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明确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新质态，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与生产力要素深度融合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创意化开发、产业化运营为关键路径，兼具文化传承属性与生产力革新特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相较于传统文化生产力，其核心差异在于实现了“技术赋能—文化增值—产业升级”的闭环重构，突破了文化生产的时空限制与要素约束。文化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文化资源数字化、创意化转化为关键路径，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深入研究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振兴，有助于回应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文化新质生产力同样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学界提出，文化新质生产力是“由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及其引发的文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文化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驱动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是“以创新为驱动，以高科技为支撑，以高质量和高效能为指引，以文化创作生产为核心内容的先进生产力形态”^[4]；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以“高效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新性”为发展特征的新型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新质态、新类型^[5]。在核心要素上，文化新质生产力蕴含着“数字文化创意劳动者、数字文化劳动资料和数字文化劳动对象等文化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与优化”^[6]。二是文化新质生产力由什么构成。学界提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文化科技、文化数据、文化金融以及文化人才^[7]。从生产力“三要素”视角看，文化新质生产力由从事文化生产行业的劳动者、各类历史文化产物以及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主要代表的各种劳动资料共同构成^[8]。文化资源化、资产化以及资本化的相互促进构成了文化新质生产力^[9]。三是文化新质生产力有什么重要价值。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10]。文化新质生产力在“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应对世界百年变局与时代挑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11]。从产业发展看，在文化产业数实融合所引发的产业升级效应中，文化新质生产力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机遇^[12]。四是如何形成和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学界提出，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要夯实生产链条、加强业态创新、聚焦战略布局、重视人才培养^[13]。在数字时代，要“运用数字技术革新文化产业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环节，促进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与发展”^[14]，“实现数字文化劳动者、数字文化要素、数字文化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15]。五是如何运用文化新质生产力。学界提出，在赋能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16]、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7]等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上述研究成果以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多元的分析视角，研究阐释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五个基础性问题。但目前已有的成果多侧重于对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局部研究，对如何充分运用、发挥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优势，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点，尤其是如何促进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文化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显而易见。为此，要立体全面地研究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振兴，需要做好三个环节：首先，深入探讨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怎样的创新驱动、要素融合、价值创造的逻辑赋能乡村振兴，这是“底层逻辑”；其次，明确技术应用不足、产业发展滞后、优质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对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影响，这是“现实挑战”；最后，提出以聚焦技术破壁、产业活化以及人才筑基促进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推进路径”。由此，本文从“底层逻辑(赋能条件)—现实挑战(赋能问题)—推进路径(赋能进路)”三个维度出发，系统全面地探究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新质生产力的“新”在于创新。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8]文化生产力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和水平”^[19]，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本质是以创新驱动、要素融合与价值创造打破乡村传统发展桎梏，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生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0]698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驱动，核心在于以持续的创新活动为引擎，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联动，打破乡村发展的路径依赖，释放文化资源的乘数效应，构建具有内生增长能力的乡村振兴生态。这并不是单一维度的技术叠加，而是渗透于乡村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的系统性变革，既体现为工具理性层面的效能提升，也表现为价值理性层面的范式转换。

其一，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为乡村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突破性路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当前，“新的文化技术，新近出现的及尚未成为现实的，往往比先前的技术更为有力，对文化的影响更为强大”^[22]，如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重构了乡村文化的生产函数，使原本分散、静态的文化要素获得可编码、可复制、可传播的新属性，而“人工智能在助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生态治理水平和促进乡村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23]。例如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思经镇黍子村为古茶树建立区块链“数字身份证”，记录生长环境、采摘时间、制作工艺全流程，并引入行业内专业电商直播团队，持续打造“红椿岗古茶”IP，直播单场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24]。这种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城市技术下乡”，而是结合乡村文化特质的适应性改造。因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工具革新放大乡村文化的独特性，而不是用标准化生产消解文化多样性。

其二，以模式创新为载体，通过重构文化生产关系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传统乡村文化产业多以个体作坊或初级合作社为组织形态，面临规模小、链条短、附加值低的困境，而模式创新通过组织形态与业务形态的双重变革，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的层级跃升。在组织形态上，“文化创客空间+村集体+农户”的协同模式逐渐兴起，城市创意人才与乡村文化传承人形成创新共同体，既解决了传统技艺的代际传承问题，又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现代设计理念。例如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梅山村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入股、闲置农房改造等合作模式，将乡村的土地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服务，进而推动整个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25]。在业务形态上，“文化+”的跨界融合催生了新业态集群。文化与农业融合通过农作物景观化种植、农事活动体验化设计，使传统农业兼具生产与文旅功能。概言之，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构建利益共享机制，通过股权合作、订单分成等方式实现“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20]378，确保文化创新的收益惠及普通农户，从而避免“创新红利被少数人截留”的现象发生。

其三，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26]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必须形成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涉及产权界定、利益分配、生态保护等多重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27]。在产权制度方面，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集体产权属性，探索建立“传承人+村集体+企业”的权属共享机制，明确各方在文化IP开发中的权利与义务，既保护传承人的创作积极性，又避免文化资源的过度商业化。例如山西省平定县张庄镇探索“三方共建+技艺入股”模式，张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张庄供销合作社(企业)与花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贾如霞三方共同成立山西好客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使传统技艺转化为股权，实现“手艺变资产”，传承人也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企业老板”的身份转变^[28]。在激励政策方面，通过设立文化创新基金、给予税收减免、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创新主体的准入门槛与运营成本。在监管制度方面，通过建立“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的新型管理模式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29]34，在保障文化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赋予创新主体更大的试错空间。如浙江省成功试行的文化特派员制度，对破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文化单向供给与群众需求错位、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30]。可以说，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搭建平台、完善规则发挥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则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从而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格局。

从本质上看，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驱动逻辑，即是通过技术、模式、制度的三维创新，将乡村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的发展主体性得以重塑。

文化要素是赋能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31]。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要以文化要素为枢纽，打破传统产业间的边界壁垒，在产品质量、产业结构、产品品牌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升级^[32]，推动文化与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等全方位产业要素的深度耦合，形成“文化+”产业生态系统。

其一，文化与农业要素的融合，突破了传统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线性模式，形成“生产+体验+教育+文创”的复合型产业链，重构农业价值生成链条。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审视乡村文化建设，可以发现乡村文化发展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的多重面孔和价值^[33]。虽然农业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但文化要素的注入则赋予这一过程以精神价值与情感意义。例如贵州“村超”，“既传播‘村超’精彩赛事、榕江悠久的足球文化，又传播榕江的民族歌舞、民族服饰、特色美食和农产品，还传播‘村超’火爆出圈的原因及启示等”^[34]，提供了乡村文化发展新思路。在生产环节，文化要素以“农耕文化+生态农业”模式，将传统耕作技艺、节气智慧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农产品的附加值。湖北省武汉紫薇田园综合体探索“稻虾鳖鱼鸭”五共生模式，在传统稻鱼共生基础上，整合多元物种形成立体生态链，因地制宜打造“农业+文化+旅游”相结合的特色产业链^[35]。在流通环节，文化要素推动农产品从“土特产”向“文化IP”转型。尤其是通过挖掘农产品背后的地域传说、民俗故事，设计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包装与品牌形象，使普通农产品成为承载地方文化的载体。

其二，文化与手工业要素的融合，激活了乡村特色手工业的创新活力，加快促进“传统技艺+现代设计+智能制造”升级路径的形成。“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从低级阶段演进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类型”^[36]，其中乡村手工业的核心资源是地方特色手工艺与传统制造技艺，这些资源在工业化浪潮中曾因效率低下而面临生存困境，文化要素的注入为其提供了创新转化的契机。在设计环节，文化要素通过跨界融合，将传统工艺符号与现代审美需求相结合；在生产环节，文化要素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协同。例如江西省景德镇运用发光陶瓷、抗菌陶瓷、3D打印、数字绘画等现代技术，将传统陶瓷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有效拓展了年轻群体消费市场^[37]。可见，这种“传统技艺+数字技术”的生产模式，既保留了手工制作的温度与文化内涵，又提升了生产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文化与工业的深度融合，还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围绕核心工艺形成从原材料供应、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以郫县豆瓣为重点，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要素流，探索了一条以产业融合赋能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38]。

其三，文化与服务要素的融合，拓展了乡村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构建起“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数字服务”的多元业态体系，乡村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景。“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生活的压力和审美疲劳会促使城里人怀念或向往乡村生活的田园风光和温馨氛围，于是，寻找乡愁、体验乡土成为新兴的消费体验和旅游时尚。”^[33]通过文化要素使乡村服务业向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转型，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乡村消费需求。在文旅服务领域，文化要素通过“在地文化+沉浸式体验”的模式，将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活动、历史建筑等资源转化为叙事性文旅产品；在数字服务领域，文化要素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催生了乡村文化直播、数字文创电商等新业态，农民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乡村生活、传统技艺，既实现乡村文化传承，又带动特色产品销售。

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本质上是通过文化要素的渗透与整合，打破产业间的封闭性并推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39]，形成“农业筑基、工业赋能、服务增值”的产业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文化既是价值内核，赋予各产业以独特的精神标识，又是连接纽带，促进了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与重组。

乡村文化资源亟需激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40]只有借助文化新质生产力，激活乡村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价值，才能更好满足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但是，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要注重以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路径，从而全面激活乡村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多元价值，使原本处于潜在状态或低效能状态的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传承与生态优化的现实动能。

从经济价值维度看，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与产业融合，打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的价值天花板，逐步构建起高附加值的文化经济形态。“乡村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系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乡村经济社会发展。”^[41]乡村文化资源中的民俗传统、手工艺技艺、历史传说等，在传统发展模式中往往仅作为地方特色存在，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文化IP化”“创意产业化”的路径，赋予这些资源以市场价值，推动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文化+”产业集群。例如，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通过激活“周立波”和“山乡巨变”文学IP的经济效益打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旅产业，全村发展擂茶馆、农家乐等3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近100个，村民人均年收入达4.1万元^[42]。特别是依托古村落文化开发的民宿集群，不仅提供住宿服务，还通过建筑展示、民俗体验等文化活动，使游客的消费从“住宿支出”延伸至“文化消费”，带动餐饮、购物、体验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乘数效应。这种经济价值的创造并不以牺牲文化原真性为代价，而是通过建立“保护—开发—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文化资源的经济利用成为文化保护的物质基础，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保护的协同共进。

从社会价值维度看，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的认同功能与凝聚功能，对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与治理体系进行重构，不断增强乡村社区的内生凝聚力。为此，要“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提升乡村旅游质量效益，加快数字赋能乡村文化产业”^[43]。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包含着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在城镇化进程中，这些资源的社会功能往往被弱化，导致乡村社会的原子化与空心化。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介入，则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文化空间的营造，重新激活这些资源的社会价值。此外，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共享，使分散的家谱、契约、民间文献等资料通过数字平台整合，成为村民了解家乡历史、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渠道。例如贵州省研发“乡愁印迹——贵州村史村事”展示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收集保存村落简介、民俗趣事、文物古迹等多元信息^[44]。这种社会价值的创造，不仅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自信，还培育了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更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于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最终使乡村从“行政单元”转变为“文化共同体”。

从生态价值维度看，文化新质生产力还通过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中的生态智慧，不断推动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融合，促进乡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9]113与此同时，乡村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与实践智慧，但这些观念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冲击下逐渐被淡忘，乡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对生态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新的形式再次融入乡村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之中。例如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兴城村以美洋洋文旅综合体为核心，不断延伸“吃、喝、玩、住、学”生态产业链^[45]，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这种生态价值的创造，使乡村文化资源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桥梁，加快推动乡村从“资源开发型”向“生态友好型”发展转型。

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经济价值的转化、社会价值的重构、生态价值的融合与文化价值的传承，最终形成多元价值协同共生的系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新质生产力既是价值创造的工具，也是价值整合的纽带。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思维与现代技术，打破乡村文化资源价值实现的单一化与碎片化困境，构建起“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

文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文化新质生产力引领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然而，在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仍面临着“振兴主体流失与缺位、价值认同消减与式微、发展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的现实困境”^[46]等多重现实挑战，制约着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充分释放。

技术应用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资源的活化、文化产业的升级以及文化价值的转化，均依赖于现代技术的深度介入，但技术应用的现实困境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驱动力。技术应用滞后，文化新质生产力难以得到发展并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乡村文化资源价值释放受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削弱。

其一，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直接限制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技术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与城市相比，“农业科技现代化、机械现代化水平仍显不足”^[47]，尤其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存在明显差距，部分乡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48]。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网络化传播，而这一过程需要高速稳定的互联网络支撑。若网络基础设施不足，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就难以高效开展，文化产品的线上传播面临卡顿、延迟等问题，文化体验的沉浸式技术应用也难以落地，最终将导致乡村文化资源在数字时代的传播半径受限，文化价值的辐射范围更是难以拓展。例如，一些古城利用AR导览系统开展了数字化旅游，但因网络延迟问题，虚拟场景与现实场景存在匹配错位，游客体验感大打折扣。同时，乡村地区数据存储与处理设施的缺乏，使得大量数字化的文化资源面临存储安全风险，特别是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文化数据库，制约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文化消费需求挖掘与文化产品精准供给，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停留在浅层次的工具应用层面，无法实现向数据驱动的深度创新转型。

其二，技术应用与乡村文化场景的适配性不足，背离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当前乡村地区引入的技术多源于城市场景的直接移植，缺乏针对乡村文化特质的适应性改造，导致部分涉及乡村地区的“科研成果和产业发展难以有效对接和充分转化”^[49]。乡村文化生产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实践性与主体性特征，传统手工艺的创作依赖于工匠的经验积累与地方材料的特性，乡村民俗活动的开展与特定的节气、仪式紧密关联，这些文化场景对技术应用有着特殊的需求。然而，现有技术应用往往更强调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逻辑，与乡村文化生产的个性化、场景化需求形成冲突。例如，一些乡镇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农村电商培训，课程内容主要是“直播话术”“平台操作”“流量获取”等城市电商技巧，与农村实际脱节，缺乏农产品特性分析、田间直播技巧等实用内容。这种适配性不足不仅降低了技术应用的实际效能，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文化的原真性，技术赋能沦为技术对文化的单向改造，背离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文化为核心”的本质要求。

其三，技术应用的可持续机制缺失，大大影响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持久性。技术在乡村的推广应用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技术维护与升级，而乡村地区的“资金弱势”导致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50]，普遍面临资金短缺与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一些技术项目在初期投入后陷入“建而不用”“用而不活”的困境。乡村文化产业多以小微企业、个体作坊为主体，经济实力薄弱，难以承担高昂的技术引进与维护成本费用。更重要的是，技术应用的收益转化机制不健全。许多技术项目依赖政府短期补贴推动，缺乏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无法形成“技术应用—效益产生—再投入技术”的良性循环，使得技术赋能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概言之，技术应用困境对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制约，本质上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下技术资源分配不均、技术创新体系与乡村需求脱节的深层矛盾。这种制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形成的系统性障碍——从基础设施到技术适配、从机制保障到主体能力，环环相扣，限制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效能发挥。

产业强弱决定效能高低。乡村产业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与应用场景，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文化要素与生产要素的融合深度。近些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农民收入两项指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51]，尤其是文化产业发展落后^[52]。这种产业发展的滞后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功能实现。

其一，产业结构的单一化与低质化，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缺乏多元融合的产业基础，难以实现文化要素的跨界增值。长期以来，乡村产业发展多以单一经营、传统种植、粗放型农业为主^[53]，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一农独大”特征，即使存在少量工业或服务业，也多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或基础服务层面，存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不足等问题^[54]。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文化+”的模式激活产业创新，而单一的产业结构则使这种融合缺乏足够的载体。例如目前“桑基鱼塘”的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被严重低估，“渔业+文旅+文创”的融合模式因缺乏产业链支撑而难以实现。更关键的是，低质化的产业形态往往伴随同质化竞争。一些乡村在发展文化相关产业时，简单模仿“农家乐”“采摘园”等模式，缺乏基于本地文化资源的差异化创新，导致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性被消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优势难以形成。

其二，产业链条的短化与碎片化，严重制约了文化新质生产力对价值链条的整合能力，导致文化资源的增值空间被压缩。完整的产业链是文化价值层层传递与不断放大的重要保障，而乡村产业发展中普遍存在“重生产、轻加工、弱服务”现象。特别是农产品的价值增加环节，被负责农产品精加工、包装的第二产业和农产品设计与销售的第三产业控制^[55]，使得文化相关产业的链条断裂问题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手工艺产业中，多数从业者仅能完成初级产品的制作，缺乏设计研发、品牌营销、渠道拓展等环节的支撑，导致蕴含文化价值的手工艺品难以进入高端市场，只能以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价格出售。例如，一些农村地区的茶产业仍停留在初加工环节，精深加工和品牌环节缺失，茶食品、茶保健品、茶化妆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滞后，资源价值被严重低估。产业链的碎片化还体现在产业各环节的协同不足，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够^[56]，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环节往往由分散的个体或小作坊承担，缺乏有效的组织与整合，这使得文化要素在产业链中的渗透受阻。这种链条短化与碎片化，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无法通过全链条的价值整合实现乘数效应，只能在有限的环节产生局部价值，严重削弱了其赋能乡村振兴的整体效能。

其三，产业协同的低效化与城乡产业联动不足，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缺乏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资源支撑，难以突破乡村的地域局限。城乡市场有效对接才能有效搭建农村和城市间的桥梁^[57]。乡村产业的发展并非孤立的系统，需要与城市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资源、技术、市场的优势互补，而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局面，使得乡村文化相关产业难以获得城市的要素支持。尤其是城市的创意设计、数字技术、营销渠道等资源难以有效下沉到乡村，导致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缺乏技术支持与智力支撑；同时，乡村的文化资源与产品也不能顺利进入城市的主流消费市场，只能局限于本地或小众圈层，从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这种协同不足使得乡村文化新质生产力被局限在狭小的地域与产业空间内，无法借助外部资源与跨产业融合实现效能放大，最终陷入“小而散”“低水平重复”的发展陷阱。

产业发展滞后对文化新质生产力效能的制约，本质上反映了乡村产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制约是系统性的，从产业结构、链条到协同机制，各个环节的短板相互强化，形成了阻碍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瓶颈效应”。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无论是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技术工具的应用创新，还是产业模式的跨界融合，都依赖于具备文化素养、创新能力与乡土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人才队伍短缺的困境从根本上阻塞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路，使之在乡村振兴中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其一，人才供给总量的不足与结构的失衡，使得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撑，难以形成多元协同的创新生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相较于上一次普查数据，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36亿人，乡村人口减少了1.64亿人^[58]。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乡村人才持续向城市流动，导致乡村人才流动存在外流严重、回流有限、下乡不足等问题^[59]。目前，留在乡村的人口多为老年人、儿童及低技能劳动力，能够参与文化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青壮年人才严重匮乏。这种人才供给总量短缺集中表现为缺乏精通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的复合型人才、既懂市场运作又熟悉乡村文化的经营管理人才、既掌握传统技艺又具备创新思维的文化传承人才。人才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现有乡村人才多集中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而文化创意、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的人才供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导致文化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技术+文化+产业”的人才协同体系难以构建。当乡村试图发展数字文创产业时，既缺乏能够进行内容创作的本土文化人才，又缺乏能够实现技术落地的数字人才，只能依赖外部短期输入，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其二，人才培育机制的滞后性，导致人才培养针对性不足，乡村本土人才的内生成长受到限制，难以满足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需求。当前乡村人才培育多侧重于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实用技能培训等传统领域，针对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体系尚未建立，导致人才供给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一方面，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现有培训多照搬城市文创人才或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未能结合乡村文化资源的特性与乡村产业的实际需求。例如，一些非遗保护项目引入“互联网+非遗”培训，要求传承人掌握数字采集、线上直播等技能，但大多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数字能力不足的老年人。另一方面，培育方式缺乏实践性，多以课堂讲授、理论灌输为主，未能建立“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市场对接”的一体化培育模式，导致学员虽掌握一定知识但缺乏实际应用能力。

其三，人才留存环境的不完善与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乡村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导致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主体动能难以持续。乡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与城市存在的差距，构成了人才留存的硬约束。同时，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人才的创新价值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与回报。现有政策多侧重于人才引进的一次性补贴，而缺乏对人才长期服务的持续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导致文创成果易被侵权，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使人才难以分享创新收益，社会认同度低使从事乡村文化创新的人才面临职业尊严的困境。例如一些地区招募“乡村文化振兴专员”，一次性给予安家费，但期满续约率较低。可见这种留存环境的不足，使得乡村成为人才的“中转站”而非“目的地”。尤其是许多通过政策引进的人才在短期服务后便选择离开，进而导致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缺乏稳定的人才队伍支撑，创新项目难以持续推进，最终形成“引进—流失—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人才短缺困境对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阻碍，本质上反映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才要素配置的失衡与发展环境的短板。这种阻碍是全方位的，人才队伍的缺陷构成了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60]当前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要积极探索有效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文化动能。

技术革新是振兴关键。为此，推动技术革新特别是加大乡村文化领域技术研发力度，是突破当前乡村文化发展瓶颈、释放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效能的关键路径。这意味着将创新技术引入乡村文化场景，强调针对乡村文化资源的特性与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构建具有本土适应性的技术研发体系；更是通过技术创新激活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重塑乡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最终形成技术赋能、文化激活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简单的技术复制并不能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文化领域的技术研发并不是简单复制城市技术成果，而是需要在理解乡村文化机理、尊重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创新与本土化改造，从而使技术真正成为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驱动者”而非“替代者”。

首先，要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加大乡村振兴专项技术研发力度。乡村文化资源中蕴含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民俗活动等活态文化形式，其传承与保护长期面临传承人老龄化、传播范围有限、易受破坏等瓶颈，而文化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数字化技术体系，可为这些痛点问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为此，需聚焦乡村文化场景需求，以技术创新激活文化资源价值。一方面，研发适配乡村的低成本、易操作的数字化采集技术。例如，针对传统建筑、器物等物质文化载体，攻关轻量化三维扫描技术，通过简化操作流程、降低设备成本，让乡村文化工作者或普通村民经简单培训即可掌握，实现文化遗产“精准留形”。另一方面，构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平台，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向文化价值转化。研发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乡村文化资源管理系统，对分散于各村镇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智能化分类与关联化分析，打破资源“孤岛”。要借助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如让观众“走进”虚拟古村落体验民俗、通过VR亲手“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使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动态文化产品，让乡村文化在技术赋能下形成可持续的生命力，真正实现文化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全链条赋能。

其次，要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支撑，强化低成本、高适配的乡村文化传播技术研发。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是守住“乡土根脉”，而大量乡村文化资源因传播技术匮乏，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既无法转化为文化认同，更难以为乡村振兴形成发展动能。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乡村文化传播的技术体系，让新兴传播技术不仅成为文化传递的工具，更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凝聚乡村力量、带动乡村发展的纽带，最终将文化传播效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果。一是以场景适配性技术破解乡村文化的传播壁垒。针对乡村部分地区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数字操作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需聚焦低成本、轻量化、高适配的技术研发导向，开发适配低网速环境的短视频压缩传输技术、操作简便的文化内容创作工具等，让偏远地区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和技术门槛，赋予农耕文化新的表达形式^[33]，扩大乡村文化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为乡村振兴积累广泛的文化认同。二是以精准化算法激活乡村文化的传播效能。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研发基于乡村社交关系的智能传播算法，通过算法模型分析村民的社交网络结构、文化偏好等数据，精准识别乡村治理、文化传承中的“意见领袖”，再借助熟人社会的信任背书与圈层辐射效应，实现乡村文化内容的口碑传播与双向互动。

再次，要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媒介，构建多元化的技术研发主体协同机制。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点在于打破主体壁垒，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乡村文化领域集聚，并通过明确各主体在研发全链条中的功能定位，让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优势、市场价值与乡村文化的本土性、实践性精准对接，最终将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政府方应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出台税收优惠等政策为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搭建框架，引导科研机构、企业将研发重心转向乡村需求，破解投入不足、动力匮乏的问题。科研机构方需发挥技术人才优势，深入乡村对接非遗传承人、村民代表等群体，精准识别文化传播、遗产保护、产业融合等场景的技术需求，开展针对性攻关。企业方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低成本、高适配的市场化产品与服务，让技术优势转化为可落地的实际应用。乡村社区方应组织文化传承人、村民代表全程参与研发，提供本土资源信息、场景测试与需求反馈，确保技术成果贴合乡村实际与文化传承诉求，避免“技术悬浮”。例如，广东省茂名市分界镇储良村与湛江科技学院签订农文旅融合创新协议，为当地龙眼产业创新“高校+政府+强村公司”协同模式^[6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62]通过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整、主体活跃、业态融合的乡村文化产业体系，能够使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得到充分释放，既为乡村带来经济收益，又推动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形成“产业兴文化、文化促产业”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

其一，立足乡村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打造具有地域标识的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文化资源具有不可复制的地域性与稀缺性，包括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古村落的建筑艺术、特定地域的民间技艺等，这些资源是乡村文化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培育乡村文化产业需避免同质化发展，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与独特价值，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辨识度的产业符号，争取做到一村一特色、一乡一品牌^[63]。例如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保存有完好的明代徽派建筑，该村将水利、收藏、园林三大文化基因与现代业态深度融合，将徽州特色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场景，2024年旅游收入突破2亿元^[64]。这种特色化发展不仅能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强化文化认同，使本地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其二，拓展乡村文化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多处于“重生产、轻加工、弱服务”的初级阶段，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严重制约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能力。培育壮大乡村文化产业需推动产业链从单一环节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营销—服务体验”的全链条拓展，实现文化价值的层层增值，从而“提供更多的具有乡村特色的产品和服务”^[65]。在研发设计环节，引入现代设计理念与创意方法，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新性转化，如将民间图案转化为现代视觉符号，应用于各类产品设计中；在生产制造环节，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既保留手工制作的文化价值，又通过标准化生产提高效率与质量，如采用“手工核心工序+机械辅助环节”的生产模式；在品牌营销环节，构建统一的区域品牌形象，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扩大影响力，如组织乡村文创产品参加国际展会，利用直播电商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文化故事；在服务体验环节，开发基于文化IP的衍生服务，如非遗技艺体验课程、民俗主题民宿、文化研学旅行等，使消费者从“购买产品”升级为“消费文化”。

其三，推动乡村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文化+”产业生态体系。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要通过一二三产业在乡村区域中的融合发展^[66]，形成跨产业的价值网络。“文化+农业”可催生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文化+制造业”可推动乡村手工艺升级，“文化+服务业”可促进乡村文旅、康养、教育等产业的发展，“文化+数字技术”可催生数字文创、在线文旅等新业态。这种产业融合不仅能拓展乡村文化产业的边界，更能带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使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渗透到乡村发展的各个领域，确保“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67]。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月饼小镇打破产业壁垒，将“海丝文化+非遗+月饼产业”融合，打造全国首个沉浸式文旅街区，“小镇内目前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9家，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90余家，2023年全产业链完成产值91.8亿元”^[68]。

人才决定生产力发展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69]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人才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直接决定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影响着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定位精准、模式多元、保障有力的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既懂乡村文化又掌握现代技能、既扎根乡土又具备市场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使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从局部探索走向全面推进。

其一，立足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导向与目标。对于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重点在于强化其对本土文化的深度认知与现代转化能力，使其既能精准把握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的精髓，又能运用现代创意方法进行创新性表达。对于文化产业经营人才，培养核心在于提升其市场运作与资源整合能力，使其能够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对于数字技术应用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增强其技术与文化的融合能力，使其能够将数字工具创造性地应用于乡村文化场景。这种精准化的培养导向，可确保人才供给与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需求高度匹配，避免人才培养与实际应用脱节。

其二，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参与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主体培育过程。乡村文化人才的特殊性在于，其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积累，更依赖于实践经验的沉淀与乡土情感的培育，这要求坚持“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的乡村文化教育原则^[70]，建立“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导师指导+市场检验”相结合的多元培养模式。在理论学习环节，可依托高校、职业院校的相关专业，开设乡村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数字文化技术等课程，同时邀请本土文化传承人、成功创业者担任兼职教师，从而弥补院校教育与乡村实际的差距。在实践锻炼环节，搭建“乡村文化创客空间”“非遗工坊”等实践平台，让学员在真实的文化生产场景中开展项目创作。在导师指导环节，建立“双导师制”，由院校专家提供理论指导，由乡村文化产业带头人提供实践指导，进而形成优势互补。在市场检验环节，则需推动学员的创意成果进入市场试错与优化，还要通过用户反馈迭代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其三，强化本土人才的培育与赋能，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对于本地文化能人，要给予其充分尊重与鼓励，帮助他们提升乡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参与热情，形成文化创造繁荣的不竭力量^[71]。培育本土人才需避免“重引进、轻培育”的倾向，通过系统化的赋能计划激活其潜在能力。对于乡村文化传承人，可实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研修计划”，组织其参加现代设计、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培训，支持其开展跨领域合作；对于乡村文化活动骨干，可开展“乡村文化带头人培养项目”，提升其组织策划、活动运营能力，使其能够通过文化活动凝聚社区共识、活化乡村公共空间，进而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市场经济的新结合点^[72]，特别是培养村民自发组织民俗节庆活动并形成品牌影响力；对于普通村民中的文化爱好者，可通过“文化技能普及班”培养其基础文化技能，使其能够参与到乡村文化产业的上下游环节，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补充力量。

最后，要加强政策集成，强化协同保障，系统性地将技术、产业、人才三大关键要素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有效破解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使文化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引擎。

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更是传承乡土文脉、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必由之路。从底层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等维度对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展开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本质是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乡村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同共生。这一进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实践，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丰富拓展。展望未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乡村主体协同发力。只有坚守文化传承本真、立足乡村发展实际、紧跟科技革新潮流，才能让文化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引擎，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