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镇守太监邓原成为镇守中官模范，离不开地方士人颂扬和形塑。邓原(生卒不详)，广西宜山人，御马监太监，成化末至正德初，历任江西、福建镇守太监。《明武宗实录》载：

镇守福建太监邓原欲疏求谢事，福州等府卫军民群赴巡按御史饶榶处诉乞转奏借留。榶以闻，言原端厚简重，练达老成，宽仁俭素，抚驭有方，宜顺民情，留处其地，毋辄听其休致。下其章于所司。先是，原镇江西，安静不扰，郡县长贰来谒，谆谆以爱恤小民为劝。有非法酷虐者，原廉得，辄以其刑刑之。尝因事过郡邑，学官诸生请谒文庙，原辞之曰：“吾辈明教中罪人，何面目见先圣哉！”竟不往。及移任之闽，所过百姓遮道愿留。原去，后继之者需求四出，人益思之。^{[9]卷7，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壬辰}

《明武宗实录》以江西、福建两地士民遮道请留邓原作为其德政的主要表现。官方国史罕见地大书特书镇守中官德政，无疑寓含劝惩和教化之意。

成化二十二年(1486)邓原任江西镇守，至弘治十年(1497)调任福建。成化二十二年，邓原奏举“江西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谢智守备南安、赣州二府”^{[10]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戊寅}。弘治二年，邓原奏革“赣县、宁都、兴国、广昌、信丰、会昌、雩都、石城、瑞金、龙南、安远十一县先年奏准添设管民快县丞各一员”^{[11]卷31，弘治二年十月戊子}。弘治八年，邓原奏称“南、赣二府，界福建、广东、湖广之交，流贼出没，事无统一，难于追捕，以致盗贼猖獗，地方不宁，宜增设巡抚都御史一员，专以赣州为治所，兼理南安、赣州、建昌三府及广东之潮、惠、南雄，福建之汀州，湖广之郴州等处捕盗事”，朝廷从其议，命金泽为南赣巡抚^{[11]卷99，弘治八年四月辛巳}。弘治九年，邓原倡议重修江西省城钟楼，名臣何乔新(1427-1502)为之撰记^{[12]卷4，南昌府·宫室·钟楼}。弘治十年，邓原奉命易镇于闽，张元祯(1437-1506)受南昌知府滑浩(成化十一年进士)和同知张汝舟(成化十年举人)之托，为邓原作《江西去思图序》。张元祯，江西南昌人，“人皆以道学目之”^{[9]卷20，正德元年十二月甲戍}。江西南昌府官员借重道学君子张元祯作序，意在播扬邓原德政。张元祯序谓：

吾江右镇守太监邓公原，清正之操，安恬之誉，皇上重之，同侪服焉。今年三月，俄有易镇于闽之命，士夫兵民莫不嗟咨失望，至有泣下者。于是群走所司，乞留于朝……相与即其行绩，绘图以识其感泰之情，图凡二十又八，而名之曰《江右去思》。惟公夙禀正情，负正气，学不为华藻无益，与语古今天下事，卓有高识。初入内廷，即明方有称，非理弗为，非义弗取，识者期为远器。及临吾江右，其忧国忧民之心，一出于诚，真可以对越于天地神明而无愧。凡百司之延见，缙绅之往还，谈吐率道义，未尝少及于私。恐恐于民瘼不廖，民患不除，而使邦本或摇，有负于付托之重，言及之，或至于痛心而堕泪……凡民真可以诚感，第所以感之者或未至也。此图此感，当在吾流之居民牧者，今顾多欲推之而不去，乃独于公见焉，可慨也已！^{[13]卷9，江西去思图序}

由上可见，邓原离任之际，江西士民既乞留于朝，又绘其惠民事迹为《江右去思图》，以志感报之意。张元祯将邓原置于良牧与循吏传统中加以褒扬，并规劝和针砭其时天下“多欲推之而不去”的镇守中官能见贤思齐。

江西前任镇守太监刘倜于成化二十年调任两广，江西按察佥事庄恭也请贵溪知县卢格作文赠行。庄恭，成化五年进士，与成化初翰林四谏之一黄仲昭(1435-1508)为友，累官至江西按察副使^[14]卷58。卢格，成化十七年进士，授贵溪知县，“廉能有德政”，擢御史，“激扬著声”，以母老辞归，“优游林下数十年，恬静无求”^[15]卷53。卢格称：

镇守江西司设监太监刘公奉敕移镇两广，挽留不可，人心惶惶，分巡佥宪庄公于俯命按属，采拾民风以送之。切惟古之仁人君子，按治一方，而民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去则遮道留之，至没世而不忘者，夫岂声音笑貌云乎哉？盖必有所以为之者矣。刘公受命镇藩，几及十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左右近习未尝有挟势而生事者，士民被其德而安其治也非一日矣。今而改镇他藩，泽不终究，则夫士民伤悲不已之情，发于嗟叹咏歌之余者，固其所尔。^{[16]卷1，送刘太监歌有序}

由此可见，刘倜离任，江西地方官员也纷纷以诗歌题赠，褒扬其德，用志去思。

总之，刘倜、邓原以内廷太监镇守江西，在任不为苛扰，志于仁民爱物，以故江西地方官绅在其离任之际，或赋诗题赠，或图绘惠民事迹，既志去后之思，又将镇守中官纳入传统循吏文化场域，褒扬德政，塑造模范。

邓原在福建任上得到更高褒扬和认可。正德元年二月，邓原引年休致，优诏慰留，获赐“清谨老成，素有善誉”之褒。福建三司官僚各以八字为韵，成诗八首，以赠邓原。历任江西按察佥事、福建按察使汪舜民(1453-1507)两度与邓原共事^{[17]卷末，附录}，辑诸诗为《三锡诗册》，以“师之丈人”即贤明长者“拟公(邓原)之贤”：

(邓原)朴而敏，廉而静，忠而勤，严而恕，料敌慕张良以上，治兵慕诸葛亮以上，力政慕陶侃以上，至于论文慕先秦、两汉以上，崇冠冕之风，绝貂珰之习，动以古道自律，而未始一毫少纵者，公之性然也。矧自髫年入侍，气节已岌然不可及，既而受秩，事事不苟，皆有可法者也。比督理饶州窑厂，清誉益著。由是擢镇江西，以迄于今。位日尊，心日下，年日高，守日坚，勋望日隆，德之在人日久，简在帝心也日深。每奉诏处分大财赋，鞫大狱讼，平大寇盗，报上辄称旨……中官之制，本于《周礼》。今之人姑置勿论，在昔若张承业者，可谓伟矣，顾其时与事，有不可为后法者。其他若寺人披之君命无二，史游之勤心纳忠，良贺之清俭退厚，吕强之清忠奉公，刘贞亮之忠强识义理，马存亮之功高一时，严遵美之退隐寿考，其贤可称如公者不数人。然当时世主，或置之散地而不能究其用，或虽用之而不能深知其贤为可用，甚或间于群小而不能保其终焉。其视遭际宠用而又深知其贤，如今日皇上之于公者，古今仅一见尔。^{[17]卷8，三锡诗序}

质言之，汪舜民将邓原和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中所列寺人披、史游、良贺、吕强、刘贞亮、马存亮、严遵美等历代贤宦相提并论，并暗示朝廷选任中官当用邓原等贤能之辈，方为治理之助。

正德元年(1506)八月，邓原被诏取回，福建士民“争欲请留，以有成命而代公者又将至，乃止”。福建三司僚属感其德政，“绘图赋诗，以为行赠”，汪舜民序谓：

(邓原)临发数日，无老无少，填门委巷，莫不吁嗟涕泣，若将别其亲戚者。公初自提督饶州窑厂，擢镇江西，饶亦属郡也，饶人尚不能舍。及其去江西，江西之人遮留之，不可得，吁之有司，疏凡十余上，虽终不可得留，犹怀慕不已。今去福建，人心恋恋，与江西何异！夫古循吏之去任，其民不忍，往往有一年之借、去后之思，以其职亲民也。公今为贵臣，而乃得乎人心如此，其故何哉？亦惟刚方之行，仁厚之心，廉洁之操，忧勤之念，上不忘国恩而上有所赖，下不忘民事而下无所扰，战战兢兢，未始一日或怠，所谓姜桂之性老而弥笃者是已。此其德之感人所以深也。^{[17]卷8，送镇守福建邓公还京序}

汪舜民视邓原为“古循吏之去任”，重点描述他在江西、福建离任之际，士民遮留之情、怀德之意，突出他虽身为中贵内臣，却仁厚爱民，一如古之循吏。

汪舜民称邓原“清德重望，久播天下”确有所指。弘治十六年四月，“巡按监察御史各奏河南镇守太监蓝忠、宣府镇守太监刘清，奉公守法，安静不烦，请赐敕奖励，以敕其余。兵部议谓(蓝)忠在河南巨藩，(刘)清在边陲要镇，既各以守己爱民为抚按官员腾章上荐，此外如福建太监邓原，浙江太监麦秀二人，亦皆舆论所与，俱各加尚，请各赐敕旌奖，遍谕各处镇守官，使咸知感发”，孝宗从之^{[11]卷198，弘治十六年四月丁未}。

赐敕旌奖邓原等人，是弘治年间君臣挽救镇守中官弊政的应对措施。弘治十五年，两广总督刘大夏(1436-1516)升任兵部尚书。刘大夏洞悉两广镇守太监擅役、岁索之弊。他与明孝宗召对论政，称“往年在两广时，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给与某官(镇守太监)一二人岁用计之，犹不相当，此亦耗民财之一端也”。孝宗答谓：“会有人说今天下应该裁革此官，熟思之，自祖宗来设置已久，势难遽革，况中间如某亦尽有益于地方。莫若今后有缺，必求如某者可用，不得其人则姑停止之。”^{[18]卷1，刘忠宣公宣召录}孝宗在此所称“某者”正是指邓原和麦秀二人^[19]卷19。

检之文献，可见麦秀和蓝忠治政表现。弘治十四年，浙江镇守太监麦秀缮修杭州岳武穆祠，并将《精忠录》“刻而传之”^[20]卷首。吏部尚书屠滽(1440-1512)称许麦秀“廉静寡欲，素惬民情，及莅任，剔蠹浣污，兴废举坠，凡职分之所当为者，靡不究心”^{[20]卷4，重修敕赐忠烈庙记}。弘治十六年，麦秀奏“宁波等府县地方灾伤，乞将未解绫纱纸札及派取织造银两，量为停减，待年丰补解，并明年一应坐派军需等项，亦量减省”，得旨“段匹减半解纳”^{[11]卷205，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癸巳}，可见麦秀施惠爱民之为。徽州朱子学者汪循(1452-1519)官浙江永嘉知县，其文集收有麦秀赠诗一首^[21]卷4，可知麦秀喜与文士往来并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蓝忠，广西桂平人，成化十年镇守河南^{[22]卷2，名宦·蓝忠}。弘治十五年六月，蓝忠“引疾奏乞退休，而军民颂其善政保留之，巡抚、巡按等官以闻。兵部覆奏言：‘忠仁恕公平，为镇守内臣称首，诚有如军民所颂及抚按等官所奏保者，乞赐慰留，以为内臣镇守者之劝。’有旨：‘蓝忠老成廉清，军民保留，令用心照旧镇守地方。’”^{[11]卷188，弘治十五年六月己巳}因此，次年五月赐敕旌奖蓝忠，与前此河南军民“颂其善政”密切相关。地方士民颂扬德政、遮道挽留成为明中期镇守中官模范塑造的前提要件。

邓原和麦秀等人确乎成为明中期镇守中官模范和标杆。嘉靖初年，福建镇守太监尚春被褒为今之“麦、邓”。尚春，河北易县人，读书内书堂，正德五年任福建市舶太监，十四年升福建镇守太监^{[23]卷37，文翰志}。尚春“雅好诗文”，“有山水吟咏之趣”，常与福建官司、文士诗歌唱和^[24]卷422，《正德福州府志》载录尚春诗一首^{[23]卷38，文翰志}。正德十五年，尚春刊行《全唐诗话》，请因直谏武宗而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的舒芬(1484-1527)作序，前吏部尚书林瀚(1434-1519)作跋^[25]307-308。嘉靖四年(1525)，尚春卒任，刚直敢谏的林俊(1452-1527)为撰祭文，称誉尚春可与汉代贤良内臣史游和郑众比肩，并将他定位为“中外并韪”的“怀陈麦邓”。“怀陈”指明中期贤良内监怀恩和陈准，“麦邓”即镇守中官麦秀和邓原。林俊评价尚春地方治绩称：

公(尚春)在吾闽，镇静闿爽，礼耆贤而下寒畯，属无格外之需，而人以无扰，若亡有公者。山之颠，海之涯，云樵雨钓，田食而井饮，伊谁之力欤？闽人德公，生欲留，死欲祀，又冀夫继者肖公声音笑貌然哉！^{[26]卷11，祭尚总镇}

要之，尚春礼贤尚文，镇静得体，不为苛扰，可谓与麦秀、邓原不分伯仲。福建士民“生欲留，死欲祀”，既于尚春在任时遮道疏留，又在其卒后肖像立祠，目的无非为彰善瘅恶、规劝来者。

邓原和蓝忠等人都经由地方颂扬德政，进而得到朝廷认可，最后进入官方历史书写，显示明中期镇守中官模范塑造的完整历程。《明武宗实录》采入邓原德政事迹，《成化河南总志》和《嘉靖河南通志》则先后将蓝忠收入名宦传中，称许蓝忠“资性俭朴，政尚简静，莅汴甚久，无费财劳民之事，随侍人役，亦自知敛，汴民至今思之”^{[27]卷24，名宦·蓝忠}。

嘉靖初年镇守太监吕宪(1458-1531)与邓原等善政塑造可谓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吕宪，山东阳信人，成化十三年选入内廷，正德四年由内官监太监提督福建市舶，八年提督太和山，十六年镇守河南，嘉靖八年调南京守备，十年卒任^{[28]卷6，明故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吕公墓志铭}。《太岳太和山志》录吕宪诗作一首^[29]卷7，可见其具有一定文学修养。嘉靖初年，御史戴金(1484-1548)称吕宪“安静守法，地方不扰，百姓爱之，舆论许之”^[30]卷68。明中期心学家唐枢(1497-1574)赞许嘉靖年间太监黄伟、晏宏、吕宪三人，“清苦雅重，屏彻华玩，动以书史自随，恂恂然有儒者风，所镇之地，军民皆被其泽。文臣之守土者或藉以为榜檠，不敢就墨恣自坏”^[31]卷下。“榜檠”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椎锻平夷，榜檠矫直……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质言之，吕宪之所以“舆论许之”，是文臣士大夫“藉以为榜檠”，将他塑造成镇守中官模范，进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

浙江鄞县人张邦奇(1484-1544)是明中期与王阳明(1472-1529)论学的朱子学者^[32]卷52，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为吕宪撰作墓志铭，侧重于表彰吕宪在河南、南京的善政。吕宪在河南，力惩前镇守太监廖堂“朘削”之弊，“厘戢暴横，务底宁谧。省城外河堤有柞薪之利，旧皆入私藏，公(吕宪)见城垣、谯楼颓蔽既甚，积至若千万缗，饬新之。复捐己赀，修道途，民无病涉者。岁屡旱，每祷辄应……在汴八年，以足疾乞休者三，而巡抚相继保留，至于六七。大意谓公清节懿行，迥出时辈，而经纬区划，动中事宜，虽老师宿儒不能过”^[28]38-39。(嘉靖)《河南省志》亦称吕宪“缮城池，修道路，练军士，每遇旱则斋沐，虔请于神，雨泽辄应。汴城鼓楼坏，久弗葺，宪以修城余材修之，不足又出赐金以继，楼遂成”^{[27]卷24，名宦·吕宪}，可为互证。《谷山笔麈》载吕宪“以清谨著闻，甚恶其曹所为，第不能拯耳。宪尝镇守河南，有获白兔以献者，中丞台送宪，约共为奏上之。宪乃置酒，召中丞饮，腊兔送酒，中丞大愕，问故。宪笑曰：‘夫贡珍禽异兽，以结主欢，乃吾辈所为，公为方镇大臣，奈何献兔？’中丞大惭”^[33]卷2。总之，吕宪守镇不扰，河南抚按官员一再奏留，地方士绅也褒扬其德政，河南祥符人李濂(正德九年进士)称“两河千里歌甘棠”^{[34]卷14，题镇守吕太监阅武图歌}，可谓实录。

吕宪在南京，“罢私门之役，礼缙绅，剔奸蠧，戢台隶，都人感悦”。王廷相(1474-1544)是明中期著名理学人物，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称吕宪“擢镇中土，匪仁弗施，守备留都，无行不正”^{[35]卷32，祭内守备吕公文}，可为印证。张邦奇历述吕宪德政后谓：

(吕宪)去闽之日，父老遮道，请公靴留之，公不可。众泣以请，坚却之。或曰：“请可伪，泣不可伪也。”乃许之……去汴，尽籍幕府供具以还有司。士民垂泣遮留，不忍舍，乃乞公像为生祠。诚心素节，所在感孚。晚遭明圣，宠遇日隆，而人无间言^[28]38-39。

由此可见，吕宪先后在福建、河南去任，两地士民都留靴遮留，其去任河南之际，河南地方士民更垂泣遮留，为立生祠。不得不说，这与循吏文化传统和儒家德政文化标准程序若合符契。

河南地方吏民不仅为吕宪“立祠祀之”^{[27]卷24，名宦·吕宪}，以示“德泽在民”，而且将他载入河南省志名宦传。(成化)《河南总志》始纂于成化年间，嘉靖十二年左右补续刊行^①，此时离吕宪离任不到四年。该志载吕宪传记，不仅历叙吕宪在福建、太和山、河南美政，而且分别采录民歌谣谚以附其后，作为“德泽在民”的舆情佐证：

① (成化)《河南总志》载巡抚徐瓒，嘉靖八年上任；巡按沈奎，嘉靖八年底上任；河南左布政使于湛，嘉靖十二年升顺天巡抚。

(上)命提督市舶。公(吕宪)以仁恕为本，货财为末。下众赞云：“山岳之英，江汉之清。培之也厚，发之也诚。”上复命督太和山。若夫洁正馨香，公之素行也，治国如齐己家，息民如爱己子，人神不依，其谁依乎？民谣曰：“元老吾吕，方叔召虎。民神共登，朝野共睹。”

久则帝闻其贤，重命节镇中州。公则乐颜回，志伊尹，一民饥寒，犹己饥寒，修废政，筑城池，练军士，祷雨泽，医疲癃。凡隐恶扬善，廉干勤能，礼贤下士，奇才美真，再世周公也，可尽言哉！先年闻帝有回取之念，汴民聚相歌曰：“惟蓝(忠)惟吕(宪)为霖雨，勿迁勿取，永镇斯土，少知斯若。”^{[22]卷2，名宦·吕宪}

古代民歌谚谣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既用于贬斥奸邪，又可以褒奖贤善，并表达一种政治主张或宣言，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历代都重视收集反映民情、民心、民意的民谣，形成“观纳民谣”的悠久传统^[36]。民谣的创作者往往是社会精英，但它的传播和舆论功能实现却离不开民众^[37]。民谣与吏治、循吏文化关系紧密。明初金寔称：“守令之誉，出于私爱狎眤者，固不足信。见于贤士大夫之称许，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人之善，而讳称人之恶，故犹有不足征者，然则如之何而可？亦惟闾阎之细民，田野之鄙夫，穷乡蔀屋之妇人小子，心不留毁誉，言不知触讳，感悦而归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观风者，所以采民谣，而识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38]卷44，送职方郎中王君赴任序}。总之，《河南总志》以采集民谣的特殊方式，强化吕宪的美政之实，塑造吕宪“良牧”形象。以中国古代德政与循吏文化传统塑造镇守中官典范，遂告完成。

官方《实录》和地方志书载录镇守中官传记事迹，使其与名臣、循吏等量齐观，是明中期镇守中官受循吏文化影响的证示，其目的无非“俾来者视以为式”^{[39]卷7，贵戚·欧贤}。(成化)《广州志·宦迹》记载成化年间镇守广东太监陈瑄事迹，称他“悉体朝廷德意，纤芥无扰，诸司肃然。凡有大政，则会巡抚重臣，偕三司协议，议同而后施行，无专谋独断之偏，故政多克济……广人德之”，赞许其“性朴直俭素，温然儒雅，有大臣体，无一毫中贵气习。防范家众出入，不敢有毫发干外事，内外规矩，肃然如处内庭。御下抚摩熙育，必以恩信，故左右侍从，亲如父子”^{[40]卷15，宦迹类·陈瑄}。(嘉靖)《贵州通志·名宦》亦载录成化年间镇守贵州太监郑忠善政事迹，称他“多智有为，孜孜以便民为志，尝修创境内桥道，及建桥与谯楼，制壶漏以明时节，葺祠庙以求福民，奏增乡试举人名额，以劝后学，郡人为建生祠焉”^{[41]卷9，名宦}。

志书表彰镇守中官治理事迹，用垂模范和劝化，这在明中期边镇志书中表现尤为突出。(正德)《宣府镇志》不仅详列镇守、监枪、分守、守备中官名录、里籍、宫内职衔、履任时间等，而且表扬善宦事迹，用为劝勉。如称正统年间宣府镇守太监赵琮“刚直简静……多保障之力”，成化年间廖亨“守身清淡，处事简约”，弘治年间孙振“克去宦性，善收人情，如修学校，建桥梁，创公馆，置将领之厅，饰城门之废，事出等夷”^{[42]卷6，宦迹}。《辽东志》也详载历任镇守、分守、监枪内臣名录，并称许善宦美政，称王彦“镇辽三十余年，累致捷功，然性嗜佛，沿边建寺庙数十”，表彰孙镇“安静不扰，民咸称侯”，赞许白怀“在镇不扰，人多称之”，称誉王纯“甚清约，去后人常思之”^{[43]卷5，官师志}。(弘治)《宁夏新志》^{[44]卷2，宦迹}和(嘉靖)《宁夏新志》^{[45]卷2，宦迹}，更是前仆后继地载录镇守中官名单并表彰善宦德政(见表 1)。

明中期还出现镇守太监题名碑。唐宋以后兴起题名碑记，既存地方史事，又志善悛恶，具有教化和鉴戒意义^[46]。弘治十八年，福建市舶太监刘广立市舶太监题名碑于进贡厂^{[23]卷11，官政志}。正德八年，两广总督林廷选(1450-1526)、总镇太监潘忠、总兵郭勋(1475-1542)议建三府题名碑。所谓三府又称总府，即总督、总镇和总兵会政之所。三府题名碑由弘治十二年状元伦文叙(1467-1513)撰记^{[47]卷43，总府题名碑}，名儒湛若水(1466-1560)作跋。湛若水跋称“后之观题名者曰：‘某也然，某也否，某也贤，某也不贤，某也协以成功，某也乖以偾事’，其将起敬起畏，是效是惩，勿使后之人复议我也”^{[47]卷59，总府记跋}，明确指出题名碑记对包括总镇太监在内地方官员职守具有鉴戒作用。

正德十年，广西镇守太监傅伦履任，“大得镇静之体”，仿巡抚、布政司、按察司题名碑记，立镇守中官题名碑“于堂左，以传无穷”，并请广西藤县人万祥(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撰记。万祥认为题名碑对镇守中官具有惩劝之效，称“使后之因文稽实而知其人，知其功，其贤其否，必将有观感而劝戒者”^{[47]卷42，太监题名碑}。

嘉靖三年，宁夏镇守太监李昕也于太监公署建造镇守中官题名碑，并请张嘉谟(弘治十五年进士)撰记。张嘉谟称：

中臣受命夏镇，自永乐初太监鲁公安始，迄今李公昕，一十有六人矣。其间政绩可称，谨重醇良，不苛不黩者，鲁公安及海公寿、王公清、简公颙、张公弼，并公昕尔，此皆边乡父老相传言之……人生百年，受地方之重任者，富贵利达，所必有也……至于身后遗休，名光史简，耿耿不磨，如汉史游勤心纳忠，良贺清俭退厚，民到于今称之，孰谓中贵中无尽臣职者乎……将来继公镇守而寓此者，必非一日一人焉，公务之暇岂无从容伫阅此名、此石之期乎？阅竟岂无感慨思齐之意乎……倘念圣谕之谆谆，重地方，禁邪妄，爱军民，恤困苦，安礼度，睦僚好，亲正直，远谗诱，崇朴实，养天和，与守土文武重臣，同心协力，始终不二……如此虽不求知而人人传播，称扬自不能已于后世矣，垂名于石，不亦愈有荣耶？若以是为迂，忽不加之意，令出事违，而人识之，虽有遗镌，亦不能移易公论乡评于将来之日也。吁！可不戒哉！^{[45]卷1，公署}

张嘉谟之所以一一举出“边乡父老相传言之”的镇守中官贤者名单，用意在于鼓励在任与继任者见贤思齐，恪尽臣职，人人传颂，垂名碑石，名光史简。张氏反复劝善惩恶，示法来日，在在彰显题名碑对镇守中官的鉴戒和教化意义。总之，镇守太监题名碑，既是中官镇守制度化的产物，又是镇守中官受到儒家德政文化影响与涵化的体现。

明末诸生曾大奇称：“本朝宦竖之称贤，则往往溢于先代之外。如阮安之清而劳绩也，金英、兴安之智也，怀恩之正也，覃昌之恪也，王岳、李芳之直也，视汉之一吕强，唐之一高力士，后唐之一张承业，抑何其寥寥迥殊哉！……别贤恶，用惩其不肖者，激劝其贤者，其庶几有风乎？夫不劝其贤，而徒概抵其不肖，未有能行者也。”^{[48]卷下，宦竖议}曾氏所论不免书生之见，但他称士人攻弹宦官恶行，效果反不若“激劝其贤者”，实揭示明代政治文化中存在“劝贤”以“抵其不肖”“彰善”以“瘅其恶”的模范与教化之途。举例而言，正德年间，太监张永先后奉命处理宁夏安化王之乱和江西宁王之乱善后工作，处置得宜，不为扰乱，受到宁夏和江西地方官民称颂。宁夏为张永树立德碑，建立生祠，以为感报^{[44]卷2，宦迹·张永}。江西则由巡抚王阳明等倡议，请家居大学士费宏(1468-1535)撰作颂德记文，“以致阖省士民德之之私”^{[49]卷14，奉贺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大内相守庵张公献凯还朝序}。

随着明中期镇守中官俨然地方大员并成为地方政治运作重要一环，地方上开始出现官员士绅以两汉以来循吏文化表彰和颂扬镇守中官善政现象，形式上包括遮道奏留，撰作德政或去思碑记，肖像立祠等。这既是地方士绅报德和表达地方声音的独特方式，更是以此制造舆论，塑造镇守中官典范，进而彰善瘅恶，以劝来者。弘治年间邓原和麦秀等，即先经地方颂扬认可，后受朝廷赐敕褒奖，成为贤良镇守模范与标杆。嘉靖初年福建镇守中官尚春被褒为今之“麦、邓”，更彰显模范与教化的实在关系。河南镇守太监吕宪在相同背景下被模塑成镇守中官善政的典范。与此同时，贤良镇守中官还上升为国史和地方志书中有益于地方治理的名臣列传书写对象，镇守太监题名碑(记)也开始出现和流行。这在在揭示明中期镇守中官制度化以及随之而来教化镇守中官广义场域形成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