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lural Conception of Agricultural Book in the Ming Dynasty

葛兆光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思路对于农书的研究也有所裨益^[6]。因为目前对于古农书的认定与分类基本均是以农书本身为准，但是在明代一般士人眼中，“农书”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恐怕才是当时颇为主流的农书观。为了探讨这种“一般的农书观”，我们不妨借助大型古籍数据库来进行“e-考据”^①，而当前最为全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非“中国基本古籍库”莫属^②。因此，笔者利用该库全文检索了明代诸种文献中出现“农书”二字的情况，一共有345条记录，但是在这些记录中，大部分都是特指某一种书籍，而非作为概念而泛言的“农书”，例如陈子龙在《上张玉笥中丞》一文中提到“徐相国农书缮录呈览，治水明农，同源共贯”^[7]，这里乃是特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又如很多“农书”条皆与“神”或“劝”字相连，构成“神农书”与“劝农书”，这也不是作为概念的“农书”。此外，还有一些文集出现重复著录或著录了某些前人诗文的现象，这些也应该删除。如此一来，能够代表明代“一般的农书观”的条目大约有56条。考察这些文集中的“农书”内涵，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笔者每一类型略举例若干制成下表。

①“e-考据”乃是台湾学者黄一农提出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网络电子数据库进行考据活动，有关这种方法的运用，具体可参考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另，笔者如下的讨论乃是受到梁仁志最近关于“弃儒就贾”问题研究的启发，相关论文可参考梁仁志：《“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63-180页。

② 根据爱如生官网上的介绍，“(中国基本古籍库)总计收书10 000种、17万卷；版本12 500个、20万卷；全文17亿字、影像1 200万页，数据总量350G。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期内容总量相当于3部《四库全书》。不但是全球目前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汇总。”参见http://www.er07.com/home/pro_3.html。

首先来看模式一，这一模式下的诗文都透露着“经世”的内涵。左光斗在其奏疏中提到“农书”的原因，乃是为了解决“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无其人”的问题，通过讲求“农书”达到“屯田西北”，由此可以“足饷足兵”^[8]。另一方面，李开先所引“李泌上农书”的典故，也在另一篇具有“经世”关怀的诗文中出现。郑真在其《荥阳外史集》中收录了他谪居边地的友人“孟教授”所写的一首诗，诗中“孟教授”虽然感慨自己在边关谪居的痛苦，但还是心念朝廷，仍在末尾写下“欲写农书进，难凭尺素笺。”^[9]这里的“农书”并不是实指某一种农书，也不是说“孟教授”与上表所列“李开先”真的要写一部“农书”，而是暗示自己愿意(或不愿意)作李泌那样的臣子，史载他进“农书”的目的是为了“以示务本”^[10]。因此，在引用“李泌上农书”之时，“农书”亦是与“经世”牢牢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除了这三条以外，笔者未见明人诗文集中有如此使用“农书”的情况，因此，或可认为“农书”与“经世”这种联系的感知并非广泛存在于明人的观念世界。

模式二中的“农书”则较为单纯的指向农业生产技术。如该模式下的第一条诗文，乃是表达农书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指导性意义，这体现在农书具有“占岁”的预测功能。这种对于农书的认识广泛存在于明人的诗文中，屠隆在另一首诗中也写道：“父老农书占有年”^[11]，朱长春则有诗云：“夜发农书占岁事”^[12]，等等。当然，农书除了“占岁”之外，还包含着其他方面的知识，上表模式二第二条诗文揭示了明人将有关“莴苣”“蔓菁”等蔬菜方面的知识也算作农书的内容，除此之外，耕桑稼圃之事自然也是农书应有之义，田艺蘅的诗正表达了这一点：“渐知学稼非容易，借得农书手自抄”^[13]，而黄省曾的诗将“蚕桑”也纳入农书之内：“少小爱桑麻，农书凡几家”^[14]。以上可见，在部分明人诗文中“农书”只是帮助农业生产与记录农学知识的工具而已。同时在传统社会，农业乃是根本性的产业，对于农书的推崇恰与儒者所言的“务本”相通，因此见模式二第三条诗文，农书在单纯的技术性指向之外也具有“务本持家”的内涵，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郑文康的诗中：“百年茅屋传家物，一卷农书教子方”^[15]。

最后，在模式三中，农书与“经世”“技术”都没有了关系，在这里农书常与“已与人间万世疏”“漫拟王符成小隐”“乐与山间草木俱”等强烈表达“归隐”的诗句共同出现。曾雄生曾指出“隐士与农业的联系最为紧密，这种联系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因而对于中国农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6]，而从笔者检索的诸条目来看，其中确实是将“农书”与“归隐”挂钩的诗文最多，除了以上所列之外，用“农书”表达这一心情的诗句比比皆是：“指点杯盘无别馔，坐谈筐箧有农书”^[17]，“露气萧森生草堂，农书药里两相忘”^[18]，等等。此外，道家是被认为与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着莫大关系的学派，同时，道教理论体系也蕴含着部分农学思想^[19]，因而在明人诗文中有不少语句都将农书与“道家”“道书”相联，例如李开先有诗云：“不材真朽木，有味是新蔬。此外读书否，农书与道书”^[20]，骆文盛则写道：“农书时自检，道侣日相携”^[21]。

综上所述，明人诗文中的农书一般有着“经世”“技术”“归隐”三个层面的指向，其中后两种才是主流。换言之，明人“一般的农书观”可以概括为：在内容上，强调农书是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在意象上，则多赋予农书“归隐”的内涵。此时，农书的对象只能是那些实际从事农事活动的士人，以及在士人指导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民。

余嘉锡在论及中国古典书目作用时强调书目的意义在于：第一，“论其归指，辨其讹谬”；第二，“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三，“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例，并究其本末”^[22]。由此可见，考察明人的书目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的农书分类与认定情况，甚至可以窥视时人对于“农学”的认识。据王国强的研究，有明一代书目撰写十分繁荣，尤其以私家目录的修纂为盛，除去那些偏重于刊刻、戏曲、僧道的专科性书目，明人修撰的公私书目有近170种之多，其中有150种左右都是私修目录^[23]。但是，这些书目大多已不存，现存的大约只有30种。再除去其中后人伪造的几种书目^①，笔者实际可见的明代目录只有21种。

① 这些书目包括：《菉竹堂书目》《世学楼藏书目录》《玄尚斋书目》《近古堂书目》等等，相关辨伪情况可参考李丹：《明代私家书目伪书考》，《古籍研究》2007年卷上，第134-144页。

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史经籍志》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书实际当为“史志目录”，只是明代史志目录尚存仅此两种，故不别而立类，《国史经籍志》乃是源于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国史，故此书虽为焦竑个人撰修，仍视其为“官修书目”，《续文献通考》乃是王圻致仕后的私人撰著，故入“私修目录”下。

首先来看官修书目中的农书观。虽然上表显示尚存的明代官修目录有9种，但是其中有7种书目皆未设立“农家类”或“农圃类”，如孙能传等人修撰的《内阁藏书目录》，被认为是明代仅次于《文渊阁书目》的官修目录，但是该书分类颇无头绪，张钧衡称其为“部类参差、殊鲜端绪”^{[24]卷末《跋》，p943}，是书虽有“子部”，其中却无“农家类”，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等书籍收在了“杂部”中^{[24]卷8《杂部》，p937}。官修书目中仅有《文渊阁书目》和《国史经籍志》设立了“农家类”，通过对这两种书目农书收录的比较，可以发现两书对于农书的认识几乎是相同的。请先看《文渊阁书目》的收录情况：

以上可见，《文渊阁书目》“农家类”基本只收录了传统的“农桑”书，既没有花、茶谱录，也没有畜养兽医类的书籍。这种对于农书的认识，在《国史经籍志》中也是如此。后者在史部中设立了“时令”“食货”等小类，又设立了“酒茗”“食经”“种艺”等三级目录，以此收录花果谱、茶酒谱等书籍^{[26]卷3《史类》，pp346-349}，而在子部农家类下则仅有《农桑辑要》《栽桑图》等传统的“农桑”方面的书籍著录^{[26]卷3《子类》，p425}。此外，《国史经籍志》“农家类”后的一段论说，或能代表了官修书目对于农书的认识，请看：

圣王播百谷，劝耕稼，以足衣食，非以务地利而已，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而主势尊。人农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人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流徙，而无二心。天下无二心即轩辕、几籧之理不过也。今大江以南土沃力勤，甲于寓内。而泄卤瘠空，西北为甚，雨泽不时，辄倚耜而待槁，淫潦一至，龙蛇鱼鳖且据皋隰而宫之，岂独天运人事，有相刺戾哉！斯民呰窳偷惰，而教率之者疏耳。古有农官，颛董其役，而田野不辟则有让，播植之宜，蚕缫之节，如管子、李悝之书多具之，惜不尽传。姑列其见存者于篇^{[26]卷3《子类》，p425}。

上文所引，除却焦竑对于明代农业生产现状的感慨之外，基本表达了一种对于农书的认识，即农书是专指那些“播百谷”“劝耕稼”，探讨“播植之宜，蚕缫之节”的书籍。因此，笔者认为明代官修书目的农书观颇为狭隘，它基本继承了北宋《崇文总目》的农书认识，即将农书限定在“农桑衣食”之上^[27]。

与官修书目不同，明人的私修书目大多都保有“农家类”，仅《李蒲汀家藏书目》《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得月楼书目》四种未专门设有著录农书的小类。这倒不是说这些书目未收录农书，而是以上四种书目，除却《脉望馆书目》外，均未有严格的分类，如《李蒲汀家藏书目》乃是按照收藏的位置进行分类，其中亦有收录《齐民要术》《荔枝谱》等书，但是并未将其整合在某一类目中^[28]。即便如此，其实还是可以隐约看出书目作者对于农书的认识，如《赵定宇书目》收录了一种明代丛书《稗统》的目录，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其一百六十册至一百八十册的目录抄录如下：

以上可见，该目录虽然没有明显指出哪些是农书，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存在一定的分类：一百六十五册之前基本是与天文相关的内容，一百七十四册之后则转向了医药养生方面的书籍，而中间的“岁时类”“农桑种植”“草木花谱”则明显的具有农书的倾向。由此窥视，似乎明代私修目录中的农书观比官修目录要更为广阔，毕竟在官修书目中，“草木花谱”与“牧养”都是别立类著录的。当然，对私修目录中农书观的判断，还应该考察那些实际设有“农家类”的书目。就笔者所见，存有“农家类”的八种私家书目仅有《宝文堂书目》与上述官修目录所体现的狭隘农书观相一致。在该书目“农圃类”中，仅收录11种农书，且不出“农桑”的范围，即《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氏农书》等等，而花谱、时令等类别的农书均别而著录^[30]。除此之外的七种私修书目基本都体现了一种“扩大的农书观”，如《徐氏家藏书目》“农圃类”收录了136种农书，其中大半都是各种茶谱、花谱、酒谱，甚至还有《虎苑》《虫天志》等畜养方面的书，以及《食经》《食品纪》等烹饪方面的撰著^[31]。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世善堂藏书目录》《澹生堂藏书目》《万卷堂书目》等等私家书目中，即便是收农书最少的《笠泽堂书目》，也可从其所录书目中看出这种农书观。

此外，虽然私家书目没有如同《国史经籍志》存有书目作者对于某一类书籍认识的说明，但是《澹生堂书目》却颇为独特地在“农家类”之下又分了五个小类：“农家之目，为民务、为时序、为杂事、为树艺、为牧养，计五则。”^{[33]卷4《子部一》，p630}具体考察其中所录农书，“民务”主要著录了《齐民要术》《农说》《农遗疏》等传统“农桑”范畴的农书，而“时序”则是指《田家五行》等岁时时令书，“杂事”则包括了《本心蔬食谱》等“食品”方面的书籍，“树艺”则是各种“花草茶木”的谱录，“牧养”下有《虫天志》《牛经》等“畜养”方面的农书^{[33]卷4《子部一》，pp648-650}。由此可见，这一分类所体现的农书观与上文所引《笠泽堂书目》《徐氏家藏书目》等等所揭示的“扩大的农书观”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明代官修书目与私修书目的农书观并不完全一致。在官修书目中，农书被狭隘地限定在了“农桑”的范畴下，而在私修书目中，农书则进一步将花果谱录、畜养食品等方面的书籍也纳入其中。这种官修书目的“狭隘的农书观”自宋以来便一以贯之，乃至四库馆臣也持同样的态度：“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明不以末先本也”^[34]。而私修目录农书观念的扩大，则至少从南宋以来便已如此，而公私书目之间的分歧在于那些代表士人兴趣的“花果茶酒”谱录等是否能进入“农家类”。换言之，在书目中，对于农书的定义成为了官府知识形态与士人知识形态交锋的舞台。不少学者视明代中国是士人力量勃兴的时期，笔者以为这种勃兴不仅仅体现在对地方事务的管理与参与上，而且体现在对于知识话语的争夺中，私修书目中的农书观及其普遍流行正是士人知识形态的一种胜利。

以上两节的观察，基本都是在探讨“一般的农书观”，因为文集或书目的作者基本都没有实际从事农书的撰写。那么，对于那些“有意识”从事农书撰写的人来说，农书如何定义，它包括哪些内容，则将在本节中得到揭示。不过，从上文的探讨可以发现，明人对于农书的认识并不一致，这带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能保证本节所探讨的农书便是明人观念里的农书呢？笔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三种：第一，有些书籍题名即是《××农书》，例如《沈氏农书》《泽谷农书》，这些书籍自然属于“农书”这一范畴中；第二，通过本文第一节的检索，笔者发现某些书籍虽然未必叫做“农书”，但是在明人的文集中却被当作“农书”来认识，例如前揭陈子龙所言的“农书”，乃是指徐光启所撰的《农政全书》，这些书籍在明人的一般认识中是属于“农书”的；第三，笔者系统整理了本文第二节诸种书目中“农家类”的书籍，从中挑选出题名涉及“农”字的书籍，如《农圃四书》《农遗杂疏》等等，这类书籍毫无疑问也应属于“农书”。笔者整理了符合上述三条的农书，并将其中尚存者制成下表：

上表可见，除了最末一种《农用政书历占》外，其它诸种农书皆未有较为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种农书是关于岁时的，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方面内容亦包含在明人的一般农书观之下。与此类似的则是《沈氏农书》，该书大体可以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家常日用”四个方面，基本仍不出传统农家的“耕桑”范畴^[35]11-96。但是黄省曾所撰的《农圃四书》则不同，该书虽然题名为后世书商所加，但其中内容却为《稻品》《蚕经》《种鱼经》《艺菊谱》四篇，既有传统农家所关注的“稻”与“桑”，也有属于士人兴趣的“鱼”与“菊”^[36]。从以上农书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农书作者对于“农书”的认识似乎基本接近之前所讨论的诸种农书观，即在传统“农桑”的基础上，亦将畜养、花谱等“农艺”知识纳入农书之中。

不过明代最重要的“农学家”徐光启对于“农书”的认识似乎有所不同。上表一共引了三种徐氏的著作，其中所谓《农书草稿》乃是后人所称，况且该书除了详载“粪丹”之外，还记录了“论笔”“造强水”等“工艺”之事，似乎并不能独以“农书”视之^[37]。但是，《农遗杂疏》则至少在崇祯年间便已流传开来，根据胡道静的辑本来看，该书不仅涉及传统农书所包含的“大麦”“蔓菁”等作物方面的内容，而且也有“肥猪法”“石榴”等属于畜养、果树的知识^[38]，由此可见，徐氏的农书观似乎更接近于上一节私修目录中所体现的那种认识。可是《农遗杂疏》毕竟只是个辑本，那么，在颇为完善的《农政全书》中，徐光启的“农书”认识又是如何呢？

从该书的目录可以看出，徐光启眼里的农书应该可以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由此可见，与非专业人士的观察不同，徐氏认为农政、水利、荒政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算作农书。徐氏的观点得到了《农政全书》的作序者张浦和主要编辑者陈子龙的认同，张氏认为“农家者流”不仅包括“种树、试谷、育蚕、养鱼、耕牛之经、花竹之谱”，而且也包括“上探井田，下殚荒政”^{[39]卷首《张溥原序》，pp1-2}；陈子龙则直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39]卷首《凡例》，p4}。同时，在徐光启所译的《泰西水法》中，作序者曹于汴也写道：“太史玄扈徐公，轸念民隐，于凡农事之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40]。此外，《农政全书》卷三所引用的《国朝重农考》亦谈论的是“田制”“水利”等农政方面的内容^{[39]卷3《国朝重农考》，pp57-74}。因此，徐光启的农书观乃是一种“更为扩大的农书观”，它不仅包括了农家基本的“农桑”，也包括了士人所关注的“农艺”，更将政府所重视的“农政”纳入其中。

而且，徐氏的这种认识并不是特例，在袁黄的《宝坻劝农书》中，除了大篇幅的叙述了“天时”“地利”“播种”“耕治”“粪壤”“占验”等传统属于“农桑”的内容之外，也专门有两篇涉及“农政”方面的内容：“田制”与“灌溉”^[41]。此外，施大经的《农书阅古篇》乃是明代少见题名直接呼作“农书”的古籍，其中的内容却基本是“农政”，例如该书卷一所列若干条目：“古授田法”“古重农政”“中世防饥”“中制什一”^[42]，可见该书的主体完全是介绍“上古”的农政，而该书卷五乃是介绍明代的情况，其中内容大体包括“蠲恤灾伤”“疏决壅滞”“田赋记”等等，这也完全属于“农政”范畴。由此可见，徐光启那种将农政纳入农书之中的认识还是存在于不少实际撰写农书的士人身上。

综上所述，本节讨论了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农书，笔者从中发现这些农书中的部分内容固然颇为符合前揭明人对于农书的认识，但也出现了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农书观”的看法。这种笔者称之为“更为扩大的农书观”乃是将农政亦纳入到农书应有的范畴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便是“农田水利”与“救荒赈灾”，而这两者对于“农”的重要性几乎是明人的共识，如徐贞明在《潞水客谈》中写道：“盖劝农而兴水利，牧养斯民之首务也。”^[43]而王磐在《野菜谱》序中述说了自己撰写此书的原因：“正德间，江淮迭经水旱，饥民枕藉道路，率皆采摘野菜以充食，赖之活者甚众，但其间形类相似，美恶不同，误食之，或至伤生，此《野菜谱》所不可无也。”^[44]因此，具体到农书之中，明人的农书观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总结本文，笔者认为明人的农书观颇为多元。当他们在生活中随意使用农书这一概念时，其所认可的内容也只包括稼圃、岁时等，农书在这时仅仅指的是“农事书”；当明人开始整理农书并将其分类之时，他们对于农书的认识则略有扩大，不仅“农事书”可称之为农书，那些记载了花茶圃艺、畜养食品的书籍也可算作农书，换言之，“农艺书”也是农书的一种；但是，在那些真正从事农书撰写的人眼中，这一概念又被进一步扩大，不仅“农事”与“农艺”，而且包括了“水利”与“荒政”在内的“农政书”也被认可为是农书。因此，明人会随着对农书利用、研读、撰写的深入发展出不同的农书观。此外，通过上文的讨论，“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所面对的读者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员，笔者认为这种读者对象的分野实际反映了明代农书的三个特点：

第一，“农事书”的特点是“日用技术性”。正如第一节中常提到的月令类农书，这类书籍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极为关键。例如戴羲所撰的《养余月令》，该书每月条下分为“测候、经作、艺种、烹制、调摄、栽博、药饵、收采、畜牧、避忌”九个条目，可见大部分均为农事^[45]，再如《沈氏农书》，其“逐月事宜”之下对于农事的技术性指导甚至到了“秧界绳”“窖花草”“打油菜”等细节层面^[35]11-24。因此，明后期通书型农书如《多能鄙事》《致富全书》《便民图纂》等等，皆以其“日用技术性”而流传于世。

第二，“农艺书”的特点是“士人休闲性”。“农艺书”其实即是“花茶谱录”，这些书籍虽然有一些关于栽种技术的记载，但士人记载这些知识并不是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为了“玩赏”与“休闲”。如《汝南圃史》的作者周文华认为种花草的可以“怡神养志以销焉”^[46]，而王象晋撰《二如亭群芳谱》的目的也是为了“与同志者……相与怡情，相与育物，相与阜财而厚民生”^[47]。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谱录完全是“文人小品”，甚至不将其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农书。

第三，“农政书”的特点是“事功教化性”。与“农事书”与“农艺书”书不同，官吏们颇为看重的“农政书”在强调农学知识之外，还试图通过农书改变一个地方的风俗，除了上文所列《宝坻劝农书》之外，明代地方官员其实普遍将刊刻农书作为教化地方百姓的一种工具。如温纯巡抚浙江时刊刻了自撰的《齐民要书》，其中内容为“故遵圣谕，衍通俗歌，附诸贤关风化诗文，并世传八行图，家礼节要，庶几易晓，而以劝农桑终焉”^[48]。又如陈述在四川任官时刊刻了《农桑风化录》，据载“初，蜀地之民，不知力本，述凡巡历，劝课农桑，教之树艺，自是民用饶裕，复著为书，名《农桑风化录》，刻之”^[49]。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了明人的三种农书观，并由此归纳了明代农书的三大特点，那么，我们如何参考现代农书目录的分类去认识当时的农书呢？笔者愿作如下概括：明代的农书，就是指明代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大体可以分为农事书四类：时令占候、农具耕作、大田作物、蚕桑；农艺书五类：园艺作物、竹木茶、畜牧兽医、水产、食品加工；农政书三类：田赋田制、农田水利、救荒赈灾。此外书中内容囊括以上分类中两项以上的可另辟一“综合性”收录，如此分为十三类。当然，以上这一定义与分类只是为了研究而“假名”的，笔者始终强调“多元性”或“复杂性”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