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青藏高原东麓，位于成都平原核心区域，地跨30°05′-31°26′N，102°54′-104°53′E，全域面积14 335 km^2[28]，区域地势整体为东南低、西北高，地形自西向东大致分为山地、平原、丘陵3大板块。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支点，成都市行政辖1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2023年常住人口为2 140.3万，城镇化率80.50%，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位居西部地区前列，但其郊县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7.15%^[29]，城镇化进程呈现显著梯度差异。基于此，本研究选择距离成都中心城区相对较远、城镇化率较低的大邑县、邛崃市、金堂县和简阳市作为研究案例区，4个案例区对称分布于中心城区东西两翼，分属龙门山生态屏障区与龙泉山现代农业带，兼具内、外源差异较大的典型特征。在区域经济要素集聚与城乡融合进程加速的协同驱动下，此类郊县依托生态资源禀赋与产业政策叠加优势，已演化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空间响应单元。其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呈现的就业结构异质性、职业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不仅为解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本重构机制提供微观证据，更对优化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政策、破解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制度壁垒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本研究以成都市郊县回流劳动力为研究对象，界定回流劳动力为外出务工1年以上，返回家乡(包括县城及乡镇)且连续居住1年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课题组于2024年3-6月在成都市大邑县、邛崃市、金堂县、简阳市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开展问卷调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共回收问卷17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后，最终保留有效问卷162份，有效率为95.29%。问卷内容涵盖4大模块：①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②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耕地数量、购房或建房情况等；③就业特征，包括回流前后工作类型、薪资水平、工作时长等；④回流特征，包括回流原因、影响因素、回流稳定性等。数据整理、分析与可视化通过SPSS 27.0和GraphPad Prism 10.4.0完成，力求客观反映成都市郊县劳动力回流的就业特征与趋势规律。

回流劳动力有效问卷共162份(表 1)。在性别方面，男性99人，女性63人，男性在回流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与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及社会就业性别偏好相关。年龄方面，25~60岁群体占比超98%，25岁以下及60岁以上群体占比均不足1%，年龄结构高度集中，青壮年劳动力是回流主力。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与高中学历者构成回流劳动力主体，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10.5%，回流群体人力资本水平整体高于传统务农人口，但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偏少，可能源于其在城市就业环境中更具竞争力，无需被动回流。45.06%的回流者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 500~3 500元，其次为3 500~5 000元，高收入者占比极低，回流群体经济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层次，收入结构与其职业类型及乡村产业收益水平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成都市郊县回流劳动力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家庭收入多为中低水平，说明劳动力在政策引导下返乡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就业质量及生活水平均有待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推动人口、资源等要素向乡村地区加速流动，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具体回流方向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上^[30-31]，综合考虑区域空间层级及功能差异，将劳动力回流地划分为村域、乡镇及县域、市域(本县外的本市其他区域)3类(表 2)。其中，村域代表农村回流劳动力基本生活单元，乡镇及县域是乡村区域服务中心与非农就业集聚地，市域是对更高层级区域中心功能的体现，三者在地理空间尺度、公共服务水平及非农就业机会密度上形成梯度差异，便于识别劳动力回流区位选择异质性。

调查数据显示，超半数回流者选择在乡镇及县域长久居住或发展，乡镇及县域成为回流劳动力主要承载空间，其次为村域，市域占比最低。“县(乡)—村—市”的分布特征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结构转型及回流者的居业协同需求密切相关。县城作为县域经济中心，承接市区产业转移，依托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布局，县域和乡镇范围内非农就业机会急速增加。除此之外，乡镇与县城距离农村居住地较近，通勤成本较低，既能利用城市就业资源，又能依托原有社会网络降低就业创业风险，是劳动力综合考量后利益最大化的区位选择。回流劳动力在乡镇和县域的空间集聚是对离土不离乡这一现实逻辑的印证，也与已有研究提出的县级中心城市是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的结论相契合^[32]。此外，村域回流群体特征较为明显，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已返乡建房且耕地面积相对较大，需兼顾照顾家庭需要与农业生产，受到家庭生命周期与农业禀赋驱动。成都市郊县农村通过土地流转政策与合作社经营模式，为回流者提供了农业与非农就业相结合的兼业生计模式，但受限于村域市场规模，村域回流群体的职业以小型种养殖为主，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市域回流比例偏低反映出城乡通勤壁垒与产业梯度分异，成都市主城区就业竞争激烈且居住成本高昂，与郊县形成明显的“推—拉”反差，仅有少数回流者选择在市区就业，都市近郊劳动力就近城镇化倾向凸显。

从劳动力回流前后就业的产业分布及职业结构看(表 3、图 1)，成都市郊县回流劳动力的职业分布呈现显著的“退二进一、三产分化”特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回流前的16人激增至50人，增幅达212.5%，其原因一方面是乡村振兴政策下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推动劳动力向农业回流，尤其是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等新型农业模式吸纳了更多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源于地方就业岗位及回流劳动力就业技能不足，劳动力回乡后找到就业机会并非易事，务农成为其主要生计策略。第二产业整体收缩明显，建筑业从业者锐减印证城市基建需求下降与县域建筑业容量有限对回流前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产生双重制约；制造业从业者虽从6人增至10人，但占总回流比例不足7%，县域工业基础薄弱对就业吸纳的局限明显^[33]。第三产业就业者从107人下降至97人，降幅较小，但内部结构调整剧烈，居民服务、修理等生活性服务业从业者降幅达30%，村级事务管理与自主创业等新兴领域初现。三产整体收缩，行业内部此消彼长，县域服务业从传统低端型向政策导向型转型升级。

根据职业转换率分析(表 4)，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关联性较弱。回流前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B7)的劳动力中，有42.86%继续从事原行业，表明专业技能与经验积累对职业延续具有一定支撑作用。然而，多数行业的回流劳动力呈现出明显的职业转向趋势，特别是向农、林、牧、渔业(A4)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A7)集中。例如，回流前从事建筑业(B2)的劳动力中，24.24%转向农、林、牧、渔业(A4)，33.33%进入居民服务等服务业(A7)；50.00%制造业(B5)从业者转向居民服务等服务业(A7)。劳动力回流后从业转换现象既受成本逻辑驱动，也受主动选择空间的影响，农、林、牧、渔业的土地租用成本较低，加上乡镇服务业岗位门槛低、试错成本小的特点，促使大量劳动力优先选择此类行业。总体而言，农、林、牧、渔业仍承担着传统兜底保障功能，是被动回流劳动力的生计缓冲带，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低门槛服务行业则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要行业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村级事务管理与自主创业已成为回流劳动力的就业新方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基层增设部分治理岗位，这类岗位具有较强稳定性，同时还契合部分回流者返乡贡献的情感诉求，在劳动力就业选择中处于较高优先层级。自主创业(A8)的兴起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期间的经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部分回流者借助城市工作积累的储蓄和乡村金融政策的支持开发民宿、农产品电商等轻资产项目，形成形式多样的回流劳动力就业渠道。

成都市郊县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决策受到多因素复合影响，既包含个人与家庭需求的驱动，也反映出乡村发展环境的改善与政策引导的成效。调查数据显示，照顾家庭需要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动因，占比超1/3，彰显传统家庭观念与代际责任在农村社会的核心地位(图 2)。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及孝文化的双重影响，以及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对缺位，迫使子女返乡承担家庭养老责任；在教育内卷大背景下，部分家长的阶层向上流动焦虑在子女教育上显化，教育观念的改进与乡村教育资源的薄弱形成鲜明对比，加剧家长对留守子女学业发展的担忧，促使其返乡承担子女教育责任。城市工作压力大与劳动者身体状况变差的高比例进一步表明城市就业的高强度与健康损耗成为部分劳动力被迫返乡的推力。与此同时，主动回流趋势亦不容小觑，14.9%的受访者因想自主创业选择返乡，乡村振兴政策下乡村经济活力的提升与创业机会的增加成为此类人群的主要回流动因。除此之外，乡土情结作为隐性的文化动力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回流者对家乡的情感纽带不仅源于对故乡自然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依恋，更植根于地方网络与宗族关系的深层面，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被赋予现实内涵，使得回流决策超越单纯的经济理性，成为乡土情结与制度红利综合作用的成果，回流者将归乡视为身份重构与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认同层面的可持续支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进行使得村庄因素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日益增强，交通条件改善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图 3)。随着乡村道路建设不断推进，村村通和户户通极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力对外交流的直接渠道，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奠定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石。与城市高强度生存环境相比，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舒缓的生活节奏同样具有吸引力，乡村的宜居性满足了回流者身心愉悦的需求。水电气网络健全和医疗教育条件改善则提供了回流劳动力的长居保障，成为吸引回流的重要物质基础。总体而言，乡村硬件设施的升级降低了回流者的生活成本，也通过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距削弱了被动回流的负面感知。

尽管乡村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回流劳动力对未来是否再次外出的态度仍呈分化态势，有近1/3的劳动力计划再次外出就业。就计划再次外出者而言，乡村就业机会少与经济收入不稳定是其主要顾虑，产业发展滞后引发的县域非农就业岗位稀缺与收入水平局限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图 4)。在当前经济格局下，乡村地区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程度有限，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诸多瓶颈，难以提供足够数量并兼具质量的就业岗位，回流劳动力在当地难以找到与自身技能和期望相匹配的工作，只能将目光再次外移，寻求更广阔的就业及发展空间。

选择留乡者更多受到乡村振兴政策和乡镇企业提供就业的吸引，政策红利与本地产业发展对稳定回流具有重要作用(图 5)。产业扶持、人才引进、文化弘扬、生态保护和组织构建等多维政策的协同作用让回流劳动力发现乡村发展潜力，提升留乡建设意愿；乡镇企业发展良好可提供更多稳定、高薪就业岗位，提升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度以增强就业吸引力，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回流的可持续性与乡村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当前，回流者中从事传统服务业与农业的比例较高，但低技能岗位的同质化竞争与有限的收入增长空间可能削弱其长期留乡动力。自主创业者虽占据一定比例，但其创业项目多集中于门槛较低的民宿、零售、餐饮领域，抗风险能力较弱。此外，乡村技能培训的引力作用仅为12.8%，其与地方产业布局所产生的技能需求可能存在脱节，导致部分回流者陷入有岗位但无技术的困境。因此，提升产业与就业的匹配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只有将劳动力从被动回流转化为主动扎根，才能推动从人口回流向人才振兴的深层转型。

本研究以农村回流劳动力是否为非农就业作为因变量，该因变量为离散二值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即非农就业取值为1，农业就业取值为0。借鉴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34-35]，建立起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将可能影响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分为4类，分别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和回流特征(表 5)。

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特征中的家庭收入、购房状况与耕地数量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6、图 6)。家庭收入是非农就业的促进因素，当家庭人均月收入达到5 000元以上时，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是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及以下的4.894倍，即人均月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支持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这一现象可能源于收入较高家庭的经济资本积累，相对充裕的家庭储蓄可承担创业初期的试错成本，而且较高的收入水平往往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获取市场信息、商业合作等非农就业资源的渠道。购房状况的积极影响体现出空间资本的非农价值，一是在城镇购房的回流者能够通过房产增强经济稳定性，二是购房所在地通常临近商业中心或交通枢纽，区位优势使其更容易接触市场就业需求，降低非农就业机会的搜寻成本。耕地数量的强抑制作用则揭露出土地资源对劳动力转移的层层约束，耕地规模超过0.133 hm²的农户由于对土地经营的路径依赖，往往更倾向于延续传统农业的生计模式，加之难以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导致大量人力投入到农业活动难以释放。尽管成都市郊县推行土地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方式，但是多数地区仍然存在流转程序复杂、收益分配不清等问题，耕地反而成为束缚劳动力的阻碍，特别是对于中老年回流者而言，耕地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对固定生计方式的依赖不断抑制其非农就业意愿。

回流特征中的交通条件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完善交通网络不但能缩短物理距离，还可以重构乡村经济的地理边界。成都市提出打造“一小时通勤圈”的目标可极大程度推动区域交通网络发展，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回流者能够平衡县域就业与村域居住，还可进入乡镇工业园区完成非农就业。交通条件的改善实现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加速，物流效率提升使得农产品电商、冷链配送等新兴产业成为可能，进而催生高附加值的非农就业岗位。交通对乡村经济的赋能并非单纯依靠技术改进，而是通过空间重组激活乡村经济，为非农就业创造机会。

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受教育程度与回流前职业类型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先前的推断以及经验常识不符，背后可能存在复杂成因。成都市郊县的非农岗位普遍对学历要求较低，更加依赖于实践经验或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初高中教育水平已能满足岗位需求，致使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应被弱化，且当前乡村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使得高学历者缺乏适配岗位，其知识优势难以转化为实际竞争力。

抚养子女数量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同样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实地调研中观察到的劳动力因子女教育需求而回流的现象产生冲突，这一矛盾来自多重机制的综合影响。其一，部分劳动力确因子女教育需求选择返乡，但该决策往往嵌套于家庭经济资本积累、住房条件改善等综合考量之中，致使抚养子女数量这一变量的独立效应被掩盖；其二，现实中家长更加关注教育质量而非子女数量，教育焦虑可能通过居住地选择、收入分配等间接路径影响非农就业，并非直接由子女数量影响；其三，研究样本数量的局限与政策干预也会降低变量对非农就业的直接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该回归结果并未否定子女教育需求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实质性影响，而是证实了家庭责任履行与就业选择行为之间是非线性、多层级的交互机制。

本研究基于成都市郊县的回流劳动力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就业特征、转换路径及影响因素，揭示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人力资本的重构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 成都市郊县回流劳动力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居多，家庭收入集中于中低水平，反映出城市就业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也体现了乡村振兴政策吸引劳动力返乡的阶段性成效。乡镇与县域成为主要回流的承载空间，其就业吸附力源于非农岗位扩张与离土不离乡的居业协同逻辑，而村域回流者更多受到照顾家庭需要与土地禀赋的驱动，形成农业与非农就业相结合的兼业生计模式。

2) 回流劳动力职业转换呈现农业兜底、服务业主导、技能与资本双路径分化的特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激增，农业发挥生计缓冲功能，但劳动力具备较大被动务农可能性，县域非农岗位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剧烈调整，传统生活性服务业收缩，村级事务管理与自主创业等就业趋势初现，乡村经济正从低端服务型向政策导向型升级。近半数居民服务业从业者延续原行业，说明专业技能对就业延续的支撑作用，而建筑业、制造业回流者多转向农、林、牧、渔业与低端服务业，反映技能错配与产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回流就业的制约。

3) 家庭责任与政策红利构成回流决策的双重逻辑。照顾家庭需要尤其是赡养老人与子女教育焦虑是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首要动因，乡土情结与乡村振兴政策催生主动回流，劳动力通过民宿、旅游等项目参与乡村建设，彰显情感与经济的复合选择。然而，县域非农岗位稀缺与收入局限对回流稳定性造成威胁，需通过产业生态优化与政策精准干预破解困境。

4) 非农就业选择受到家庭资本、土地约束与区域基础设施的综合影响。家庭收入与购房状况通过经济资本与区位优势显著促进非农就业，耕地数量因土地锚定效应与流转现状困境形成强抑制作用。交通条件通过缩短就业半径使回流者能够兼顾县域就业与村域居住，同时依托路网承接城市消费需求，加速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此外，受教育程度与回流前职业类型的非显著性揭示乡村非农岗位的低技能化以及产业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脱嵌，凸显技能培训与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本研究立足于成都市郊县的实证分析，系统揭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就业特征、影响因素与内在逻辑，为破解城乡要素流动屏障、优化乡村振兴人力资源配置提供新视角。相较于已有的聚焦于欠发达区域或沿海产业转型区的研究而言^{[6, 36]}，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西部地区超大城市郊县这一城乡交互前沿地带作为研究对象，既验证了传统“推拉力”模型对回流决策的解释力，又揭示了都市近郊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独特性，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补充。本研究基于家庭决策单元的现实逻辑，拓展劳动力回流分析框架，证实照顾家庭需要是劳动力回流的首要因素，印证传统家庭责任与城乡公共服务异质性对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这一观点与强调家庭因素影响回流决策的既有研究产生呼应^[37-38]。与此同时，耕地资源对非农就业的抑制作用折射出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土地资源拥有保障与束缚双重属性，但在国家粮食安全大背景下，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又需要充分发挥有限劳动力的生产效率^[39]。因此，乡村振兴政策设计需要超越线性经济激励框架，转向家庭资本积累、土地制度创新与空间资源整合的协同治理路径，方能破解劳动力回流容易扎根难的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推动农旅融合与产业链延伸，优化非农就业结构。结合成都市郊县面临非农岗位供给不足、低端服务业同质化竞争的实际情况，需以龙门山和龙泉山为空间载体，依托生态资源禀赋与中药材、果蔬、调味品等农产品主产区优势促进产业升级，重构就业空间。具体可整合景区开发、民宿集群与农业创新等业态，打造多维融合的乡村旅游示范区，延伸非遗手工艺、研学实践、康养等高附加值产业链，形成促进三产联动的就业吸纳体系；同步布局预制菜、有机食品精深加工园区，配套发展包装、物流等关联产业，增加技术型就业岗位，促进农业功能从兜底保障向增值跃迁。

2) 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强化人力资本适配性。当前研究区域存在回流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就业需求脱节的问题，应健全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一方面可联合川农、通威等高等院校、龙头企业开设乡村旅游服务、电商直播、智慧农业技术等模块化课程，提升初高中教育水平群体与新兴产业适配度；另一方面可面向中老年及低技能回流者开发小微技能培训，如传统手工艺制作、农机维护等短周期、易掌握课程，降低技能学习门槛；此外，政府可通过政策措施激励企业提供职技对口的岗前培训，提升人力资本与岗位需求的匹配效率。

3) 深化土地流转与创业制度改革，释放资源红利。缓解耕地资源约束效应与流转效率低下问题需要以制度设计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一方面可在大邑、邛崃等农业主产区试点耕地托管服务，由专业农企或组织统筹生产管理，农户凭借股权分红获取稳定收益并优先参与非农就业；另一方面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流转信息透明化与合同履约智能化，降低交易成本与纠纷风险，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此外，完善差异化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也必不可少，拓展普惠性金融支持范围，促进回流劳动力自主创业，提升信贷与利息减免额度，整合仓储物流资源与市场渠道，为初创企业奠定金融基础并降低其运营成本。

4) 强化交通网络与数字基建赋能，拓展就业地理边界。交通条件作为劳动力回流就业的关键要素，需进一步优化以缩短就业半径，通过加密镇村公交频次与优化线路布局，构建城乡“一小时通勤圈”，实现县域非农就业与村域居住的空间平衡。同步推进数字技术下乡工程，完善乡村5G网络覆盖与冷链物流体系，为电商、农产品运输等提供技术支撑，吸引回流劳动力参与电商运营、物流管理等增值环节，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就业结构升级。

农村劳动力回流既是城乡关系重构的空间表征，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培育的关键切入点。本研究解析了都市郊县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就业特征，揭示出回流的内在机理和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为协调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研究开阔理论视角。但鉴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研究样本覆盖成都市4个郊县，虽能反映超大城市郊县的典型特征，但对县域之间以及不同地理环境的回流分异刻画不足，后续研究可拓展研究区域，结合追踪调查与质性访谈，分析回流就业的长时段动态演化机制，全面解析城乡融合进程中人力资本重构的复杂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