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升级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层次提升和结构升级，直接体现着居民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趋势^[15]。一般情况下，消费结构升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消费结构高级化和消费结构合理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形式，乡村旅游发展对优化农村消费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而农旅融合则是这一影响得以实现的核心作用路径。

一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消费结构合理化是指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物质消费水平协同提升、消费领域与消费质量同步优化的动态过程^[16]。乡村旅游发展属于乡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农业、旅游业及多元主体的深度耦合发展模式有助于农村地区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培育特色产业，丰富产业体系。具体而言，乡村旅游发展通过以下路径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①衍生农业产业链条，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拓宽农村消费领域，提升农村消费质量；②带动农村地区资本积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伴随收入持续提升，农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多元化消费需求得以释放；③提升生态农产品供给水平，丰富农村消费业态，促进消费资源合理化配置。上述多重效应共同作用，推动农村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消费结构高级化是在合理化基础上实现的，具体体现为消费数量与消费质量的综合提升。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升，消费需求逐步由单一的物质消费转变为涵盖服务的综合消费、由传统的实物型消费转变为高层次的参与消费、由大量普遍性消费转变为个性化与时尚化消费。并且在高收入人群中，高级化消费逐渐成为消费主流^[17]。乡村旅游发展是农村产业、生态、经济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过程，以农旅融合为核心载体，乡村旅游能够在延伸农村产业链条、丰富产业业态的同时，拓宽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渠道，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提升带来消费观念转变，农村居民消费逐渐由单一物质需求向精神层面需求延伸，加之农村地区消费要素流动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在双重因素驱动下实现农村消费结构逐步向高级化发展^[18]。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深度及其消费效应的关键因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其居民消费能力、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要素流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换言之，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就市场需求角度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意味着地区内人均收入也相对较高，居民的旅游需求也会相对旺盛^[19]。在人均收入及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倾向于原生态、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的乡村旅游人数更多，这能够倒逼该地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使乡村旅游业态日渐丰富，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注入新活力。就基础设施与服务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有助于地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农旅融合所需的服务项目，为农旅融合提供便利条件。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持续优化，以乡村旅游为牵引的农业资源、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要素配置更趋优化。这有助于深度激发农村地区的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此外，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各类消费要素流动更加流畅，各地区相关主体更加注重提升乡村旅游服务与产品附加值，促使乡村旅游服务与产品提质增效，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消费需求，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乡村旅游发展向纵深推进，能够有效拉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20]。作为其核心实现形式，农旅融合在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能够有效刺激消费需求、促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①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刺激消费需求，赋能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以农旅融合为核心载体，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农村地区依托自身地域优势与气候资源，培育特色乡村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农业+旅游”的融合模式吸引大量游客，带动农村居民致富增收，进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有效激发农村消费需求。伴随着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优化，由单一物质消费向娱乐型、享受型消费转变，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②乡村旅游发展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赋能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这一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以农旅融合为引擎的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催生新型农村产业业态，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拓宽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家庭储蓄水平。随着储蓄与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相应增加，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消费支出逐步提升，推动消费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其二，农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通常伴随着政府政策支持，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驻农村地区，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条，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村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提升可进一步增强农村地区资源要素丰裕度，推动消费要素禀赋优化，提升农村地区消费数量与质量，助力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刺激消费需求赋能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H3b：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赋能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各变量度量方法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EPS)数据库。

(1) 解释变量：农旅融合度(LAT)

选取农旅融合度作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在具体测度上，鉴于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是农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本研究选用地级市入选示范县个数占当地县级行政单位总数的比例来衡量农旅融合程度。该指标为比值形式，取值在0~1范围，数值越大表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越高。需要说明的是，该指标虽能有效反映一个地区农旅融合的政策导向与顶层设计水平，但可能无法完全捕捉乡村旅游发展的动态规模与经济产出(如旅游总收入、接待游客人次等)。受限于地市级层面连续、系统的乡村旅游经济数据可得性，该指标是目前较为理想的代理变量，其比值形式也有助于消除行政区划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

(2) 被解释变量：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本研究结合文献[21-22]，将农村居民消费划分为生存型与发展型两类。采用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衡量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CSU)。在此基础上，从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分析。

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AIS)，采用发展型消费与生存型消费的比值衡量，比值越大表示消费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

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RIS)，是各消费业态实现合理化配置的一种表现。选用Hamming贴近度法^[23]与结构偏离度法^[24]计算农村消费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依据国际标准模式，将消费结构替换为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具体贴近度，公式表达为：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地级市和年份；S_ijt表示地区i在t年第j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S_jt^*表示国际标准模式下第j类消费支出的参考比例；n为消费类别总数。RIS取值在0~1范围，数值越大表示消费结构越合理。由于国际标准模式通常基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经验数据，其消费文化、收入水平和市场环境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存在差异，以此作为中国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唯一参照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本研究采用该标准是为了在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基准下，衡量中国各地区农村消费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侧重于“动态优化”而非“绝对达标”。

(3) 调节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DL)

采用熊海涛等^[25]的累计法计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绝对值(元)度量，数值越大表示经济越发达。回归分析中取对数处理。

(4) 中介变量

消费需求(CD)：以农村实际零售消费总额(亿元)表征，数值越大表示消费需求越旺盛。回归中取对数。

资本积累(CA)：借鉴文献[26-27]，以农村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资本积累水平，采用永续盘存法^[28]计算，公式表达为：

式中：K(t)为地区年末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t)为t年地区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δ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折旧率(设为9.6%)；K(t-1)为(t-1)年农村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存量，初始年份设定为2014年，该变量为绝对值(亿元)，数值越大表示资本积累水平越高。回归分析中取对数处理。

(5) 控制变量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农村基础设施(RI)：采用熵值法^[29]计算等级外公路里程数、公厕普及率、区域互联网普及率之和；②农村金融服务(RFS)：农村贷款与农业从业人数比值；③农村技术进步(RTP)：新兴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比率；④居民人均收入水平(PCR)：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⑤收入不确定性(IU)：实际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的平方；⑥受教育程度(EL)：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 基准面板模型。为检验假设1，设置基准面板模型：

式中：α_i为地区固定效应；β₀为截距项；β₁-β₆为待估回归系数；γ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鉴于数据存在大小差异，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2) 调节效应模型。为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在乡村旅游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假设H2)，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农旅融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构建模型为：

式中：β₇-β₈为待估回归系数。

(3) 中介效应模型。为检验消费需求与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在公式(3)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式(5)考察消费需求(CD_it)的中介效应，式(6)考察资本积累(CA_it)的中介效应；模型中Π₀、η₀为截距项；Π₁-Π₇、η₁-η₇为待估回归系数。

本研究以中国262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4-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被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数据还参照《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泰安数据库、Wind以及中国知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解释变量还参考各地级市政府统计数据，示范县数据来自各市政府网站，县级行政单位个数来源于统计数据库。另外，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数据滑动平均值处理。

1) 全国层面基准回归结果。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农旅融合度(LAT)对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AIS)的影响系数为0.001 0，在p＜1%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具体而言，农旅融合度每提升1%，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0.001 0%。同时，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该影响仍显著为正，表明结论稳健。从消费结构合理化维度来看，农旅融合度(LAT)对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RIS)的影响系数为0.010 5，在p＜1%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同样能够显著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具体而言，农旅融合度每提升1%，农村消费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0.010 5%。综合上述结果可知，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在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上实现升级，假设H1得到验证。

从经济显著性来看，尽管农旅融合度对消费结构升级的边际影响系数看似较小，但考虑到我国乡村旅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农旅融合度逐年稳步提升，其累积效应将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实际经济意义。究其原因，一方面以农旅融合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发展在深化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的同时，能够加速各产业间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农村地区输送更多生产资源，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发育，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演进；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改善了居民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在控制变量中，农村基础设施、农村金融服务、农村技术进步、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显著促进消费升级，而收入不确定性则产生抑制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

2) 区域层面检验结果。为考察乡村旅游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差异化影响，基于上述样本数据，将全部样本分为东、中与西部进行回归，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高级化维度来看，东部地区影响最大(0.205 2)，中部次之(0.012 5)，西部最小(0.000 2)；从合理化维度来看，中部地区影响最突出(0.113 9)，东部(0.004 9)和西部(0.002 7)相对较小。

造成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凭借较高的开放水平和农业生产力，更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向高级化演进；中部地区处于产业承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乡村旅游能有效整合资源，推动消费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受限于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乡村旅游对消费升级的撬动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1) 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为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一步进行结果估计。由表 4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结构高级化时，交互项LAT×EDL的系数为0.425 5，在p＜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消费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当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结构合理化时，交互项LAT×EDL的系数为-0.021 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在乡村旅游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由此，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是因为消费结构合理化更多地取决于产业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2) 消费需求与资本积累的中介效应检验。为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分别以消费需求(CD)和资本积累(CA)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① 消费需求。根据表 5列(13)检验结果可知，农旅融合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有效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释放乡村消费需求。结合表 5列(15)、列(16)结果可知，消费需求对农村消费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消费需求能够显著推动农村消费结构提质优化。由此可知，乡村旅游发展可通过激活消费需求助推结构升级，假设H3a成立。②资本积累。根据表 5列(14)检验结果可知，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资本积累。结合表 5列(15)、列(16)检验结果可知，资本积累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本积累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资本积累是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假设H3b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激发消费需求和促进资本积累两条路径，间接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提升了消费能力，进而推动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吸引了社会资本流入，促进了农村资本积累，为消费结构优化提供了要素支撑。

为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为确保回归结果不受估计方法选择的影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重新估计基准模型。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乡村旅游发展(ln LAT)对消费结构高级化(ln AIS)和消费结构合理化(ln RIS)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从区域分组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样显著，表明本研究结论不依赖于特定的估计方法，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 缩减样本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早，可能对全样本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排除这一干扰，剔除东部地区样本，仅保留中、西部地区1 248个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发展(ln LAT)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本研究结论并非由东部地区驱动，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尽管上述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收入提升和消费扩张，反过来也可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此外，遗漏变量问题也可能导致估计偏误。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选取滞后一期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LAT_1)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选择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是：当期消费结构升级无法影响上一期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满足外生性要求；上一期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当期高度相关，满足相关性要求。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知，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乡村旅游发展(ln LAT_1)对消费结构高级化(ln AIS)和消费结构合理化(ln RIS)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研究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 乡村旅游发展显著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层面，农旅融合度每提升1%，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数提升0.001 0%，合理化指数提升0.010 5%。在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对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突出(0.205 2)，这与该地区经济基础好、消费需求层次高，乡村旅游多以高端业态为主有关；中部地区对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最明显(0.113 9)，这得益于其“农业+旅游”的整合模式有效优化了产业和收入结构；西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小。

2) 经济发展水平发挥差异性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交互项系数0.425 5)，但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暗示了合理化进程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制度性改革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

3) 消费需求与资本积累是重要传导路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激发消费需求和促进资本积累，间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两者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东部地区应重点推动消费结构高级化，布局健康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兴领域；中部地区应以乡村旅游整合产业要素，推动消费结构合理化，打造农旅融合品牌；西部地区需加大政策扶持，完善基础设施，逐步释放消费升级潜力。

2) 引导社会资本下乡，强化资本积累传导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村资本积累水平，培育本土龙头企业，以产业集聚带动资本积累，为消费升级提供持续动力。

3) 激发农村消费需求，畅通内需循环。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村消费环境，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鼓励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项目，引导农民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形成农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