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许多工作领域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本文列举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共八种身份，这种排序形式，是按金庸的工作经历顺序排列。对于延续时间很长的工作身份，则按起始节点为序。以下逐一讨论金庸的八种身份。

报人金庸很好论证，因为金庸一生的主要职业身份就是报人。1946年，他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其后考入上海《大公报》，再后来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其后调入同一报系的《新晚报》。1959年，金庸与沈宝新先生联合创办《明报》，到1994年宣布退休。除了1958年曾短暂离开报社之外，他在报社工作了47年。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第一，金庸作为报人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1959年之前是在报社打工，1959年创办《明报》后则拥有自己的报纸并一直管理报纸。第二，金庸称得上是“全能报人”，他不仅当过电讯编译、外勤记者、专栏编辑，后来还是《明报》的投资人、社长、总编辑、总主笔、专栏作者。第三，说金庸是报人恐怕不够全面，因为《明报》集团不仅有多份报纸，还有多份杂志及出版社，金庸曾长期担任《明报月刊》主编，出版社的重大事务当然也要他拍板。第四，《明报》从一份四开小报发展成为一个传媒集团，从刊载武侠小说为主的娱乐性报纸发展成为一份影响华文世界且受各国政要关注的新闻媒体，足证他是成功的报人。

金庸的译者身份，有下列事实为证。

第一，因为从小阅读邹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向往周游世界，因而非常重视学习外语。1943年报考大学时，他报考了西南联大外语系、中央大学外语系、四川大学外语系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全都与外语有关。

第二，在被中央政治学校劝退后，他曾邀集几个同道者创办了《太平洋杂志》，专门发表翻译作品。作为编辑和发行人，必然要从选题到翻译文稿都亲自过问。

第三，他在1946年进入《东南日报》，既是外勤记者，同时担任英语电讯编译，也就是专门收听美国之音以及英国BBC电台英语广播，把重要消息编译出来，供报纸发表。英语电台广播不是以记录速度播出的，要听懂且要记录，肯定需要很好的英语听力和理解力。1947年，金庸报考《大公报》国际电讯编译岗位并被录用。也就是说，金庸在报社工作初期，主要是从事英语新闻编译。

第四，金庸在《大公报》工作的同时，还应邀担任专业译文杂志《时与潮》的专职编辑。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译作，短短数月，他就在《时与潮》上发表了《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美国的通货膨胀与物价管理》《马来亚的民族主义》《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右派的自由主义》《强权政治即是战争》《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英国能挺过冬天吗》《英国议会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人间的天堂——瑞典》《心理学家论政治》《英国报业现状》《预言家》《我怎样写畅销书》等大量译作。

第五，到香港后，金庸在工作之余，仍有大量译作发表。例如：(1)以乐宜为笔名，翻译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有关中国解放战争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1950年至1951年在《新晚报》连载了341天，后结集为上下册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发行。(2)以乐宜为笔名，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珊逊写的长篇纪实报道《朝鲜血战内幕》，1952年1月至6月在《新晚报》上连载了138天，后结集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发行。(3)以子畅为笔名，翻译发表了美国作家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法国教授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4)以林欢为笔名，翻译了美国的《荷里活的男主角》、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的《我怎样学舞》等。(5)1955年，以金庸为笔名写武侠小说，同时也用这个笔名翻译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6)以金庸为笔名，翻译出版了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长篇小说《最厉害的家伙》，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于1956年出版。

金庸是否可以称为翻译家？我不敢说。以我的英文水平，没有资格去鉴定评说。重要的是，金庸曾经是个译者，翻译过大量时事新闻类、学术文化类、艺术理论和评论类、纪实文学类和小说类英文作品，这是事实。金庸的小说创作和时事评论成就巨大，翻译工作成就常被忽略不计，若是其他人发表过如此之多的翻译作品，还正式出版过多部译著，显然不会被忽略，而会因此被称为翻译家。

金庸的作家身份广为人知，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流行，他是20世纪作品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汉语作家。即使不读金庸小说，恐怕也知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及其所指涉的14部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将作家身份排序第三，是因为金庸1955年才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且他写武侠小说还是《新晚报》报社交给他的工作任务。由于金庸的作家身份已经可谓尽人皆知，研究成果众多，本文不拟多说。

就职业论，金庸先生除了在报纸工作之外，另一正式职业就是电影人。1957年底，金庸离开《新晚报》，加盟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虽然金庸先生做职业电影人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一年左右，但他与电影的因缘却不短，成就与贡献也不可小视。下面具体说。

第一，电影评论写作。根据顾臻先生对他所收藏1950-1958年间文献的统计，主要集中在三家报刊发表：一是《大公报》，1950年9月4日就有影评在《大公报》发表，从1953年4月28日开始，以萧子嘉、姚嘉衣、嘉衣、嘉等笔名开设“每日影坛”专栏，共计发表影评657篇(包括若干分两期刊出的影评文章)；二是《新晚报》，从1952年6月1日到1953年2月，以姚馥兰、林子畅等笔名，写“馥兰影话”“子畅影话”，现已查到的影评总计147篇(包括若干分上下篇刊出的影评文章，因所查报纸缺少4个月，无法确定其中有无影评发表)；三是长城影业出版的《长城画报》，从1952年到1958年，以林欢、姚馥兰、林子畅、镛等笔名发表关于电影方面的文章70篇(不包括刊发在该画报上的电影翻译文章和原创电影歌词)。

第二，电影剧本创作。1950年代初期，金庸即开始尝试电影剧本创作。从1953年至1959年间，金庸说他写过二三十个电影剧本^[4]。其中有7个剧本被拍成电影，剧本投拍率将近三分之一，每年都有署名“林欢”的电影剧本投入拍摄。例如：1953年《绝代佳人》，1954年《欢喜冤家》，1955年《不要离开我》，1956年《三恋》，1957年《小鸽子姑娘》，1958年《兰花花》，1959年《午夜琴声》。

第三，电影导演创作。处女作是他自己编剧的《有女怀春》，与老导演程步高联合导演。后来，他又与胡小峰联合导演了越剧影片《王老虎抢亲》。

第四，电影歌词创作。作为电影歌词作家，金庸创作并发表过《门边一树碧桃花》《不要离开我》《上轿歌》《清洁整齐歌》《一间小小的屋子》《猜谜歌》《懒惰的老爷来做梦》《人好不怕家里穷》等多首电影插曲的歌词。

第五，电影文献翻译。金庸以子畅为笔名，翻译了《美国电影分析》，这是一部长篇大论，自1954年7月开始到当年10月结束，在《大公报》上连载了86天。此外，他还以林欢为笔名翻译了《荷里活的男主角》(上、中、下)、《论〈码头风云〉》(上、中、下)等美国电影评论和研究文章，也都在《大公报》发表。

人们通常会用企业家的身份来描述金庸，因为他是《明报》的主要投资人兼社长，后来是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说他是企业家，当然没有问题。只不过，商人这个概念有更大的涵盖性，且有更好的描述功能。金庸与沈宝新联合创办《明报》是出于商业目的，因为金庸小说拥有大量读者，与其让别的报纸赚钱，不如自己赚。实际上，金庸和沈宝新最初登记注册的并非报纸，而是一份名叫《野马》的杂志，准备专门刊载武侠小说及其他通俗读物。

数十年后，《明报》上市及其股权转让，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经营案例，值得专门研究。这件事，金庸很早就开始布局。将《明报》出手的公开原因是，他已年近70岁，迟早总要退休，而他的三个孩子都不愿接手明报集团。更深层的原因是，在电子传媒发达、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金庸预见了纸媒体的黄昏。金庸做了两件事：一是让《明报》上市；二是在《明报》股票最高峰时将自己持有的大部分股票出售。

可能有人认为，说金庸是商人未免贬低了他。但金庸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自豪地说：我们浙江人大多有商业天赋。金庸的商业天赋还有下列证明。

第一，做书商。1939年，查良镛年方15岁，还在上初中，曾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给投考初中者》，这本小书很畅销，不仅在浙江省内，还销售到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几个少年初试身手，所得利润居然不菲。

第二，股票投资。极少有人知道，查良镛先生还是一个成功的股票投资人。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投资美国股票所赚的钱，超过了他的稿费收入。如果他投资股票的收入超过版税收入，那么他在股票市场上的收入一定非常惊人。股票投资与买卖，是典型的商业行为。

第三，其他投资。金庸是明报集团老板，明报集团不仅有报纸、有刊物、有出版社，而且还有旅游公司等部门。与此同时，他本人还随时进行商业投资，例如房产。他曾说过，在英国读书，买了房子，毕业离开英国时把房子卖了，大赚了一笔。出售明报集团之后，他还有自己的明河出版社，以及版权代理公司。此外，还有其他商业投资行为，例如，他是“金庸茶馆”公司的股东之一。

金庸被称为“香江第一健笔”，这一称号并不是指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而是指他的新闻时事评论。《明报》的成功，有赖于金庸的两支笔：一是他的武侠小说，一是他的《明报》社评及时事专栏文章。

第一，不署名的《明报》社评，写了30多年，数量有7 000到8 000篇。

第二，署名徐慧之，发表于《明报》“明窗小札”专栏的文章，历时6年，近2 000篇。已出版《明窗小札》数册，还只是专栏文章的一部分。

第三，署名黄爱华，发表于《明报》“自由谈”专栏的“论祖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系列文章64篇，后结集为《论祖国问题》出版。

第四，署名查良镛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共37篇。

第五，从1981年开始，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香港回归祖国及中英关系的文章，后结集为《香港的前途》出版，署名查良镛。

仅以上提及的部分，就有上万篇文章，这是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据张圭阳《金庸与〈明报〉》一书介绍，《明报》社评可分为六大类，即有关中国大陆、有关中国台湾、有关中国香港、有关华侨、有关苏联及共产主义、有关当时国际热点问题。金庸对社评的要求，一是有精辟见解，二是提供知识信息，立场鲜明而且前后一致，十年、八年以后看了也不后悔^[5]。

“国士”这个词现在很少使用，所以要作专门界说。所谓“国士”，是指关心国家大事、懂得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且影响国家大事的人。称金庸为社会活动家，当然有其道理，但国士或更准确。社会活动家与国士有相通之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士活动的侧重点当然是国家大事，即有关国家层面的事务，关乎国家气运与大势。说金庸是国士，证据如下。

第一，从1985年到1989年，金庸先生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起草小组港方召集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88年，查良镛和查济民共同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政治体制设计的基础方案。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保证香港平稳回归，兼顾中、英两国的利益和面子，立足现实而逐步实现民主理想。

第二，早在1973年4月，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会见了蒋经国等台湾领导人，并且应邀参加台湾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在会见蒋经国时，他曾劝说小蒋先生不要以“反攻大陆”为宗旨，因为反攻不可能成功，且会导致数百万同胞流血牺牲，而应注重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他把自己对台湾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写进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长篇报道中^[6]。

第三，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于1981年在北京得到邓小平的接见，1984年得到胡耀邦接见，1993年得到江泽民接见，多次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愿意接见查先生，是因为金庸的《明报》社评在香港及海峡两岸都有一定的影响，也是因为《明报》一直对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及改革开放国策高度赞赏，因为金庸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金庸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过程，一部分被公开报道过；还有一些没有公开报道，有待将来研究。

金庸成为国士，并非偶然。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首先，金庸的第一个理想，是想当外交官。当年他曾考取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及中央政治学校，最后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是很好的例证。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更是书生报国的重要路径。

其次，金庸辍学后，又到东吴大学法学院进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以前中国海外资产的归属因而成了一个问题，金庸写了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以“人民主权”立论，于1949年11月15日和18日在《大公报》连载。这篇论文受到著名国际法专家、东京审判庭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的注意。

再次，梅汝璈先生于1949年12月初安抵北京，从1950年起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于是邀请金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金庸欣然于1950年初从香港来到北京。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事制度的原因，被告知不能直接进入外交部，而只能先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金庸才返回香港。

又次，在《明报》社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国士情怀。在有关中国大陆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华侨问题等的系列论述中，充满民生关切，也充满了对国家政治、人民利益及文明发展的积极思索。

这一身份的由来，是1999年2月金庸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3月，他又受聘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翌年，又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金庸担任浙大教授、院长、博导多年，直至2004年12月21日才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职务。

进一步的证明是，2005年，81岁的金庸远赴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此事的背景是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金庸本人则希望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经过5年的学习和论文写作，金庸于2010年86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获得荣誉文学博士，后攻读历史学专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剑桥大学800年校史上的一个空前记录，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一事，有人提出过异议，经过传媒报道，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与“学人”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在现代分工体系中，学者通常是职业性的，而学人则不一定是职业，更可能是爱好与特长。二是在现代知识体系里，学者通常是专业性的，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而学人则是兴之所至，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以金庸为例，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学的是外交，后来到东吴大学学法律，但他从事的工作是新闻，而他最大的爱好则是历史，同时在文学、艺术理论、宗教、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都有非常广泛的兴趣及相当深厚的学养。学者与学人虽有区别，但更有共性，即都是指热爱知识、学习知识、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人。

我说金庸是学人而不说他是学者，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因为他好学。好学精神到了何种程度？有两段话可以说明。一是他和池田大作对话时，说他当年看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按：即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本书越是读下去，心中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果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7]10-11。另一段话，是他对电视台的记者说，假如人生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坐牢但可以读书，另一个是自由但不准读书，那么他会选择坐牢而能读书。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这样想？有几个人能这样做？大家都听说过“终生学习”这个概念，真正能做到终生学习的人有多少？金庸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多次说到，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仍然每天坚持读书，不少于几个小时。他在80岁以后，还到剑桥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什么是终生学习？这应该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因为他善学。金庸对池田大作说：“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的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7]144-145金庸在多个方面取得成就，如果说有秘诀，那就是他善于即学即用，不仅有超群的学习能力，且有独特的学习方法与技巧。

再次，因为他博学。博学是好学、善学的必然结果。虽然金庸本人从不炫耀自己的渊博学识，但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我们看到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典章文物以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丰富知识的运用；在他的社评、随笔、评论文章中，我们看到他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法学、宗教、哲学、民生以及电影、音乐、舞蹈、文学、新闻等方面的知识与创见。

最后，金庸好学、善学且博学，但却没有从事过专业学术生产工作；他虽然获得过全球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及荣誉教授头衔，但在1999年之前毕竟从未在大学担任过正式教职。他虽发表过《袁崇焕评传》等学术著作，但也并不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写作的。所以，说他不是专家型学者，不难理解。说他是学人，则毫无疑问。学者多窄而专，学人多薄而广，所长所短因人而异。

这一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上述八种身份的相互影响。这是一个难题，八种身份相互影响的数学模式就让人望而生畏，化学模式就更加神秘难测，这里只能简化。例如，假设我们研究的焦点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起来，无非两条路径：一是武侠小说作家身份对金庸其他身份及成就的影响，一是其他七种身份对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以下分别谈这两种影响。

假如1955年《新晚报》负责人罗孚没有找金庸接替梁羽生写武侠小说，金庸的事业和人生肯定截然不同。他可能会继续翻译，成为更优秀的翻译家；也可能会继续创作电影剧本或导演电影，成为更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如果以上这些金庸不写武侠小说的假设成立，那么他都决不可能去创办《明报》，因为创办《明报》的基础是金庸小说广受欢迎，且不愿让“肥水流入外人田”。进而，假如他没有创办《明报》，以他在《新晚报》和《大公报》的身份地位，也很难设想他会成为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大公报》恐怕不会聘请他专写社论；即使聘任，也决不会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进而，如果没有《明报》社长及知名社评家的身份，金庸即使能够到台湾和大陆采访，恐怕很难会受到两岸领导人的接见；中国政府是否会邀请他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也是一大疑问。如此，纵然有国士之心、国士之才，也不可能有国士境遇，更谈不上国士建树、国士声誉和国士影响。

进而，假如不是知名武侠小说家，且没有《明报》社长及社评家身份，浙江大学是否会邀请他担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可能性恐怕也不大。当然，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进入学界，他的学者身份就不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他恐怕也就未必会在八十高龄之后还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进而，假如不写武侠小说，就不会创办《明报》，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而没有小说版税的收益，仅仅作为翻译家、电影家或普通报人，恐怕也没有太多金钱投资股票、房地产，他的商业天赋恐怕就无从发挥。

总之，如果没有武侠小说家这一身份，也就不大可能有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企业家或商人等其他身份。由此可见，写作武侠小说并独树一帜，是金庸人生的重大关键。简单点说，若不写武侠小说，就没有金庸。

下面换一个角度，说金庸的其他身份对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金庸成为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固然是因缘巧合，更重要的是他有讲故事的天赋，从小就能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才干，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也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以下逐一评说。

第一，报人身份的影响。直接影响是，正因为查良镛在《新晚报》工作，负责人罗孚才有可能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项工作任务布置给他，而他也不得不努力完成。间接影响是，在报社工作将近十年，自然会关注报纸连载小说如牟松庭的《山东响马传》等，熟悉大众的通俗口味与需求。

第二，译者身份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直接，即不能说他因为当过报社的英文电讯编译或曾经翻译过不少英语文章，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武侠小说创作。译者身份的影响不可低估，是因为作者的西学视野及西学素养。人们说金庸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人，固然不错；而梁羽生先生说金庸是“洋才子”，更值得关注。金庸对古希腊神话和悲剧、对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司各特、对法国的雨果和大仲马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他对唐诗宋词元杂剧和明清小说的了解。正因如此，他才能将古希腊牧神的命运悲剧移植到萧峰的人生故事中。更重要的是，金庸熟悉西方启蒙主义及现代人文主义的精髓，才能获得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视点，才能写出《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及《鹿鼎记》这样的文化批判之书。

第三，影人身份的影响。因为对戏剧和电影的细读深研，且写作过大量电影剧本，使得金庸小说创作方法更加丰富，技艺更加出众，特长更加突出。《碧血剑》追求电影《蝴蝶梦》的艺术效果，即让不在场人物的阴影笼罩在场人物的故事。《雪山飞狐》受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进而，由于熟悉电影蒙太奇技艺及场面调度，使得金庸小说的场景更加生动，且更有可视性。《越女剑》中阿青把玩范蠡胡须，而范蠡思念远在吴宫的西施的场景、对话、心理独白，电影感十足，其中的纯情与悲情让人刻骨铭心。

第四，商人身份的影响。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提及他在15岁时策划出版《给投考初中者》一书，金庸说：“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7]142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作为天赋，同样体现在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写得好看，且一直在求变创新，固然是因为他具有超凡的创新才能，且对自己的小说有非同凡俗的期许，但也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作为企业家，身负维系及发展《明报》的重任，不得不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精益求精，以保持新颖性、独特性及对读者的吸引力。进而，商人善于营销，金庸小说传播广远，固然因为小说写得好，但也因为小说作者善于营销。从1970年到1980年，金庸花费十年时间对其全部小说进行大规模修订，固然是想精益求精，但也不能排除是为了更好地营销的目的；至于世纪之交对其小说作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其营销目的就更为明显。更好的例子是，金庸先生曾经以1元钱人民币价格，将《笑傲江湖》改编权卖给中央电视台。对此，大家只知前因不知后果，后果是中央电视台继续改编金庸的小说就不是一元钱了，而是每部100万元人民币。不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4卷长篇要100万元，《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2卷本也同样也要收100万元版权费。

第五，时事评论家身份的影响。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武侠小说，另一支笔写《明报》社评，两支笔由一个大脑支配，自然会相互影响。直接证据是，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8]进而，作为社评撰稿人或时事评论家，要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及社会问题作出准确评说，不仅要求作者要有对人世与人性的高度敏感性，更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来自训练有素的观察，更来自长期不懈的思考。而对人世与人性的观察与思考，自然会丰富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思想库。例如，面对、体验并思索当年香港人的身份焦虑，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张无忌、萧峰等武侠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之中。更不必说，如果没有国际视野及和平主义精神，就不会有超越民族矛盾的《天龙八部》；如果没有对现实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忧思，就不可能有《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第六，国士身份的影响。国士身份的获得，须有国士之志、国士之心、国士之才，金庸非同凡响，在于三者具足。这不仅在《明报》社评中有充分表现，在其武侠小说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在武侠小说创作之初，民族关怀和国家关怀就成了他的创作主题，《书剑恩仇录》中满汉民族冲突主题，《碧血剑》中阶级矛盾叠加民族矛盾，《射雕英雄传》更总结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新武侠伦理，足以说明问题。进而，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直接参政者无法企及国士精神高度，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服从权力意志，不敢且不能对国家命运与前途作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身份与自由意志，是国士之为国士的基础。金庸与梁羽生的不同，在于金庸能够冲破礼教大防，跳出思想束缚压力，作出自己独立性的思考与判断。所以，金庸的《神雕侠侣》是批判传统礼教、张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经典，而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则仍拘泥于传统道德的正邪之分；金庸的《鹿鼎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之书，而梁羽生的《武当一剑》仍是纯粹的武侠传奇。

第七，学人身份的影响。这一影响无所不在，金庸作为报人、译者、影人、小说家、商人、时评家和国士，无不基于他聪慧、好学且有真知。只要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无论是学术生产、新闻生产还是艺术生产，都必须具有“生产性”。而生产性的基础是丰富的知识储备，精神生产的能源则是被消化吸收的真知。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恰是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山川文物、典章制度、释道宗教、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茶酒草木乃至花鸟虫鱼知识，部分来自学养积累，部分来自训练有素的活学活用能力。更重要的是，金庸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并以此作为创新想象的依据，例如《天龙八部》，就把佛教经典中的八种非人的神道精怪概念，与精神分析学视野下的人类非理性神经症候群结合得天衣无缝，小说中人物的心理与行为匪夷所思，但每个人物都有其真实的社会与心理依据。

以上是以作家身份为焦点，讨论作家身份与其他身份的双向影响。在上述八种身份之间，自然还有更多的连线方式与更多的思考与研究路径。例如，金庸的国士身份与商人身份的相互影响，在他的《香港的前途》一书封面就有著名的查氏公式，即“自由+法治=稳定+繁荣”，显示了他稳健务实、改良渐进的观点，这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场，是基于他的文化立场，也与其商人身份密切相关。

如何评价金庸的功业与贡献，是金庸传记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对金庸本人了解得越少，想象空间就越大，神圣化或妖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本文析出金庸的八种身份暨头衔，是基于他的工作成就及人生节点，是一条可探索且可复验的研究路径。借此路径，可以全面了解和评估金庸的工作业绩、知识结构和精神维度，从而才有可能建构真实且准确的金庸形象。

要说明的是，本文选择报人、译者、影人、商人、国士、学人等这类中性概念，而没有使用新闻家、翻译家、企业家、政治家、学者和思想家等通用头衔，是要避免望文生义，不希望对金庸多方面成就作不假思索的神化演绎。金庸在英文翻译、电影创作、时事评论、企业经营、立法实践、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还有待不同专业的学者作恰如其分的研究评估。

在上述八种身份中，学人、国士、商人三者，重要性似乎比不上时事评论家、影人、作家、译者、报人。实际上未必如此，学人、国士、商人三者，既是社会身份，也是内在素质，借此能窥见金庸成就的深层奥秘。具体说，学人素质，即好学、善学与博学，是一切成就的基础。国士志向，对个人而言，不仅是精神标高，且是动力源泉。商人天赋为什么特别重要？按金庸本人的说法，这种天赋的本质，是洞悉人类欲望需求的能力，简单说，就是知人之能。金庸有知人之能，既可说是来自报人、译者、作家、影人、时事评论家等工作修炼的结果，亦可说商人天赋是他作为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和时事评论家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些行当，无不需要阅世鉴人及知人论世的非凡洞察力。

本文前几节采用的序列，即报人、译者、作家、影人、商人、时事评论家、国士、学人，是一种顺时序列。顺时序列是金庸传记研究的基础序列，本身是一种观测与评估模型，即通过这一序列可观测和描述金庸的工作经历及其事业成就；而通过八种身份内部连接方式，可探讨金庸的精神结构及其形成过程。顺时序列只是一种基础研究模型，要对金庸的功业作进一步研究评估，肯定还需要不同的模型，即对金庸的功业与身份作重要性排序。

前文提及的苏州大学排序与百度条目排序，即是重要性排序的简单模型。苏州大学和百度对金庸身份功业的重要性排序截然不同，至于哪一种排序更准确、更合理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不同的排序，当有不同的理由，亦即依据不同的标准。要讨论排序问题，必须先讨论排序的标准。想要达成共识，就要找到共识的基础，即重要性排序的评估标准，这就需要进一步讨论。

功业重要性评估有两类标准。一类是传主自身的标准，可分为职业标准、事业标准、志业标准。职业即谋生手段，亦即不得不做的行当；事业即爱其所做，愿意主动付出更多心智和精力的工作；志业即做其所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理想事业。按照常识，我们知道人们对待职业、事业和志业的态度不同、热衷程度不同、投入时间和精力不同，所建立的功业通常也会因此而不同。也就是说，志业重要性大于事业，事业重要性大于职业。每个人的才能不同、志向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其职业适应、事业选择、志业偏好也就不同。就金庸而言，报人(打工编辑)、译者、影人三者，当属职业身份，证据是一旦有更好的选择，他就另谋高就。创办《明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作为时事评论家、新闻事业家(报纸把关人)、传媒企业家(商人)，应是金庸的事业选择，证据是他坚持时间最久，付出精力最多，相对成就更大。金庸的志业是什么？根据他报考大学时的专业选择，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谋职等事实，可知金庸的人生理想是当外交官，在国事领域有所作为。国士、政事参与者、国法起草者、社会活动家，可视为金庸的志业。按照这一理路，苏州大学对金庸功业的重要性排序时，说他是政治家、报人和小说家，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类标准，是行业或专业公共性客观标准。个人功业成就几何，不仅取决于个人天赋与努力，还有赖于社会环境、人生机缘及某些未知因素。如此，一个人的实际功业，与他本人的志业偏好不见得完全成正比，即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时，就需要另一套标准，即客观性的行业或专业标准。例如，金庸是译者，应将他置于翻译行业内进行专业比较与评估；金庸是影人，应将他置于电影剧作和电影评论行业内进行比较与评估。金庸的八种身份都以此类推，比较他在不同行业建树的卓越程度及影响力大小，卓越程度高、影响力大的功业，重要性排序当然靠前。按照这一评估标准，百度的排序，即说金庸是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显然更有道理；而说金庸是作家、新闻学家(准确说法应是新闻事业家)、企业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就更准确而精细。

有意思的是，苏州大学虽然将金庸的作家身份排序第三，但实际上却又认同百度上的公众标准，即认为金庸最重要的身份其实是武侠小说作家。证据是，此次研讨会是“金庸研讨会”，而不是“查良镛研讨会”。金庸是武侠小说的专用笔名，苏州大学以金庸之名号召大家来开会，就能说明问题。

作家身份是金庸人生与事业的最大变数。写武侠小说，原本不过是职业行为，即作为报纸编辑，有责任和义务为报纸写作连载读物，老板让写，就不得不写。出乎意料的是，持续写作武侠小说，不仅成就了金庸之名，更成就了作者的新闻事业——没有武侠小说，就不会自创《明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时事评论家、新闻事业家、传媒企业家等多种身份头衔。进而，1955年至1972年写作武侠小说，可能只是职业行为；1970年至1980年十年修订武侠小说，那是把武侠小说当作一份事业来做了；世纪之交再次修订武侠小说，就不仅是把武侠小说当作事业，而且是当作一生的志业。很显然，金庸本人对自己的武侠小说的重要性评估在不断发生变化，作家身份的重要性排序不断提升，把金庸历年来对其武侠小说创作成就的自我评价进行比较，即可证明这一点。惜乎本文篇幅有限，无法作详细比较引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越来越高，其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排在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第四位^[9]。

总之，金庸的功业，作为译者、影人、商人、学人，虽然成绩不俗，却非卓越超群；作为国士、报人即新闻事业家和时事评论家，虽然功业卓著，却非举世无双。唯有作为作家，金庸出类拔萃，其武侠小说的成就溢出了寻常的文学标准，以纯文学标准衡量金庸小说固然不妥，而以通俗类型文学标准衡量金庸小说却又不够，至今找不到恰当衡器。金庸小说打破雅俗藩篱，扩张想象空间，不仅影响深广，且极具独创性，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学遗产。假如金庸永垂青史，那多半是因为他创作了精彩的故事。但金庸成为金庸，也离不开其他功业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