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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区心理学研究已五十余年，我国从2014年《社区心理学研究》集刊的出版到2015年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正式成立，研究还处于学科新建阶段。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把社区心理康复列入健康中国发展章程。同年北京市海淀区卫计委率先启动心理卫生服务活动，为首批34个社区心理咨询室授牌并将相关服务纳入医保。这是我国社区心理健康实务的革新，也体现了社区心理学的时代价值。
以“社区”“心理学”“心理健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精确检索发现，相较2014年和2015年，2016年成果总量下降3%和7%。究其可能原因：行动研究成为价值主流，强调研究的生态取向[1]；质性研究趋近饱和，研究方法难突破；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限制了居民的社区参与，阻碍了社区建设由地域式向关系式的转变。相反，西方专业期刊较多，成果丰富，干预机制更加完善，人们对社区公共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研究内容涉及不同年龄群体的多种心理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对社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期刊如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Global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Practice等近10年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能为丰富我国社区心理学研究提供参考，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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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社区情景因素的理解，但在理论的测试和评估方面却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面对环境的层级变化时，制定统一的操作标准变得尤为困难[2]。近期调查结果评估了对社区心理学发展意义重大的32个理论，根据衡量理论的“共识性”“可比性”和“建设性”标准[3]，学者们着力突出了以下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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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论(Ecological Theory)由Kelly和Trickett等人[4-5]提出，旨在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个体的适应机能，理论包括四个生态学原则，用以检验情景的设置和个体的行为。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原则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彼此作用和相联。资源循环(cycling of resources)原则关注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新资源的使用过程，该原则提高了个体的能源使用率并加强了人们对创造性资源的认识。适应(adaptation)原则认为人与环境双向作用，环境对个体行为的束缚、抑制和塑造反过来将影响环境的改变，个体的适应行为具有单一情境性，应想方设法扩大适应行为的范围。持续性(succession)原则认为社区的变化是匀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表现出对适应能力改变的需求。四者并不孤立，相辅相成。运用该理论，研究发现疗养院休息室茶点的供应能有效增进个体的交流和利他行为的习得，其中有的人对咖啡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将其视为融入集体的一种资源，人们减少了观看电视的时间并主动帮助残障的组员[6]。再者，在对美国一项性侵犯护理检测项目的评估中，该理论加强了检察系统与医疗系统的联结，推动了两者资源的互通与循环，新的适应机制提升了案件检举工作的效率[7]。该理论促进了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思考，有助于提升干预策略的生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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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区感理论(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theory)由Sarason[8]提出，他认为心理社区感是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所形成的感觉，具体而言，是与他人相似的一种感觉，一种被认可的相互依赖，一种为了维系这种依赖而给予他人所需的意愿和信任。该定义的核心思想包括个体不能脱离组织网络而存在，人与组织紧密相连，特别是当人们觉知到这种存在感时，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置于群体之中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该理论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并成为了社区心理学发展的基石。相较于其他学科类似的结构，社区感以情感为基础而非对个人需要得到满足的理性评价。生活中的个体倾向与自己相似的、邻近的人建立情感联结，同质的环境有助于个体社区感的形成[9]。心理社区感具有方向性，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社区感，其结果都并非线性对应，有时消极社区感反而与积极结果相关[10-11]。一般而言，有着消极社区感的个体缺少社区归属感，心理需求无法依托组织关系而得到满足，有着更低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结构与积极社区感的四维度相对立[12]。研究发现社区感与社区信任、社区参与正相关[13-14]。该理论与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相呼应，是社区认同、社区责任感等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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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由Rappaport[15]提出，赋权是民众、组织和社区获得事务统治权的一个过程、一种机制。理论包括四个特征：个体是需要与权力的完整体、对似是而非论点的关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相异且辩证，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急不可待[16]。虽然Rappaport[16]对赋权的定义较Mechanic[17]和Cornell Empowerment Group[18]更全面，但对赋权的过程并未解释清楚，Zimmerman认为组织和社区层面的赋权并不能概括个人层面的赋权，前两者意味着员工的参与、组织绩效的提高、社区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区主体间联系的加强，但个人层面的赋权属于心理赋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它由个体内心、相互作用、行为等成分组成，赋权过程表现为对新技能的学习、对资源的管理以及与他人的工作融合，可认为一个被赋权的个体有着一种控制感，对环境的批判意识和外在的行为[19]。根据对伊朗孕妇的心理赋权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分析发现其模型既受结婚年龄、工作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婚姻满意度等主观评价的制约[20]。此外心理赋权有助于增加中学生的积极行为[21]。赋权是个体参与社区实务的保障，是确保研究公平正义的有利条件。
一. 生态理论
二. 心理社区感理论
三. 赋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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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借鉴了相邻学科的定量表达，实证研究中，调查研究占据主流，研究过程受到居民教育水平、年龄、态度差异的影响，这决定了学科量-质研究顺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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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主要依靠传统的量化研究分析社区问题，1995年的芝加哥社区心理学会议将定性研究列入议题[22]，学者认为未来50年应继续加大对社区心理学的定性探讨[23]。民族志(ethnography)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巨大潜能，它注重对多样性、文化差异和启发性情景的过程学习，与本学科的核心价值观相符，并认为研究者适度的自我开放和良好的人际纽带有助于社区研究的顺利进行[24]。相较于其他质性方法，民族志结合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研究过程与田野调查相同，内容分析以扎根理论为框架模型。纵向观察发现宗教组织网络有助于居民社会资本的互通和社会公正氛围的形成[25]，在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刻板印象的干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促进了两代人的交流和社区感的获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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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研究集中于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干预项目的效能评估，涉及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等方法。注重居民经济收入、社会阶层等人口学变量的不同。研究发现对于低收入常住城市居民，其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与他们感知到的邻里心理面积显著正相关[27]。随着学科的融合，学者们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有助于学者对社区地理空间和社会背景信息的即时整合[28]。而社会网络分析则有利于学者对社区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内在联系与机能的理解。网络中的节点代表不同的问题，节点的位置决定网络的功能，人们用密度和集中性评定网络的社会嵌入性，并通过UCINET(网络分析集成软件)和NetDraw(可视化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可视化表达。运用该方法发现，社区建设中，相较于心理健康网络，人们更关注生理健康网络的建立并表达了对协同人际关系的需求，个体的社会资本有助于生理健康问题的解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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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指在同一研究中两种方法的结合或者运用多种方法对同一问题的系列整合，典型研究多采用质-量的研究模型，而基于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则更提倡量-质的顺序模型[30]。跨文化社区研究中，特别是考虑到概念的等价和研究方法的适宜时，混合研究方法有利于学者对文化和行为差异的情景评估。结合调查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发现遭遇过性侵犯的个体其交流方式和开放程度受到群体间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论得到了定性研究的支持[31]。再者在一项对儿童抑郁的干预研究中，前后测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抑郁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干预促进了实验组问题的解决和集体效能感的获得，进一步取样访谈发现干预促进了父母与儿童的交流，特别是年长儿童的行为有了积极的改变[32]。
一. 质化研究
二. 量化研究
三. 混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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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种族认同内隐程度高，偏个人主义取向、移民较多、观念开放，多元的背景为社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研究注重个体与环境的多样性、资源与权利的分配公正以及人民决策的参与和社区感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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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对不同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社会阶层、语言和其他代表特征的理解[33]。该定义源自对情景多样性(contexts of diversity)和多样性情景(diversity of contexts)的认识，前者指个体自身成长和社会化的各种文化情景，而后者则是社区中各种社会体系、政策和资源的总和[34]。新版《社区心理学手册》强调对不同类型多样性的关注，作为本学科的指导原则，它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研究发现相较男性，更多女性处于贫穷阶层[35]，美国年轻男孩的辍学率更高[36]，人们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37]，变性者更易遭到骚扰、欺凌和校园暴力的伤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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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指社会权利、资源、责任被公正、平等的分配，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39]。相较于政治学和哲学，社区心理学研究者强调个体对社会公正的感知差异及其公正观念的心理发展过程。于个体而言，社会公正是一种尊重，社会资源的分配不能因为种族和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它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前提，其过程表现为不公平情境下负性情绪的体验，他人的帮助和内化社会规则的调节，其中社会支持和宗教信仰的积极强化至关重要[40]，个体还能通过亲社会行为抑制不公正观念的形成。研究发现家庭卷入影响青少年公正观念的形成[41]，程序感知公正影响人们对犯罪行为的关注[42]，社会公正与个体的幸福感正相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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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是个体对影响自身的体系、项目和外部环境的参与决策过程。[44]已有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关注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方式，致力于提高个体的参与水平。研究发现，自主决策、包容的环境与身份的认同对年老伤残者的社区参与至关重要[45]。青少年的社区参与和一系列的积极结果相关，包括更少的酗酒和犯罪行为[46]、更低的辍学率和更高的学业成就等[47]。社区参与是社区干预项目的关键元素[48]，社会资本与个体的社区参与高相关[49]，学生的公民参与同校园氛围、师生关系以及校规的感知公正紧密相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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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是与他人的相似和相互依赖，是个体作为稳定可靠的组织成员的一种感觉，成员间紧密相联，认为成员的需求可通过集体的承诺而实现[8, 51]。已有的研究多关注社区感正向的结果而忽略了消极社区感的存在。由于社区形式和社区组织类型的不同，学者们强调对虚拟社区感和课堂社区感的理解。同龄社区感有助于青少年幸福感的获得，社区感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52]，同时能有效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53]。
一. 多样性
二. 公正性
三. 参与度
四. 社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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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族的差异和开放政策的不同，移民和边缘弱势群体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人群，他们表现出对住所、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需求，从纵向年龄阶段来看，研究热点覆盖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同阶段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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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问题贯穿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始终，无论是量表的编制、干预和培训项目的实施都旨在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强调家庭收入和社会支持等客观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更易患有慢性生理疾病和严重心理问题，社会支持有效调节了生活压力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54-55]。耶鲁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社区心理学的实践、研究与培训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它集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国家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和非盈利咨询中心于一体，在过去的39年中保护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对防治个体的物质滥用和维护社会的公正意义重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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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家可归现象的关注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时至今日该热点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Solarz是第一个关注无家可归的社区心理学家，他重在测量无家可归的流行率以及检测什么样的人更可能变得无家可归[57]。Shinn主要关注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强调环境因素重于个体因素[58]。Toro关注无家可归者的需求，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59]。Tsemberis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了住房优先模型(housing first model)，该模型被认为是终止无家可归现象的最优策略，强调先给予人们稳定的住所，再解决其心理问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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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居住环境、人际关系还是心理状态，移民群体表现出更多的适应和健康问题。2017年美国刚出台的移民政策引发多地民众示威游行并造成全美几百万家庭遭受分离的威胁，议题关注移民政策和移民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对象多为拉丁美洲移民，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同性移民。2016年社区研究与行动协会联名向政府提出修订对非法移民家庭监禁的请求，呼吁政府给予他们安全和教育的需求[61]。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拉丁裔美国人，他们经受着高风险的抑郁影响，对抑郁常识的学习能有效缓解他们的抑郁水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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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如埃及、俄罗斯、乌干达)的法律极力反对LGBT个体。在校园环境中，异性主义氛围会增加性少数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63]，对校园暴力的干预以及亲密关系的支持能有效减少该风险的发生[64-65]。对于年轻的黑人同性和双性男子，心理韧性的提高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社会媒体能减少人们对该群体的污名化，作为社区监督、认同表达与情感支持的载体，社会媒体有助于该群体归属感的获得和心理韧性的增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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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的研究。儿童存在住所依恋，特别是对于灾后儿童心理健康的恢复，住所的变迁容易引发他们的情绪障碍，过去的研究对象多为成年人。研究发现有着创伤经历的儿童有着更多的内外化行为问题，并在基线水平上表现出更低的行为和情感优势[67]。同时儿童还有着普遍的学龄前焦虑且覆盖整个童年，它与后期的焦虑、抑郁和药物滥用相关，因此父母的干预至关重要，近期的研究重在调动父母参与程度最大化的方式上。研究显示经过个性化拓展、偏好匹配以及社区支持招募来的父母，其参与程度是单纯通过邮件招募来的家庭的3.5倍[68]。另外邻里的主观和客观特征会影响儿童的身份认同和学习适应，且母亲对邻里的感知也会影响家庭环境的质量和儿童的生活，研究显示邻里的联系能帮助儿童认识自我及未来成就感的获得[69-70]。
对青少年的研究。近期研究关注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和对不良行为的干预评估，强调邻里、指导者对青少年的影响。在美国每年约有170万青少年变得无家可归，他们比同龄人表现出更多的危险行为[71]。指导者在青少年的发展中至关重要，他与青少年有意自我控制的养成和更高的学业成就、幸福感、满意的恋爱关系以及更低的犯罪活动相关[72-73]。同时对社区的贡献以及邻里的集体效能能预测青少年积极未来期待的获得[74]。然而本阶段高强度的工作并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反而会造成他们抽烟、酗酒等不良行为的习得[75]。社区关爱防御系统能提高社区对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干预作用，通过对青少年危险因素、行为健康问题的评估和监测施行优先干预，但效果并不持久，只对男性表现出良好的干预效能[76]。
对成年人的研究。该阶段早期的教育问题、中期的社会支持以及晚期的人际纽带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截止到2005年，美国18岁以下的无证青年移民达到了180万，每年大约有8万无证移民达到了高中毕业的年纪，而其中大约只有1.3万学生进入了大学学习，学者认为应关注该类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77]。在对第一代美国拉丁美洲成人的抑郁和幸福感研究中，结果变量受到家庭收入这一预测变量和邻里收入的调节作用[78]。在对女性的关注中，研究发现不平等的性别规范危害着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通过以社区为单位的无政府组织和宗教领导者的干预，男女不平等现象得到缓和，同时男性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变[79]。相较而言，年轻夫妇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高收入的白人女性有着更多的行为问题[80]。另外社区公共实体(如咖啡厅)有助于老年群体间的交流和学习[81]。
一. 心理健康
二. 无家可归
三. 移民
四. 性少数群体
五. 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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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sky[23]认为未来50年社区心理学需要反思三个问题：社区心理学是什么？如何做社区心理学研究？如何完善社区心理学？社区心理学是对社会系统与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一般心理过程的学习，社区心理学家在其中起着系统分析、咨询、导向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未来的50年，在开放发展与改变的同时，本学科的基本原则、框架和价值观应得到认同与继承，研究应具有良知，保障研究过程的公平正义。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但高控性的条件并不能真实地反应复杂的现实，定性研究具有发现问题的优越性，未来研究应摆脱实验与统计的限制，探索真实的社区生活。研究者需要准确地把握社区存在的问题，关注个体的多样性以及学科间的融合，促进人们的社会认同。
Jariego[3]认为32个理论中有的并非单纯的理论甚至来源于心理学，但不可否认，它们在过去甚至是未来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查促进了理论的整合。现有研究重心由个体向外部环境转移，因此，后续研究不仅要考量理论的评估标准，还应关注理论的创新和生态水平。现有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烙印，具备通用性和差异性是社区心理学理论继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82]177-178。主体模型(agent-based models)为理论的建构和测量提供了技术支持，它可模拟不同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行为结果[83]。大多数的主体模型由情景设置和主体相互作用两阶段构成，模型由NetLogo软件包开发而成。未来还应关注居民对研究设计的参与并加大对智能通讯设备的利用，优化人们的干预和学习方式，对流浪者和移民的关注依旧是未来需要关注的议题，无家可归是一种住房危机，应考虑环境因素对流浪者的影响[84]。2016年的美国大选激发了世界人民的社区公共参与，但新移民政策的强制执行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移民健康和政策仍需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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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创新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西方新近成果的梳理意在优化我国未来的研究。我国民族众多，对区域性民族的社区心理学核心价值观的探讨是我国特有的资源，这既是对西方移民研究的借鉴，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和继承。研究技术上，我们虽然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丰富混合研究的成果，但在研究导向上应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研究应具有本学科的特色，另一方面应提升学科的影响力。未来我国社区心理学应结合本国的国情、文化和社区背景致力于中国化的研究并力争与国际接轨，达到资源的共享与学科的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中国社区心理学理论。源于北美的社区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其主张的情景人、人与环境的互动理论仍然以个体为本位和出发点[85]。这与我国所提倡的集体主义背道而驰。现有研究在概念与理论上多源自西方学者的成果，在跨文化研究匮乏的条件下，理论的生态效度无从考查，因此理论发展需创新。研究应深入社区，以我国的文化概念为基础，建立本国独特的理论体系。我国的社区设置不同于西方社区的类型，结构上更偏向地域式，居民间的亲密关系存在一定的人际距离，加之社区氛围与居民责任感的不同，因此在社区感、赋权、公民参与等核心概念和维度的定义上并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理论模型。我国文化博大精深，提倡“以和为贵”“百事孝为先”等传统，挖掘我国特有的上位概念，如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自立、自信、自尊、自强”概念的研究整合[86]2-9，以实际的访谈和文学史库为质性材料，通过Nvivo等软件对这些概念赋予心理学的解释，加之量化研究的辅助，积极建立我国社区心理学理论。
其次，建立社区心理学行动标准，培养专业社区心理学研究与服务人员。目前国内从事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背景各异，如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各门类在方法和量化指标的选择上各有偏向，因此统一行动标准能更好地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同时还能为行动研究提供指导，使得研究思路清晰明了。具体标准包括对进入真实社区的要求、对调查内容的科学构思(可细化到事前-事中-事后每一过程)、阶段性的工作总结等，行动标准可采用开放式的问卷对各学科的从业人员进行大样本调查，最终由中国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拟定，并在试行过程中给予修订和完善。现有的部分从业者为兼职或非心理学专业人员，由于专业背景的差异，他们在某些心理问题的甄别上缺乏专业的知识技能。虽然一些高校开设了社区心理学课程，但多采用翻译的国外教材，师资力量薄弱。因此有必要培养一支专业的社区心理学研究与服务人员，将社区心理学列入应用心理学课程教学的范畴，强化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为从业者提供深造和资格评定的学习帮扶，积极响应国家领导人“一个都不能少”的思想，推动“中国社区心理学服务与研究中心”的发展，提高国民心理健康水平。
最后，切实开展社区特色服务，提升社区服务的效能，促进研究人员与居民的情感联结。具体而言，应加大与政府机关等职能部门的交流，排查工作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加随访和调查的次数，拟定可行的方案。提供个案心理咨询，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对居民进行团体辅导，促进邻里的互动，提升居民的社区感和社区参与水平。弱势群体在社区参与上具有条件性，应帮助他们重建对自我的认同。对于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心理关怀与行为治疗需协同。青少年、空巢老人、特殊生理期女性、重大应激事件经历者、高情感投入从业者和高危岗位或行业从业者的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应做好服务项目的规划和资源分配[87]。同时应注重对居民社区责任感的培养和良好社区氛围的建设。为了优化居民的互助与问题解决，可建立社区互助小组，组内成员有类似问题，可以面对面交流或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学习。此外还应加强与医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合作，探索社区问题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开发“互联网+社区”模式，优化干预体系与平台，共同助力我国社区心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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