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he Media Image of 'National Teachers' in Mass Communication

本文所称“国家教师”主要是指获得过国家级荣誉的教师。在我国，针对教师的国家级荣誉称号主要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的人数多但集中报道较少，“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是新设立的教师荣誉称号，2010-2016年教育部已经连续评选出70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1个“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特别奖团体”。2015-2016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评选了20名“最美教师”。获得这两项荣誉的教师均由中央媒体进行了集中报道，本文将以这两类教师的报道作为分析样本。

根据媒介形象研究的通行方法^[1]，本文采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开展研究^[2]。从媒介类型上看，本文选择了报纸、期刊、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形式。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的教师，《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进行过报道，但是只有《中国教育报》的报道是连续的，因此本文选取了2010-2015年《中国教育报》的59篇有关“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所有报道。此外，又从《人民教育》杂志选取了3篇关于“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报道。对获得“最美教师”称号的教师，CCTV-1在2015年9月10日和2016年9月10日举行的颁奖晚会上予以了报道。该颁奖晚会的视频包括短片展播、现场采访及颁奖词宣读等内容，总时长3小时18分24秒。经整理，获得文字资料26 481字。由于有的教师缺乏报道、有的教师重复报道等原因，本文最终获得经过媒体报道的教师有79名。

在类目建构和编码方面，本文主要采用量化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形象传播代码形态，从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方面展开^[3]。外在形象包括教师性别、学校类别、年龄、教龄、区域、学科专业、外表和场景，内在形象主要结合国家《教师专业标准》，从职业精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3个方面考察。

大众传播中“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是指由媒体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教师个体外表印象。这些外表印象是大众通过媒介首先接触的第一印象，具有感性、生动性的特征。

整体来看，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称号的教师，其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51.90%和48.10%。但是，学前教育的男性教师仅有1人，职业教育的女性教师有4人。从学校类别看，这些教师主要集中于基础教育学校，高等院校次之，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较少。如果把基础教育进一步细分，则发现中学教师最多，共有19人，占24.05%(表 1)。

这些教师获得国家级荣誉时的平均年龄为54岁，其中58人(占样本数的75.32%)处于中年期(表 2)，平均教龄为31年。教龄为21~30年的教师占比最大(占样本数的38.96%)，其次是31~40年教龄的教师(占样本数的22.08%)(表 3)。大众传播报道的“国家教师”年龄和教龄特征，与教师专业成长规律是吻合的。尤其是教师任教学段越高，往往所需的专业知识越深，职业积累的时间也越长。

① 样本总量为79人，2015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谭兰霞和2016年度“最美教师”获得者范徽丽2人在新闻报道中并未提及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因此此处总计为77人。

① 样本总量为79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11年度获得者张金波和2013年度获得者谢小双2人在新闻报道中未提及教龄或者从教开始时间，无法获得其相关信息，因此此处总计为77人。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国家教师”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数量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46.83%、35.44%和17.72%)。从学科分布看，普通中小学中“国家教师”任教语文学科的教师较多，其次为数学学科，任教其他学科的教师较少(表 4)。这个比例与对“卓越教师”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高等教育中，“国家教师”中工学类教师最多，占高校教师样本的27.78%。职业教育中，“国家教师”任教专业的占比，按高低顺序依次为化学专业、计算机专业、机电专业、畜牧兽医专业、焊接专业、多媒体专业和数控技术应用专业^②。特殊教育领域中舞蹈教师有2人，音乐和体育教师各1人^③。学前教育中，“国家教师”仅有1人为普通教师，其余7人均为幼儿园园长。

② 张金波和汪秀丽分别是辽宁省建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和河北省张家口市职教中心的校长，在样本中未提到所教专业或者学科。

③ 黄金莲、刘佳芬、谢小双和葛华钦以及李银环教师，在样本中未提到任教学科。

④ 在样本中，普通中小学教师总计33人，由于吕映红、仲威平、熊照才、谭兰霞和加措教师担任多门学科教学，在此处未纳入统计，因此此处统计普通中小学教师总数为28人。

大众传播关于教师外表和场景的呈现，是社会公众感知教师形象的直接渠道，传递着个体的思想、情感等“非言语信息”^[5]。本文以《中国教育报》关于“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报道的图片(共59张，剔除证件照后共39张)和中央电视台“最美教师”节目视频为研究素材，分析了这些“国家教师”的外表和所处的场景。

首先，从穿着打扮看，这些教师普遍简朴、大方、规范。男性教师着装较为正式，以衬衣、西装、夹克和西裤为主，着装颜色较为单一，以白色和黑色为主。女性教师着装更活泼和鲜艳，款式、颜色更丰富，但都体现出舒适、自然、大方的特点，而且普遍没有配戴耳环、项链、手镯等饰品。此外，也有穿着工作服的教师。其次，从精神面貌看，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41张图片中，22位教师表情为微笑或大笑，呈现出轻松、愉悦的精神状态；19位教师较为严肃，其中以男性教师居多，并且展示的多是教学场景，体现出工作专注的神态。在“最美教师”视频展播和现场采访中，20位教师始终保持着投入、专注、活泼、热情、愉悦的精神状态。再次，从表现场景看，展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工作场景的图片有36张(其中展示教学、师生交流的工作场景图片有16张)，展示生活场景的图片有3张。从其他分类看，非单人照31张。在20位“最美教师”展播视频中，多角度地呈现了这些教师在授课、指导学生、教研教改等方面的工作场景，充分展现了教师的职业形象。

内在形象是教师展现给公众的独特的职业形象。本文借助扎根理论多级编码方式，并结合《教师专业标准》进行类目建构，分析了大众传播所描绘的“国家教师”内在形象。总体来看，大众传播对“国家教师”职业精神展现最多，对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展现较少。

职业精神在《教师专业标准》中表述为“专业理念与师德”，主要包括职业理解与认识、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和个人修养与行为等4个方面。大众传播主要展现了教师职业理解与认识、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人修养与行为3个方面的职业精神。

从大众传播内容看，“国家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理解与认识远远超出普通教师，他们拥有强烈的职业认同感。这种职业认同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教师”将自身的教育工作与国家需要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有更为崇高的教育理想。例如：于漪认为“教育责任重大，关系着祖国的发展和学生的现在”；仲威平提出“成就一个学生等同于为整个社会作贡献”；周小燕强调“中国歌唱家必须牢记中国人的身份，演绎好中国歌曲是最基本的责任”。二是从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和职业体验出发，“国家教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沉浸于教育之中的获得感、荣誉感、成就感和幸福感。例如：李庾南认为“能够将教师职业做成一辈子的事业，并享受事业追求中的艺术感受，是今生最大的幸福”；刘占良坦言“就喜欢上课、喜欢教书、喜欢学生”；钱易“把教师作为非常享受的职业”；王培坚“非常享受帮助学生成才的过程”。此外，还有熊照才、吕杰、李银环、杨小玲、王生英和刘开吉等教师都表达了与学生在一起的幸福感、自豪感。总的来看，“庆幸”“幸运”“幸福”“享受”“欣慰”是出现较多的关键词，让人感受到“国家教师”充满认同、放松、愉快和知足的积极情绪。

另外，“国家教师”对职业的理解也很有独特性。例如：成都七中“80后”教师叶德元认为“最好的教育是不留痕迹的，教育是一个很慢的艺术”；孟祥彬认为“成长比分数更重要，对高中而言，高考绝对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高中绝对不能因为高考变成灰色”；高歌今提出“好的学前教育是，教师利用个人良好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让孩子学会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使孩子获得身心和谐发展，并为未来的学习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石”；王伟平认为“班上没有差生，要积极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这些独特的认识，反映了“国家教师”不惧社会压力和突破传统桎梏的勇气。正是他们坚持教育的本真，大胆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是媒体展现最多的内容。表 5充分反映了学生在这些“国家教师”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这些教师独特的学生观。总的来看，“国家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普遍一致，尤其是在关爱学生方面。这种关爱源自教师的内心，不讲条件、不求名利、不要回报。在这种爱心的指引下，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努力为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和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学生的进步为荣为傲。

在报道中，凸显个人修养与行为最多的是教师的奉献精神。归纳起来有几点。(1)安于清贫、乐于师道。一些教师放弃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职业发展机会，自愿在条件艰苦的学校任教，如普琼教师自愿留在有“生命禁区”之称的西藏仲巴县仁多乡任教；汪金权教师从当地最好的中学申请去办学条件较差的蕲春四中任教；葛华钦教师放弃做副校长的机会自愿到新办的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另外，一些“国家教师”也用筹款或工资资助有困难的学生。如何桂琴、莫振高和谭兰霞等教师致力于筹集善款资助贫困学生；熊照才和王桂琴教师用自己的微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王生英教师和丈夫在家里搭建家庭学校以改善学生学习条件。(2)专注工作，较少顾家。这些“国家教师”投入教育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常人。例如：加措教师和范妹锁教师，除了承担教学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学生日常生活，尤其是范妹锁“父母生病不能在身边照顾，妻子理家靠不上他。儿子从上小学到高中，都没有尽过心”。报道中也提到，张拉、毛东智、轩云湘、仲威平和熊照才等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投入在学校上，为家庭分担较少。(3)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通过自身学历的提升，通过向同事、名师不断求教，通过借助教学录像、专业期刊等学习工具，通过经验反思、总结或外出培训等方式，“国家教师”在专业上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例如：熊照才、杨再明、陆繁伟、李银环、王其平、胡遂、左相平、汪金权、吴邵萍等教师在业余时间提升了学历；吕映红、韩亚兰、俞国平、桂贤娣、徐英杰等教师花了大量时间用来学习和反思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有的教师为了求学求教甚至不惜忍饥挨饿、长途跋涉。

教师职业知识包括教育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通识知识四大类。在关于“国家教师”的报道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师偏重于学科知识的报道，基础教育教师则偏重于学科教学知识或教育知识的报道。总体上，都体现了“国家教师”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例如：在报道北京大学姜伯驹院士时，专门提到他在数学专业上的卓越成就，他27岁就在尼尔森数的计算上取得重要进展，41岁则全面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人能破解的“尼尔森不动点猜测”；湖南大学文学院胡遂教授受家庭影响，在年幼之时就已通读《唐诗三百首》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在求学期间，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另外，对职业教育教师的报道中，主要提及教师的职业技能。例如：吕杰教师专业技能突出，在各种专业竞赛中名列前茅，荣获各种荣誉称号；王其平教师注重理论与技能并重，练就了“目测配钥匙”的神技。

在教育教学知识创新方面，“国家教师”大多取得了丰硕成果。报道提及了21位教师在科学研究、教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例如：吕映红教师写成书稿三部，五十多篇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并获奖；李庾南教师撰写了《初中数学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自学·议论·引导教学论》等十部专著；黄希庭专著有五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此外，媒体还报道了“国家教师”在开展研究时是如何坚持和努力的。例如：浙江大学苏德矿教师在矫正视力只有0.15的情况下，用电脑完成论文二十余篇、教材七本和教学辅导书六本的科研成果，多达三百万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马晶教师从零开始，一个人带起了一支近百人的科研队伍，开辟了我国卫星光通讯研究的新领域；韩亚兰教师为方便研究自费购买大批实验仪器在自己家里打造了一个工作室。

教师的职业能力最能体现教师的职业水平，尤其在教育教学和学生指导方面。媒体主要报道了这些“国家教师”的创新能力，如在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和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斐然的教育教学成就。

报道基本都谈到“国家教师”的独特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如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法、徐菊萍的区域自主游戏法、王其平的“三检六勤”教学法、丑武江的“工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刘佳芬的“以生活为中心”的分层教学法等。在对王祖德教师的报道中，提及他教育理论功底扎实，擅长从独特的视角选取和组织课堂内容、安排教学流程，并且有独特的教学风格；在对徐英杰和刘志教师的报道中，描述了他们充分尊重儿童、针对不同学生设计不同教学方法的事例，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此外，报道还突出了“国家教师”的教学成就。例如：陆繁伟教师到学校刚一年，就实现了教学质量从排名末位到名列前茅的大转变；浙江工业大学程惠芳教师采用提问式教学，打造趣味性课堂，深受学生欢迎，征服了“90后”学生；西北大学张国伟教授备课充分，教学和讲座深受学生欢迎，研究生培养工作成绩斐然；西安交通大学何雅玲教授注重采用启发式教学，运用案例使学生轻松学习专业知识，并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其中部分作品被企业转换为产品；陈予恕教授从教60年先后培养了一百多名研究生，很多人已成为我国高铁、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骨干；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马连渠乡汉渠学校的杨再明教师利用微视频等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改善教学质量；浙江大学苏德矿教授将很多幽默的比喻用在平时课堂上，使高深的数学问题变得容易理解，他还开通微博在网上为学生答疑解惑，拥有粉丝四万多人；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叶德元教师将学生带到现场开展历史教学，利用博客记录和分享班级活动，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本文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对“国家教师”的报道为例，从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方面，分析了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形象。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本研究从性别和学校类别、年龄和教龄、区域和学科专业、外表和场景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大众传播中“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研究发现：“国家教师”中，男性多于女性，中小学教师多于幼儿园教师、职业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教师，东、中部地区的教师多于西部地区的教师，语文、数学学科的教师多于其他学科的教师，中老年教师(教龄普遍超过十年以上)多于青年教师。总的来看，大众传播所反映的“国家教师”的外在形象符合教师职业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总体分布与其他研究较为一致^[6-7]，体现出“国家教师”的遴选机制是有效的。从外表和场景看，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着装打扮男性比较正式，女性虽然多样化但突出“自然、大方、舒适”的特点，且几乎没有配戴饰品；精神风貌表现出幸福满足、专注投入、积极健康的状态，场景绝大多数是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工作画面。

大众传播展现的“国家教师”内在形象，符合社会大众从职业精神、职业知识、职业能力、职业成就等角度认知教师职业的基本逻辑，体现了要成为教师职业的佼佼者应当具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职业精神方面，主要展现了“国家教师”对职业的理解和认识、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个人修养和行为，突出表现了“国家教师”从内心热爱教师职业、无私关爱学生以及放弃优越条件、顾学校舍小家的高贵品质。职业知识主要展现了“国家教师”丰富的学科知识和创造能力。职业能力主要展现了“国家教师”在实施教学、指导学生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而且从学校发展、学生成长和教科研成果三个方面展示了他们的职业成就。应当说，这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

尽管两类国家级教师荣誉均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教师代表，但总体结构还是相对有些失衡。首先，年龄和教龄偏大，主要以中老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较少。虽然这与教师职业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有关，但也显示出对青年教师群体关注不够。其次，地域分布上东部和西部所占比例偏大，中部比例偏小。再次，城乡差异明显，来自城市的有56位教师，来自乡村的只有23位教师，二者比例与我国城乡教师比例不相称。最后，在学校类别方面，虽然两类称号都覆盖了各级各类教育，但这些教师主要来自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小学的语文和数学学科，而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的教师数量较少。

每种学校教育、每类教师对国家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未来“国家教师”的遴选，要在坚持宁缺毋滥和国家水准的基础上，适当平衡人员结构，兼顾不同年龄、教龄、教育类型、任教学段和城乡分布的差异；另一方面，必要时，也可单设特教教师、青年教师、乡村教师、幼儿教师、职教教师的国家荣誉奖项，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到薄弱地区、薄弱学校、薄弱学科中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美国传播学家奥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到，人们在接触媒介过程中，往往意识不到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并非世界本来样貌，会在不自觉中受到媒介的影响而形成一些“刻板印象”，并在不断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强化这种“刻板印象”^[8]。研究发现，对来自乡村的“国家教师”，其报道倾向于职业精神，尤其是安贫乐道方面；而对来自城市的“国家教师”，其报道倾向于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方面。城市“国家教师”中，倾向于职业知识的报道占5.36%，倾向于职业能力的报道占71.93%，倾向于职业精神的报道占22.81%；乡村“国家教师”中，倾向于职业精神的报道占86.36%。德弗勒和罗基奇提出的社会期待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中关于各类社会群体的形象描述，无论是真实还是有所偏差，都会在受众的头脑中打上深刻的烙印，以形成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期待^[9]。大众传播中的城乡教师形象差异，会使社会大众对城乡教师形象产生片面认识或刻板印象，甚至可能会影响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因此，大众传播在进行“国家教师”形象报道和宣传时，应适当弥合城乡形象差异，在职业精神、职业能力和职业成就报道上取得平衡。

研究发现，大众传播更强调“国家教师”的职业精神，尤其是长期吃苦耐劳、一心为公、不顾身体、不顾家人的献身精神。例如：轩云湘教师在36年的从教生涯里，每周6天的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深感对家庭的亏欠，希望退休后能弥补家人；仲威平教师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缺席了儿子的成长，为了不耽误上课，母亲离世时无法陪伴左右；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第二中学教师孔庆菊母亲离世前，由于学生正处于中考冲刺的关键时期，无法侍奉在左右；王生英教师常常忽略家庭和孩子；石雪晖教师常年在外奔波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无法兼顾家庭，女儿长期寄放在亲戚家里；汪金权教师长期资助学生，对家庭满怀愧疚，母亲年迈仍在田间劳作以贴补家用，妻子精神分裂，小儿子因病痴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加措教师作为教学点唯一的教师，除承担所有教学任务外，还要为学生做饭、照顾学生日常生活；刘占良教师时常给学生补课，却从没有时间为自己孩子辅导功课；27岁的孟祥彬与同为教师的妻子施惠娜为了当时正要中考和高考的学生，放弃了要孩子的机会，身体较差的妻子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四度怀孕，却都没有成功。大众传媒报道的这些“国家教师”舍小家顾大家的事迹，展现了教师无私、高尚的人格，的确值得尊重，令人敬佩。

但是，“国家教师”形象传播的目的，除让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外，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的青年终身从教、长期从教，从而收获作为教师这一职业的尊严和幸福。现代教师形象是内在精神与外在特征的高度结合。除了关注教师形体美、情态美等外在特征外，还要更加关注教师职业幸福感所需的主体精神和身心健康^[10]。一些教师舍己为学生的高尚人格值得敬佩，但难免让公众感觉到，教师是一种充满牺牲精神的悲壮职业。这种媒介形象，虽然会将教师作为“圣人”的一面展现得较为鲜明，但教师作为生活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普通人”一面表现得不够。带病继续工作、因工作忽略家庭和亲人的感情需要、自己生活困顿也要资助学生等做法毕竟很难持续。有调查显示，73.9%的教师不认可“因工作忽略家庭”，67.1%的教师不认可“带病工作”^[11]。一个人更关爱自己身体，对家庭更有责任心，更有温度，才可能对工作更有热情，工作才更可持续^①。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类似“最美教师”陈予恕、石利颖教师事迹的报道。在展播短片中，第一个场景就是陈予恕教授跑步的场景。虽然已85岁高龄，但他每天6点起床跑步，9点准时在机械工程学院上课，60年风雨无阻坚持锻炼。在报道石利颖时，记者问她：“工作这么忙，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吧？”石利颖却表示，自己也会抽时间陪伴女儿、接女儿上下学，言语间流露出做母亲的幸福。这种“普通人”形象的展现丝毫不会减损他们的形象。因此，大众传播在宣传报道时，应避免过度塑造崇高型和奉献型的“神圣化”教师形象，而更应该塑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有获得感、有成就感、有幸福感的“普通人”教师形象。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在《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中提到：“在父母生病临终时、在妻子生子临产时、在孩子升学临考时，只要没有打仗任务和确实离不开的特殊任务，都必须及时请假回家。对于父母生病不回家、妻子生产不照顾、家庭有难不帮助的个别官兵，不但不表扬、不宣扬，而且还要对他的真实品德进行考察。”这种把军人还原到家庭之中的温暖要求，丝毫不会减损军人刚毅、果敢、奉献的形象。参见韩卫国《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发表于201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