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机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怎样的学术包装，不管一些人怎样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辩护，也不管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多少合理的因素和有启发意义的内容，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一眼就可以看出，就其基本理论立场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创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它的发展。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它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点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也谈论“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仍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定格于其所创立的19世纪、等同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否定了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

一是断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已经过时。柯布在为克莱顿等人所著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所写的“序”中明确写道：“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的。然而，他们塑造自身的科学是‘现代’的科学。”^[1]序，2在他看来，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时所说的“现代科学”实即近代科学)的根本范式是机械论，而“在当代科学范式中，有机论正在替代机械论。马克思主义需要立足于当代的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立足于一种过时的现代科学”^[1]2。那么，什么是机械论范式和有机论范式呢？按照克莱顿等人在该书中的解释，机械论范式的典型特征是原子式思维、非此即彼思维和还原论思维，而有机论范式则强调相互联系、强调系统和整体。“当一种知识体系形成于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系统中时，我们就说它是有机的。”^[1]153克莱顿等人特意强调说，有机论的观点是当代科学特有的，它在“现代科学”语境中是不可思议的，而“当这些有机论的观点被应用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了”^[1]165。克莱顿等人的言下之意，就是建立在机械论范式的“现代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只可能有原子式思维、非此即彼思维和还原论思维，而绝不可能有重视相互联系、重视系统和整体的有机观点和有机思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的否定是整个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基点，它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点上。

二是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克莱顿等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生活于工业时代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工业马克思主义”，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现代主义假设中的许多观点，如决定论的历史观、相信工人阶级革命的自发性、把自然界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背景从而只关注人类自身而不关心非人类等等，而“现如今，这些特定的现代主义假设被广泛认为是不准确的、误导人的、不可取的”^[1]63。例如，在谈到决定论的历史观时，克莱顿等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考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而“我们后来已认识到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因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的研究“已证明决定论甚至对基本的物理现象也无效”^[1]61。他们还批评说，这种决定论的历史观“只谈论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会误入歧途”^[1]62，它“也使马克思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环境与历史时代的特殊性”^[1]60。又如，在谈到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革命的自发性问题时，克莱顿等人指责马克思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观并像当时的欧洲人一样信仰“世界改良论”，即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并断言这种“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已成为历史”^[1]65。

三是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根本范式是机械论，那么，建立在这种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它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规律和决定论，犯了“误置具体的谬误”，即误把抽象当具体。之所以说它是“谬误”，是因为一切规律都是抽象的概念，它并不适合于用来说明有着复杂联系并不断变动着的现实，“用这些抽象的、脱离了与整体和其他部分关系的模型或所谓规律去解释变化了的现实或者指导实践时，就会对现实造成歪曲和导致严重的破坏性后果”^[2]。同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它认为“思想与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即社会经济原因)的产物”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一方面承认‘大脑’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却认为文化和思想只是一种完全由社会经济力量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不是很奇怪吗？”^[1]166在今天，“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被人们丢掷一旁，他的最美好社会就要到来的信念也被搁置一边”^[1]146。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关注人类自身而不关心非人的自然界，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区分，体现的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方式，它人为地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

上述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仅根本不能成立，反倒表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极端无知。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否定是背离常识的。实际上，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的并不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近代科学，而是19世纪与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验自然科学有质的区别的理论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些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正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极为推崇的“有机科学”的源头，它们不仅不是“机械论范式的”，反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3]361。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也不符合实际。例如，在决定论问题上，克莱顿等人关于马克思“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的说法是明显歪曲哲学史的，而其认为量子现象和混沌系统是“非决定论的”这个观点也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虽然量子现象和混沌系统不服从动力学规律，但它们却服从统计规律，因而是统计性地被决定的。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机械论世界观更是不值一驳。从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论据看，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机械论世界观是恰相对立的，也完全无视恩格斯和列宁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尖锐批判。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手法即使是在一些论敌之间的论战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又非常用心地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假扮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来实现的。

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定性：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重塑”。克莱顿等人写道，“在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追随者中，没有几个人承认马克思思想的生态特征”^[1]68，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普遍认为，对于那些关心生态破坏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资源呢？对于这点，有着充足的直接和间接的各方面原因。我们认为，间接的原因很简单但却是压倒性的：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1]193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生态特征”，自然界本身“并没有被充分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把对于非正义环境的关注，扩展到非人的自然界”^[1]68，但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联，而马克思又曾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从这种非常间接的意义上来说，特别是如果“超越马克思对自己哲学的认识而来稍微拓展一下马克思的思想”^[1]193，那么，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视角还是可以具有某种兼容性，还是可以而且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生态重塑”。为此，克莱顿等人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四个一般原则，即“为了共同福祉”“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和“长远的整体视野”^[1]225-229。按照克莱顿等人的说法，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1]74。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之一是拒斥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在它看来，当代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虽然资本主义也难辞其咎，但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更为重要、更为深层的原因；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是机械论世界观，而强调规律和决定论、强调主客二元对立是这种机械论世界观的两个教条。“拒斥现代性，就是要开创一种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70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批判现代性、批判现代主义假设包括批判“不加修改地接受了”这种假设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克莱顿等人说，“我们保留了马克思社会经济分析的核心原则，但破除了在19世纪主导欧洲的现代主义假设”，“把马克思理论的精髓与不断发展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相结合，我们确立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1) 历史不是决定论的而是无限开放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或无所不包的体系能够捕捉到文明变化的复杂性。”“(2) 并不承诺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无论是阶段结构的变化，还是科技进步，或者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乌托邦社会。”“(3)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分析包括生产和资本问题，但又远远越出了这两个领域。人类是会思考的符号化的生物，而且我们的想法会对我们如何建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4) 对于21世纪来说，任何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在人类永远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本身。一切有生命之物，一切自然资源，简言之，整个地球，都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1]71-75

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过程思想或过程哲学的一种形式。有机马克思主义用以替代其所批判的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是一种所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即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创立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克莱顿等人把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强调关联性、过程性和整体性，并认为过程哲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决定性理论资源”^[1]14，所以“最好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过程哲学”^[1]71。柯布则表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怀特海的结合。他说：“我们许多人都发现，怀特海对现代性的批判很有价值。他将其‘有机哲学’与对‘机械哲学’的启蒙并列而言。他以这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更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因此，“将马克思和怀特海结合起来，将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或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4]。众所周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虽然包括着一些辩证法因素，但却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毫不避讳。柯布写道：“我认为在现代世界，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先知。在先知传统中，我们基督徒视他如兄弟。”“先知传统为信仰上帝提供了一种基础，但已为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这是他们的损失。如果没有上帝，谁呼吁正义并关注穷人和被压迫者？”“我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主义，这源于我上面提到的先知传统，而耶稣是其中最伟大的代表。”^[4]克莱顿等人也明确地说：“在构建后现代有机哲学时，传统价值观、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能成为我们的盟友。”^[1]209

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到底肯定或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什么内容呢？柯布认为，以下一些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的”和不可放弃的：第一，研究和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世界的福祉；第二，我们应该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福祉；第三，在理解人类世界时，我们应该看看表面之下、公开规则的深层结构及其解释；第四，经济生活是至关重要的；第五，至少从文明兴起以来，强者在剥削弱者；第六，阶级分析非常重要，富于启发；第七，如果不能完全消除剥削的话，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大大减少剥削的文明^[4]。

从上述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我们看到，有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在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自觉地把自身建立在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之上；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一些原本就内存于被它否定了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合理内容，如生态思维和对精神、文化作用的强调，但它并未承继或坚持任何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倒是揉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宗教因素、非决定论观点等等。这些足以证明，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现代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很多现代主义的错误假设，声称他们“开创”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拒斥现代性”，其必然的逻辑结论本来应该是坚决拒斥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硬要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新阐释”，明显是表里不一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中确实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溢美之词，因此，初看起来，人们还以为他们真的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基本上都是先抽象地肯定，然后再具体地否定。例如，克莱顿等人刚说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马上又说“马克思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是为工业时代而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设计的”^{[1]前言和致谢，13}；他肯定说“马克思的许多深刻见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又立即否定说今天人们已不再相信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观和“世界改良论”^[1]70；他还称赞说“可以把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和阶段斗争的辩证分析作为一种永恒真理”^[1]153，但又接着指责说马克思的思维不是有机思维而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机械思维。这些前后矛盾的说辞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廉价称赞和抽象肯定不过是一种言不由衷的策略。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口头上的、乔装打扮过的假马克思主义。

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真心信服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明确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乔装假扮马克思主义，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谋求用假扮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像那些缺乏基本医学常识的庸医一样，先是煞有介事地“诊断”出马克思主义全身都是毛病和“缺陷”，然后不厌其烦地大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更新”“重塑”和“重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写于西方工业化早期，“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环境危机并没有激发他去呼吁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变革，而今天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全球限制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未达到的；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威胁着地球的生存之时，提出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马克思主义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西方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誉扫地”，因此，为了应对今天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更新。克莱顿等人声称，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五大“修正和更新”：“(1) 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预测性的科学”；“(2)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只强调公有制、国有企业，而消除一切市场力量”；“(3) 马克思主义绝不只是意味着大学教授们的抽象理论争论”；“(4) 有些批评家错误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沦为社会导向的政府用以强制实施某些做法的毫无意义的标签”；“(5) 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1]6-10。克莱顿等人认为，经过这样“更新和修正”后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柯布则说，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这超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努力克服对自然界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迄今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均具有的特点”^[4]。

笔者曾撰文详细分析过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修正和更新”，指出这些所谓的“修正和更新”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的“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5]。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更新”，实质上是要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这种假扮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说得很清楚。克莱顿等人明确表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让19世纪马克思机械论的唯物主义‘消亡’，代之以一个更新的有机模式”^[1]166，“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在他们看来，只有有机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所提出的新要求：“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新生态文明的基石，全球有远见的领导人已意识到这是地球未来的唯一希望”^{[1]中译本序，10}；只有从这个综合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够引导和促使人类发展走向共同福祉。他们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里，在政府处理因生态管理不善而带来的不良影响的近程中，有机马克思主义原则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价值观。建立在这种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理论旨趣的表达，它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造方案。那么，如何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在中国看到了机会和希望。对此，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克莱顿等人认为：“以下正在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使得中国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的深入反思，一是转向生态文明概念。”^[1]12关于前者，克莱顿等人说，中国传统智慧中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思想，它也强调整体主义，“过程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有机联系。所以，把它们三者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实是可能和可行的——不仅仅是作为一门抽象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式”^[1]187。显然，克莱顿等人认为，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因此，柯布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将大力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有机马克思主义’。”^[4]关于后者，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今日中国的生态危机丝毫不遑多让资本主义国家，说明生态危机不是由制度原因造成的，中国生态危机的根源乃在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而随着生态危机在中国的快速蔓延，上至国家领导，下到普遍民众，正在逐渐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为迫切需要的优先任务，因此，只要人们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6]。

对于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显得相当自信，而其根据就在于中国有众多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们认为，一方面，过程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远远快于它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20多个致力于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研究中心已经在中国多所大学建立，因此，“当今中国是过程思想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生长的沃土”^{[1]前言和致谢，18}；另一方面，“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过程哲学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1]14。在他们看来，有了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就已基本具备。克莱顿等人说：“我们相信，中国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理解，那就是，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后现代维度，对此，中国已做好了准备。”^[1]78柯布在推介《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时也说：“与在美国相比，本书将更容易在中国获得倾听和共鸣。中国现在不再拘泥于任何旧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往的痛苦经历使中国意识到了拘泥于旧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在。但中国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本书所呼吁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正在以某种零散的方式被中国所考虑。如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形式，将会直接有助于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当前讨论。理解并采纳这里提供的建议，将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将会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义。”^[1]序，2看来，在如何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是深谙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的。

尽管在否定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策略性地把矛头主要对准“经典马克思主义”，但要论证在中国实现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然无法回避如何理解和对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心知肚明，并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比较隐晦的贬抑态度。克莱顿等人虽然肯定“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想目标”^{[1]中译本序，7}，但却批评说：“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是，不管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一些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他们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尽管他们正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本质上来说，他们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现代范式。中国现在正在纠正这个现代主义的偏见。”^[1]78这一批评，不仅显露了克莱顿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无知，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态度：既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属于他们要予以“拒斥”并用有机马克思主义予以替代的东西。柯布也说：“我非常支持有机马克思主义，并盼望它在中国取得成功。我相信它需要更深的根源。我希望，这些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我相信，儒家和道家思想很有帮助，佛教也一样。有机马克思主义仍将是一种抽象的观念，除了它的精神深度之外。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肯定是有那种精神深度，但在今天这并不明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真正有用的，只要它唤起并指导深刻的信念和责任意识。”^[4]在这里，柯布的表述比较隐晦，但其意思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没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深度”。所有这些都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和谋求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包括替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俨然就成为当代世界唯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唯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了。一些中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则强调“青睐中国文化”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甚至认为柯布所谓的“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明确表达了一种“亲中立场”^[7]。其实，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柯布的话所“明确表达”的并不是什么“亲中立场”，它不过是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捧杀，同时也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推介语和广告词。我们且看克莱顿等人是如何来解释它的：“为什么西方最有洞见的学者均认为，在世界上，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其原因并不难诉及。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论和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皇帝是人格典范，他统治着整个中国，在相对于天与自然的大背景下，人类是一个整体。不仅是知识，还有智慧与修养都是贤达之士的显著特征。八年前，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想目标，这难道还值得惊讶吗？”^{[1]中译本序，7}这无非是说，之所以说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是因为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而后者既是以封建皇权思想为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在当代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领导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这在逻辑上是多么地牵强，而其中国传统文化观又是多么地浅薄！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是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谋求用有机马克思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替代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愿望注定会落空，企盼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柯布及其他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者和追随者也注定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