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三重性”梦想实现的角度进行解读的，即主要是围绕着“核心”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行为、关系等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性”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践行。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与其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对于其他价值观而言始终处于主要地位，起着支配、主导和引领的作用。作为普遍的价值原则，核心价值观在主体上，将“我是谁”“谁是价值主体”^[1]等作为永远的命题要旨。

目标导向的全面性首先体现在对“三个层面”的基本表述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人”及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解读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人的本质及人类社会的本质，其“人本”思想精髓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高度阐明了人的本质属性，确立人在自然、社会链条中的主导地位”^[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目标主体，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4]。

目标导向的全面性还体现在“中国梦”的表述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身为“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描述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5]。它的确立和实现首先要考虑的是个体的“小梦想”需要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也就是说它为中国梦选择了中国道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在当前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中国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提供社会价值认同基础”^[6]，使其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更加接地气、入人心。

行为导向的全面性首先反映在价值认同层面。价值认同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人们对于价值观表述的认同性，更在于对行动目标和方向的趋同性。价值观认同和共识的基础在于内化于心，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获得全体民众广泛认同，是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价值层面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属性，其认同与践行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实现其公共性凝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生根、开花、结果，才能使之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最大可能地引领社会思潮。

行为导向的全面性还体现在价值实践层面。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升华，并以指导实践为最终归宿。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的关键期，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博弈是必然的且是长期的而又激烈的过程。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12月出台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强调，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理想来凝聚人心、集聚力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3]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维度的主导价值观、社会维度的共同价值观、公民维度的基本价值观，不仅将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文明进步内在地统一起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精神。

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必然”“应然”与“实然”的现实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什么是”和“如何建设”在各种纷繁关系中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永恒话题，这也印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导向的全面性。

首先，关于“什么是”的问题。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间的关系。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是后者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内核和最高抽象，是前者的特征和方向的充分因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3]。这一论断一方面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课题，另一方面指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标和实现途径，从而将“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养“时代新人”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次，关于“如何建设”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倒逼”出来的，如“中国特色”的时空限定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问题、自身“核心主体”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辩证统一的问题。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这一重大判断为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昭示着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及现实都已经证明，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构建出一个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8]。基于这样的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把握了客观世界中的各种现实关系，并以解决当代我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为宗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个问题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回答最为妥当。“四个全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博大精深的意义，用“核心”的眼光对“四个全面”体系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全面、完整地解读“四个全面”的内涵和精髓。

“问题导向”核心首先体现在顶层设计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始见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回应的是小康社会建设中因片面强调经济GDP带来的“不全面”问题、片面强调城市发展产生的“不协调”问题等。“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论断，解决的是以往单一改革系统推进的问题、因目标不清和动力不足存在的主体缺位的问题、攻坚战乏力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的，解决的是权大于法、法治失位及贪腐问题。“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是党内腐败多发、高发、频发的顽症问题。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着眼于新时期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由小及大、由内到外、由近至远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关键工作、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提供了强大的顶层设计。

“问题导向”核心还体现在方法论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说到底就是向问题叫板、对问题动真，是彻彻底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规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9]对于当下国家的各项工作，“四个全面”除了进行高屋建瓴的规划和安排外，还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问题导向犹如一块“试金石”，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进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在实践中认识问题的本质性和规律性，对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客观现实问题是极为有利的。

“破立结合”核心首先必须要解读“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10]，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通过矛盾的解决促进事物的发展。“四个全面”在实践过程中既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3]这就意味着，在肯定党和国家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努力找到问题存在的真正症结。

“破立结合”核心还需要认真分析“立”。“四个全面”从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治国方略、政治保障等方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方位的理论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立”的问题是，要将“旧常态”主动适应为“新常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的问题是，着力解决一个“堵”字，“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11]，保证改革畅通无阻。“全面依法治国”需要“立”的问题是，要抓牢党员和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立”的问题是，坚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意识”和“红线意识”，确保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全面”的提出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每个“全面”之间都具有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既解决了现阶段必须解决好的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又在不断深化发展中全局推进。

“时空契合”核心必须要进行“时”的溯源。前文曾叙述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其渐进发展的“时间轴”和“路线图”。无论是十六大报告中的“一个全面”到十八大的“两个全面”，还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的“三个全面”，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的“四个全面”，党对“四个全面”战略的定位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基础上，伴随着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的。它既涵盖了党和国家的全局性问题，其中的每一个“全面”又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和落实，真正做到“长期”与“阶段”的契合。

“时空契合”核心还得进行“空”的溯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新实践的成果，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2]也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提炼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要长期坚持的本质追求，它的发展和实现是一篇宏伟的历史篇章，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要完成的长期战略目标。

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核心”与“全面”这两个关键词，是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立足点。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既要分析“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又要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对于推进“四个全面”的重大影响。

针对新社会环境下的机遇、挑战和历史任务，“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一个可触及的目标愿景，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方法上的指导和路径上的指南，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视野。

一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要将全体中国人民对它的认同感落实，说到底就是既要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又要外化为自觉的社会规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现实分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认同就是“中国梦”，而能够为这个梦想奠定强力基础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可见，“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核心内涵。

二是看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具体战略目标相比，尤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对国家的新期盼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相当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这些问题和现象在改革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中解决。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并共享于全体人民，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感，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是看全面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看属于思想道德范畴，其培育和践行主要是通过理论武装、宣传教育、榜样示范等手段。这些潜移默化“柔性”方式的最终结果往往也都是润物无声“隐性”的，这就要求我们用国家层面的“刚性”法律法规保障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只有实现了真正的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具体法律规定，才能融入于社会层面的各行各业规章制度，才能与个人层面的民约家规相结合。所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律保障。

四是看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代表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又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效果。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日益来临，“四风问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威胁到了党治国理政的领导地位。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自十八大至十九大，党中央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部署，通过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为全体党员干部划定了不可触碰的“底线”和“红线”，也为全党树起了理想信念建设的“高线”和“标线”。因而，全面从严治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国家哲学，将国家、社会和公民三层面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梦的“立根之魂”、民族复兴的“价值之翼”。它通过在战略理念、内容方法、路径实践上创新，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其一，国家价值目标层面。富强，主要体现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强大、物质财富丰裕、人民生活富足，可以说是“四个全面”在物质层次的最高表现。民主，作为我国现阶段最为理想的政治形态，其基础是我们党执政治国中“依法”公开透明，党的自身建设中“从严”净化完善，是“四个全面”在政治层次的最高体现。文明，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支撑。和谐，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在享有“四个全面”成果基础上的包容和尊重，可以说是“四个全面”在精神层次的最高表现。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四个全面”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为完成“四个全面”夯实思想体系、筑牢价值自信、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其二，社会价值取向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表达了党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与追求。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为我们继续推进改革注入了永不止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了优良的思想道德环境和法治德治环境。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进步中凝聚和形成价值共识和思想共鸣，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

其三，公民价值准则层面。“爱国”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进步的力量源泉，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夺取改革开放新胜利的精神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涵的“中国精神”更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魄”。敬业是人存在与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美德，即对“事业”的敬畏之心。缺失公民敬业精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可能谈及创新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契约”维度下的公民诚信道德要求越来越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需要对接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契约之信”，失去了“诚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理念就失去了价值基石。友善是一种能量，不仅可以给社会带来物质成果，而且还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还将有利于“四个全面”的统筹推进。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以中国精神与人文价值对接于“四个全面”的实践遵循，并通过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内化提升。

首先，基于逻辑主体分析。“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3]“四个全面”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这两者是一对既一脉相承又相辅相成、既相互促进又相得益彰的逻辑主体，其辩证统一的哲学实践基础都是“中国梦”。“中国梦”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需要我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辩证统一于其中。如何筑牢“中国梦”的精神之魂，如何让实现中国梦的道路更加强劲有力充满斗志？这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焦“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断前行。

其次，基于具体内涵分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我们党先后经历了六次艰苦而又卓越的历史性探索，从建党初期的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迷茫与徘徊、“文革”结束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确立、20世纪中后期改革开放道路的抉择，一直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关键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所体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大追求不是彼此分割而是有机统一的。”^[14]他还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3]就是说，“中国梦”正是在国家、社会与公民“三重性”梦想的实现中不断得以实现的，也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梦为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的光明前景，其内涵和指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是相通的，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相通的。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导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所在以及两者“核心”与“全面”的辩证统一的论述，应该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的基本遵循。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马克思主义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同志真理的唯一评判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表现。

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创造出伟大的历史成就，选择正确的道路是制胜的法宝。决定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旗帜引领社会进步、靠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凝聚社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16]，可以说，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都是针对上述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还昭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实现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才能协调推进。

一个政党要引领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就必须要创建新理论、新纲领。而一种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成长于实践，并在实践的长河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当今的中国之所以说是“进入新时代”或者“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是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观点，精准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以及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等一起，以其科学性、指导性、有效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

“为民”“靠民”“惠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宗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所有重大方针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是人民是不是“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首要内容是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时代诉求由单纯地追求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转向了对“人”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

十九大主题定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鲜明印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中的“国家是否富强”“社会是否公平”“人民是否幸福”，已成为人民群众对党执政成败的新时代衡量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这是对新时代人民群众诉求的回应和承诺。“四个全面”中的四个“全面”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国家现代化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历史认识。基于这样的理解，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3]中，就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本”思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协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