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秦汉以来存在的一条沟通亚欧的贸易通道，它是15世纪以前连接东西方世界的主要贸易通道。丝绸之路的“发现”，历来备受争议。在学术史上，首先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曾经七次到中国考察，并于1877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将15世纪以前从长安辗转到罗马的东西方主要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后来，另一位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丝路》一书，在西方流传很广，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现今，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而我们认为，这一历史的“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张骞通西域主要是出于军事和外交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如果说，这条路是张骞发现的，那就应该称之为“外交之路”或者“军事之路”，因为张骞是官员不是商人，从来也没有贩卖过丝绸。因此，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绝不是丝绸之路的“发现”者。丝绸之路的真正发现者一定是一位商人，因为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条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之路。而这位商人，便是早于张骞通西域77年的秦国大商人乌氏倮。

乌氏倮所以能够发现丝绸之路，首先在于陕西自古就是蚕桑之地。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丝织的主要发祥地。在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冰川期，陕西是温带地区，气候比较温和。因此，黄帝夫人“嫘氏兴蚕”就是发生在陕西的故事。而《诗经·豳风》大量描绘了关中蚕桑事业的兴盛，其中最优美的《七月篇》就记载了陕西姑娘兴蚕丝织的盛况。“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周代随着养蚕、丝织技术的进步，还出现了一种绚丽华美的提花织物——“锦”。据说“织素为文日绮，织采为文日锦”。是说凡是用素色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为“绮”，而用彩色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为“锦”。而且，在周代丝绸是商品化的，周代《曶鼎铭文》就记载有“匹马束丝等于五名奴隶”的著名交换公式^[1]。秦汉时期，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方式已经完全成熟，在春天农桑生产旺季，妇女们都被动员起来从事蚕桑活动，冬天里都不得休息。《汉书·食货志》记载：“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2]卷91《货值传》}既节省成本，又有利于妇人的贞洁。宋以前中国丝织的中心在北方。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有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记载。而且，丝织的规模也很大，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2]卷24下《食货志》}。到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3]卷六，基本上是“全民皆丝”了。这都充分说明陕西是古代蚕桑生产的发祥之地和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

由于地中海贸易兴起，尤其是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崛起，欧洲人对中国商品，尤其是精美丝绸的需求大大增加，客观上需要寻求一条通向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而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恰被秦国商人乌氏倮在偶然间发现了。

乌氏倮是秦国陇上的一个贩卖牛羊的商人，公元前216年，他向秦国政府索要了一批丝绸，并用这批丝绸同他所在的部族首领交换牛羊。而他们的部族首领则用这些丝绸，向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交换来的黄金。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和散居中亚北部的塞人，通过常年的游牧生活，充当了中原与西域各国间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而东西方之间辗转的丝绸贸易直到乌氏倮手中才最终联通，大月氏也从中西交通的中转站真正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中转站。后来秦始皇在巡视云中郡时，了解到乌氏倮通过贩卖丝绸发财致富的消息，具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为了给修长城、戎南岭、筑帝陵的秦帝国开辟获取黄金的路径，便支持和推动了这一交换。他将乌氏倮册封为贵族，可以定期觐见皇帝，由此肯定了他发现丝绸之路的历史功勋。而秦始皇一生只册封过两个平民为贵族，第一个是乌氏倮，另一个是巴寡妇清^{[4]卷129《货殖列传》}。

77年后，由于匈奴的兴起直接阻挠了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月氏和塞人的交换行为，使得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夹击匈奴，以保证和维护这条丝绸贸易之路的安全和畅通。因此才有了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历史过程。此后，西汉政府又在今甘肃境内设立了河西四郡，并在通往今天新疆和中亚西亚的版图上设立了四大“西域都护府”，将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从此，从长安通向中亚、西亚和罗马的丝绸之路开始畅通无阻，中国和西方商人奔走在这条欧亚的主要贸易通道上，丝绸之路也迎来了它的繁荣。

由此可知，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秦商是丝绸之路的实际发现者，秦始皇是丝绸贸易的推动者，而张骞则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们都是陕西人。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春秋时期产生的秦商，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国家商人的姿态活跃在丝路贸易的征程上。这是由陕西处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二元化经济结构结合部的历史地位决定的。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西连陇坂，北接伊盟，正处于中国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分界线和结合部。二元化经济结构使得陕西成为不同经济区域产品交换发生的高端地区。而且，这一交换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秦地商人的交换活动，一开始便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商业利润，而是与国家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其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显然，秦地商人将中原的丝绸、茶叶贩运到西部，满足了西部少数民族的生活所需，对于保证西部边疆的安宁与和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他们从西部贩回黄金、马匹，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备力量又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说明秦商产生伊始便具有国家商人的性质，他们的经济活动充分表现了商业“上以利国，下以济民”的社会性质。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秦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丝绸之路基本上是秦商经营的。在近代左宗棠征西以前，西部以其自然环境恶劣和生活条件艰苦而使南方人“视为畏途”，不敢涉足，西部少见南方人的踪影。而宋元以前陕西又是十三朝国都所在，这便使得经营丝绸之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秦地商人的肩上，驱使他们在这条漫漫商路上整整奔走了两千余年。

汉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是秦地商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及秦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栋邑(今临潼)，栋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业。”^{[4]卷129《货殖列传》}而通过丝路贸易而发财致富的秦地商人自然不在少数。如，长安“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4]卷129《货殖列传》}。又如“茂陵富人袁广，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5]《西京杂记》卷197}。杜陵人“张安世，字子孺……家童七百人。使之从事手工业生产，家财富厚”^{[2]卷59《张安世传》}。这七百童仆也主要是在张安世妻子督导下从事手工丝织生产。此外，还有扶风人士孙奋(字景卿)，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贷，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余^{[6]卷34《梁统列传》}。马援(字文渊)，茂陵人，少时立志走边塞从事农耕畜牧，后因故逃亡北边牧区，经营畜牧生产，各流佃客多归附马援门下，后属客户达数百家，因其经营有方，致使牛、马、羊畜数千头，积谷达数万斛。而其重义乐施，粮食畜产尽散亲朋故友，后弃商从戎，被称为“伏波将军”^{[6]卷24《马援列传》}。他们都是在西部经商发的财。

到唐代，长安已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除了来往长安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还是秦地商人，其中著名的如：大唐西市商人窦乂，经营麻布鞋，做“法烛”起家，后从事丝绸和房地产生意，他家的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窦乂在经商中结识了胡商米亮，一次向米亮捐资金钱五千文，两人结为生意伙伴^{[7]卷243《窦乂》}。还有长安大丝商邹风炽，“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7]卷495《邹凤炽》}。长安商人王元宝，“玄宗尝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7]卷495《王元宝》}。可见他们都是经营丝路贸易的大商人。

宋元以后，国都东移，陕西被边缘化为边疆地区。但明清时期产生的陕西商帮，仍然以丝绸之路为贸易通道，主要还是从事东西部的商品交换。明清时期在丝路沿线城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多是陕西商人。长武、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活动着大量陕西商人。隆德“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乡人买卖交易亦卷方便”^{[8]卷2《食货》}。通渭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9]《通渭县志》卷3《地域》}。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集资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的“西会馆”^[10]257。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蓝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持陕西运来”^[11]102，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市面殷阗，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12]113-114，陕西商人于光绪年间修有陕会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11]119。

进入清代以后，出阳关而入哈密，新疆依然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他们走的还是丝绸之路的老路。那时陕西商人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贸易垄断经营达三百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右左分岐，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刺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面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13]127，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丝绸之路的各个主要城镇。如：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喉吭，“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其中仅陕西的回民坊就有“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14]5。巴里坤，“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八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15]206。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其全盛时“秦陇人亦无虑数千户”^[16]1。昌吉，“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16]28。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陕西籍居其半”^[15]425。伊犁“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17]18。并由此而趋中亚西亚直达欧洲。

清代陕西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经营活动，尤以渭南商人赵均瑞的活动最为典型。赵均瑞，陕西渭南县回民，他从25岁起，在甘肃和新疆从事贸易活动，前后凡21年。这期间六上阿克苏，四上叶尔羌，一上伊利，一上库车，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总行程十多万公里，异常艰辛。其所经营的商品包括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包罗万象；其所经营形式包括长途贩运、开杂货铺、开饭铺子，多种多样，凡能赚钱的营生都涉猎了；其经营的效果有赔有赚，几经折阅，坚忍不拔，一次不利，再战，战而失利，又战，直至父子接力。一个商人一生有如此之能量，令人叹为观止，将明清陕西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及其强毅果敢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18]676

这些都充分说明，秦商是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力量，是他们以艰苦卓绝的历史活动，创造了丝绸之路数千年的辉煌。

在丝绸之路千百年的发展中，秦商所以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的发现者和主要经营者，根本原因在于秦商的素质能够适应丝绸之路贸易的需要。首先，陕西荡河源，澹海滣，临幽崖，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哺育了秦人厚重质直，刚毅果敢，忘死轻生的性格。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这里高原横亘，土脉纵横，野茫天苍，一望无良，生长于其间常使人天籁自然，厚重质朴，心胸宽阔，荡气迥肠“察者博大劲直，无委屈之态”^{[19]卷三，p14}，而且陕西四塞雄封，左尧函，右蟠冢，雄关环抱，群峦耸峙，山高水长，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负气刚勇。加之陕西水深土厚，地僻风刚，临险绝之土，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亦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涉险的强悍性格。这些都使得秦人具有不畏艰险，万里投荒的刚毅果敢精神，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挟资江翔，锐意贸迁。视关山如平履，赴死地若比邻，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20]201亦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论及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分析的那样：“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及者”^[21]346。

其次，陕西川原秀错，土厚风烈，田地狭绌的自然条件又形成秦人吃苦耐劳，服食简约的朴素民风，“暖窑热坑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已是秦人的家常乐事。这种勤苦俭素的民风习俗形成秦商甘辛苦、安俭素的生存风格，使许多秦商生活俭朴，富而不奢。如三原巨贾河浒公“用盐笑起赞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菜，不谙一寠人”^[22]卷11。梁竹亭“故富厚，号巨万……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洗灌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23]卷2，p14}。张向椿“贾四十年，致富厚，然食无鱼味，衣屡洗衣，一巾数年不易，俗少年悠侈盛衣者，见公退而不敢前”^{[23]卷2，p11}。所以明代三原文人温自知才说“吾邑大小贾甚伙，然少有辄盛宫室裘马，以明得意子”^[24]卷2。而雍正《渭南县志》则总结说，渭南商人“富即家累千金，出入一布袍耳”^{[25]卷2《风俗》}。这种习勤耐苦，人崇俭约的生存作风，使秦商能够十分自然地适应西部艰苦生活条件的需要，寄迹廛市，客外经营，在西入陇蜀，东走齐鲁的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莫不得其所欲”。正如《新疆图志·商务志》所指出的那样：新疆的陕西商人“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26]卷29《商务志》}。旅居河陇的秦商亦是如此。有人撰文说，经商兰州的秦商“吃的简单一些，一般是两盘小菜，盐、醋、油辣子，只是初一、十五才改善生活，叫做‘陕西的店，初一、十五不问饭，晌午包子晚上面’”^[27]47。而经商湖广的秦商其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多，生意大，一次运来的购布白银就数千万两……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与沿海洋化了的资本家截然不同。有的近似苦行僧，穿棉布衣，戴瓜皮帽。”^[28]91

其三，陕西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29]上卷《风俗》}。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30]卷88《地理志》，第41}。入明清后，又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惧锋镝的粗犷强悍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大明为盛，大明兵制之备，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关中无士非将，无民非兵，罝兎之士古称千城，斥堠之妻，令常折馘。况天设百之险地，藏九死之区”^{[31]卷62，p4}。这便使得秦商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没道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试举几例为证。明代富平大贾李月峰“任侠好使，善骑射，几往来荒檄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借其名号以自免”^{[32]卷4，p17}。高陵巨商刘锡“客南漳，日宿蝎蛇岭，夜盗止，欲冲戈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33]149-150。三原名商温朝凤“往来蜀楚间成中贾……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薄舟，舟中人皆伏，家大人捷身手弓连中三人，盗鸟兽散”^{[34]卷13，p1}。三原巨富刘志学“尚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35]卷197。而三原巨富贾云山更为武林渠首，“武林天下都会，大贾鳞集，亡不闻贾大名，愿来交权贾公”^{[23]卷1，p29-30}。这些都说明，秦商其所以能够在丝绸之路贸易中迅速崛起，是因为秦人得天独厚的内在素质，使他们适应了丝绸之路贸易环境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因此才取得了变边地之绝塞为贸易之利途的经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