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Essays in the Song Dynasty

唐代科举未实行弥封制，弊端丛生，考前确定录取名次是很寻常的事情。唐人谚语因此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3]卷四，p103}宋初科场沿袭唐代风气，不重时文。太祖开宝八年(975) 科举，王嗣宗“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4]卷三，p47}。科场名次可以如此戏谑确定，时文自然不被考生看重。唐代和北宋太祖、太宗朝，现存文献中几乎没有时文传播的记载。

只有等到北宋系列科举制度变革完成，科场考试成绩成为录取的惟一标准，时文的重要性才得到凸显。这个变革过程大致是在宋真宗朝完成的。北宋真宗年间，首先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和誊录制。景德四年(1007)，真宗“命知制诰周起、京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监封印院门。进士诸科试卷，悉封印卷首，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知举官既考定等级，复令封之进入，送复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凡礼部封印卷首及点检程试别命官，皆始此”^{[5]卷六十七，p1512}。与此相关，朝廷专门派人重新抄录考生试卷，以免考生笔迹被认出，此为誊录制。《宋史·选举志一》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7)“始置誊录院”，与此关联又有编排制、锁院制等。“编排”指弥封过程中的编号，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内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复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5]卷七十六，p1740}。“锁院”指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宋代科场考试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卷五，p69}，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凡此种种，极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一旦考试录取的重心转移到时文，对时文的收集或刊印就成为必然之事，时文之传播由此大大加速。真宗年间，已有刊印买卖时文的记载。《蓼花洲闲录》载：“祥符中，西蜀有二举人同砚席……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状元乃徐奭也。既见印卖赋，二子比庙中所记者，无一字异也。”^[6]宋真宗、仁宗两朝，此类记载还不多见，印刷术也不够发达，书商仅仅及时刊印买卖省元、状元的时文，所经营的是“短平快”的项目。如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礼部试第一，《湘山野录》载：“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7]卷下，p59}摹写买卖，获取短期利润，成为时文传播的一个快捷途径，亦可见人们对省元、状元时文的追捧。

北宋真宗朝以后所有士人在学习应举期间都要收集时文范本，以之为学习对象并模拟写作。《师友杂志》载：“汪信民试南省第一，颇收畜时文。”^[8]汪革，字信民，绍圣四年(1097) 省元。估计汪革收集、学习时文的时间应在仁宗、哲宗年间。这种现象在熙宁以后非常普遍。熙宁三年殿试，编排官苏轼有《拟进士对御试策》，这是现存较早的意在垂范的模拟应策时文。之所以出现文坛领袖模拟创作，即得力于时文传播之广泛，苏轼才有意以此垂范，并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欧阳修云：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9]

杨亿、刘筠之作被称为“时文”者，应该包括他们的诗与文。对照上下文，重点还是在文章。换言之，当代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也被考生作为学习模仿的对象，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下文还要提及苏轼的文章，也是同样的情况。宋代文学创作之繁荣，时文之传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宋代印刷术日益发展，为时文的刊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书肆商贩便看中时文巨大的商业价值，开始大量刊印销售此类作品选集。《春渚纪闻》载：“李偕晋祖，陈莹中之甥也。尝言其初被荐赴试南宫。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10]卷一，p6}品味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书肆所市时文”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二，考生攻读时文范本，无暇顾及他人，即所谓“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李偕(一作李阶)，崇宁二年(1103) 省元。于此可见北宋中后期时文传播之盛况。时文刊本著名者，《直斋书录解题》亦有记载：“《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擢犀》者，元祐、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擢象》则绍兴末。”^{[11]卷十五，p458}这两种时文集应该是南宋孝宗年间编辑，故收录时文只到绍兴末年。

学习时文是为了考取进士，书商们进一步将时文中的精彩语录、片段选取编录出来，刊印出版，以便考生速成学习。政和四年(1114)，权发遣、提举利州路学事黄潜善奏：“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于经术本源之学，为害不细。”^[12]商人追逐利润无所不用其极，时文的商业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利用，借助书肆商贩传播甚广。考生背诵时文精彩片段，拼凑成篇，在北宋中后期已经泛滥成灾，引起了朝廷学官的高度重视。周行己，元祐六年(1088) 登进士第，他自述学习时文过程云：“十五岁学属文，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是时一心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凡所见则问而学焉，趋而从之，十八九相与也。”^[13]他的这段自述可与上文黄潜善的奏章相印证。

商人看中时文巨大的利润空间，士人借助时文获得仕途出身，两相结合，时文传播之迅捷和广泛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种文体。有需求就有商品流通，宋代时文刊印往往还是应考场挟带文字以便抄袭作弊之需要。政和二年(1112)，大臣言考场风气云：“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兼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老子》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14]选举四，p4294}南宋岳珂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12]福建路建宁府是宋代图书刊印销售的一大中心，《方舆胜览》称其“书籍行四方”，且云：“麻沙、崇宁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①此地大量制作刊印作弊书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嘉定十六年(1223)，国子博士杨璘言：“今书坊自经子史集事类，州县所试程文，专刊小板，名曰夹袋册，士子高价竞售，专为怀挟之具。”^{[14]选举六，p4354}南宋考场秩序更加混乱，以致考试期间为作弊而印刷的“蝇头册子，山积案上”^{[14]选举六，p4334}。类似记载在《宋会要辑稿》中也多次出现，如嘉定九年(1216) 臣僚言：“夫挟书有禁，旧制也。今郡至棘闱，日未及中，残编散帙，盈于阶戺。甚者，以经史纂辑成类，或赋论全篇，刊为小本，以便场屋。巧于传录者，既以幸得；而真有问学者，未免见遗。”^{[14]选举六，p4343}嘉定十二年臣僚言：“士子类多挟书，堆积盈满，条制荡然。”^{[14]选举六，p4347}

① 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又，关于建宁府刊印科举时文之盛况，参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8-271页。

作弊的需求，是时文传播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宋代科场一切考试文章皆称时文，分为诗、赋、论、策四种文体。诗和赋相对篇幅较短，“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诗限六十字五言六韵”^{[14]选举三，p4274}，写作发挥空间亦相对狭小。与唐代科举诗赋题目相比，宋代科举诗赋题目完全政治化、伦理道德化。以《宋会要辑稿·选举七》所载殿试题目为例：太祖开宝六年(973)《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开宝八年《桥梁渡长江赋》《龙船习水战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训兵练将赋》《主圣臣贤诗》，太平兴国三年《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崇德报功诗》，景德二年(1005)《天道犹张弓赋》《德輶如毛诗》^{[14]选举七，p4356-4359}。唐代科举诗赋题目如《省试湘灵鼓瑟》《终南山望余雪》，与宋代试题相比更具文学性，创作之想象空间更为开阔。也就是说，宋代科举诗赋内容狭窄，篇幅短小，一旦题目更换，值得模拟写作或抄袭的空间较小。宋人只是需要练习提高诗赋写作能力即可，而不必刻意寻找时文范本学习模拟。况且，真宗以后，策论在科举考试过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诗赋地位不断下降。庆历初，富弼《上仁宗乞革科举之法令牧守监司举士》言：“欲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15]卷八十，p865}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变革朝政，对科举的要求也是“先策论而后诗赋”^{[5]卷一四三，p3436}。这类观点几乎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赵师民、宋祁、欧阳修都给朝廷上疏表达同样的看法。从文献资料来看，时文中之诗赋较少被人们摹写、传抄、刊印。换言之，被士人传抄模拟、书商刊印贩卖的时文大都是论与策。论为史论，篇幅较短，敷衍完史实，加上自己的评述，字数就够了，可供模拟变化的空间也不大。论之时文学习，主要是学习谋篇布局、逻辑梳理、表达技巧等等，而少有拼凑抄袭的余地。惟有应策时文，其范文最得士人青睐。原因如下：

其一，应策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应策时文最早出现在制科考试中。制科乃朝廷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置的考试，应试者需得到朝廷多位官员推荐，其第一、第二等永远空缺，以示制科考试之艰难和尊贵，“第三等与进士第一……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5]卷一八八，p4540}，故制科又称“大科”。熙宁三年(1070) 进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其做法与以往的制举殿试相同。“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有司又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14]选举七，p4365}《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八载：

公(吕公著)知贡举，在贡院密上奏，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专用策论。今来殿试，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诏策，咨访治道。”是岁，上临轩，遂以策试进士。^[16]

吕公著的密奏帮助神宗最后下定了决心。此后，或诗赋取士，或经义取士，省试内容时有变化，而殿试以策取士，大致沿袭不变。换言之，应策时文此后数量极速膨胀，占据宋代时文格局中的大半壁江山。熙宁以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叶适言：“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17]一直到南宋末年，保留下来的应策时文数量庞大，其中大量都是通过传抄或刊印得以保留的。

其二，殿试策问内容多有重复。

科举考试是为朝廷选拔行政管理人才，考生群体就是潜在的官员群体。将来进入仕途，面对的是道德教化、农业生产、国家财政、军事外交、百姓疾苦、天灾人祸、廉洁贪腐、人才选拔等问题，殿试策问大致也是就这些方面内容进行提问，考察士人对时政的思考和行政能力等。如此一来，策问内容的重复就不可避免。如熙宁九年(1076) 策问云：“士亦知所学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辄流亡莩踣。而蛮夷之骄悖未艾也。意朕设施之方有未善欤？不然，其故安在？”^{[14]选举七，p4366}涉及士大夫品德、吏员操守、天灾、外患等问题。元祐三年(1088) 策问云：“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职，广罹冻饥，莩踣者众。夫常寒之罚，久阴之异，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为政于兹四年，于是蠲天下逋负，轻征而散利，苟可益下无不为者，而民力犹未裕也。捐今币之赐，廓信义之度，以安边柔远，而戎心犹未革也。岂所谓至恩者未可谓本务欤？特施设之序或失其当欤？官之流至多门也，举天下之职不足以居其人；财之费至无艺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为之出，将革之乎？或疑于伤恩，将因之乎？惧无以善后，必有至数，未烛厥中。先王之时，上之阴阳和、风雨节，下之稼穑茂、衣食充，官简而士贵，财通而礼行，四夷款附，边场按堵，又何修而至斯欤？”^{[14]选举七，p4368}涉及天灾、百姓贫困、外患、冗官等问题。绍兴二十七年(1157) 策问云：“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材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14]选举八，p4378}涉及刑罚、赋敛、取士、黜陟等问题。

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就只有这几个方面，历年策问遣词造句虽有变化，提问不离其宗。策问内容的重复，给考生提供了充分模拟学习乃至抄袭拼凑的空间。考生进入仕途前，多数是寒窗面壁，没有仕途经历或行政经验。部分“锁厅”试考生，仕途资历尚浅，也没有太多政见。因此，考生们的应策时文，空疏肤浅，大多是搬用前人现成的观点，加以组合变化，以构成一篇新的文章。时文范本在此就显得意义重大了，士人或模仿或抄袭或拼凑，大有作为。前文所谓“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在应策时文中方有作为。

其三，应策时文篇幅越来越长。

随着应策时文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提升，策问的内容越来越广，应策时文也就越写越长。保存至今的第一篇宋代殿试应策时文是熙宁三年(1070) 省元陆佃的《御试策》，全文大约1 500余字。建炎二年(1129) 胡铨的《御试策》则已有11 500余字，宝祐四年(1256) 状元文天祥的《廷对策》也有11 000字。南宋应策时文都在万字以上，篇幅变长给了考生充分的腾挪转换空间。考生们没有政治经验，洋洋洒洒万字以上的政论文，不模拟抄袭，难以成文。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等奏：“窃见近年举子程文……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无由精好。”^{[14]选举五，p4317}连篇累牍之贪多，完全得益于平日时文范本之研读。

关于史论，科举考试规定“论限五百字以上成”^[18]，在篇幅短小的史论中，抄袭模拟的痕迹很容易辨认。南宋初年，苏轼时文曾风靡一时。《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卷八，p100}这里模拟学习的是苏轼的写作技巧和文风，史论部分也应在其中。苏辙云：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19]

苏轼史论与应策文，通脱灵动，新颖别致，当然得到考官青睐。时文作风的转移，带来宋代文风的转变。南宋前期高宗、孝宗两帝都特别喜爱苏轼文章，苏轼的论与策成为考生争相学习模仿的范文。然而，史论的短小篇幅限制了模拟、抄袭、拼凑的空间。

应策时文地位重要，但论题重复，长篇大论，就看考生逻辑组织、应答观点、材料应用、文字表达等能力了。逻辑组织可以根据策问之提问顺序进行，应答观点、材料运用、文字表达都可以通过模拟、拼凑、抄袭来完成，宋代多数考生也只能这样操作。因此，对应策时文范本的模拟学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宋代时文范本传播最多最广的就是这一类。

科举考试是为朝廷选拔官员，宋代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惟一正途，绝大多数中高级官员都出身科举。因此，与科举相关的一切环节，都引起了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力图将其纳入管理范围，引导到正确的途径上来。考生模仿学习的时文，对考生知识结构的形成、道德品质的熏染都是至关重要的，朝廷对此必然要高度关注。

北宋中后期以来，时文传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书商的刊印贩卖。书商唯利是图，刊印时文的出发点与朝廷完全不同，所以，摘抄片段以供考生拼凑的印刷物也就出现了。前引黄潜善奏章，说明宋徽宗年间时文刊印传播的问题就已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充分重视。大量的时文得以编辑刊印，前提是要有更加大量的模范时文供其选择，尤其是每次省试、殿试名列前茅者的时文，更是书商追逐营利的对象。也就是说，越到后来，不同的时文刊印本就越多，积累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多。北宋后期，还是个别官员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到了南宋，就引起了众多官员的频频关注。

南宋自“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之后，进入一段和平发展时期，朝廷开始整顿时文刊印贩卖的系列问题。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朝廷诏云：“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里图籍兴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及将举人程文令礼部委太学官点勘讫，申取指挥刊行。”^{[14]刑法二，p6554}这里关注时文刊印贩卖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时文的贩卖范围，不允许贩卖到境外，有文化垄断之意。从文化角度着眼刊印的是时文，从军事角度着眼刊印的是“江程地图”，两者贩卖到境外，都会对南宋政权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是否符合事实是另一问题，起码可以说明朝廷对时文刊印传播的高度重视。二是时文刊印传播的审核权，要求由太学官员点勘，朝廷统一指挥，方可刊印发行。即朝廷非常关心刊印时文范本的质量，要求统一纳入朝廷管理的范围。

宋光宗即位，绍熙元年(1190) 发布更严厉的诏令：“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板，仍立赏格，许人陈告。有敢似前冒犯，断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余州郡无得妄用公帑刊行私书，疑误后学，犯者必罚无赦。”^{[14]刑法二，p6557}建宁府是书商聚集地区，是科举书籍集中刊印地，朝廷意欲禁绝私人刊印贩卖时文范本，将这一权力完全收归朝廷。而且，这里明确点出“策试文字”，可见南宋刊印的大多是应策时文范本。另一方面，“策试文字”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甚至讨论的是朝廷的敏感话题。如建炎二年(1129) 策问云：“迎亲之使接武在道，而敌情未孚；保国之谋刻意在兵，而军势未张；躬纯俭以厚本，而骄侈之习未悛；扩大公以示训，而私枉之俗尚胜。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迷之心。田亩未安，旱蝗害岁。”^{[14]选举八，p4374}这里讨论的是战守军务、朝廷整顿、农田收入等重大问题，南方朝野的种种观点确实不宜让北方金人获悉。每年的殿试策问紧跟当下朝廷的政治动向，朝廷当然对应策时文范本的刊印和传播有更严格的管理。

另一类朝廷管理是针对作弊类的刊印和传播的。嘉定十六年(1223)，国子博士杨璘要求：“申严怀挟之禁，仍下诸路运司，令州县拘收书坊挟袋、夹小板，并行焚毁，严立罪赏，不许货卖。自临安府书坊为始。”不久，礼部国子监据太学博士胡刚中等言：“怀挟之禁，非不严切。近来场屋违戾，书坊规利，撰印小册，名曰夹袋，以便其用。若不痛革，此弊日滋。欲从礼部行下诸路运司，遍州县，应书坊夹袋、小板怀挟，日下焚毁，不许货卖。严立罪赏，务在必行。”^{[14]选举六，p4354}拼凑或抄袭，败坏科场风气，朝廷当然要予以严管。只是随着朝政的腐败，此类管理越来越流于表面文章。商人唯利是图，朝廷政令往往是一纸空文。

朝廷严格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时文的传播。当时南北对峙，朝廷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繁多，点勘、出版、发行时文一事时而被搁置。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礼部尚书黄由等奏言：“窃见向来臣僚奏请，凡书坊雕印时文，必须经监学官看详。比年所刊，醇疵相半，未足尽为楷则。策复拘于近制，不许刊行。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14]选举五，p4323}朝廷即诏从之。臣僚们敦促朝廷严格审核“书坊雕印时文”，并及时将优秀时文送“国子监校定”，连同原来优秀时文选本，“并付刊行”，亦见这方面工作的拖沓滞后。开禧元年(1205)，权礼部尚书萧逵等再为此事上奏，云：

窃观比年场屋之文，气体卑薾，词藻浮虚。以经学言之，则未尝精思熟究，安能探索微妙？以史学言之，则未尝博览强记，安能贯通颠末？此外，如诸子、前贤文集，则罕曾诵习，皆用时文套类。是以学多寡陋，文多凡下。其间学粹而文典者，百不一二。曩岁，知贡举者荐请于朝，令监学官选择时文百篇以为模楷，有旨从之，然竟寝不行。臣等究其源流，盖缘畴昔以儒决科，而今显官者甚众，使监学官遽去取于其间，则未免爱恶之嫌，是以虽有诏旨而中格也。乞检会指挥，委监学官公共选择绍兴以来累举所取六经义、诗赋、论策，撷其文词典雅，学问该赡，而脍炙众口，可传诵习者数十篇，特令刊行，使士子有所矜式。如是累举时文委有可称，其人见仕于中外，并免预选择之数。庶几无爱恶之嫌，易以拣选。仍限三阅月了毕。如此，则虚浮之文可归于典实，多士幸甚。^{[14]选举五，pp4327-4328}

官方刊印时文，就有诸多牵制，甚至要考虑照顾到科举出身的当今显宦者之情面。这是官方管理带来的又一弊病。

庆元以来，韩侂胄等指朱熹理学为“伪学”，竭力排除科举考试中理学之影响。朝廷对时文之审查管理，特别关注是否与朱熹学说相关。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臣僚言：“日者士风趋伪，缪相传习。于是场屋之文，始有肆为迂僻者。臣淳熙间蒙孝宗赐对，乞将日来妄立名字，私著论说、策议、讲解、杂文等，遵用旧法，非经国子监看详辄刊行者，并令毁板。得旨从之，而伪徒蓄怨，施行未竟，而祸已及。今幸众正复开，文风知向。方多士计偕，近在来春。乞明诏四方，务为纯正之文，有袭前弊，必行黜落。仍饬有司，公于去取，稍或徇私，当令台谏预考校者机察以闻，重置于罚。”^{[14]选举五，p4324}党派政治和权力之争，渗透到科举考试，朝廷对时文刊行的管理增加了新的变数。

官方强化管理，或书商私人刊印销售，各有弊病和长处，最终取决于市场选择。宋代时文就在官方管理、利润追求的多方作用下，迅速得以传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之科举制度与一代之文学创作相互影响、渗透，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落实到各个具体环节或互动过程，宋代时文传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宋代士人为追求功名而收集、研习时文，宋代书商借机选择、编辑、出版时文集子，朝廷也期望在其间起到主导或引导的作用，科举制度是时文传播的惟一推动力。换一个角度，时文的广泛传播改变着宋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宋人的“好文字、好才学、好议论”，与时文的深入持续研读密切相关。从科举与文学互动的角度，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时文传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