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quiry into the Organ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态哲学思想？这是意识形态较量的新议题。有的论者认为，生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未免危言耸听。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同意以上这些判断。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认真地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他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193在详尽考察和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科学背景(生物进化论和农业化学等)的前提下，有机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价值。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涉阶级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只要私有制存在，这一方法就永远有效。当这一方法在美国甚至是在中国受到了普通公众甚至许多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的时候，有机马克思主义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阶级问题的独特思路和重大贡献，并且公然申明“阶级分析非常重要，富于启发”^[2]。进而，他们指出，阶级分析方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生态哲学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价值。在追究生态灾难的成因方面，单纯的生态主义往往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工业主义和工业文明视为问题的“深层”原因，而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作问题的“浅层”原因，甚至将之悬搁了起来。例如，一些论者认为，与马克思的预言(在福特主义的危机时期之前是有效的)不同，“劳动对资本的真实依赖”“工人知识的剥夺”和“将全部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等问题，在今天具有全球竞争性的社会中都在退却。因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生态议题上存在着失效的可能性。同时，工人阶级的解放也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之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生态哲学研究的主要的科学方法。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已经成为一个阶级问题；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对于主要分布在世界南半球的穷人来说，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愿望已变得遥不可及。尤其是，穷人将为全球气候变暖买单，富人却逃之夭夭。因此，“或许可以把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和阶级斗争的辩证分析作为一种永恒真理，而且他的许多见解对我们的时代仍然具有巨大影响”^[1]153。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意义。

(2)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生态价值。按照共同体思维的路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生态思维是一致的。简言之，共同体就是人和其他创造物(自然)共同组成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不仅人们之间的生活相互交织，密切相关，而且人们之间的生活会影响到自然秩序，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这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因此，阶级、阶级斗争自然会影响到自然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按照生态思维，生物都是由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所处的生态和社会系统构成。在这些关系中，每个参与者都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目的，甚至连我们的个性特征也是通过这些共同体的相互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每一共同体的性质，进而也影响了共同体中成员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的研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思想，正如物理学中的原子论与自由个人主义的融合一样”^[3]。的确，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作具有相互规定和设定的有机整体。例如，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分离和对抗为特征。显然，对阶级社会的生态学理解以及对生态社会的阶级分析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总之，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结构及其实践，不仅在蹂躏和掠夺人类自身，而且也在蹂躏和掠夺整个地球。因此，就其核心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而且必须是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1]74。质言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具有明确的生态哲学意蕴，是生态哲学研究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在坚持阶级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底线的同时，发现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生态哲学价值。

与那些借口晚期资本主义新变化而宣布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过时”和“无效”的论调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从300年前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滥觞到如今垄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关于其本质属性，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已经揭示了，认为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及消费模式，内含着与自然、社会对立的基本矛盾且愈益加剧。当前，就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现象本质来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运作，将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之又少的集团手中，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霸权，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制度建构的结果。”^[4]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资本批判理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1) 马克思主义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的思维框架。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指主体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的反常现象。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现实的支配一切的力量，导致了一切关系的扭曲和畸变。马克思指出，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劳动行为的异化、工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由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生态异化。就其实质来看，“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5]165。尽管马克思早期将私有财产看作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事实上，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产物和结果)，但是，他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结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这样，通过批判异化劳动，马克思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历史进程。据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为反思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1]75。尽管马克思表示自己是在哲学家易懂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但是，异化是一个充满辩证张力和革命批判的术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三大拜物教批判理论精炼了异化理论的上述精神。马克思运用这些概念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导致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

(2) 马克思主义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物质变换(Stoffwechsel)表明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材料、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人与自然建立起了有机联系，这样，人才能维持其生命和实现其发展。因此，物质变换是一个典型的生态学过程。动物通过本能方式实现物质变换，人通过劳动实现物质变换。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具体来看，“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6]。这样，通过物质变换断裂概念，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城乡对立的资本主义根源，而且科学地揭露了生态灾难的资本主义病因。因此，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断裂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核心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之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指出，“任何人类生命的自然存在都以三个方面的深度统一为前提条件：人类生命、其他生命形式、这个星球上养育这些生命的物理和化学条件。所以，分离这三个方面就是非自然的。在劳方和资方的分离中，资本家最终把工人与他们自己的生产条件相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逐渐地忘记了生活和工作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已被排除在它的考虑分析之外，直到这个星球开始强烈地提出抗议”^[1]196。这样，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就使马克思主义资本生态批判理论建立在了科学基础之上。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资本批判指向。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资本批判指向表明这种哲学是革命的生态哲学。

由上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因此，我们不能贸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未承继或坚持任何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7]。众所周知，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批判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底线。如果放弃这两点，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世人将上述两点弃若敝屣的情况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坚信、坚持和坚守，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坚持和坚守吗？当然，我们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此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哲学之间的天然关联”，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联系起来”^[1]11。这样，如同福斯特发现“马克思的生态学”一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发现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使其自身具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尽管承认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哲学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又认为，“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界构成了阶级斗争的背景，但它只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质料’、原材料供应者以及工作场所而存在。它也许是人类斗争得以展开的舞台，但它本身并没有被充分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1]68。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缺陷”，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的问题。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福斯特已经完整地勾勒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完整画面，但是，由于时过境迁，有必要在生态上重塑马克思主义原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塑的理由，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适应自然科学新发展的需要。目前，突现现象研究、系统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理论是自然科学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因此，不能停留在生态学的陈旧知识上看待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转换”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第二，适应环境保护新进展的需要。以布克金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证明了为什么必须同时纠正人类社会的阶级控制模式和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控制模式。这样，就形成了“新环境主义”。因此，没有必要排斥性地把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研究看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的东西。第三，适应资本主义新动向的需要。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的特征，尤其是西方跨国公司成为造成和加剧全球性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为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具体状况和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多种多样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发展，这并没有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它表明，作为一种治疗资本主义社会与环境问题的社会经济替代方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然有用”^[1]225。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重塑，才能有效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第四，适应社会主义新实践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重塑显得极为重要。一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内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自然演进的一部分。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鉴于上述“新情况”，有必要在生态上重塑马克思主义。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塑的理由极其勉强。第一，尽管生态学取得了新进展，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而不是发展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旧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每当自然科学出现了一项新发展都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关系。第二，尽管社会生态学扭转了生态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其实质是生态无政府主义。如果连拒斥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么，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解体。同时，自然支配是阶级支配的表现。在没有消除阶级支配的情况下，单纯消除自然支配的诉求必然是无力和无效的。第三，尽管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有效。关键是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存在着多元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提出的理论创新概念，而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单纯的民族性的独创。

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但是，如果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就难以保持其自身的本质规定，会成为非马克思主义。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就是要在有机哲学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塑的要点，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保留福斯特所发掘和阐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唯物论、历史观和辩证法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必须以新的方式对之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拓展。第一，发展反映自然进化中新质涌现的唯物主义。今天，仍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事物的解释应该期望得到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释。但是，这远远不够。现在，必须看到自然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的动力和主体，包括所有文化和观念复杂系统中的人类主体。因此，必须发展“广义的自然主义”。“广义的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1]201这种自然主义就是反映自然进化中新质涌现的唯物主义。否则，唯物主义必然是机械主义。第二，发展包括思想文化历史在内的促进社会进化的全部因素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固然应该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但是，不能就此止步。历史观研究也应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这样看来，“文化资源的多元也导致应用的多元化。例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文化的独特特征会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语言文字、文化实践和宗教方面的复杂差异会引起深远的变革，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新形式，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文化的变异性，所以，即使在非常具体的状况下，也更容易构建为了整个社会和地球福祉的具体的建设性纲领”^[1]203。这样，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适应性。第三，发展包括物质辩证法和文化辩证法在内的辩证法。物质辩证法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文化辩证法。否则，辩证法就是不完整的。其实，“ 文化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一样重要，因为历史也证明了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不仅包括实物结构，而且还包括众多的思想、价值观、惯例、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并深刻影响着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1]70。现在，需要真正地以一种辩证方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包含所有辩证关系意义上的辩证法，会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解决每一种矛盾的形式和方案。显然，以新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重塑的内容难以成立。第一，尽管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但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向上提升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516显然，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具有生态哲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出，人类实践促进了自然向人的生成，导致了“人化自然”的出现。其实，人化自然就是人和自然、文化和自然的协同进化的过程。因此，广义自然主义不仅不是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反而是其哲学立场的倒退。毕竟，自然主义只是唯物主义的不贴切的表述。第二，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尽管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观具有社会系统动力观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生产是一个集成概念，主要指物质生产，但也包括自然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等生产形式。至于文化适应性问题更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题中之义。例如，针对一些人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理论视为普遍的历史哲学的误读，马克思严正地指出，由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是超历史的”^[8]。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包括文化历史意义的历史观，大有画蛇添足之势。第三，尽管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但是，也充分肯定了思维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显然，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是统一的，包含着文化辩证法的向度，因此，根本不需要在此之外再发展一种新的辩证法。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的实质，就是要用怀特海主义的宇宙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一般哲学基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有机马克思主义。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已为当代的一些深刻见解打开了大门，这些深刻见解在其他理论体系中是找寻不到的”^[1]252。其实，这种“深刻见解”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就是要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出场鸣锣开道。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而在于在发现和确证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如何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福斯特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地包括一个科学的“生态学”(生态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对于研究和解决当下的生态议题仍然是科学的哲学基础。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发展。他们指出，“我们使用‘有机’这个词作为涵盖性术语来表达正诞生于这个星球的这一文明的主要特征：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简言之：生态的”^[1]261。在他们看来，只有有机马克思主义才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未来。其实，这一判断言过其实。

生态哲学是反思人和自然关系的哲学总和，包括生态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生态重塑，首先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塑一个生态哲学体系。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理论纲领是什么呢？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下哲学观点：第一，有机共同体的世界观。自然界是一个共同体，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共同体。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1]149。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共同体就是有机共同体。显然，有机共同体世界观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第二，文化嵌入式的方法论。为了扭转“一刀切”的错误，“‘有机’要嵌入在它的环境里。它有生命，而且在不断变化。它在一个时空内运行良好，但可能它并不适合另一个时空。它反对‘一刀切’的心态”，尤其是“有机的人类社会必须与有生命的而非有威胁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2]。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形成了表达生态方法论要求的文化嵌入式方法。第三，为了共同福祉的价值观。共同福祉是一种兼顾个体福祉和社会福祉、民族福祉和世界福祉、人类福祉和自然福祉的最高福祉。其中，“我们个人的健康与福祉是和这些共同体或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福祉密切相关的”^[10]。这是由于，人类是自然共同体的产物。可见，为了共同福祉的价值观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上述纲领既反映了生态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也具有浓厚的有机哲学色彩。第一，有机共同体思想是在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等有机科学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怀特海主义有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普遍联系之网上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方面，认为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反对生态演替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英国科学家坦斯莱于1935年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生态系统就是生物有机体和其环境构成的整体。这一概念为生态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奠定了基础。系统科学也揭示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今天，生态科学已经成为系统科学的典型样态。同样，怀特海认为，人与自然是具有内在关系的整体。显然，有机共同体概念是上述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就用系统思维取代了实体思维，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观的生态变革。第二，文化嵌入式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特殊性学说和怀特海主义反对“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学说的融合。根据矛盾特殊性学说，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转移为转移。怀特海将“一刀切”的形而上学称为“误置具体性的谬误”。“这种谬误表现在，当现实存在仅仅被作为某些思想范畴之实例来考察时，忽略了所包含的抽象的程度。”^[11]即误把抽象作为具体。因此，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避免这种谬误。文化嵌入式方法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怀特海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共性，进一步批判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但是，他们将文化主要归结为宗教，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归结为与宗教的结合。这不仅混淆了宗教和实际的界线，而且遮蔽了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在文化(实际)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第三，为了共同福祉的价值观将人类福祉和自然福祉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具有结合马克思主义和怀特海主义的特征。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要“关注阶级不平等问题”，要将穷人作为价值关注的中心。这样，它就与生态中心主义者的那种白人男性中产者的阶级特征区隔开来了，而且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将自然也作为价值的中心，具有怀特海主义色彩。如果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存在着将价值泛化的危险，难以与万物有灵论和物活论划清界线。这恰好是提出和倡导内在价值的深层生态学的根本哲学局限，也是生态中心主义难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福斯特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生态唯物主义”和“生态辩证法”。其实，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纲领具有视域融合的特征，但却难以圆润和圆满。

生态哲学应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应该直接面向和指向生态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全方位的社会调整，人类才能走向生态文明。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实践方案是什么呢？围绕生态文明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如下选择：第一，经济的有机选择。针对大工业的弊端，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在生产力上，应该回归比较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制造业的本土化，这样，可降低对自然的依赖和压力，可维护自然的可持续性。与之相应，在生产资料上，应放弃公私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发展公私混合所有制，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促进民主的发展。第二，政治的有机选择。资本主义是一个既对穷人不公不义又对自然不公不义的社会，“并不存在生态资本主义”^[12]。因此，必须首先变革权力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权利、民主等价值观充分实现的社会，是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要避免暴力革命。第三，文化的有机选择。转向生态文明，必须高度关注文化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树立全球共同的公民价值观。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科学或宗教都不能单打独斗。因此，“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13]。只有二者联手，才能有效拯救生态危机。第四，社会的有机选择。必须将人的生存需要置于首要地位，要将实现共同福祉作为分配制度变革的重要导向。最终，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政策。在此基础上，应该立足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来实现共同福祉。

上述方案兼具革命和改良的双重色彩，在红色和绿色之间摇摆。一是在经济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回归传统农业模式和制造业本土化的主张有助于第三世界摆脱依附的状态，实现自主性的发展，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支配的特质。但是，这种主张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有否定先进生产力之嫌。事实上，生态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和基本特征。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看，公私混合所有制或许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公有制才代表着未来方向。况且，在对待作为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自然财富的问题上，私有制和公私混合所有制都是无效的。对此，我们既应警惕“公地悲剧”，也应防止“私地闹剧”。二是在政治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向往具有政治激进的色彩。当然，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问题不是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此外，当统治阶级不肯放松对人民和地球的统治时，暴力革命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具有明显的有机哲学色彩。三是在文化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此外，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在造物主的意义上理解宗教，宗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和科学的结合难以实现。这是由于，二者对世界的认知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阵营。此外，宗教的社会影响更为复杂。有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鲜明的有机哲学特征。四是在社会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生存需要置于首要地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关怀；将共同福祉作为分配方式改革的方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理想。但是，他们将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作为实现共同福祉的理想选择的看法，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与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立场较为接近。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向往的社会主义，是有机社会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生态文明，是后现代的生态文明，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因此，将之一味地移植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

总之，有机马克思主义试图将怀特海主义的宇宙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在生态哲学上结合起来，兼具怀特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色彩，因此，我们不能贸然断定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新发展”^[14]。在我们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方向，只是进一步推动了有机哲学的生态哲学转向。换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有机解读和有机应答的特定范式。

今天，只有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现实关切，以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方向，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最新科技成果为科学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我们才能在视域融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创新发展。这或许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现”和“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给我们留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