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记载：朱元璋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此后“广征耆儒，分曹究讨”^{[1]卷47，礼一}。洪武元年(1368)，先后酌定祀典、郊社宗庙仪，又编集坛庙祭祀之制，成《存心录》一书。洪武二年，诏诸儒纂修礼书，于三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所制定颁降的礼书有：《存心录》《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礼要议》《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稽古定制》《国朝制作》等。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礼典建设成就，且先期于律典体系完成，主要与朱元璋重礼的治国思想相关，其曾直言：“治国之道在礼”^{[2]卷6，敕·命中书劳苗人敕}；又云：“故重其礼者，盖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2]卷4，诰命·礼部尚书诰}朱元璋礼法并用的治国之策，同样影响了朱棣，如朱棣云：“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治天下者，必先于修礼乐。”^{[3]卷首，序}永乐年间，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经筵等制。永乐三年(1405)，礼部进《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等，朱棣以祖宗成宪不可改，命颁之有司，永为仪式。

可见，明代礼典体系创始于明初，且基本完备。虽然洪武、永乐时期有一洗前代“矫诬”之功，但作为明代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制定礼典，《明集礼》却迟至嘉靖九年(1530)方刊行、颁布天下。《明集礼》以五礼为体例，“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1]卷47，礼一}。现存《明集礼》五十三卷，经清人考证，是嘉靖年间在内阁秘藏的洪武五十卷原本基础上“取诸臣传注及所诠补者纂入”而成^{[4]卷82，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此外，永乐十九年，南京内阁藏书运至北京左顺门北廊收存；至正统年间移至文渊阁东阁，杨士奇等整理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在这份书目中，即有“《大明集礼》一部五十八册”和“《大明集礼》一部五十册”两种记录^{[5]卷1，天字号第二厨书目·国朝}，同时期钱溥整理的《秘阁书目》也有“《大明集礼》五十”的记载^[6]。嘉靖朝重刊《明集礼》时所选取的洪武原本，应出自这些内阁所藏。

在嘉靖朝之前秘而不刊，恐怕是以往研究对《明集礼》的一般印象。顺此逻辑，既然秘藏和未曾刊布，也就无所谓行用之说，只是置诸高阁的典籍。实际上，明人对其早有定论，如劳堪《宪章类编》指出：“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礼》成……通五十卷，诏颁行之。”^{[7]卷21，礼部·国朝书}又如叶盛在成化三年(1467)至八年任礼部右侍郎，其《菉竹堂书目》成书于成化七年，“圣制”类书目著录有“《大明集礼》”，并称此部分书目是“尊朝廷且赐书所在也”^[8]。这个“赐”，如果不是赐与叶氏而成为其私藏的话，则无疑是《明集礼》被颁赐有司也就是礼部的最好明证。因此，《明集礼》秘而不刊只是表象，与其本身已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明集礼》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

在此，主要以《明实录》所记，讨论一下《明集礼》在洪武、永乐朝以后，嘉靖朝以前行用与重申的问题。检嘉靖朝以前《明实录》，“《大明集礼》”见诸记载的只有《明太祖实录》和《明孝宗实录》，但《明太祖实录》是关于制定的记载；直接称引“《大明集礼》”行用问题的事例始见于《明孝宗实录》。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元年(1488)三月，吏部尚书王恕就孝宗视大学释奠行礼时提及：耕籍田有奠币、三献等礼，视学释奠也应仿此施行。经礼部会议认为，王恕提出的“奠帛、三献之礼，必须读祝饮福受胙，始为全备”，“原无旧典，固难以擅行”，此为其一。其二，王恕“欲比依先农之祀，又系《大明集礼》所载，洪武旧制，亦难以擅改”，所以建议：“于视学之前致斋一日，至期加币一叚，乐设而不作，余仍其旧。”最终孝宗做出决定：成化年间已增加释奠仪注，现只增加奠币和太牢之礼，改分奠为分献，“其余仪物俱从永乐年例”即行四拜礼^{[9]卷12，弘治元年三月戊辰}。通过这段材料可以推断，礼部为讨论此事查参了洪武原本《明集礼》。在洪武原本《明集礼》中，先农、释奠分属二祀，且规格有异。如果释奠增添奠帛、三献礼，则于《明集礼》无据，是为“擅行”；如果将释奠比依先农之祀，则《明集礼》本有规定，祖制难以“擅改”，这是为何王恕所议未被完全采用的原因。据此事例可见，决策者对《明集礼》规定显然有所顾忌，并非随意增益祭祀规模，将其等同于先农之祀，而是采取折衷、慎重的态度。如此既有所改革，也显得尊重成宪，这正是《明集礼》发挥现实效力之证。《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也记载了两件正德年间参稽《明集礼》立制或申明其规定的事例。正德元年，武宗命礼部查稽职官礼仪等级“旧制”和“先年榜例”，以“申明禁约”。礼部右侍郎刘机等议：“累朝制度，损益因时，今即长安左右门悬布旧榜。参之《礼仪定式》，以衣冠、服色、房舍、伞盖……诸品级等差类开上请裁处，出榜申明禁约，务使文武职官一体遵守。又据《大明集礼》，有公卿大臣得乘安车之制，亦并及之。”至正德二年(1507)二月，礼部查明累朝榜例，编成《礼制榜例》，武宗遂命晓谕，令一体遵守^{[10]卷23，正德二年二月壬午}。正德十六年十一月，都给事中邢寰等议“礼教不明、民俗奢僣”，请以《明集礼》《礼仪定式》诸书及“洪武、永乐间板榜，凡服舍器用之式，婚丧傧燕之仪榜示天下”，亦从所议施行^{[11]卷8，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未}。据以上事例可见，作为秘藏的《明集礼》，实际上是藏之有司，仍然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并不时被后人参稽相关内容单独行用，或与其他颁降礼书相关内容合并行用而形成新的礼制规范。

《明集礼》作为旧制虽难擅改，但年月久远，已难适应礼制变迁，有所损益也属正常。如万历《明会典》卷六七《婚礼一》云：“天子纳后，先遣官祭告天地宗庙，天子临轩命使行六礼。东宫纳妃，则先告庙。其详在《大明集礼》。正统中，英宗纳后；成化末年，孝宗在东宫纳妃，皆遵用旧仪，而稍有所损益。”这里提到的英宗纳后、孝宗纳妃“遵用旧仪”，当指遵用《明集礼》；言其损益，则是变通《明集礼》行事的确证。

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明集礼》秘而不刊的境地需要改变，并发出重刊的倡议。早在成化二十三年，礼部右侍郎丘濬在考论历代礼仪沿革后疾呼：自太祖制礼以来，“今书之存者有《大明集礼》《洪武定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使天下后世知一代之制，并永为遵守^{[12]卷40，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礼仪之节}。弘治十八年，吏部主事杨子器奏议“遵行《大诰》”“整肃朝仪，刊行《集礼》”^{[9]卷223，弘治十八年四月甲子}。虽然这些倡议未得落实，但并不妨碍他们追奉《明集礼》的热忱。如丘濬曾参稽《明集礼》和《朱子家礼》，编成《家礼仪节》^{[13]卷首，引用书目}。凡《朱子家礼》所无而《明集礼》有制的内容，丘濬皆采《明集礼》进行订补。如婚礼部分，以“礼止有婿见妇党诸亲，而无庙见之仪”，据《明集礼》等书补其仪节^{[13]卷3，婚礼}；丧礼部分，以《家礼》无“改葬”之礼，采《明集礼》补入^{[13]卷6，改葬}。对于一些乡俗之礼，又参以《明集礼》进行校正，如针对妇夫礼婿仪节指出：“今详于礼婿者，以乡俗有尊婿太过者，又有卑婿太甚者”，故以《明集礼》等书“酌中道以为此仪。”^{[13]卷3，婚礼}对于《明集礼》与乡俗有异或并无规定的内容，又本着缘俗行礼的原则对《明集礼》进行修订，如关于舅姑见妇位序，其云：“《集礼》舅姑并南面坐堂中，今人家多如此，或从俗亦可。”据丘濬解释，这个“俗”是东西相向而坐堂中^{[13]卷3，婚礼}。对于婿拜舅姑礼，则以《明集礼》无“婿拜之文”，故“从俗补之”^{[13]卷3，婚礼}。此外，丘濬参稽《明集礼》撰修《家礼仪节》之事，尚可说明一个问题，即一些官员基于职务之便，要阅览到秘藏的《明集礼》并非难事。

不管是《大诰》《礼仪定式》还是《明集礼》，都属年久不行的旧制，这样的疾呼或可说明，不少旧制已有施行不力或需重申强调、重刊示人之必要。因此，弘治、正德年间的提议和重申，可以说是嘉靖朝重刊《明集礼》的先声。弘治年间，程敏政在应天府乡试策问中云：太祖贻谋垂宪者，“有《皇明祖训》，以著一代家法；有《诸司职掌》，以昭一代治典；有《大明集礼》，以备一代仪文；有《大明律》，以定一代刑制”，希望士子能悉陈祖制的“良法美意”，为当朝“继志述事”助力^{[14]卷10，策问·应天府乡试策问}。程氏曾任《明会典》副总裁，综观此策，实与当时采辑《明集礼》等祖制编撰《会典》密切相关。参稽《明集礼》等颁降之书，于弘治开修、正德颁行的《会典》，是《明集礼》“重返政坛”的重要标志和途径，而《明集礼》《礼仪定式》等洪武旧制的重颁，又为《会典》纂修奠定了基石。

此外，在朝贡体系下，《明集礼》的行用与影响更及于华夏大地之外。英宗天顺六年(1462)，侍读学士钱溥奉使册封黎灏为安南国王。出使期间，屡屡以《明集礼》所载规制与安南方面交锋论辩，并严遵《明集礼》行事。在去往安南途中停留广西时，即与书重申已遵《明集礼》所载祖制，为此次颁诏、授封等拟定了仪注，希望安南方面到时严格施行，其云：“盖有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大明集礼》一书，我太祖议礼以一天下者也，其间载安南宴坐与夫颁诏仪注甚详……谨按《集礼》所载，而参以《礼制》及古礼之可行者，共为仪注六条。”针对安南方面提出的宴坐礼疑问，再次重申明礼规定云：“盖以《洪武礼制》所载，皆诏行有司而未及蕃国；《大明集礼》所载，有诏行蕃国而未及封拜，故酌古准今而成此使”，以“与王初见，又在礼不在物”，只有谨礼行事，方能成一代美谈盛事^{[15]卷28，书·(钱溥)与安南国王书七}。又如弘治元年，翰林院侍讲刘戬奉旨出使安南颁孝宗即位之诏，安南官员“奉迎馆候，视昔倍恭，陪臣拜跪，刘据《大明集礼》之文受之，不与交一语。至之日颁诏，明日宴毕即行”。对于刘戬谨奉《明集礼》行事之举，安南国王大惊其为“一国生灵，命缘天使”^[16]38。

与安南一样，《明集礼》关于“诏行蕃国”等仪注规定同样实践于朝鲜李朝，而《明集礼》也成为李朝构建礼制的重要范本。如世宗朝曾命郑陟等在“本朝已行典故”基础上，“兼取唐宋旧礼及中朝之制”，撰定嘉、宾、军、凶等礼，奠定了此后李朝《国朝五礼仪》的蓝本。所言“中朝之制”，自应包括《明集礼》《洪武礼制》等明朝礼典^{[17]卷128，五礼}。《李朝实录》记载不少《明集礼》在李朝行用或参稽《明集礼》的资料，限于篇幅仅取几则以作说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朝鲜世宗二十二年正月，朝鲜世宗传旨前正郎金何云：“今通事金辛来言，辽东人家藏胡三省《赢虫录》，欲市之，臣既与定约而来。其以今送麻布十五匹买来。”^{[17]卷88，二十二年正月丙午}随后又传旨金何等云：“今送麻布十匹，听金辛之言，买《大明集礼》以来。”^{[17]卷88，二十二年正月辛亥}同年二月，金何“以火者亲丧咨文赍进宫往辽东”，临行前世宗专门交代金何：“尔到辽东，谓许智曰：‘我国礼制，一依朝廷体例。以此凡干朝廷礼制等书，务要必得。我于去年到北京，诣礼部，本部郎官出示《大明集礼》一部，粧成二十八册。其书所载，都是礼制。我于其时，不得是书而来，我又欲得是书，汝今去北京，若闻已曾颁降，则须得是书见赠。若未得本文，传写而来，我乃重报汝矣。若朝廷秘之，未曾颁降，连累汝身，则汝不必求，我亦不敢复望矣。’许智如已发行，则求见入北京人，可转谕此意于许智，如未就道，则乃以此意，赠布一二匹，丁宁开谕，斟酌施行。”^{[17]卷88，二十二年二月丁酉}据以上材料，可得两点信息：其一，《明集礼》虽秘藏内阁，但声名早已流播李朝。金辛在辽东除购买《赢虫录》外，曾听闻有《明集礼》，并将此事告知世宗，欲以资购取。世宗显然对《明集礼》有浓厚兴趣，故送“麻布十匹”给金何作为购买之资。其二，为构建本国礼制，朝鲜对《明集礼》有强烈的索取欲望。除金辛知晓《明集礼》外，金何在正统四年(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曾入北京见览《明集礼》，深知其“体例”对朝鲜礼制的重要性，故有求赠想法。但金何另有携带咨文的任务，故委托许智办理，并交代如未能获赠，也应抄录副本。求取《明集礼》的迫切之情及相关计划，金何向世宗一一禀明，世宗也嘱托其要向许智告知按计施行。许智此后如何办理，检《李朝实录》并无记载。结合《明集礼》在正统年间仍秘藏的实际，以及《明英宗实录》相关记载，可以推断当时明朝并未将《明集礼》赐赠李朝。但许智，特别是金何本人曾抄录过《明集礼》，最终将相关内容参用于李朝的礼制建设，这种可能性是有确证的。据《李朝实录》记载，金何早年“习读汉吏之文”，“通译语出入中原，明习仪制，每明使至，何将命周旋，言动无差”^{[18]卷27，八年正月己酉}，李朝人称誉：“我国善华语者，唯李边、金何而已。”^{[17]卷86，二十一年九月乙卯}作为精通汉语及礼制的李朝儒者，金何曾前往明朝问学三十多次，质正礼律疑难，也多次接待明使。如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朝鲜世宗十六年)，金何与许福等明朝辽东地方官员质正《直解小学》，回国后便为世宗进讲此书。明英宗正统三年(朝鲜世宗二十年)，李朝因“礼文律文无继祖母服之语”一事生疑，时任知承文院事的金何即入北京“问于礼部杨、潘两主事”，求得继母服与亲母同、继祖母服与亲祖母同等答复。在得到金何的质正后，世宗又命“姑留之，更质问于中朝，然后立法”^{[17]卷82，二十年七月乙巳}。明英宗正统四年(朝鲜世宗二十一年)，金何先后两次入京，返回朝鲜后向世宗“进珊瑚、彩帛、书册、宝贴等物”^{[17]卷84，二十一年二月甲子}“进远游冠、绛纱袍及冲天冠、翼善冠质正事目”^{[17]卷85，二十一年五月戊午}。前引其在明英宗正统五年(朝鲜世宗二十二年)提到“去年到北京”于礼部见览《明集礼》，指的就是该年之事。其中，远游冠、绛纱袍等即为礼制内容，在《明集礼》中皆有规定。世宗以金何于质正冠服有功，还特赐内厩马“以异之”^{[17]卷85，二十一年五月戊午}。由此可见，金何乃至世宗对明礼早有追慕，其对《明集礼》的热衷并非毫无渊源。以下这则资料，更能说明金何参稽《明集礼》构建李朝礼制之功。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朝鲜世祖二年)，李朝就明使“亲授中宫诰命”之事，讨论世子冠服仪注。当时金何以其多年查稽《明集礼》的经验指出：“臣在世宗朝，累赴京师，详考《大明集礼》。皇帝衮龙袍上，左肩有日，右肩有月，自皇太子、亲王、郡王衮龙袍上，皆用五爪龙。今世子未受命，姑用四爪龙，以存谦让之意。”世祖遂从金何议施行^{[18]卷3，二年三月庚寅}。实际上，早在正统十四年(朝鲜世宗三十一年)，世宗就以“令世子服四爪龙，则于我无嫌，于朝廷法制，亦无妨焉”而施行此制^{[17]卷125，三十一年九月己卯}。所称于“朝廷法制”“无妨”，应是受到金何详考、参稽《明集礼》之后的影响。对李朝而言，这种“无嫌”“无妨”的制度选择，反映的正是当时中朝间以《明集礼》为代表的礼制文化交流、融通之果。

由于正德朝颁行《明会典》，且参稽、收存了《明集礼》的相关内容，使其成为明代大经大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嘉靖朝行用《会典》，奉其为一代大法、万世章程，也就无法回避《明集礼》行用这一关键问题。

嘉靖六年三月，世宗查阅《明会典》并询问“武弁之制”，杨一清则引《明集礼》所载对奏^{[11]卷74，嘉靖六年三月丙申}。至八年九月，世宗又就此事谕张孚敬云：“《会典》中有亲征之条，所谓类造宜祃之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备”，并指出：“今当重校《会典》之时，宜制而增入”。随后，张孚敬注绘武弁图上进，复行天子亲征、大祭具武弁服之礼^{[11]卷105，嘉靖八年九月丁酉}。此事不仅反映臣工对《明集礼》已有较为熟悉的运用，也说明嘉靖朝修订《会典》时对《明集礼》的吸收，更是《明集礼》发挥效力之证。

张孚敬《谕对录》记录了不少其与世宗讨论礼制时参稽《明集礼》的事例。如嘉靖八年四月初三日，张孚敬就所上冕服图说奏称：“所具图说，皆本之《大明集礼》，而《会典》所载亦同，固未尝敢易祖宗之成法。”次日又奏：“冕服衣裳之制，臣承圣谕谨已具陈。夫衣六章、裳六章，实古制与国朝初制皆然，具见《大明集礼》及《会典》”，并将相关规定摘抄进览。事后，世宗亦称张孚敬以“《集礼》《会典》二书考正冕服之制，则知我圣祖初制同古制无疑”，可留待修订《会典》时载入其中^[19]卷11。嘉靖九年四月十五日，张孚敬就星辰从享月坛之祭，“考之《大明集礼》秋夕夕月仪注并图”，并将“《大明集礼》一册随本进览”。次日，世宗下谕称《明集礼》所载为“皇祖始制”，固应以之为据^[19]卷16。可见，《明集礼》作为祖制，是明人采据的制度与思想正统，参稽《明集礼》自然成为议礼、行礼的常态。

另一方面，《明集礼》作为祖制，必须直面由于时过境迁、事例繁多造成的旧制与现实的差距甚至矛盾。这样的例证，则是嘉靖八年关于祀山川诸神行礼祭服的讨论。世宗与大臣等讨论行礼祭服时云：“兹祭山川诸神仪久不行，祭服不宜同郊社，当用皮弁。”杨一清等认为“神有尊卑”“礼有隆杀”，因此，祭山川诸神的祭服不宜等同郊社时所用。经杨氏查考，不仅“《会典》未尝开载”，且“稽之《大明集礼》诸书，亦无用皮弁之文”。最终只能折衷提出，议礼是“天子之事”，如果非要定制垂法，亦未尝不可。可见，现实中不仅存在久废不行之礼，还存在一些连《明集礼》《会典》都无规定之事。巧合的是，随后杨氏等人从内阁所藏《存心录》翻阅出“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的相关仪注，正好有“皇帝具皮弁服行礼”的规定。因此再次上奏称：“《存心录》正与圣谕相合，圣祖神孙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后世有所遵承。”^{[11]卷104，嘉靖八年八月壬午}幸得与《明集礼》一样同属祖制的《存心录》化解矛盾，否则世宗此举必成为“无典为证”的创制。

因此，重振、恢复包括《明集礼》在内的洪武旧制，成为当时臣工议礼的主旨关切。如詹事府中允廖道南云：“自元入中国，胡乐盛行。我圣祖扫除洗濯，悉崇古雅。观《大明集礼》所载，昭如日星”，提出应“昭宣祖训，敕下所司，考雅乐之章，去胡乐之部”，禁绝“淫哇之声”“妖冶之技”，以复洪武古雅^{[20]卷22，审乐}。礼部尚书霍韬也疾呼：“夫不复太祖之法，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闻也”。霍氏还提出以能否奉行“太祖之法”作为辨别“群臣忠邪”的依据，同时纂集“切于时政者及近年行令有合太祖”的事例施行，以明“图治致理之大端”；又建议考校生员，一律先令“默写《大诰》《律》《令》或《大明集礼》等书内一条，或拟作一款，或拟策题错为问目”，以解决生员不读《明集礼》等祖制的现象^{[21]卷2，疏·禆治疏}。南京刑部尚书顾璘认为要改变“权门势宅雄据坊衢，佛寺生坟费逾陵寝，盈朝横玉染及缙绅下贱，锦衣倡自京辇”等不遵礼制的恶俗并非难事，“贵在必行祖宗法”而已^{[22]卷9，议·拟上风俗议}。

这些例子从侧面印证了嘉靖朝对《明集礼》等祖制遵循和恢复的努力。当然，祖制并非不可打破，如嘉靖八年发生的更改“上衣覆盖下裳”古制之事，虽经张孚敬考奏“《大明集礼》及《会典》实与古制不异”，并以“遵复祖制，无有更变”为劝，终无济于事^{[11]卷101，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可见，《明集礼》与现实的差距和矛盾并非都能以遵循祖制就可解决。尽管有此插曲，但随着世宗议礼之心的膨胀，《明集礼》的价值和作用日趋凸显。故有学者指出，世宗重刻《明集礼》并大肆宣传是为祀典改革作铺垫，重刊是出于现实之需^[23]。

嘉靖时期是明朝礼制沿革损益的一个重要阶段，《明史》云：“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1]《续通志》云：“世宗定《明伦大典》，颇以制作礼乐为事。其时议礼，诸臣希旨苟容，未免为世诟厉。”^{[24]卷111，礼略}嘉靖朝重刊《明集礼》并大议礼制，其重要性堪与洪武礼制草创时期比肩，由于创制太多且独断风格明显，后世对此颇有微词。实际上，明代制定并可甄录的礼书，确以嘉靖朝居多，如《明史·艺文志》“仪注类”所收57部书目，属“嘉靖间制式”者就有23部。这些礼制成果如何发挥作用，实际上在嘉靖续修《明会典》时就已明确：“在郊庙等项礼仪，凡奉今上增定者，以新仪立目。更定者，各载于旧仪之次”，“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嘉靖间续纂凡例》)。也就是说，嘉靖朝的诸多礼典在当时是准备编入《会典》，并要成为一代大法、万世章程的。正如大议礼的主角张孚敬所言：“今日嘉靖之礼，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者。”^{[25]卷3，奏疏·进大礼要略}可见，嘉靖朝存在着强化典礼构建的朝野共识和事实，重刊《明集礼》也就顺理成章。

至嘉靖八年十一月，经礼部尚书李时等提议，以《明集礼》“制书百六十年以来，未及刊布，遂至讹谬日多，考论礼仪无所凭据，请订正刊布，以备参考”^{[11]卷107，嘉靖八年十一月壬子}。这样的考论讹谬、以正凭据之事，可以一例为证：嘉靖九年三月，礼部集议王府衮冕冠服事宜云：“《会典》《集礼》与内阁秘图，说各不同，要当以秘图为正”，如中单、锦绶等制皆秘图有所规定，但《会典》《集礼》所载“或略且误”，故令史官正其差谬，并颁示各藩遵守^{[11]卷111，嘉靖九年三月丙辰}。

嘉靖九年六月，礼部进呈《明集礼》刊刻式样^①。世宗制序云：“《大明集礼》一书，我皇祖高皇帝之所制也。所谓吉凶军宾嘉五礼也……莫不详备，允为万世之法程，子孙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世宗还着重指出：将秘藏《明集礼》刻布中外并“广行宣传”，其意义不仅是“俾人有所知见”，更在于“彰我皇祖一代之制”^{[26]卷首，序}。是年八月，礼部再奏：《明集礼》“旧惟缮录，故中间章句图画类多残缺”，经“以次诠补”，于时正式梓成。世宗又颁诏云：“《大明集礼》具载我国家一代典章，汝等宜取善本，并参考原集古典，校正谬误，补足缺文，颁布天下。”^{[11]卷116，嘉靖九年八月丙戌}九月，世宗命于鸿胪寺举行仪式，赐《明集礼》以备“内阁公用”^[19]卷20。至此，秘藏百余年的《明集礼》，经嘉靖臣工校正补阙，终得重返政坛，以全新面貌施行于世。

① 据《谕对录》记载，嘉靖九年六月初九日，张孚敬奏称：“今早进呈礼部所刻《大明集礼》一册，止是以刊刻式样献览。其张数次第委未成册，李时面言，旬日间可以刻完并校对，大约不出半月可装演全帙进览。”可见，此时的《明集礼》并非全帙。(参见：张孚敬《谕对录》卷一八，明万历三十七年宝纶楼刻本。)

《明集礼》成书仓促，历时久远，诸多缺失自不待言，也为嘉靖朝提供了增订空间。然而嘉靖朝诸多议礼成果，却未能尽在《明集礼》中体现。究其原因，窃以为有三：其一，《明集礼》作为纲领性礼制典章，不宜过于繁复。其二，诸多议礼成果多在嘉靖九年以后，皆晚于《明集礼》重刊，从制度稳定性而言，亦不宜再兴修订之事；而诸多议礼成果作为独立、单行的礼制典章或已施行或正在编纂，足以弥补《明集礼》缺失。其三，这些议礼成果有着更顶层的制度安排，即最终归入到《明会典》的纂修工作，并成为《会典》的一部分。因此，在重刊《明集礼》后，难免会有革新，如文庙祀典改“先师”“四配”称号等。此外，明清官私书目多收录有《嘉靖祀典》一书，检其佚文，也可得例证。如《嘉靖祀典》所载雩坛之制^{[27]卷58，城市·外城南城二}，朝日、夕月亲祭和分遣文武臣规定等^{[27]卷96，郊坰·西六}，皆《明集礼》所未规制。《明集礼》本有事项规定，而嘉靖进行改革的有：改风云雷雨神牌次序^{[27]卷55，城市·外城中城}，改圜丘之制等^{[27]卷57，城市·外城南城一}。以理推之，《明集礼》得以重刊，现实行用自然有所增强或成为参考首选，否则重刊也就失去意义。因此，重刊后参稽《明集礼》行事，或强调某些规定具载《明集礼》而不必另设制度，成为君臣遵行祖制的应有之义。在史料中，也能找到例证，如嘉靖十年正月行耕籍礼，世宗下诏议造耕根车，礼部随后查考《明集礼》关于耕根车沿革、形制规定奏进，并命顺天府制造^{[11]卷121，嘉靖十年正月癸丑}。嘉靖十一年三月，世宗谕礼部云：“四亲庙”一制，“具载《大明集礼》等书，朕为子孙所当遵行”^{[11]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庚午}。

不仅有行用、参照《明集礼》者，亦有极力维护者。如嘉靖二十四年，祠祭仪制二司郎中王健上疏云：“昔我太祖高皇帝之既定鼎也，首命儒臣修《大明集礼》，而乐附焉”；同时指出，世宗即位以来，“诸凡礼制，巍然焕然，斯已昭一代之大典，垂万古之宏规”。对于当时有人提出庙乐未备，应仿《明集礼》编制当朝郊庙乐音乐章之议，王健认为：“郊庙乐音乐章则既载之《大明集礼》，固我朝礼乐全书”，另行汇编只不过是翻刻前书而已^{[28]卷56，奏疏十·(王健)题覆进乐律疏}。嘉靖三十年前后，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在《重刊大明集礼序》中亦盛赞云：“明兴百八十余年，高皇帝作之于前，今天子述之于后，弈世载德，重熙累绩，稽古礼文之事，褎然具备矣”，因此，《明集礼》足以“一民之行”“易民之俗”^[29]。

《明集礼》的重刊，也激发了臣工特别是职掌礼司的官员追慕盛典，以资政用之心。如南京太常寺卿钟芳上疏乞颁《明集礼》“以便典守事”云：“近蒙皇上明旨刊布，又荷圣恩普赐近侍辅臣及两京各衙门，俱已周遍……本寺职掌礼乐，于此书似不可阙。伏望敕下该部颁赐一帙于本寺收贮，俾稽器数者有所依据，忝禄秩者守为典章。”^{[30]卷18，乞恩均颁制书疏}可见，当时恩赐《明集礼》已惠及中央部门，且经臣工急求，也推广至地方机构，这点可以从当时官修书目得到印证。如重刊后，北京国子监就获赐“《大明集礼》一部四套三十六本”^{[31]卷2，典制下·经籍志}，南京国子监也同样获赐^{[32]经籍考上编}。《内板经书纪略》记载司礼监经厂库内有“《大明集礼》三十六本”^[33]卷18；《行人司重刻书目》记载行人司收存有“《大明集礼》三十六本”^{[34]典部一·典故类}。此外，当时内阁还收存有“三十二册”的《明集礼》抄本^{[35]卷1，典制部}。

不少私家书目，也有收存《明集礼》的记载。结合藏家任官经历可以发现，其之所以有藏(抄)本，除获赐外，很大程度是基于职务之便取得而成为家藏。据清人朱彝尊追述，其祖礼部右侍郎朱国祚在万历年间获赐《明集礼》，“简端有内府图书”，此赐本当为完帙^{[36]卷43，跋二·书大明集礼卷后}。如嘉靖朝国子监司业晁瑮，其《宝文堂书目》载有“《大明集礼·射仪》”，这应是其在国子监时自行抄出，并非全帙^{[37]卷上，礼类}。又如嘉靖朝户部尚书李廷相，其《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收存有“三十六本”的《明集礼》^[38]。万历至天启间的赵用贤、赵琦美父子曾在南京礼部、太常寺任官，其中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有“三十六本，四套”《明集礼》之记载^{[39]荒字号·史·附集·礼部}。天启、崇祯年间曾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祁承GFDBE，其《澹生堂藏书目》有“《大明集礼》五十三卷，三十六册，三套，嘉靖九年辑”的记载^{[40]卷3，史类第一·国朝史}。这些家藏的《明集礼》册(本)数与官修书目所载一致，应是足本。此外，万历朝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的《玄赏斋书目》^[41]和佚名的《近古堂书目》也有收存《明集礼》记载，但未记卷册^{[42]卷下，典故类}。

书藏而为致用，更能彰显资治的价值。如明宗室朱勤美采《明集礼》《会典》等勒成《王国典礼》，以为宗藩成宪^{[43]卷首，凡例}。万历十四年(1586)十二月，明神宗遣官祭南郊、北郊、神衹坛，并令各处巡抚祭境内岳神。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沈鲤等礼部官员则以《明集礼》所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未可以轻易”，应遵宪典，祀于曲阳^{[44]卷181，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丁亥}。万历十五年，左都御史吴时来针对官民“奢侈僣逾”的现象，提出要遵循《明集礼》所载节度，“明旨严行”以正风俗^{[45]卷14，台省名臣章疏类一·(吴时来)正风俗疏}。明宗室朱载堉则提出：“人舞有图，出于《明集礼》，宜推广之为学舞法”^{[46]卷20，律吕精义外篇十·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论舞学不可废第八之下}。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冠婚丧祭，有《文公家礼》在，有《大明集礼》及《会典》在，吾儒当一一遵行。”^{[47]卷17，学政·严礼节}一些地方官员，更将《明集礼》作为案头常备。如太湖令王一鸣，在任地建广当无室，室北左向之几案“置国朝律令、《会典》《集礼》《职掌》诸书及诸当辖功令”，居其室而“蘧蘧然也”^{[28]卷334，记八·居室·(王一鸣)广当无室记}。这种为官能有《明集礼》常置书案的“蘧蘧然”，或许就是受益于嘉靖以来重刊并推广《明集礼》等祖制之功。

随着《明集礼》重刊，民间兴起了采集当中行于士民的礼制，刊布乡野、以资礼教之风。得益于士大夫和地方官员的推动，《明集礼》的行用也逐渐向基层渗透，这种采国礼而下效的风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采《明集礼》矫正民间冠婚丧祭礼

如嘉靖年间，关中大儒马理取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与《明集礼》冠婚丧祭礼的内容，折衷用之，由是“关中传以为训”^{[48]卷20，关学篇三·溪田马先生}。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撰成《丧礼备纂》，其中对《明集礼》极为推崇。如针对庶孙父没，庶孙能否为庶祖母加服承重的情形，指出：“《大明集礼》及诸礼仪书，并无庶孙为庶祖母加服之文”，因此不得“越制遂情而强为之。”^[49]505故时人评价此书“一本《大明集礼》，根极三礼”，因此“乡人久已崇用”^[49]1369。陕西提刑按察使莫如忠，将《明集礼》士庶冠礼、庶人婚仪、丧仪、品官家庙、祠堂制度等掇其纲领，汇成五篇，以为当地“通行之制”^{[50]卷17，杂著·大明集礼总叙}。一些士大夫在修建自家宗祠时，也谨遵《明集礼》规定。如嘉靖四十年，礼部尚书吕本建吕氏始祖祠，其“屋仪物数，登降之节”悉如《明集礼》^[51]。

2.采《明集礼》完善乡约族规

张孚敬从子，太仆寺丞张纯为族人撰定《普门张氏族约》，内有“辩贤约”“月旦约”“立春约”三目，各约所定礼制，条理严整，皆斟酌参定《明集礼》及乡俗而成^[52]。张纯同乡好友项乔，以张纯所定仪节“切当人情”，在修撰《项氏家训》时也将《张氏族约》收入其中，以诏训族众“一体遵守”^[53]。莫如忠在陕西施政时，大力倡导乡约之法。他认为陕西有张载以礼为教的传统，吕氏乡约也曾施验于此，这些做法在当地“尤为已试之效”，因此将《明集礼》“揭其纲领，节其仪文”，条为规约施行^{[50]卷12，杂著·公移数条}。万历年间，致仕还乡的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方养时，取冠昏丧祭之仪与《朱子家礼》《明集礼》合者，刊定一书，以示“族姓闾里，勉共遵守”^[54]。

嘉靖二十年辛丑科殿试，明世宗在策问中称：“我太祖高皇帝开天肇纪之初，即以礼乐为急。盖尝征贤分局，以讲究切劘，今载诸《大明集礼》者可考也，不知当时诸臣折衷损益，果足以会其成而克副我皇祖制作之意否欤，抑犹有待于后欤？夫复古礼乐，以建中和之极，朕之意也。何二十年间，教化未尽孚，风俗未尽美，灾害未尽殄，生养未尽遂，其故何欤？”^{[11]卷247，嘉靖二十年三月辛丑}学界一般认为，嘉靖二十年前后，是世宗人生态度的转变期。因为自嘉靖十八年以来，其不再视朝，从当年的锐意进取走向消极，对大兴礼乐而不能尽致天下大治产生了疑虑和迷茫。这样疑虑和迷茫的表达，一般都会引及此次策问为证。尽管如此，仍可看出世宗对“礼乐为急”载诸《明集礼》的思考和关切，寄希望于礼乐、寄希望于《明集礼》等祖制仍是当时不轻言废改者。

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在辛未科殿试中同样以探寻“以礼教民”作为策问主旨：“若《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集礼》所载，制度精详，达于上下，可万世行之而寡过矣……今欲兴教化，厚风俗，使天下志虑不易，视听统一，相安于荡荡平平之治，礼让之风，媲美成周，必何施而后可？”^{[55]卷55，隆庆五年三月丙子}可见，法《明集礼》等祖宗之礼文，仍然是统治者治国思想的主流。隆庆之后，进入万历朝，曾在嘉靖朝为《明集礼》重刊作序的张居正得以担纲重任，领衔重修《会典》。可以说，在经历弘治、正德朝与《会典》融合，在嘉靖朝被重刊推崇后，《明集礼》再次成为建章立制的重要参考，并随着万历十五年《明会典》的修订告成，在效力、地位和行用上都再次得以强化。

我们知道，《明会典》是参稽《洪武礼制》《明集礼》等颁降之书编撰而成，而《会典》又经过几次撰修订补，其中有正德朝和万历朝颁行者。正德《会典》与万历《会典》均收存不少《明集礼》规定，站在会典体系的角度，是《会典》将明代礼典纳入其体系之下。但站在礼典体系的角度，或可反映出明代礼典存在两种形态：一是独立的礼典体系，二是附编在《会典》中的礼典体系。这两种形态并非矛盾，而是共同发挥国家礼典的作用。与之同时，《会典》作为当中桥梁，其本身又具备极高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使得《会典》中的礼典体系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使礼典体系得以在会典体系之外独立存在并发挥效力。今据正德、万历《会典》整理其中收存《明集礼》的相关类目，考察《会典》与《明集礼》的融合，以及两朝《会典》收存异同。

经考察两朝《会典》，正德《会典》收存《明集礼》的基本格式是先标注“《明集礼》”，而后摘录具体文字。如卷五七《礼部十六·东宫冠服·皮弁服》：“《明集礼》：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其收存《明集礼》者，凡军礼1、冠服18、嘉礼4、凶礼2条^①。万历《会典》收存则多略摘《明集礼》文字，并以“见《集礼》”标注，如卷六〇《冠服一·皇后冠服》：“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燕居则常服(见《集礼》)。”其收存《明集礼》者，凡军礼1、冠服11、嘉礼2、吉礼2条。至于两朝《会典》收存的相同类目，如天子亲征、天子冠冕等，经比较各自征引文字，正德《会典》在形式上更为规范、全面，万历《会典》则稍为简略。就算正德《会典》没有收存的类目，如东宫纳妃礼，万历《会典》虽有收存，但比较简略，如卷六七《婚礼一》云：“东宫纳妃。则先告庙。其详在《大明集礼》。”

① 正德《会典》尚有若干条款以“洪武初定”或“洪武三年定”者相称，经比对，实本自《明集礼》，限于篇幅，不作罗列。

总的来说，《会典》收存并直接指称《明集礼》者并不为多，也不算详尽，究其原因，是《明集礼》仍然作为单行的礼典施行于世并发挥效力。而《会典》收存相关规定时，“具载《大明集礼》”“见《集礼》”这样的标注，应是出于编撰体例和技术上的安排。而考虑《会典》的法律效力和地位，也足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会典》征引《明集礼》详略如何，并不影响《明集礼》作为礼典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反，“具载《大明集礼》”“见《集礼》”这样的标注，更能体现一种强调指引和价值导向意义。

“法制定(即立法)活动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立法者所需要的‘良法’。”^[56]正如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序》称誉：“我明一代之礼，伯夷不能典，柱下不能述矣……我明而官天地，府万物，格上下，感鬼神，美矣善矣，无以复加矣。”^[57]在形式、体例上与《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等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明集礼》，无疑是明人心目中尽善尽美的一代之典，也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明集礼》的损益沿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洪武至成化时期，其礼典体系是由洪武年编撰的《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等构成，并以《明集礼》作为核心制度。二是弘治、正德朝，由于《会典》修颁，以《明集礼》为代表的洪武礼书被收存《会典》中，在礼典体系方面形成了两种形态。其一是以《明集礼》为代表的洪武礼书仍然独立存在施行，其二是《明集礼》等洪武礼书被附编在《会典》中，并因《会典》的施行得以强化。三是嘉靖朝，由于“大议礼”的推动，以《明集礼》为代表的洪武礼书再次得以损益重申。此时礼制的最大成就是《明集礼》的修订重刊以及“大议礼”形成的相关祀典。四是万历朝后，随着《会典》再次修颁，弘治、正德朝所形成的两种礼典体系形态得以终明而尽用。

《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庚子，大学士李建泰“自请措饷治兵讨贼(注：指李自成、张献忠)”；是月乙卯，朱由检幸正阳门楼，饯李建泰出师^{[1]卷24，庄烈帝二}。为了这次出征，朱由检连发三谕，一云：“《大明集礼》中遣将授节钺告庙礼仪，著辅臣等看议妥确以闻。”二曰：“遣将告庙礼，于本月二十六日寅时。遣驸马都尉万玮恭代，于太庙节剑礼”。三言：“二十六日卯时，行遣将礼毕，朕御正阳门楼，宴饯督辅李建泰，并召五府内阁京营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鸿胪赞礼，御史纠仪”云云^[58]。

自洪武立范迄于是时，制定二百多年的《明集礼》经历了它在明朝的最后一次，也是至关生死的一次行用。在依礼行事之后，朱由检在宴上“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又赐以“代朕亲征”的手敕。史载当时“内臣为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建泰顿首谢，且辞行，帝目送之。行数里，所乘肩舆忽折，众以为不祥”^{[1]卷253，魏藻德}。出师以礼，遣将有仪，在礼乐的大经大法、大统大道上，朱由检之举可谓名正言顺。然兵败如山倒，是年明亡，《明集礼》的命运亦如同承担“代朕亲征”使命的李建泰和那把肩舆，折翼远兮，在风云交会之际永远走向了历史，明人关于一代礼典的种种自豪也随之无以延续而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