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整群方便取样法，选取重庆市和成都市各1所中职学校的高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间隔6个月的两次追踪调查。2023年12月进行第一次测量(T1)，共回收有效问卷2 148份；2024年6月进行第二次测量(T2)，回收有效问卷2 034份。将T1和T2的有效问卷进行逐一配对，保留全部参加两次调查的1 949名被试纳入分析(匹配率90.74%)。T1测量时学生的年龄范围为14~18岁，男生占比63.78%，女生占比36.22%；家庭居住地占比分别为城市62.80%、城镇22.17%、农村15.03%；独生子女占比29.60%，非独生子女占比70.40%。将流失被试和两次都参加调查的被试在学校、性别、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抑郁上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值依次为0.777，2.337，1.775，0.208，1.315，0.244，-0.024，p＞0.05)，表明这些数据是完全随机缺失。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短视频过度使用量表对被试短视频过度使用状况进行测量^[10]，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2]，共有6道题，采用Likert 5点计分(完全不符合=1，完全符合=5)，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短视频过度使用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T1和T2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1、0.897。

本研究采用非适应性认知量表^[18]测量网络特异性的非适应性认知，共12道题，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3]。在本研究中，为符合研究内容，将“网络”表述改为“短视频APP”，例如“比起面对面，通过短视频APP我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完全不同意=1，完全同意=5)，得分越高代表个体非适应性认知情况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T1和T2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8、0.917。

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4]测量被试过去一周的抑郁状况。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35]，包含20个题项，采用Likert 4点计分(小于1 d=0，5~7 d=3)，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抑郁出现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T1和T2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6、0.901。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展开施测，两次施测均告知被试研究目的，并向其保证信息的保密性。获得知情同意后，学生自愿在教室里进行纸质问卷填写，由经过训练的班主任老师为被试提供必要的指导。本研究程序符合科学研究规范，并获得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H24132]，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采用SPSS 26.0对两次测量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Mplus 8.3对量表进行等值性检验，构建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中职生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以探究三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并考察其性别差异。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分别对两次测量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36]。结果显示，T1和T2测量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均为5个，且首个因子的解释率分别为30.02%、32.33%，均小于40%的临界值。故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短视频过度使用和非适应性认知在T1、T2时间点上呈显著正相关(r=0.577、0.629，p＜0.001)；短视频过度使用和抑郁在T1、T2时间点上呈显著正相关(r=0.418、0.432，p＜0.001)；非适应性认知和抑郁在T1、T2时间点上呈显著正相关(r=0.402、0.418，p＜0.001)。由于性别和学校与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故在后续分析中将其纳为控制变量。

为了探讨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交叉滞后关系，本研究根据文献[37]提出的检验交叉滞后模型的方法，通过评估5个交叉滞后模型，最终得到最佳拟合模型。具体来说：M1是只包含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抑郁的自回归路径的基线模型；M2在M1的基础上增加了T1短视频过度使用指向T2非适应性认知和抑郁的路径；M3在M1的基础上增加了T1非适应性认知指向T2短视频过度使用和抑郁的路径；M4在M1的基础上增加了T1抑郁指向T2短视频过度使用和非适应性认知的路径；M5是包含M1到M4的所有路径的模型。考虑到性别和学校与研究核心变量相关，将性别与学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对5个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比较(见表 2)，结果显示，M5的拟合指标较好，故采用M5的结果解释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双向关系。

M5的结果如图 1所示，T1短视频过度使用分别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β=0.428，p＜0.001)、T2非适应性认知(β=0.094，p＜0.001)和T2抑郁(β=0.054，p＜0.05)；T1非适应性认知分别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β=0.108，p＜0.001)、T2非适应性认知(β=0.452，p＜0.001)，而对T2抑郁预测不显著(β=0.048，p＞0.05)；T1抑郁分别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β=0.068，p＜0.01)、T2非适应性认知(β=0.077，p＜0.01)和T2抑郁(β=0.572，p＜0.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交叉滞后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以性别为组别变量进行多群组路径分析。首先，构建自由估计模型，结果显示两个时间点3个变量的交叉滞后模型为饱和模型，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卡方、自由度均为0。其次，构建全路径限制相等模型，将路径分析中所有参数限制为男女相等后，总体模型拟合结果为：χ²=12.369，df=9，RMSEA=0.020，CFI=0.999，TLI=0.997，SRMR=0.014。由于自由估计模型和全路径限制相等模型为嵌套模型，模型比较可采用卡方差异检验。本研究中采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因此根据卡方差值、自由度差值做出显著性判断即可^[38]。结果显示：Δχ²=12.269，Δdf=9，p＞0.05，表明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交叉滞后模型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发现中职生T1短视频过度使用正向预测T2抑郁，中职生T1抑郁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验证了假设1，即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与抑郁存在双向关系。短视频作为新兴网络媒体，吸引着众多观看者、互动者、模仿者与创造者^[10]。中职生行为习惯养成相对较差，自控能力也相对较弱，面对内容丰富、操作便捷的短视频，容易沉溺其中。T1阶段的中职生刚步入新的高中生活，过度使用短视频可能会打乱他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如减少现实社交^[11]、影响睡眠^[26]等，从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增加其T2阶段抑郁的风险。此外，抑郁往往使个体感到痛苦^[22]，为缓解负面情绪并寻求安慰，中职生可能会选择广泛使用的短视频媒体。研究表明，抑郁的个体通常缺乏良好的社交技能，倾向于在线互动^[39]。短视频的匿名化特点以及便捷的分享、评论和互动功能为中职生提供了更多虚拟社交机会，满足了他们的认同感需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职生更容易沉迷于短视频，加剧其过度使用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T1非适应性认知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T1短视频过度使用正向预测T2非适应性认知，验证了假设2，即短视频过度使用与非适应性认知之间存在双向关系。非适应性认知是各类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充分决定因素，而过度问题性网络使用又会影响随后的非适应性认知^{[12, 19-20, 31]}。中职生在成长过程中常有诸多负面经历，可能导致心理需求的空缺，而短视频使用能够满足其娱乐放松、自我表达、社会认同等多种心理需求^[40]。在短视频平台上浏览、上传视频可获得他人的评论和关注，中职生能感受到“被认可”的情感体验，可能产生“离开短视频就没有人爱我”等非适应性认知。由于中职生身心发展尚未成熟，难以准确评估短视频过度使用带来的负面后果，受到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容易形成不切实际的媒体期望并强化对短视频的依赖，增加过度使用的风险^{[18, 20]}。

本研究发现T1抑郁显著正向预测T2非适应性认知，而T1非适应性认知未能显著预测T2抑郁，即中职生抑郁与非适应性认知之间存在单向关系，部分验证了假设3。抑郁与个体网络相关的非适应性认知密切相关^[21-22]。抑郁会使个体低估自己的能力，并伴随着更多的负性体验，为了摆脱这种消极状态，他们会求助简便易得的网络活动^[12]。抑郁的中职生受到心理需要和现实冲突状态的影响，很容易产生对短视频媒体的不恰当看法以及过度期望，从而导致其非适应性认知的形成。然而，本研究中T1非适应性认知未能显著预测T2抑郁，可能是因为T1阶段的非适应性认知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对中职生抑郁的影响尚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此外，中职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可能会通过积极的自我调节、社会支持等缓冲因素来减轻这种认知偏差对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往研究表明一般性网络使用相关的非适应性认知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24]，而本研究聚焦于特定的短视频媒介，并重点关注中职生群体，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对象和网络使用行为的特异性相关。并且中职生使用手机相较大学生有所限制，若没有足够的短视频使用机会，这种认知的影响可能不会直接反映到抑郁的变化上。

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结果未支持假设4。尽管以往研究指出，性别差异可能会影响个体网络使用偏好与心理健康表现(例如女生更倾向于社交媒体使用^[25]，男生网络游戏相关的非适应性认知明显高于女生^[31])，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聚焦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而非变量本身的水平差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中职生，均处于成长发展的同一阶段，在心理发展任务(如身份探索、情绪调节、人际适应)和媒介暴露环境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一方面，短视频具备的算法式推荐、沉浸式体验，对不同性别的中职生均具有较强吸引力，过度使用短视频可能通过削弱现实社交、扰乱生活节律等路径共同诱发心理健康风险；另一方面，青春期个体在发展压力下形成的应对机制和认知加工方式可能在性别间表现出趋同趋势，从而在路径结构上削弱了性别的调节作用；此外，尽管本研究使用了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并呈现出良好的模型拟合指标，但需注意男女样本数量存在不平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性别差异检验的统计功效。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在扩大样本容量的同时，进一步控制组别样本的均衡性，以更稳健地评估性别在该模型路径中的差异作用。

本研究从短视频使用的认知与行为视角出发，探讨了中职生抑郁问题及其相关因素，研究结果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方面，需关注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双向关系。学校应通过短视频媒介教育、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与娱乐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线下体育活动与社交互动。对于抑郁的学生，可通过个体咨询与团体辅导等帮助他们探索健康、合理的情绪调节和娱乐方式，以减少抑郁情绪对短视频过度使用行为的影响。同时，家庭也应承担起监护责任，制定合理的短视频使用规则和限制，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努力打破抑郁情绪与短视频过度使用之间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改善中职生的非适应性认知并纠正其认知偏差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可以基于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心理学理论，设计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短视频等虚拟世界的内容，识别和修正认知偏差。家长应积极肯定和鼓励孩子的进步，帮助孩子增强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价值感。特别是对于有抑郁问题的学生，家长应耐心与孩子沟通，帮助其合理表达情绪，防止抑郁情绪的积累和加剧，从而避免非适应性认知的进一步恶化。

本研究探索了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纵向关系，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聚焦于易被忽视且心理风险显著的中职生群体，丰富了该群体在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方面的研究；其次，聚焦于短视频平台这一新兴媒介，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与理论创新性；最后，采用双时间点的交叉滞后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多群组路径分析，探索了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与模型的性别结构稳定性。研究结果为中职生群体的心理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然而，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来源相对单一，由于高二、高三学生学业任务较重，学校管理严格，仅对高一学生进行了调查，未来可以扩大样本范围，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年级的中职生，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其次，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未来可以结合多种数据来源，如家长、同伴、教师评估等，以获取更加全面、真实的数据；最后，本研究采用了间隔6个月的两次追踪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增加追踪次数及时间间隔，以更全面地揭示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动态关系。

① 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与抑郁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即T1短视频过度使用正向预测T2抑郁，同时T1抑郁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

② 中职生非适应性认知与短视频过度使用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即T1非适应性认知正向预测T2短视频过度使用，同时T1短视频过度使用正向预测T2非适应性认知。

③ 中职生抑郁与非适应性认知之间存在单向关系，即T1抑郁显著正向预测T2非适应性认知，而T1非适应性认知未能显著预测T2抑郁。

④ 中职生短视频过度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抑郁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跨性别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