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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意见以来,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有研究者对自2004年到2014年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研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论文自2010年之后迅速增长,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研究从探索起步阶段进入到逐年增长阶段”[1]。单中惠在《21世纪世界基础教育改革政策的展望》一文中把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内容概括为“教育的国际交流、教育的国际理解和教育的国际合作”[2],并指出:一方面要“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来看待和发展本国的教育,使本国的教育成为国际教育的一个部分,为其他领域的国际化提供人才援助”[2];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教育国际化将影响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政策的改革和修订。最近几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各大城市高中国际班或国际部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仅“南京市高中国际班的招生人数有可能突破应届毕业生总数的2%”[3]。除此之外,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深入,中国基础教育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满足在华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仅有专门为外籍人士子女开设的学校,而且有些公办学校可以直接招收外籍中小学生。教育国际化对基础教育现有的管理模式、课程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制约和影响基础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和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具备国际化团队管理能力的学校领导性人才稀缺”[4]。作为基础教育师资力量的主要供给方,中国高等院校在改革和制定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该承担起为基础教育国际化解决师资问题的重任。笔者以为,高校在英语师范生培养方面具有改革与拓展的空间,需要从超学科的视角重新思考英语师范生培养方案,采用“英语+”培养模式,打破长期以来以单一学科教育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培养具有融通多学科思维能力,又能够使用英语娴熟讲授至少1门非英语专业课程的英语师范生,满足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师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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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超学科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是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埃里希·詹奇(Erich Jantsch)。詹奇提出,超学科是指“在教育或创新系统里所有学科和所有学科间的协调合作。这种协调合作基于普遍的公理(派生于某一目标层面)和新兴的认知模式”[5]。该定义体现了超学科与既有学科概念之间的联系和超学科概念的目标指向性特征。超学科是一种融合各学科信息的创新理念,旨在解决现有学科结构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詹奇之后,不断有研究者通过比较它与多学科、跨学科等概念的关系来阐释超学科的内涵。
其实,学科概念本身就是在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知识体系不断分化的结果。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等学科领域,再到文学、艺术学、社会学、法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分支,学科分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具体,人们通常所称的“专家”往往就是指一些精通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学者。但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发现,单一学科知识在阐释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或自然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提供的方案或得出的结论有时难以让人满意。在此背景下,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对话语行为进行分析时,当把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基于各自学科领域视角研究的成果进行汇总比较时,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多学科研究;而当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汲取对方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策略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跨学科研究由此产生,有时甚至能催生诸如认知语言学等新的交叉学科,因此跨学科研究有时被人们称为交叉学科研究或学科间性研究。
超学科是跨学科研究向前进一步推进的结果。杰·伯恩斯坦(Jay Hillel Bernstein)指:“如果说普通的学科间性研究是通过分析学科间的联系,将这些联系整合和融合成一个协调的和连贯的整体,超学科追求的是从头重建知识,它将各学科的知识内容重组成新的形式,旨在辨识和分析与某问题相关的所有角度和他们的现实维度。”[6]也就是说,“学科间性研究”在寻找学科联系的同时最终维系着学科的界限,超学科研究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以整体观的视角消解学科界限,而且不排斥现实中与问题相关的非学科知识。同样是对一次话语行为的分析,超学科研究在确定不受某一具体学科限制而展开问题研究之后,除了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组织起来之外,还有可能引入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与该话语行为相关的利益方和社会因素,最终通过协商互动的形式得出一个超越学科限制的解决方案。基于超学科研究区别于跨学科研究的特征,蒋逸民在《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研究》一文中指出:“从根本上说,超学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论,研究理念或世界观。超学科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的二元逻辑和线性逻辑进行了挑战,对科学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进行了纠正,对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相比,超学科研究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跨学科研究。”[7]2015年10月,国务院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高校要“优化学科结构”和“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的基本要求。超学科理念无疑为我们重新认识学科属性和学科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2012年,胡壮麟在谈及超学科研究时就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有关语言教育和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体现了超学科性的内容”[8]。诚然,我国2000年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已经提出要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意见,建议将外语与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学科进行融合和渗透。自该教学大纲颁发以来,各外语院校积极进行实践,在外语专业人才超学科培养方面进行有益探索。2013年4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外语中青年学者科研方法研讨会更是以“超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主题,从理论与实践操作层面对超学科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发展进行深入探讨。稍有遗憾的是,尚未发现有研究者从超学科视角探讨高校外语教学与师范生培养的创新路径。面对基础教育国际化对高校师范生培养提出的挑战,英语专业师范生培养可以尝试率先打破单一学科视域的限制,改革英语师范生培养方案,以回应和解决基础教育国际化对高素质双语师资力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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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逸民将超学科研究重点归纳如下:“第一个重点放在生活世界的问题上,第二重点是学科范式的整合和超越,第三个重点涉及参与性研究,第四个重点是寻求学科外的知识统一。”[7]简而言之,超学科研究具有问题导向性、系统性、参与性和合作性的特点。外语学科教学中较早注重超学科人材培养的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2年创建的文科强化班。该强化班的创建具有明确的目标,即为了解决国家“对精通国际事务人才的需求”[9]问题。该强化班采取“本硕贯通”的培养形式,由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协同构建培养体系。该培养体系采取以英语专业课程贯穿学生本科四年学习过程的形式,在大一、大二完成人文素养课程和基础课程的学习,在大三、大四开设与商学、法学和新闻学有关的专业课程。学生本科毕业之后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并根据个人发展需求,选择相关学院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当然,在本科学习结束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决定是通过保送机制进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习,还是放弃“保研”机会作出其他选择。根据项目组的调查,毕业生对该培养模式大多持肯定意见,认为这种模式既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英语能力和人文素养,又为他们构建了“跨学科的知识结构”[9]。随着超学科理念影响的扩大,杭州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学校开始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人才培养中,推出超学科课程和专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学校在超学科人才培养方面的发展经验对本文探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探讨英语师范生的超学科培养模式,有助于反思现有人才培养体系,总结经验,为超越当前分科培养师范生的模式寻找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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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师范生实施超学科培养不能仅靠外语系或外国语学院来完成,而是要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由所有相关的专业学院合作承担。在确定培养方案之前,相关的专业学院需要达成以下几点共识:第一,明确培养目标。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是受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驱动,旨在培养能够在中小学用英语讲授至少1门非英语课程的师资力量。第二,超学科理念有利于各学科专业发展和建设,对英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而英语专业课程的引入能在中国语境下为其他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外语环境。对理科专业来说,文科专业课程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对文科专业来说,理科专业课程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能力。实际上,“促进文理交融”正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第三,现有师范生培养模式有诸多学科交叉和相通之处,这为英语师范生的超学科培养提供了条件。超学科培养的一个阻碍主要是由于对学生负担倍增的担心。这种担心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分科培养模式下,各学科师范生培养主要区别体现在学科教育类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方面,而在全校通识课程、教育类公共课程和教育实习环节等方面则有诸多重叠之处。而且,实施英语教师超学科培养方案之后,物理、化学、数学等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节省了学习大学英语公共课程的时间。经过课程融合之后,学生的负担不会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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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成上述共识之后,相关专业学院则进入培养模式协商阶段。对于具有相关学科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学校,可以考虑“本硕贯通”的培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式与2014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关于“卓越中学教师培养”的指导性意见相符合。该指导性意见要求“针对中学教育改革发展对高素质教师的需求,重点探索本科和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整体设计、分段考核、连续培养的一体化模式,培养一批信念坚定、基础扎实、能力突出,能够适应和引领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卓越中学教师”。通过超学科培养,英语师范生的语言综合能力应达到英语专业的要求,需要参加专业四、八级英语水平测试,本科毕业之后获取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学士学位。接受本硕贯通培养模式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可以根据各自兴趣进入相关专业硕士学位点学习,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没有相关专业硕士点的学校,除了向超学科培养的英语师范生颁发英语专业(师范类)学士学位之外,还可以根据超学科培养体系中的专业融通情况,组织专业测试,给测试合格的学生颁发相关专业的第二学历证书或学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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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模式需要精心设计课程方案。超学科培养不是各学科专业课程的简单叠加,这一特点区别于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的课程设计理念。因为从描述大致可以看出,文科强化班相关学科课程采用的是平行开设的方式,而超学科培养本质上追求的则是学科之间的融通。“超学科发展要求我们超越学科界限,通过协同和整合不同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构建超学科课程体系,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10]在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方案的设计中,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改革贯通4年本科培养过程的传统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改变听、说、读、写等英语技能相互分离的学习模式,通过整合技能训练达到压缩课时的目的,同时改变语言技能课单纯学习语言的现状,将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里的专业学习不仅限于英语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包括纳入超学科培养体系的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对英语师范生开设的非英语专业课程,采用全英文或双语授课模式。另外,在对各专业课程和学科教育类课程进行融通整合时,需要结合师范生培养的特点,改变一些课程的授课模式,对诸如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学科研究方法的课程可以采取选修课或通识讲座的形式。总之,英语师范生超学科课程体系的建构应该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为指导,以“师范性”为特色,在确保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又不至于使学生的负担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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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体系的建构除了需要关注学科范式的整合之外,还需要考虑师资队伍的组建、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以及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安排和实习环节的设置等因素。这个层面除涉及相关专业学院之外,还与人事处、教务处、中小学单位以及学生等利益群体有关。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方案的实施需要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离不开人事部门的协调,超学科课程体系的整合则需要教务部门的支持。尤其当一些必修课程在本校开设存在困难时,需要教务部门支持学生拓展学习渠道,鼓励学生通过跨院、跨校或者借助信息化手段以MOOC等形式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师范生培养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注重通过课外实践活动与教育实习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这个环节需要教务部门组织教学单位、教育专家以及中小学校长和优秀教师围绕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目标,共同探讨课外实践活动的种类和性质以及教育实习的时间和管理方式等内容。
一. 跨学院合作,走合作共赢之路
二. 创新培养模式,以培养卓越教师为目标
三. 超越学科界线,打造超学科课程方案
四. 多部门合作,完善超学科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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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超学科作为一种突破学科界限、超越知识疆域,以任务为导向、以主题为基础的外语教学和研究思路正日益受到学界重视”[11],但“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模式”的提出还是会受到各方质疑。其原因在于我国师范教育长期实施分学科培养模式,而超学科师范生培养在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教材使用等各方面都挑战了人们在分科培养模式下形成的认知体系。然而,分学科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师资需求。因此,构建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应予以重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在制订超学科培养计划和具体实施之前,还必须做好前期调研、组织管理和师资力量的整合等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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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调研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语境出发,分析传统分科教育的不足,解决对英语师范生实施超学科培养的思想顾虑。调研工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到中小学展开调研。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学生未来就业问题,而且有助于从实践中感受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迅猛发展的趋势,了解基础教育国际化对师资需求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明确新时期中国高校师范教育的使命。“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师不仅要满足国际化课程标准的要求,而且要顺应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国际化素质,具备培养学生国际素养与跨文化意识的核心能力。”[12]师范生分学科培养模式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语境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超学科教育背景的师资力量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到杭州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已经将超学科理念落实到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高校进行调研。这些高校的成功经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超越学科分类的限制,扫清实施超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障碍。与此同时,通过总结这些高校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主观性的判断,构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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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校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并非没有意识到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师资需求,因为已经有一些高校尝试培养双语师范生。可是,由于受教师自身语言水平限制,尽管“我国进行从双语到全英文授课模式的探索已经经历了十余年,但是收效甚微,依然处于尝试阶段”[13]。因此,对英语师范生实施超学科培养模式,将为突破目前的困境找到更加有效的方案。需要明确的是,在超学科培养模式中,各学科教学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组织管理方式上,由于学生四年毕业之后将获取英语专业(师范类)学历、学位证书,学校可以考虑由外语系或外国语学院来进行学生管理。除此之外,考虑到一些承担师范生培养工作的高校成立了教师教育学院和荣誉学院(旨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可将教学组织和学生管理工作交给教师教育学院和荣誉学院来协调负责。
除了构建灵活的组织管理模式之外,还应注重超学科培养模式中所整合的学科专业架构。必须指出的是,考虑到师资与学生接受能力的有限,因此超学科培养模式并非整合的学科越多越好。办学条件较好的高校可以借鉴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的做法,设计“英语+2”或“英语+3”的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体系,探索“本硕连读”的培养途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高校对英语师范生的超学科培养可以从“英语+1”的形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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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的整合与教师队伍建设直接影响着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质量。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需要加强师资培训,需要教师具有超学科的思维能力、良好的专业素养、熟悉现代教学方法以及全英语授课能力。将超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付诸实践的过程,也是高校对自身师资队伍进行长期建设的过程,需要精心打磨和组织教师队伍。目前,许多高校采取的是从海外招聘人才的做法来弥补缺乏全英语授课教师的缺憾。可是这部分人才数量较少,而且这些海外人才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培养和提升教师职业素质。因此,对高校现有教师进行职前培训和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师资力量的国际交流,通过深度学术合作开拓教师国际视野、提高教师超越学科限制和用英语进行表达交流的能力。同时要“鼓励教师选修第二专业,充分利用专业教师和英语教师的优势,组织授课教师分阶段进修与培训”[14]。只有高校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打造一支可持续发展的教师队伍,才能推动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
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是对传统分科教育的一次挑战,从实践上呼应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关于新时期“推进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办好一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改进教师培养机制、模式、课程”的要求。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语境下,英语师范生超学科培养体系将为推进21世纪中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基础教育对优秀师资的需求,值得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