动带来的综合效益，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层面主要指贸易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而社会效益则重点强调贸易是否惠及全体人民。由表 1中数据可以看出，社会效益所占权重最大，为64.41%，契合了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

2023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中国31个省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分布态势。在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前10的省份中，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大多经济发达，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而排名靠后的主要包括西藏、四川、重庆等西部省份，这些省市地理位置较偏，经济基础薄弱，且区域内部多山地、丘陵，道路交通运输不便。山东省(2.04)的综合得分最高，重庆市(0.51)的综合得分最低，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评分最高值是最低值的4倍，说明区域间农业贸易发展质量差异显著，大多数中部省份的综合评分处于中游或中下游水平。东、中、西部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资源禀赋、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差异。

东部地区多为沿海省份，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雄厚，冷链物流覆盖率达72%，农村电商渗透率为35%(远超全国均值)，浙江数字技术应用强度指数达0.88(全国最高)。同时，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政策红利释放，2022年东部省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利用率达68%，关税减免额占全国的82%，进一步推进了农产品贸易发展。此外，东部地区在农产品贸易中处于价值链高端锁定，深加工品出口占比(39%)与地理标志产品国际认证率(25%)领先^[18]。

中部地区依托生态赋能和供应链整合，提升当地贸易质量。但是，中部地区也存在着政策响应滞后效应，数字技术应用强度和科研投入低于东部地区，制约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基础短板突出，西部省份地理位置偏远，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冷链覆盖率仅为38%、农村电商渗透率为11%(均为全国最低); 资源路径依赖，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且处于贸易产业链条中的下游位置; 政策执行偏差，中央财政补贴在西部地区的落地效率较低，相于东部自贸区等政策扶持，西部地区享受到政策执行落地具有一定的困难和延滞性^[18]。

整体来看，东、中、西部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凭借创新与制度优势领跑，中部通过生态与供应链整合追赶，西部受制于基础短板与路径依赖而相对滞后。

从各省份的维度排名来看，农业贸易基础排名前3的省份分别为上海、海南、北京，上海、北京为一线城市，经济及科技力量雄厚，市场开放度高，具有天然的对外贸易优势; 2018年海南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成为了新的对外开放桥头堡。排名末尾的青海、宁夏、贵州均为西部省份，贸易条件较差，排名第一的上海(0.53)约为排名末尾的青海(0.03)的18倍，说明地区发展具有较强的不均衡性，且这种差距悬殊较大^[1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农业贸易基础力量雄厚，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较高(综合指数得分较高)，但其农业贸易结构水平却呈现出较强的不均衡性，排名较差，如上海、广东、北京的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排名靠前，但其农业贸易结构排名却分别位列26、21、20。之所以呈现出此现象，一方面是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区域内部更注重第二、三产业发展，第一产业所占权重相对较小，导致农产品贸易结构占比较小; 另一方面是这些地区农业资源禀赋不足，为满足区域内居民生活需要，很多农产品依赖进口，导致进出口结构失衡，贸易逆差严重，由此也说明这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可能存在严重的贸易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农业贸易竞争力水平也有类似特征，即越是经济发达区域，农产品贸易竞争性水平越弱。由于这些地区受农业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限制，农产品依赖进口，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比较优势较差; 与之相反的很多传统农业大省，如山东、广东等，农业贸易竞争力较强。从农业贸易效益来看，还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获益最高，且排名第一的上海(0.95)农业贸易效益约为排名末尾的山西(0.12)的8倍。因此，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农业贸易可以满足区域内部居民生活需要，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而对于山东、广东等农业大省，可以通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来加快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①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越高。②农业贸易结构的协调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向关系，且农业贸易竞争力水平也有类似特征。③无论农业贸易基础、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效益，各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因此要提高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必须缩小地区差距。

2011、2015、2019和2023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知，2011、2015、2019和2023年中国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排名整体变化不大，以平稳发展为基调。具体到各个省份来看：在2011年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排名前10的省份中，经过10余年发展，到2023年仅有个别省份排名发生了变化，像山东、云南、上海、福建、广东历年来均维持在前10水平，山东省排名第一的位置更是常年不变，与传统认知一致。海南省变化幅度最大，由2019年的22名，仅用4年时间到2023年时已达第4名。除个别省份变化幅度较大外，排名靠后的省份也相对比较稳定，常年维持在排名末尾状态。

中国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近年来呈现出平稳运行态势，既得益于国内政策持续优化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也与国际市场环境的结构性调整密切相关。

自加入WTO以后，中国已逐步建立了以WTO制度框架为核心的农业外贸政策，扎实有序地推进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外贸结构，增强市场主体活力^[20]。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政策是稳中求进，不断优化，加之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发展，导致中国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质量也呈现出平稳发展态势。

首先，国际市场需求韧性。东盟市场扩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逐年提升，云南咖啡、广西榴莲等品类依托零关税政策实现稳定增长。尽管欧美绿色壁垒加码，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需求上升，填补了传统市场缺口。其次，国内消费升级拉动。双循环政策驱动下，内需市场扩大倒逼质量升级，推动了出口企业同步提升标准。国内、国外互为补充的强有力支撑使得中国农业国际贸易质量发展能够平稳运行。

数字技术普及和应用。跨境电商赋能，如阿里巴巴国际站、拼多多TEMU等平台帮助中小农企直接对接海外买家，减少中间环节导致的波动。供应链基础设施升级，冷链网络逐渐完善。不断加大物流枢纽建设，如郑州、重庆等内陆城市打造国际陆港，降低运输不确定性。

东部地区创新驱动稳态增长，技术密集型锁定。山东、江苏等省份通过种业研发和深加工形成技术壁垒，削弱外部冲击的影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从种植、加工到物流的全产业链集群，抗风险能力显著高于分散经营模式，中部地区资源禀赋具有缓冲作用。由于大宗农产品可以托底，如河南等粮食主产区依托小麦、玉米等刚性需求品类，出口波动率相对较低，因此运行较为平稳。西部地区很多省份的特色农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如宁夏枸杞、云南咖啡等地理标志产品可长期维持价格稳定。

综合来看，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质量的平稳运行，本质上是政策韧性、技术进步与市场适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东部依托创新与制度优势实现“主动平稳”，中部则通过资源禀赋与政策扶持达成“防御性平稳”。未来需警惕路径依赖导致的低效锁定，尤其西部地区需加快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动态演变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知，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由2009年的30.25%，上升到2023年的42.28%，增长了39.8%，整体向好发展，但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① 2009-2014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呈现出小幅波动且上涨趋势，特别是2010年增幅明显，这主要得益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后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国际市场环境改善，农产品贸易市场活跃。② 2015-2017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呈现出稳定状态，维持在一个平稳水平并小幅波动。③ 2018-2020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呈现出稳步增长趋势，到2020年时达到顶峰。④ 2021-2022年呈现出小幅回落态势，到2023年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又呈现出回暖态势，预期未来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向好。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各维度贡献率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通过熵值法计算出贸易基础、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效益的权重，而后将每个维度的综合得分与总目标得分进行对比，其占比即为该维度的贡献率。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各维度贡献率排名从大到小依次为贸易结构(37.87%)、贸易效益(27.6%)、贸易竞争力(18.84%)、贸易基础(15.69%)。贸易结构在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的原因：①市场需求升级驱动贸易结构优化，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增长，全球消费者对营养强化食品、有机农产品、预制菜等深加工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②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推动结构转型，农业科技赋能深加工，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区块链溯源、跨境电商平台提高了贸易效率。③国际竞争压力倒逼结构升级，越南、泰国等通过深加工抢占市场份额，中国需通过结构升级突破“原料供应者”角色，抢夺全球价值链上游地位。④国家大政方针强调优化产业结构，因此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提升附加值、分散风险、响应标准、高效利用资源，成为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政策协同，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推动结构升级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

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动态演变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具体各分维度特征来看，贸易基础的贡献率在2009-2023年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19.84%下降到2023年的13.84%，下降幅度达30.24%。之所以其贡献率越来越低，与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相契合。中国经济过去30年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阶段，正逐步迈入“新常态”的发展状态，追求的是高质量而不是更高速度和规模，与之而来的贸易基础所占比例也就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贸易结构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贸易结构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优化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至关重要，其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贸易竞争力在各维度中的贡献率最为稳定，其数值基本围绕着均值18.84%呈现出小幅上、下波动状态。贸易效益在各维度贡献率中排名第二，除个别年份有较大波动外，整体呈现出平稳运行状态。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就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各维度贡献率状况来看，贸易结构的贡献率最高，且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 贸易基础的贡献率最低，且有逐步走弱的趋势; 贸易效益和贸易竞争力的贡献率则呈现出稳定发展状态。要想提高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必须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

本文从农业贸易基础、贸易结构、贸易竞争力及贸易效益4个维度出发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2009-2023年31个省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开展测算与评价。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中国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具有较大差异。整体而言，中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异，东部依赖数字技术与制度创新，中部以供应链整合为核心，西部受限于基础设施与品牌短板。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地区贸易结构越容易失衡，相应的贸易竞争力也越弱。② 2009-2023年中国各省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排名变化不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出现这一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政策韧性、技术进步与市场适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东部依托创新与制度优势实现“主动平稳”，中部则通过资源禀赋与政策扶持达成“防御性平稳”。③整体来看，中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呈现出小幅波动且上涨趋势。就各分维度贡献率来看，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贸易结构、贸易效益、贸易竞争力、贸易基础，其中贸易结构的贡献率随时间推移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贸易基础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贸易效益和贸易竞争力的贡献率呈现出稳定发展状态。

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特点，本文提出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对策建议：

① 打造数字贸易枢纽，推广区块链溯源技术。深化跨境电商试点，在广东、浙江等自贸试验区扩大“无纸化通关”“保税直播”等创新场景，不断提高跨境电商渗透率。强制出口农产品使用“一品一码”溯源标签，对通过“英国零售商协会”(BRC)认证的企业给予部分技改补贴。②强化国际标准话语权，支持山东、江苏等农业大省牵头制定预制菜、速冻食品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建设绿色自贸区，在上海临港、海南自贸港试点“零碳农产品出口专区”，对符合碳中和认证的出口企业减免部分所得税。③优化区域协同机制，构建长三角农业科创走廊，设立种业研发基金，重点突破蔬菜、水产种源“卡脖子”技术。推动跨省供应链互联，提升冷链物流时效。

① 发展低碳农业模式。在湖北、湖南等水稻主产区推广稻渔综合种养，建设100个万667 m²级示范基地，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和产业园建设。②建设内陆供应链枢纽。着力打造郑州国际冷链港，力争建成亚洲最大冷链仓储中心(容量500万t)，配套中欧班列农产品专列“天天班”。试点“中央厨房+卫星工厂”模式，在河南、安徽布局预制菜加工集群，通过统一标准带动周边农户增收。③承接东部技术溢出，鼓励武汉、长沙等城市与深圳、杭州共建数字农业实验室，并给予相应的政策补贴，定向培育“链主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整合中小产能，提升深加工产品出口比例。

① 实施“地理标志出海计划”，强化品牌保护。对宁夏枸杞、云南咖啡等50个重点地理标志产品，提供国际商标注册全额补贴。建设“区块链+地标”平台，通过蚂蚁链等技术实现生产全程上链，争取推动多个西部地区地标产品通过欧盟“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DO)认证。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中央财政倾斜力度，特别是冷链物流建设补贴，提高基础物流服务水平和质量。③培育跨境贸易新业态，试点“边民互市+电商”模式，在云南瑞丽、广西凭祥建设跨境直播基地，推动缅甸蜂蜜、越南榴莲直采直销。发展“低碳畜牧业”，在内蒙、青海推广草原碳汇项目，每吨碳汇补给予，对冲欧盟碳关税成本。

① 构建农业大数据中枢，整合“三农”数据资源，尽早建成覆盖生产、流通、贸易的全链条数据库，实现海关、农业、市场监管数据实时共享。开发风险预警系统，基于人工智能算法预测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与绿色壁垒动态，提前向企业推送风险提示。②优化财政金融支持，设立千亿级农业贸易基金，重点支持RCEP市场开拓、种业研发与数字技术应用，对西部省份给予资金倾斜。③强化国际合作网络，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的农业合作，推动建立“10+3”粮食安全储备机制，在山东、广西建设区域应急储备库。发起“数字丝路农业联盟”，联合东盟国家制定跨境电商规则，共建农产品溯源互认体系。④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将农业贸易质量指数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东部侧重创新指标(如专利数)，西部侧重基建达标率。

针对不同区域的差异，制定不同的农业贸易高质量政策，既强调东部“创新突围”、中部“生态转化”、西部“特色突破”的差异化路径，又通过全国性制度设计促进要素协同。通过数字赋能、标准引领与综合统筹，推动农业国际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迁”的实质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