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ard and the US Expansion into Asia-Pacific Region ——A Case Study of East Asia

威廉·亨利·西沃德，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以反对奴隶制和维护联邦的统一而闻名，也是著名的扩张主义者，因第一次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海外扩张思想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务卿之一。他的亚太扩张思想为美国近代的远东政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美国的近代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一，西沃德的商业扩张精神和重商主义情怀。西沃德受清教徒传统精神的影响，对商业十分崇拜，这一深刻的历史根源为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东亚地区潜在价值的认识。西沃德认为，不久的将来亚太地区必定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太平洋上的贸易就是世界的贸易，而东亚地区商业和战略价值不菲，今后必定成为世界强国争夺的焦点。美国必须控制亚洲市场和东方发达的商业，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因此，无论是美国的经济发展需求还是政治野心的扩大都使美国必须用特殊的眼光去看待东亚。第三，“青年美国”思潮的泛滥。在美国历史上，“天赋使命论”非常盛行，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一直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政治外交取向。美国人一直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责任向世界上其他落后的地区传播文明，推广美国式的政治文明。“青年美国”主张打破传统的孤立主义，把目光投向海外，美国的外交开始冲出传统政策的局限，大踏步的走向了海外，正式进入海外扩张时期。

由此可见，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取决于其阶级属性的本质，又和西沃德对美国在世界的定位有关，他很清醒的知道美国在将来的世界中将拥有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而对亚太地区潜在价值的认识使他成为美国最具远见卓识的人，其外交思想影响着美国近代外交政策的方向。

19世纪中期，西沃德第一次在美国外交史上提出了亚太扩张理论，并为这一理论做了具体的构想。可以说，西沃德的扩张思想顺应了美国社会时代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代表了美国扩张思潮的一般流向。

19世纪初，西沃德就梦想建立一个囊括北美和南美的大帝国，他认为：“即使是在罗马帝国史上也没有能表现美国特性的这样宏伟的扩张计划。”^[1]50年代后，西沃德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扩张方向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扩张方式从领土转变为商业。美国真正的目标是“世界贸易，建立世界性的帝国”^{[2]11，26-27，28}。西沃德认为：“美国要想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必须拥有支配海洋的权力。”^[3]因此，在西沃德看来，美国商业帝国的目标就是控制太平洋市场，这样美国才有望成为“最伟大的国家，比任何国家都要伟大”^[2]29。

随着西沃德思想的逐渐成熟，西沃德提出了美利坚商业帝国的具体构想。首先，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加利福尼亚纳入联邦，因为它是连接北美和太平洋的纽带，作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商品集散地，是美帝国和大陆的边界，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更是实现“太平洋商业帝国”的必要手段，从西沃德处理加利福尼亚入邦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它对美国的重要性。其次，西沃德主张修建贯穿美洲大陆的铁路、电报网，建立世界统一的金融体系，实现新旧世界的结合。19世纪50年代，科林斯提出修建三条电报网的三条路线：横跨美国和西伯利亚与欧洲相连；通过阿穆尔河与中国相连；从南美洲到美国大西洋沿岸，都是以美国为中心轴。西沃德大力支持科林斯的提议，他认为铁路在发展商业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保证国家完整和实现国家目标必不可缺的工具^[3]35。而电报网是商业贸易交流的工具，能够连接世界各地的商业市场，以达到控制亚洲和世界商业的目的。再次，控制中美地峡的交通。中美地峡是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思想的重要依托，拥有它可以大大减少美国与亚洲的贸易时间。加利福尼亚入邦后，美国认识到了中美地峡对美国的重要性，设想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贸易集散地，通过运河把两大洋连接起来，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利益提供保障。最后，西沃德支持发展远洋航业，建立世界统一的金融体系，使纽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国的远洋航业在早期就有一定发展，对海洋的探索精神是美国一步步走向海洋的基本情怀，后期远洋航业的发展为美国进入亚太地区提供了条件。

因此，西沃德亚太扩张的目的是使美国“掌控世界商业，建立大的商业帝国”^[4]。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构想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立足太平洋，意在通过太平洋进入亚洲，进而通过商业扩张掌控东亚贸易市场，实现其亚太称霸的野心。

十九世纪中期，亚太地区成为新时期美国关注的焦点。而东亚潜在的商业和战略价值是美国征服太平洋的动力，它可以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因此，美国走向东亚的前提就是在太平洋取得优势，只有征服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带才能为进入东亚铺平道路。

1846年6月，美英俄勒冈争端宣告结束。当时《纽约先驱报》这样评论：“如果我们想获得加利福尼亚的话，就必须在俄勒冈做出让步。”^[5]47因为相对于俄勒冈而言，可能加利福尼亚对于美国走向亚太的价值更大。西沃德在他的帝国构想中把加利福尼亚放在了实现美利坚帝国的关键位置。随着加利福尼亚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加凸显了它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重要地位。1848年，加利福尼亚挖出了金矿，美国社会出现了“淘金热”^[6]，这更让美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1849年加利福尼亚提出以自由州的名义请求入邦，这在南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西沃德认为美国决策机构应立即同意这一请求。他觉得哪怕把它作为蓄奴州而存在，也要兼并它^[3]35。因为在西沃德的帝国扩张蓝图中，它是美国通向帝国和大陆的重要路径^[7]，也是实现“美利坚大帝国”的步骤之一。因此，西沃德极力坚持加利福尼亚入邦是意在通过太平洋控制亚洲。

加利福尼亚的重要性体现在：首先，它是沟通美国与东方的桥梁，也是太平洋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在西沃德看来，美国拥有了加利福尼亚就取得了与远东贸易的主动权，同时也为美国走向太平洋迈出了很大一步，对后期美国走向东亚至关重要。其次，加利福尼亚资源丰富，商业前景不可评估。最后，它影响美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众所周知，奴隶制度一直是南北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加利福尼亚入邦的关键问题就是奴隶制问题，但是西沃德却不惜一切代价促成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可见，西沃德认为加利福尼亚的重要性与奴隶制相比，加利福尼亚在太平洋上的贸易前景对美国的利益更具有长远性。由此可见，西沃德极力赞成加利福尼亚纳入联邦，是以美国获得太平洋的掌控权为出发点，进而通过太平洋进入亚洲实现其亚太扩张政策，最终称霸亚洲。

内战后，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国外市场需求扩大，美国迈开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购买阿拉斯加是美国海外扩张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国务卿西沃德所积极倡导和响应的。对西沃德而言，阿拉斯加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位置不可低估，美国拥有它就相当于“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5]88-89。

阿拉斯加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美洲离远东最近的地带，也是沟通美、亚两洲的纽带。对于阿拉斯加在美、亚两洲之间的特殊地位，西沃德对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阿拉斯加把亚洲与美国连在一起，对美国实现商业帝国的梦想至关重要。因此，它是美国跨越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于是，西沃德在国务卿任职期间大力宣传它的价值与地位。最终于1867年3月，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阿拉斯加及其附近岛屿。然而，阿拉斯加的购买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60年代的美国人眼中这一买卖被许多人所诟病。可是西沃德却认为“后代人会因为买到这块地而获得巨大利益”，这“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8]，购买阿拉斯加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他能为美国在太平洋的贸易中提供优势地位”^[2]110。现在看来，阿拉斯加的购买简直是最划算的买卖，对后来美国政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西沃德在实现其扩张构想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一些外交上的努力都无疑为美国走向东亚扩张铺平了道路。从美国亚太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一外交行为把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拉入到太平洋经济圈的范围之内。另外，从美国长远利益分析，这都符合美国崇高的国家利益，为实现其亚太霸权，通过太平洋进而掌控远东国际格局。

日本在西沃德所设想的太平洋帝国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对华贸易和太平洋航运的中转站。日本在16世纪为巩固统治实行“锁国政策”。西沃德觉得，日本长期排外是美国在远东实行商业贸易的绊脚石，必须使用炮舰以解除后顾之忧^[9]。18世纪末，日本的封建制度和幕府统治面临危机，为美国打开日本的大门提供了可乘之机。19世纪，美国开始进入太平洋领域进行捕鲸活动，获利颇丰，但船只补给和加煤等问题突出，而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中转站。当时，日本作为商品市场的潜在价值还不太突出，但可以作为美国对华贸易的跳板、太平洋捕鲸业的据点、太平洋航运的加煤站和遇难船只的避风港。因此，在美国人眼中，日本在美国的美利坚商业帝国蓝图中必不可缺。

1852年，美国政府任命马休·佩里担任东印度舰队司令远征日本，此举动得到了西沃德的强烈赞同和大力支持。最终，日本政府在巨大压力下在《神奈川条约》上签字，同意为美国遇难船只和船员提供保护和良好待遇，美国可在日本享有最惠国待遇。对美国而言，打开日本的门户预示着打通了远东贸易的通道。至此，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彻底被打破，同时也被卷入到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大国角逐中。1863-1864年，日本政权斗争激烈，内战一触即发。西沃德利用这一时机，指示驻日大使普伦，“对同意与外国开展商业贸易的日本人士以支持”^[2]187。1863年5月，西沃德借助江户的美国使馆被烧毁这一事件，联合英、法等国家组成联合舰队炮轰日本下关。当时《纽约商业杂志》称赞这次炮轰“是一次有意义的行动，只有武力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望日放弃隔绝的状态”^[2]186。这一事件使得西沃德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达到了顶峰。

朝鲜半岛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位置不可忽视。它不仅是西方国家涉足远东地区最便捷的通道，又是远东地区防守的堡垒^[10]243。地缘学家斯拜克曼认为“朝鲜在欧亚边沿地带与海洋的争夺中起到缓冲作用，谁掌控了欧亚，谁就掌控了世界”^[11]。另外，它也是各国在东亚利益冲突的制衡点，战略地位重大。

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对西方国家充满敌意。最初，美国侵犯朝鲜的初衷是为了扩大与东亚的贸易往来。1861年西沃德当选美国国务卿后，开始致力于实现其“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蓝图，朝鲜的特殊位置成为西沃德关注的重点。在实现其商业帝国的过程中，西沃德对朝鲜的态度比较强硬，企图通过武力打开朝鲜的大门。1866年，美国的“谢尔曼将军”号商船试图打开与朝鲜的贸易，但是朝鲜政府拒绝通商，“谢尔曼将军”号事件激化了美朝矛盾。西沃德采取蒲安臣的建议，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采取联合行动，认为“这是改变美国公众对法国的印象，通过武力打开朝鲜大门，获得通商特权的良机”^[9]55。最终，由于法国外侵的失败，西沃德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是，西沃德并没有对开放朝鲜死心。1867年，他派军舰以“核查谢尔曼将军号商船真相”的名义进入朝鲜，多次武力威胁朝鲜与其订立通商条约，都未能得逞^[10]247。

美国大陆扩张完成后，国人着眼于把目光投向海外，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涉足的首选。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无心顾及中国事务。另外，由于受国力的限制，美国还不足以和列强争相抗衡，美国出于在东亚长远利益的考虑，暂时对华实行“合作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华权益。

“合作政策”是由美国国务卿西沃德于19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是结合美国当时的国力和国际形势采取的对外政策。一方面，“合作”是出于与列强分享在中国的商业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囿于美国的实力不足，需借助于列强的力量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获得最大的在华特权。

1861年7月，西沃德在公文中对蒲安臣说道，美国在中国缺乏一种长期的外交政策^[12]。1862年3月，他又训令道：在对待华外交事务上，尽可能地做到与英法等国的一致性，除了特殊事件有理由和它们分道扬镳外……^[3]22西沃德认为，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其背后肯定有雄厚的国力做支撑，而美国国力与他们实力悬殊，选择对抗只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只有在对华事务上保持与英法等国的一致性，美国才可以在对华政策上做到利益均沾。19世纪中期，美国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其在东亚的扩张活动。假使西方国家在华实行瓜分政策，美国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也没有力量去参与中国的瓜分”^[13]。依此形势，国务卿西沃德提出了著名的“合作政策”，以也想在中国分一杯羹的心态，希望通过合作来维护美国的在华特权和权益。

对于西沃德而言，美国对华“合作政策”是“美利坚大帝国实现的一个必然步骤。西沃德认为，假使美国没办法在亚洲商业中占主导地位，那么东亚的商业将“掌控在其他海上权力的民族手中”^[2]32。而西沃德断定亚洲将成为世界事务和经济贸易的中心，在未来世界局势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必将发挥重大作用。如果列强在亚洲实行贸易机会平等原则，在保证中国主权完整的情况下，美国将获得巨大的在华利益。在西沃德看来，美国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美国的亚太政策息息相关。

《蒲安臣条约》又称《中美续增条约》，是清朝特使蒲安臣于1867年7月与国务卿西沃德代表两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的内容充分展示了西沃德的对华外交思想。

1867年，清政府因《天津条约》修约在即，急切需要派遣使者出洋协商，蒲安臣最终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钦派外交使臣”^[14]出使各国。在使美期间，中国使臣受到美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并与西沃德就两国关系多次协商谈判，最终于1868年7月双方签订了著名的《天津条约续约》。对美国而言，该条约的签订极大地保障了美国在华的利益特权。《蒲安臣条约》的内容共八条：(1)中国仍有领海权，除了条约规定的范围外还由中国政府管辖；(2)中国对商船订立的章程不得与订立条约相违背；(3)美国允许清政府在美国设置领事，与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4)中美都不能因人异教而欺侮对方，免受宗教迫害；(5)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6)中美双方的人民在对方国家享有游历和居住权；(7)双方可互相设立学堂；(8)美承认中国内政独立，不干涉其内部政治。从《蒲安臣条约》中可以看出，该条约涉及租界问题、中国的“内治问题”等，反映出西沃德考虑美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和中国的内部治理方面。而且西沃德在条约中详细的解释了“保全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在中国实行贸易均等原则，扩大中美贸易，体现了他的商业扩张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一次成功，它保证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同时又为美国今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门户开放政策是近代美国远东政策的重要构成，也是美国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外交上的反映，它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一项政策，也是美国旨在建立海外商业帝国的“大政策”^[15]130。美西战争后，“门户开放”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确立了下来。然而，在美国从“门户开放”思想到“门户开放”政策最终形成并确立的过程中，国务卿西沃德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西沃德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扩张分子，他勾画了美利坚帝国的蓝图，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自由贸易为中心的开放式商业帝国。西沃德主张在亚洲市场建立机会均等体制，在中国实行“公正、温和的政策”^[15]137，在确保中国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实行各国的公平贸易与自由竞争，目的是控制亚洲市场，寻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这与后来美国远东政策的最初动机和目的是不谋而合的。20世纪初美国正式提出“门户开放”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在整个中国领域内，西方国家都享有一体均沾的权利。它的核心思想是“机会均等”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国家在中国获得贸易往来的机会平等，二是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保持公平竞争。通过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使美国在与中国市场的争夺中，占有绝对优势，进而在远东取得优势地位。

“门户开放”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础，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远东市场的完整性与开放性。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来看，其内容与西沃德的“门户开放”思想如出一辙，都旨在中国建立贸易机会均等体制，主张自由贸易。因此，从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沃德的门户开放思想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西沃德的门户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西沃德对外扩张思想的延伸。门户开放政策把西沃德的门户开放思想以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美国20世纪的远东政策对美国影响深远。

西沃德参政后，一直为他的扩张事业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世纪50年代，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西沃德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海外扩张理论。在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孕育和形成阶段，西沃德赞成一切有利于美国向亚太扩张的提议和法案，这一行为在担任国务卿之前表现的相当明显。西沃德进入参议院后就大力渲染亚太地区的价值和重要性，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预测亚洲将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区。1861年，西沃德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取得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阿拉斯加的购买和《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可以说，美国获得阿拉斯加的所属权是西沃德一手促成的。而西沃德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所体现的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初步形成，也与20世纪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紧密相连。

因此，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思想为美国的亚太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美国亚太政策的初步形成，为西沃德任国务卿期间在东亚的外交实践埋下伏笔。值得思考的是，西沃德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推动作用随着他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深入。前期，由于受权力和平台的限制只能在舆论上宣传其亚太扩张思想，实质性的行动参与较少；而西沃德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为实现其亚太扩张政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为美国亚太政策的确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美国20世纪初的扩张狂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西沃德的扩张思想是20世纪初美国扩张思潮的先驱，许多扩张思想一定程度上都是以西沃德的思想为基础，主张向海外扩张，实行门户开放等都是美国近代远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其次，西沃德的扩张思想主张向亚太地区扩张，通过掌控太平洋上的贸易来获得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进而称霸亚太。由于19世纪的美国国力还不足以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抗衡，但西沃德的“商业扩张”思想为美国更好的踏足东亚提供一个好的途径，既符合美国国情又可以使美国在东亚获得相应的特权和利益。无论是在日本取得的“最惠国待遇”还是在中国取得的“利益均沾”等特权都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奠定了基础。最后，纵观美国近代远东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是从扩张内容还是扩张途径上分析，美国近代远东政策都是西沃德扩张思想的一个历史缩影。

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美国亚太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亚政策则是远东政策的重中之重。在整个东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美国当局权衡利弊，在对待东亚地区的态度上，其外交策略始终与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总而言之，西沃德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指明了方向，由之前的“先欧后亚”思想转变为以“亚太”为主要扩张方向，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亚太扩张政策，为后来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称霸亚太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