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图在形状、尺度和方位等方面均不精准而呈现出模糊性，其真实的空间信息很难直观表达，由此提出在现代矢量地图上精确表达空间信息的历史地图转译技术方法.历史地图的空间解译是将历史的空间、信息要素进行空间转译，并依据叠合点来同现状图进行叠加的一种规划研究方法^[6].解译的历史地图首先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演变的过程，进而对比分析出其演变规律和特点；其次还能建立历史要素空间分布的分类数据库，对城市保护及空间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对历史地图的空间解译方法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在城市规划学研究中，李建和董卫构建了以古代城市地图转译为技术的城市空间文脉整理体系，在提取历史地图空间信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组与空间转译，最后编制出新的城市历史地图^[7]；在景观学视角研究中，苏智良和吴俊范提出“景观历史地图”的概念，即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某一特定区域内往日纷繁复杂的景观变化为专门表达对象的历史地图，并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制作为例，从历史景观数据库的建立、对景观数据的分级与分类提取、生成不同空间尺度的景观分布图等方面进行了说明^[8]；在历史名园复原研究中，周俊宏等聚焦明代常州止园的理水，对相关园记、诗文和图册等进行详细解读，参考历史地图与其他相关文献，复原了止园外部与内部的水系，分析了水系的形态特征^[9].这些研究以地图转译方法为基础，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进行转译绘制，除了得到清晰展示城市、园林空间形态与结构变化的转译图纸外，还利用图纸各类要素的横向纵向比较分析，总结出历史空间变迁的过程及特点，分析出空间变迁的内在规律.

本研究基于历史地图解译，对所研究的新繁城市水系与东湖水系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先绘制出新繁城市水系历史解译图，再结合东湖相关文献和现有园林图纸，推测并复原各时期的园林水系，最终将各时期城市水系和园林水系分别进行对比分析，阐述其演变过程，进而总结水系演变特点.

首先通过历史文献研究法，搜集唐宋、明清、民国、近现代时期与新繁城市及东湖园林相关的诗文、地方县志等历史资料，并从东湖与城市水系关系、园林建设、功能变化、水系格局等方面进行梳理.对唐宋时期的东湖水系演变主要从文字上进行说明，而清代、民国和近现代的城市与园林相关图纸较全，可通过历史地图空间解译法，先对历史地图中城市的城墙、水系、建筑、道路以及东湖园林的范围、水体、植物、建筑等相关历史要素进行分类提取，然后由CAD，PS等绘图软件同比例转绘为数字化地图，再依据城墙内外道路、城楼门及园内固定建筑来建立参考系，将之前的数字化地图与新繁城市及东湖的现代矢量地图进行叠合，最终得到东湖自身水体演变以及与整个城市水系相关联的历史地图解译图.而从清同治、民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的新繁城市水系解译图中，能直观看出城市水系与园林水源在时间上的大小变化以及在布局上的联系程度；从清同治、民国的东湖水系复原图，20世纪80年代水系改绘图及水系现状图能对比看出各个时期在园林建筑、景观、功能，水体形态，水系格局等方面的直接变化.

在五代孙光宪(896?-968)所著的《北梦琐言》(三十卷本)，有新繁东湖的最早记载，书曰：“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 ”李德裕(字文饶)在新繁衙署之东凿湖植楠为历代文献所记载.李德裕造园技艺高超，曾筑平泉山庄，规模宏大，名噪一时.东湖也在他的经营下得以传世，可惜没有唐时流传的园记与诗文，只知东湖为其所凿，但不能了解东湖开凿、水体形成的具体情况.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安石之父王益(字损之)调任新繁知县，任职期间政通人和，东湖莲开并蒂，遂作《东湖瑞莲歌》颂之，邑人梅挚(字公仪)亦作《和邑令王损之东湖瑞莲歌》唱和.两诗描绘了东湖瑞莲盛开的壮丽美景和才子云集的游宴盛况，盛赞东湖湖光山色之美.

北宋政和间(1111-1118年)，南充人雍少蒙为新繁令，因见文饶堂破旧，前植巨楠，且邑人常指树怀李，雍少蒙也思公之贤，于政和八年(1118年)将文饶堂葺而新之，后将“文饶堂”改为“卫公堂”.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金堂沈居中任新繁知县，在卫公堂的基础上建三贤堂，以祀唐宰相李德裕、北宋新繁县令王益、龙图阁学士梅挚3人.

从记载可知，北宋之初，东湖由官府经营而为一县之胜，成为官宦、文人雅聚酬唱、游宴之所.在北宋中期，东湖旁出现纪念李德裕的文饶堂，在游赏的基础上增加了纪念功能，后经沈居中迁建卫公堂并改名三贤堂后，东湖还拓展了纪念对象，改变李德裕专祠的性质，而成为邑人追思乡绅名士的纪念场所.

乾降五年(1740年)，郑方城对三贤堂旧址进行重修，外覆以亭，使其势益拓，此次修葺对东湖山水未做调整；乾降四十四年(1779年)，繁令高上桂重浚东湖，在其《东湖四景诗》序中曰：“岁久荒塞，余重加疏浚，引水建亭，莳花种竹”.从诗中还可知当时东湖园内湖山怪石耸立，茂林修竹，高柳晓荷；除古堂外，还有阁、亭、桥、栏等游憩性园林建筑.

嘉庆元年(1796年)繁令徐廷重建三贤堂，使得堂外有亭，亭外有池，池中植荷.嘉庆十四年(1809年)，繁令顾德昌再次培修三贤堂，规模又复一新，“堂之前有池一泓，堂之侧有木数株，蓊郁涟漪，俨然入画，春秋以时展祀，庶几三公之灵爽”^[10]，使东湖成为一邑胜景之典范.

同治二年(1863年)，程祥栋先后捐钱二千余缗，鸩工庀材，浚湖濠，导湔江水以注之，因地制屋，种竹树以补之，重建三贤堂于旧址之南，又于万花湖与砚湖之间建怀李堂.程祥栋此次捐钱，重浚东湖，规模颇大，他以湖中淤土垒成小山，取名蝠岩，岩上建见山亭.岩以南鹭渚鸥汀，连亘三桥，有古柏亭，眠琴石，城霞阁，环以勾氏盘溪.西则清白江楼，平远台，东为瑞莲阁，经篁溪小榭，直至怀李堂.由此可见，水之萦回，堂之肃穆，楼之峥嵘，廊之曲折，融为一体.

从同治新繁城市水系解译图(图 1)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锦水河向南引流，构成城墙外围的护城河，由此可以得出，东湖的水源首先是经锦水河流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引入园林所形成；从同治的复原图(图 2)可知，经过清中晚期的大范围修建后，东湖由“沼”变“池”，砚湖、盘溪和万花湖3个主要湖池已经形成，周围溪渠萦绕，最后形成“溪、渠、湖、池”回环的水系，蝠岩对水系构成划分之势，其格局基本建立，奠定了今日东湖之规模；三贤堂经过乾隆嘉庆不断的培修，至同治年间最终在其旧址之南得以重建，而新建的怀李堂替代三贤堂，成为东湖之主体纪念建筑，加强了对李德裕纪念的性质，使东湖不但成为极一时之胜的文人雅士酬唱之处，更是邑人景仰前贤，崇祀乡学之地；园林水系己具今日之全貌，于园内城墙西头凿墙引园北护城河水，活水穿墙自西向东流入园，水流经砚湖、盘溪、万花湖后，于园内城墙东头再次穿墙流回护城河，形成完整的水体体系.

民国时期，民主意识渐强，蜀中兴辟公园. 1922年秋，新繁知事刘咸煊及县中绅士捐资，将费公祠移建于东湖园内，易名“四费祠”，祀明清乡贤费氏四代六人. 1926年，新繁知事陈洪赞，“乃谋诸耆老，饰其台榭，补其岸堤，且将湖以西、署以北及仓廪旁余地，悉划入园中”，于三贤堂前新辟一门，筑甬道“新新路”通街，总题曰“东湖公园”，“缙绅学士既得以优闲余日，游观其中，而村农野老、妇孺、耕绩有暇亦时熙熙来往以释其劳”^[11].

4年后，续任新繁知事周鹏嵩，“芟茅辟径、凿池浚湖，缺者补之，狭者广之，废者复之，旧者新之.更拓地至城根，建光霁堂、吟红榭、冰玉轩、望雪楼、观稼亭、国术台、体育场，征集花木分植其间”^[11].后又有马师长，赠梅花300株遍种城隈，蔚为壮观.此次扩建费钱四万余缗，公园北部与东部得以扩展延伸，总面积增至约11 000 m².园成后，邑人以游以嬉，无间晨夕.

从同治与民国的城市水系解译图(图 1与图 3)对比可看出，民国时期，城市外围护城河的水系已经减弱，并且城内水体也已消失，而东湖的范围与面积稍有扩大，其水源仍是来自城外护城河.从同治与民国的东湖水系复原图(图 2与图 4)对比可知，经过民国的培修与扩建后，湖西侧与东侧的面积都稍有扩大，更将地拓宽到北侧城墙，总共扩大面积约5 000 m²，园林范围得到扩展，但民国的湖池整体形状未有较大变动，基本保持了同治时期的山水结构，对水体也只进行修补，重新疏浚，没有进行形态的改变，“水包园”的水系格局基本得到完善；民国将费公祠移建于东湖园内，使得该园的纪念氛围更加强烈，形成以纪念李德裕为主，也崇祀乡贤，励己思齐，教化邑人的纪念性园林.

20世纪50年代末，三贤堂垮塌，改为露天茶园. 1963年县政府培修东湖公园，重建了古柏亭、瑞莲阁、月波廊、篁溪小榭等，增植了花木，虽对东湖公园有所修整，却无力重建三贤堂. 1965年，新繁拆县并入新都，从此东湖再无大规模复兴的财力，而渐被人淡忘. “文革”中书画、楹联、匾额等文物占迹悉数被毁，一代名园几近荒芜. 1985年7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新繁东湖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从20世纪80年代新都城市水系解译图(图 5)可知，整座城市的古城墙只保留了东湖园林部分，东湖面积得到扩大，护城河东西侧消失，南北两侧得以保留，但作为东湖水源的护城河北侧，其水系面积缩减，水量变小，水体污染，因而对东湖水系造成影响.因此在1988年，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完成了《新繁东湖规划设计方案》，除调整园界、扩大面积、培修建筑外，着重对水系进行完善，在珍珠船一周凿池，疏通水渠，恢复“水包园”的格局，重现东湖“活水源头曲曲通”的意境.但因经费原因，所制规划方案只能束之高阁，东湖也渐渐淹没于周边高楼林立之中.

1992年12月至翌年5月，重建光霁堂. 1996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新繁东湖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因汶川地震导致东湖严重受损，翌年，成都方圆建筑及环境艺术研究院，对东湖现阶段水体“活水无源，水质趋于恶化”等问题，提出整治调整；将东湖及周边环境化为三级不同的保护区，对受损古建筑分年分期进行修缮.从新繁现代城市地图(图 6)也可以看出，原来流入东湖的护城河已变为小水渠，对整体东湖水源导入的能力也大大减弱，因而东湖水质变差、水体污染的状况成必然.在2015年8月，新繁镇人民政府针对东湖水质差、水体富营养化、夏季蓝绿藻爆发、冬季水体发绿的情况，委托太和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了东湖公园湖区水体生态修复和水质净化工程，调整水源补水比例(地下水占80%，外道河水占20%)，运用水下生态修复技术，重构水下生态系统，恢复水体本身自净能力，使得水质得到净化，水体清澈.

从民国东湖水系复原图(图 4)和80年代东湖水系改绘图(图 6)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东湖园林的规模面积增大，在西侧增加了观赏园，在东侧增加了盆景园，对整体水系的有一定影响，使其东西两侧的水系空间稍显松散，特别是西侧的水溪，在增加观赏园后，其原有幽静的空间氛围被消减，但整体“溪渠绕湖池，湖池包园林”的水系格局得到确立；园内三贤堂的倒塌，使得园林的纪念对象减少，对乡绅名士的纪念性减弱.

从20世纪80年代东湖水系改绘图(图 7)和东湖现状图(图 8)对比看出，现在的东湖园林除在东西两侧绿地的形态与功能有所改变、在北侧城墙望雪楼新增入口与停车场，除睠翠亭右侧水溪与冰玉轩左侧水溪消失外，其余水体的形态与规模面积都无太大变化，水系经过精简，最终形成“一渠三岛三湖三溪”的水系格局；三贤堂得到重建，园林的纪念对象重新恢复，以怀李堂为主体，在其西南侧、南侧各有四费祠与三贤堂，使得东湖对名臣与乡贤的纪念性重归完整；东湖因水源水质恶化，园林受到严重影响，后经政府对东湖水系的生态修复与净化，调整水源补水，重获新生，水从园外锦水河分支(南二支)与水井导入，自西向东流，经地下暗管流至珍珠船，再经砚湖、盘溪、万花湖，最后从园内城墙东头由管道导入南二支，形成了水体萦绕曲折，空间开合有致的水体体系.

现东湖园内珠船波廊、曲桥盘溪，古意犹存；湖边碧苔绿树、闲云野鹤，景物依旧.它的形成更是和城市水系密切相关，经过不断的修建与完善，最终构成“一渠两岛三湖三溪”的水体格局，创造出开合自如，动静合宜的水系空间.但由于近代城市水系遭到污染，导致东湖水源也受到影响；随着近几年来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对东湖水源重新调整，水质净化治理，东湖也因而恢复生机，重焕光彩.

城市水系是园林水系的重要来源，其变化决定着园林的衰败，新繁城市水系自身的变化使其与东湖在空间结构上大体经历了完善、破坏、重建和分离4个阶段；而园林对城市水系也起有促进作用，东湖在参与整个城市水系生态功能的作用上经历了融合、维持、融入和脱离的变化过程.从新繁城市水系变迁图(图 9)可以看出，清同治时期新繁的城市水系主要包括城外锦水河、护城河、西南的南二支水渠以及城内的几处水体，东湖的水系经锦水河流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引入园林所形成，它与整个城市水系的空间结构关系已经相对完善，并且也较好地融合到锦水河、护城河、城内水体的城市水系中，从而构成锦水河—护城河—东湖水系—城内水体—护城河—锦水河的生态体系；民国时期，城市外围护城河的水量变小，与锦水河的联系减弱，并且城内水体也已消失，这使得原东湖水系与城市水系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受到一定破坏，但东湖水系还勉强维持着在护城河—东湖水系—护城河这一体系中的生态功能；在20世纪50~80年代，护城河虽然东西两侧消失，只保留南北两侧，但北侧水系与锦水河重新连接，东湖水系与城市水系的空间结构关系也因此得以重建，而东湖水系重新融入锦水河—护城河—东湖水系—护城河—锦水河的生态体系；现今，护城河的南北侧都已消失，东湖水系虽还从园外锦水河分支导入，但园林水系与城市水系在空间结构上的联系呈现分离的状态，并且已无法与其形成原有的生态体系，进而脱离在城市水系中原有的生态作用.

水系周边建筑空间布局经游赏性空间对列交错、纪念性空间沿岸排布、游赏性空间核心主导、纪念性空间轴线贯穿4个阶段，水系周边建筑功能经纪念性与游赏性共存、纪念性与游赏性增强、纪念性弱化、纪念性恢复的变化，使得东湖从以酬唱游宴为主的衙署园林变为以纪念为主的公共园林.从图 10与图 11可知，同治时期纪念性空间数量为3，公共性空间数量为1，游赏性空间个数为6，其空间分布呈对列交错的状态，游赏性建筑数量为9，游赏功能占主导性，而公共性与纪念性建筑数量较少，但纪念性建筑在此时期得到扩建，因此建筑的纪念性与游赏性功能都各自占有；民国时期，游赏性空间个数不变，公共性空间数量增至为3，纪念性空间数量虽然维持不变，但其空间范围变大，在岸边排列分布，而3种类型的建筑均有增加，但仍是纪念性与游赏性功能占主导，并且其功能也相应得到加强；20世纪50~80年代，公共性空间个数不变，纪念性空间数量减少1个，游赏性空间数量维持不变，其空间范围较之前拓展，处于核心主导的状态，公共性与游赏性的建筑数量没有变化，而纪念性建筑数量减少1个，建筑的纪念性因而弱化；至现阶段，公共性空间个数仍为3个，游赏性空间数量减少1个，纪念性空间数量增至3个，其分布沿轴线贯穿，游赏性建筑数量减为12，公共性与纪念性建筑数量有所增加，纪念性功能又重新得到恢复.

东湖水系的空间格局由单一水体类型的基本格局变为湖渠溪贯全境的丰富格局.东湖从唐代开凿为湖到乾隆时期，退变为“沼”，后稍加疏浚，由“沼”变“池”，类型单一，整体格局简单，而从图 12与图 13可以看出，在清同治时期，东湖就由“池”变为“溪、渠、湖”3种水体类型，堤岛与水系面积的占比28.4%以及岸线长度1 124 m，水系中的三岛已相对完善地划分了水面，丰富了水面景观，“一渠三岛三湖五溪”的格局得到建立；在民国与20世纪50~80年代两个时期，除东西方向水渠的形式有所改变，堤岛形状与面积并未有较大变动，对岸堤也只进行修补，水体面积增加不大，堤岛与水系面积的占比以及岸线长度都变化不大，基本保持了同治时期的三岛水面划分形式，其水系空间格局无大体改变；现今，因睠翠亭右侧水溪消失，导致以怀李堂为中心的岛屿形式不再存在，仅存盘溪所在的两座小岛，此时堤岛与水系面积的占比减至14.5%、岸线长度为934 m，为4个时期的最低值，这影响了对水体划分的层次，水体景观的丰富程度较之前有所降低，但其余水体的类型与规模面积都无太大变化，东西向的水渠与湖溪贯通，勾氏盘溪水陆环抱，砚湖水面亮整，万花湖与怀李堂相拥，最终形成“一渠两岛三湖三溪”的水系空间格局，使得水面阔则敞如湖泊，狭则隐如溪谷.

本文研究运用历史地图解译方法，绘制了清同治、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0世纪80年代新繁城市水系解译图以及同治、民国的东湖水系复原图，20世纪80年代水系改绘图.首先，通过城市水系解译图的对比，能直观看出东湖的水源由锦水河导入护城河，再引入园林，园林也由此形成，但随着护城河大部分的消失，仅存城墙外残留的南二支河流，其水量无法支撑园林水源的导入，直至重新调整水体补水来源，东湖才重获新生，因而城市水系决定着园林的兴衰.发现新繁城市水系与东湖在空间结构上大体经历了完善、破坏、重建和分离4个阶段，而东湖在这4个阶段中，参与到整个城市生态体系的系统中，并经历了融合、维持、融入和脱离的生态功能变化；其次，通过东湖在不同时期水系周边建筑营建的对比，发现东湖水系周边建筑空间布局经游赏性空间对列交错、纪念性空间沿岸排布、游赏性空间核心主导和纪念性空间轴线贯穿4个阶段，水系周边建筑功能经纪念性与游赏性共存、纪念性与游赏性增强、纪念性弱化、纪念性恢复的变化，使得东湖从以酬唱游宴为主的衙署园林变为以纪念为主的公共园林；还能清楚地了解到在水系初步形成、水系功能拓展、水系格局建立、水系格局完善和水系生态恢复这5个演变时期中，水体经宋代的经营、清中晚期的修建、民国的扩建、现代的复兴，形成“湖、渠、溪”的丰富类型，东湖水系的空间格局也由单一水体类型的基本格局变为湖渠溪贯全境的丰富格局，最终构成“一渠两岛三湖三溪”的这一动静交融的水系格局.

从城市与园林水系生态整合的层面来看，东湖水系最初与新繁城市水系共同构成较为完整的生态水系体系，成为其中一部分，并较好地融入其中，承担并维持着生态功能的作用，随着城市扩张，导致城市水系的消失，东湖从城市水系的水源导入也受到影响，进而撤离与城市水系所形成的体系及承担的生态功能，可见城市水系对园林至关重要，建议首先对新繁城市水系进行生态治理，改善水质，其次加强东湖与城市的生态联系，使东湖中的水体参与到城市蓝色基础设施中，将园内的水体与园外河流沟渠相连，促进园内外水体的交换，实现对水资源的净化与循环.

从园林水系自身格局保护的层面来看，东湖水系的空间格局为湖渠溪贯全境的特点，其类型多样，面积比例合理协调，再通过各类型之间自然的过渡以及周边建筑的布局、水中岛屿的划分，从而共同构成了动静有致的空间格局，但现今东湖因水溪及岛屿数量的减少而导致水系景观的丰富程度受到影响，建议加强对水系空间格局的保护，维持现有各水体类型面积比例的协调性，恢复消失水体及岛屿平面布局的结构性，注意水系周边相关要素组合的合理性，由此延续并彰显东湖园林水系古朴典雅的自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