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新中国的成立，启航了在社会主义范式引导下对“怎样建设新中国”这一重大发展问题的艰辛求索。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深刻把握，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为主题的科学发展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先河。

新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基本形成并鲜明对立、对抗的态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建设上学习和效仿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5]305。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暴露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种种弊端和问题，也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思考。对此，毛泽东指出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他看来，在一个人口众多但又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有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才契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科学原理。1958年，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示上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6]305的发展方针。“针对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领导和管理体制过度集权，未能兼顾各方利益，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问题，毛泽东提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并将其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7]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是独立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拒斥拿来主义、食洋不化，力戒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但同时又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6]380。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行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统筹兼顾”“搞好民主集中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务必”等重要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8]。

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发展愿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5]341深谙落后就要挨打历史逻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意识主导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开创性地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从“摆脱落后和贫困”的首要目标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基本概念。1957年2月至3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与工业、农业现代化相提并论。1959年末，他在“三个现代化”基础之上加上“国防现代化”，完整、清晰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如果将‘科学’与‘文化’作区分，毛泽东实际上提出的是‘五个现代化’。众所周知，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9]着眼于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社会化程度低下的现实国情，毛泽东把这一目标的实现分别划分为50年、75年和100年三个时期，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勾画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主体和基础。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环境要求中国迅速地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稳步转变为富强的工业国。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基于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把握，要求“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0]341，并把这一任务写入党章。在坚持走工业化道路的同时，如何兼顾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协同推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毛泽东汲取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于1958年提出协调推进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思想。后期，他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这些发展思想内蕴深刻的发展哲学辩证法，是全面协调发展观的初步显现。1964年12月，周恩来强调要分两步，用36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应该说，这一战略构想是契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总之，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道路的主要奠基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外交困、鲜有经验可循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不仅在理论层面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理论奠基、方向导航，而且在实践上完成“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更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问题”^[1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前提、经济基础和制度根基。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迈开了中国发展的新步伐。从广泛意义上讲，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均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展开。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一度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世情国情党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开启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新步伐。邓小平鲜明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进行了重大升华。随后，邓小平分别用“首要任务”“根本任务”“中心工作”等概念范畴来彰显“发展”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现实意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概言之，邓小平发展战略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发展，二是强调速度，三是突出战略重点^[12]。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西强我弱的态势将长期存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现象日益显现。“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3]538，将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并体现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地将发展提升到“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战略高度并同执政党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更趋增强，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越发激烈，国内贫富差距日趋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更趋紧张，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4]11，将发展放置于“第一要义”的战略地位。从“中心任务”“硬道理”到“第一要务”再到“第一要义”，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战略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

发展布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各要素整体把握和总体谋划。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告诫全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5]28，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他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共存共生、不可或缺的辩证关系。世纪之交，面对发展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或弱化政治、文化发展的现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13]490，这是首次提出“政治文明”这一重要范畴。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将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初步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依循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其他建设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纳入“三位一体”的总目标体系，实现了涵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的“四位一体”总体架构。在此基础上，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并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从而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部署。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和整体性认识的渐趋全面。“总体布局发展的实质在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在于社会的科学发展。”^[16]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研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此为基点来设置发展的中心任务和目标环节，调整发展的重心和节奏，不断深化对发展质量的综合认识，合理地处理了改革进程中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引入更加科学、规范的轨道。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发展滞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并未充分显现。为此，邓小平提出要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在速度与效益的发展序列上，将速度放在了首要的地位。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平均发展的不可能，邓小平强调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此，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相较于“公平”，“效率”被放在相对优先的地位，这其实也是“速度优先”的间接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统的发展模式暴露出诸多负面问题，发展的效益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越发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江泽民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继而，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17]19。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建党九十五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效率优先”到“注重公平”，最后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反映出伴随历史条件的转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和重心也在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质量的认识更加深化和全面。

总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持续探索，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重心不同、节奏不一、外延内涵有所区分等阶段性特征，但一贯的立场是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展现了党对发展观的理解从不太自觉到具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从碎片式的感觉形态到成熟的科学内涵形态、从传统型坐标到现代坐标、从民族视域到世界历史进程的视域、从经验性的体验到理性智慧的自觉驾驭的过程。”^[18]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综观大势、统揽全局，围绕深化改革这一时代主题，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聚焦发展问题，顺应发展规律，满足群众诉求，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重大升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综合判断国内外发展大势，适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时代大逻辑。当今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虽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但加快自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仍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影响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乏力，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增长低迷，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不定、风险加大，许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战略的完善来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汲取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占据时代发展制高点，是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在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发展优势的战略抉择。“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新概括、新判断，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稳放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重在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指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我国经济新常态既具有经济增量可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驱动力趋于多元、市场活力得到释放等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贫富差距较大、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外资控制我国产业增大、非公经济占比增大等一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19]新常态带来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唯有主动适应，科学把握，积极作为，才能抢占先机，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反之，如果忽视漠视、被动应对甚至逆势而为，必然会延误战机，错失良机，付出代价。五大发展理念遵循经济规律，创新发展思路，具化发展路径，展示发展大势，与新常态相互贯通，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是把握发展新特点，顺应发展新要求，主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阶段性目标和发展全局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价值指向，又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五大发展理念主题主旨相通、目标指向一致，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承接、相呼应，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抓手，是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

其中，创新突出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旨在破解我国发展质量不高、动力不足的问题。当前，原有依靠要素推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破解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系列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协调是政治建设的根本宗旨，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破解发展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的根本做法。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四化”发展不同步的问题逐渐显现，掣肘发展质量，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唯有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兼顾各阶层各区域各领域的利益诉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底色和原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致力于破解我国发展中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我国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走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绿色生产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共享，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破解对外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的问题。顺应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大趋势，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然是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协同推进、深度融合、互利合作。文化开放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共享是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社会愿景，是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举措。当前，诸如分配不公、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制约和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少“短板”要补，为此，要坚持发展的共建共享和渐进性原则，推动利益共享、服务共享、机会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而无往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唯有理论的清醒与坚定，才会有实践的自觉与深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理论的指导并与时俱进创新理论，才会有发展道路的行稳致远和越发宽广。“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念就没有方向。”理念是思想的领率，是理论的灵魂。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的接力探索、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歌猛进，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适时提出科学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要义”再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每一次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重大变革无一不带来发展实践的重大跃升。时代不断推演，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理念创新也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聚焦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问题和“短板”，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民生导向的有机统一，深层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科学回答了适应新常态“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对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复杂内涵、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重大升华。

一言以蔽之，发展思想的科学与进步，铸就了发展实践的奇迹和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建设与改革时代主题的历史转换，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关涉发展的根本性命题进行了深入不懈的探索，建构与形塑了既依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正是在这一系列科学发展思想指引下，中华文明、科学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在几十年历史画卷铺陈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前景。新形势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期“变”和“不变”的深刻内涵，要继续以科学发展思想为引领，承接历史，开创未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续写中华民族的新辉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