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下，草地退化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1]，草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降低，打破了牧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畜—草”系统的平衡[2-3]，传统畜牧业面临巨大挑战，牧民生计难以维持[4-5].基于“公地悲剧”的理论指导[6]，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牲畜和草地的承包到户、修建围栏、人工种草、修建定居民房等方式明晰草地产权，调动牧民草地保护积极性.但在具体实施中出现的草地分配不公平[7]、草地分配界限不明、纠纷增多[8]、寻找草料和水的流动性受阻[9]、制度移植的地区不适宜性[9-11]等问题，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草地退化没有得到明显遏制.面对以上困境，上世纪末，中国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政策和资金等途径保护草原以扭转草地退化的态势，利用权利的“再集中”建立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但由于缺乏深入调研，导致基层牧民利益无法表达，违规现象频繁，寻租腐败增多，草原退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12].因此，在牧区实施的各种政策屡遭挫折和质疑的情况下，寻找一种高效且合理的方式来实现牧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备受各界关注[13-1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相较于私人管理体制和国家集中管理体制，既能减少信息、时间成本又能有效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社区管理体制拥有解决现有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即以社区为基础的草地管理方式可能是对现存的国有化或国外私有化草地政策的有效替代，能够以更低成本减缓草地退化[16-18]，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正是牧民利用本土知识进行自主选择的产物，可看作是在草地承包政策下对传统草地共管方式的部分回归[19].许多研究表明，联户放牧对于草地恢复和保护、寻找水源、节约户均草地维护成本、节约劳动力以及减少纠纷具有积极作用[20-22]，可以看作是对草地承包制度的补充，此外，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具有符合牧民意愿及文化传统、地缘和血缘关系造就的易联性等优势和机遇[23].
近年来，黄河源地区传统畜牧业生产面临草地资源禀赋下降、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等多重风险[24-26]，探索合理的草地经营模式，剖析不同草地管理决策的作用机理对于指导地区发展意义重大.但目前的研究多从宏观、定性的角度进行战略性的分析，缺乏农户层面的调查和定量的分析.因此，文章围绕研究区牧民不同的草地经营模式，于2014年夏季，通过在黄河源地区达日县和久治县选择4个乡镇，开展实地的农户调查，探讨并定量分析了影响农户不同草地经营模式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讨论了促进牧区联户草地经营模式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全文HTML
-
黄河源位于青海省腹地，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坐标为95°50′-103°30′E，32°30′-36°10′N，面积约13.2×104 km2，平均海拔为4 400~4 500 m，地势平坦广袤，河流湖泊众多，为低山宽谷和湖盆组合的地貌类.气候为典型高原大陆性高寒气候，光照充足，日照时间长，辐射作用强，昼夜温差较大，冬寒夏凉，暖季短冷季长，雨量偏少，蒸发量大，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季风强劲且持续时间长，年平均气温-2.4 ℃，年降水量为426 mm，降水多集中在6月至9月.植被类型以高寒草甸、高寒沼泽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土壤类型主要有高山草甸土、沼泽化草甸土，土壤受发育年代和地势气候的影响成熟度较差，结构粗糙，涂层较薄，含砺石较多，在气候变化和人为影响下容易受到破坏，且难以恢复，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
研究区为青海101省道沿线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东南部达日县的吉迈乡、建设乡、窝塞乡和久治县的白玉乡(图 1)，研究区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草场退化，寻求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草地管理利用方式已成为地区政府和居民共同面临的问题.
-
2014年8月，根据确定的研究区域，进行为期1个月的农户调查.首先通过与翻译及年长者的交流，了解样本乡的整体情况.然后，开展随机入户的参与式评估的问卷调查，由于存在语言障碍，故聘请2位藏族翻译同行，调查对象主要选择户主，家庭其他成员可对情况进行补充，每户调查时间1~2 h.共获得问卷173份，剔除家庭完全没有劳动力，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计的牧户13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60份(其中达日县窝赛乡39份，建设乡40份，吉迈乡43份，久治县白玉乡38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①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人口、年龄、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就业情况、物资资产等)；② 2013年家庭收入支出、外界帮扶情况；③ 牧户草场资源情况(家庭经营草场类型、面积、不同类型草场放牧时间、草场退化情况、草地工程设施、草场租入租出等)；④ 家庭放牧情况(放牧方式、牲畜数量、10年牲畜受灾情况等).
1.1. 研究区概况
1.2. 数据来源
-
文章以农户不同草地经营模式为解释变量，联户放牧牧户赋值为1，单户放牧牧户赋值为0，由于牧户家庭可能存在草场单户、联户混合经营的现象，文章将有一个或以上联户经营草场的家庭即认定为联户放牧牧户.牧民的草地经营模式决策受到家庭、草场、牲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根据调研中形成的认识及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选取家庭畜牧业劳动力比例、人均收入、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草场质量等级、家庭草场面积和牲畜数量7个指标来探讨影响牧民草地管理模式决策的因素.具体的自变量赋值情况如表 1所示.
-
本研究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容忍度、方差膨胀因子(VIF)、特征根、条件指数对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 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得出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497(牲畜数量和家庭草场面积的相关关系，值为0.497)，均小于0.8.数据的容忍度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特征根均不等于0，条件指数均小于30(表 2)，综合以上5个检验指标，说明所选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
Logistic回归模型是应用较为广泛的离散选择模型之一，能够较好地分析多种类型自变量对离散型因变量的影响.本文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研究区牧民是否从事二三产业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27]：
式中：pi为牧户采取联户经营的草地经营模式的概率；xi为自变量；k为自变量个数；β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α为截距.
2.1. 变量选择及赋值
2.2. 自变量的多元共线性分析
2.3. 研究方法
-
本次调查获得样本160户，其中单户放牧39户，占总样本的24.38%，联户放牧121户，占总样本的75.62%，两者家庭人口、劳动力构成、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较小，家庭各方面收入差异较大，畜牧业收入联户家庭高于单户家庭42.33%，此外，由二三产业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补助等其他收入构成的非农收入，联户家庭也明显高于单户(表 3).
研究区牧民选择不同草地经营模式的原因不同.单户牧户出于避免纠纷、家庭牲畜数量少、自家草地资源禀赋好不需要联户等因素而选择单户的草地经营模式.联户牧户则为了共同承担租金、利用政府公共草场、节约劳动力以及基于血缘和社会关系产生的相互帮助而协同放牧.联户放牧家庭的平均联户户数为6.76户，其中基于血缘关系的联户行为在研究区较为常见，占到了77.69%，远高于基于社会关系联户体的比例.
草地联户经营模式在草地质量和管理上具有优势(表 4).从草场质量来看，联户放牧家庭的各类型草地质量均优于单户放牧家庭.草地管理方面，联户经营模式户均围栏个数略高于单户牧户，但在建造和维护围栏的花费上却明显低于单户牧户；单户、联户经营的牧户均采取人工种草来饲养牲畜和保护草地，草地种植面积上后者高于前者.牲畜数量方面，单户牧户远远多于联户牧户，前者牲畜数量比后者高出62.76%.
-
利用二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求解出所选指标对牧户从事二三产业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表 5).
进行结果分析之前，利用Hosmer and Lemeshow检验和ROC曲线两种方法对模型的整体模拟效果进行检验.模型的Chi-square的卡方检验值为13.188，显著性水平sig. =0.106＞0.1，接受“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这一零假设. ROC曲线下面积为0.831＞0.5，认为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家庭人均收入对牧户选择联户草地经营模式具有正向影响，即家庭人均收入越多，牧民越倾向于选择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牧户家庭收入主要由畜牧业、采集业、二三产业以及政府补助构成[28, 29].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能够通过相互协作达到户均劳动力的节约，有助于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增加家庭收入.从回归结果和统计结果来看，联户家庭人均收入和畜牧业收入都高于单户家庭，这与花晓波[22]在西藏那曲地区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其指出单户家庭能够自主控制载畜量，以获得较高牧业收入，而本研究发现，联户能够通过缔约而控制牲畜数量，从而提高牲畜的商品化率，有助于联户家庭畜牧业收入增加.
户主年龄对牧户联户放牧的草地经营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即家庭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选择联户放牧.模型结果显示，年龄大的户主对于草地承包前的共管制度的熟悉和认可度较高，同时他们拥有更多的经验和地方知识，能够在国家干预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下独立思考，选择自己认为较优的草地经营模式.
家庭草场质量等级对联户经营模式具有负向影响，家庭草地质量等级越高，即草场质量越差，牧户越倾向于单户放牧.联户放牧能够整合多个家庭的草地资源，共同承担风险和草地维护费用，并通过协同管理和合理迁移，扩大放牧半径，保证草地自我更新，提升草地质量.
家庭草场面积对牧民选择联户放牧具有负向影响，即家庭草场面积越大牧户越倾向于选择单户放牧.草场作为牧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面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资源是否充足，草场面积大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家草场的草料满足牲畜的需求，联户需求降低，反之，家庭草地面积小，则需要通过联户的方式，控制牲畜数量，扩大放牧半径，保证牧草的更新和再生，从而维持生计和草地的可持续利用.
3.1. 不同类型牧户家庭基本特征比较
3.2. 牧户从事二三产业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
本研究以位于黄河源区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久治县的典型乡为例，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研究区牧民选择不同草地经营模式的影响因素.近年来，研究区越来越多的牧民选择了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这是牧民根据长期积累的地方知识，力图在小范围内回归传统草地共管方式，恢复因草地划分而割裂的社会系统而作出的行为选择，使牧民主动适应草地退化的表现[20, 30].联户经营能够扩大放牧半径，降低单位面积草地压力，相互协定控制牲畜数量，较好地维持草畜平衡，此外，联户体内相互协作为牧区劳动力迁移提供了新动力.
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家庭人均收入、户主年龄对牧户选择联户放牧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家庭草场质量等级和家庭草场面积则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即牧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户主年龄越大，该家庭越倾向于选择联户放牧，而家庭草场质量等级越高、草场面积越大则不利于牧民进行联户.
-
基于以上研究及牧区发展现状，提出以下3点建议以促进牧区联户经营模式在牧区的持续、有效发展：首先，政府和国家应该从草地承包到“再集中”出现的问题中认识到，在牧区引入自下而上的社区管理，充分尊重地方知识、文化以及牧民利益的表达，通过责任和权利的一致性来调动牧民草场保护的主动性有很好的效果，联户放牧也是牧民权衡利弊、自主选择的结果；其次，联户放牧虽然已较为普遍，但现正处于规模较小、社会关系较紧密的阶段，内部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随着联户体规模的扩大，规范化越发重要.近年来，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作为联户经营模式和游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改进，拥有更明确的规范和更完整的生产体系，不仅实现了联户所追求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在实现规模经营和一体化生产上也更具潜力[31]，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最后，联户放牧通过协同管理降低了户均畜牧业劳动力需求，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推动力，但黄河源地区受自然、经济的限制，牧民就业机会较少，因此，通过发展高原旅游业、特色产品加工等方式增加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对于劳动力充分利用和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作为对草地承包政策的补充和调整，是对传统游牧方式的部分回归，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和牧民的认可，但是联户的草地经营模式能否长期、有效地减缓或阻止草地退化？怎样协调这种向游牧回归的生产方式与国家定居定牧政策导向之间的分歧？如何引导联户体内部对劳动力和草地合理、科学的管理和利用？这一系列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