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a and the Imagined National State in the 16^th-and 17^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民族意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学界并未对民族意识的构成因素达成共识，讨论民族意识的角度可谓见仁见智。赵超认为“构建民族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国家认同的具体对象”^[10]。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为具有内在有限性和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这里的有限性是指空间的有限性和边界性。显然，安德森的民族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其民族意识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意识。由于英格兰民族是一个外来民族，学者们多从历史演变而非国家意识角度讨论英格兰民族意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形成经历了较漫长的过程，到16、17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步交织重叠，民族认同中的英国性得到凸显。英国学者艾维克指出，莎士比亚时期英格兰民族意识出现了井喷状态，宗教改革、伊丽莎白女王1558年成功登基、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通往新世界航线的开通、再次征服爱尔兰、地图和印刷文化的盛行、1603年苏格兰国王问鼎英格兰王位等文化和历史事件，在构建英格兰民族意识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2]。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早期现代地理探险和大发现相吻合。如果说英格兰民族意识通过特定的历史事件得以彰显，那么，文学作品中的英国性更多地是通过地理叙事(特别是海洋叙事)而得以显示。

16、17世纪英国作家主要通过群岛叙事来构建英国性。据《牛津英语词典》，群岛archipelago并非仅仅指涉岛屿，而是相反，它的本源内涵是指水域。该词源自意大利语archipelago，其词首archi-意为“主要的、重要的”，词尾pélago意为“深渊、海湾、水池”，中古英语中archipelago与archi-sea通用。这样，archipelago本意是指“海洋或者任何一片水域，其中有无数岛屿”，而作为“一组岛屿”，即“群岛”之释义，则是该词的转换语义了^[13]。从地理学角度看，英国性就是群岛性，具有英国性的居民就是海上民族，海上活动和对海的情感构成了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民族行为和民族情感。这在16、17世纪英国文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斯宾塞的传奇史诗《仙后》通常被认为是一部有关英格兰的民族史诗，其中的地理空间多为虚构，例如第一卷叙述的仙国和伊甸国等地方，它们大多靠近大海，群岛性是其地理特征。史诗中的人物活动虽大多发生在陆上，叙述者却喜爱使用水上航行的词汇来描写陆上旅程。仅以第一卷为例便可见一斑。当巫娜(Una)与伪装成红十字(Redcrosse)骑士的大巫师(Archmargo)相遇时，叙述者称巫娜“是一位风吹雨打的水手，/长时间漂泊在茫茫大海上，/总是浸泡在汹涌的波涛里”(Ⅰ.ⅲ.31)^[14]。在另一处，叙述者说巫娜“行进到东、西印度群岛”去把红十字骑士寻找(Ⅰ.ⅵ.2)，表现了巫娜追寻之艰难与毅力之坚定。斯宾塞时代要到东、西印度群岛，海上航行是唯一的道路。不仅巫娜的旅程被比喻为海上航行，红十字骑士的旅程也被比喻为海上航行。当红十字骑士逃离骄傲之宫(the House of Pride)独自踏上行程时，诗人将他比喻为一位水手，在浑然不觉中躲过了许多暗礁险滩(Ⅰ.ⅵ.1)。斯宾塞热衷于用海上航行修饰陆上旅行，实则是英格兰民族文化使然。

不列颠岛的历史总是与来自海外势力的入侵有关。在抗击维京人入侵的过程中，位于今英格兰中部的麦西亚(Mercia)王国出现了一位名叫奥法(Offa)的国王，此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业，率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其力量足可与大陆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抗衡。他给后人留下座右铭：“欲保陆地平安，务必海上称雄。”^[15]12-13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之所以能联合其他王国成功地抗击维京人的入侵，是他千方百计发展起了一支海军，修建了许多新型的海上船只，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海上与入侵者进行较量，而不是等到敌人上岸后再进行战斗^[15]13。10世纪，埃德加国王(Edgar)非常重视海洋对英格兰的重要性，花大力气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海上力量。以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后盾，埃德加虽身为英格兰国王，却宣称自己是整个不列颠岛上盎格鲁-撒克逊诸路国王之首领，对不列颠岛海域也拥有海权^[16]27-28。埃德加国王在位16年，他治理下的国家因海上力量强大而国力空前强盛，国泰民安，陆上无盗贼，水上无海盗^[15]15-16。

由此看来，海洋活动与不列颠民族的兴亡有着内在的关系。正因如此，后哥伦布时代的早期英国人更加认识到海洋对英格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斯宾塞的密友兼庇护人罗利(Walter Ralegh)便颇具代表性。罗利集廷臣、诗人、骑士、海外探险家、科学家于一身，但对大海却情有独钟，晚年更是献身海外探险，誓与西班牙寸海不让，以便将英格兰发展成为一个帝国^[17]。为实现走向深蓝的帝国理想，罗利不仅跨海镇压过爱尔兰人的叛乱，而且在1584至1603年间更是不辞千辛万苦，五次组建船队远征美洲。他认为，英格兰要成为赶超西班牙的大国，必须从海外获得财富。在《发现圭亚那帝国》的“致读者”中，他鼓动伊丽莎白女王积极投身美洲的殖民活动，断言这些地区和他“眼下发现的帝国足以使女王陛下和她的整个国度拥有足够的财富，远超西班牙国王在东、西印度群岛占有的财富总和”。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如果女王陛下能抢在西班牙人之前在美洲建立一个热带帝国，得到的收获如果少于他在书中呈现的前景，那么，他宁愿失去女王的恩宠，甚至生命^[18]。罗利清楚地表明了海洋事业与国家兴盛之间的内在关系。在17世纪，英格兰再次抬出埃德加国王等历史人物，主张海洋权益和海洋强国。例如，詹姆斯一世对在不列颠岛邻近海域捕鱼的外国渔船征税时，重要缘由之一便是埃德加国王时期英国就拥有海权; 查理一世在位时花六万多英镑建造了当时英国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of the Seas)，装饰船头的人像便是埃德加国王威风凛凛地骑在马背上，脚下踏着七位国王，显示英格兰力图成为埃德加时期的海洋强国^{[16]141-142，158，326}。1668年，新建造的一艘海军战船被命名为“埃德加”号^[19]。

可能正是基于对英格兰与海洋之间同构逻辑的认知，斯宾塞才将笔下人物的旅行描述为航行。事实上，史诗中的红十字骑士和巫娜本身就指涉英国，其所涉及的海洋叙事无疑暗示了英格兰的海洋属性。根据斯宾塞的叙述，红十字骑士原本是一位征服不列颠的撒克逊国王的后代，出生不久便被劫持到了仙国，交与一位农夫抚养，取意为“泥土耕作者”之名的乔戈(Geogos)，后人称他为圣乔治，是英格兰的守护人(Ⅰ.ⅹ.61, 65-66)。这样，红十字骑士就是斯宾塞时代的圣乔治，代表了英格兰民族。作为一个新教民族，英格兰的敌人是罗马天主教，英国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必然要跨越海洋。所以，在与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大巫师和杜阿莎(Duessa)的战斗中，红十字骑士的征程常常被比喻为布满危险、充满艰辛的航海行为。就巫娜而言，她代表真正的教会，有关她的航海叙事与英格兰的教会历史有关。第二卷叙述英王卢克雷乌斯(Lucrius)接受基督教信仰时，叙述者却说阿黎玛特雅的约瑟夫早已把圣杯带到了英格兰(Ⅱ.ⅹ.53)。这种叙述首先是力图证明英国国教的正统性，它直接来自耶路撒冷而非罗马，作为真正信仰表征的圣杯留在了英国而非罗马，说明罗马天主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而是伪基督。其次，真正教会来到英国要经历地中海、英吉利海峡等地理空间，显示海上航行是英格兰成为神之选民的必经过程。从这个角度进行审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斯宾塞偏向于使用海上词汇来描述红十字骑士和巫娜的陆上旅行，他希望读者从海洋叙事的词汇中体悟英格兰的民族特性。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呈现了海洋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内在的甚至是必然的关系。无处不在的大海显示莎士比亚对大海有着深刻的理解，怀有丰富的情感，并与当时的海洋文化有关。无论是希腊传统还是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大海几乎都是一个布满神力的异己环境，是一个充满危险和变数的地方，常常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这种情况在欧洲人的地理大探险和海外扩张时期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现代时期，随着海员绕过非洲和南美洲的海角，以及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海上通道被开拓出来，海洋便成为欧洲扩张的快速通道……早期现代欧洲文化的跨海洋转向重塑了海洋的文化意义，结果是海洋不再仅仅是充满敌意或者神圣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为人类活动、冒险和机遇而准备的空间”^[20]3; 莎士比亚时代是“西方文化海洋转向的关键时期”^[20]6。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从道德或者人生哲理的角度理解该剧中的海洋，而是要思考莎士比亚的海洋叙事可能具有的时代政治底色。

虽然戏剧的故事地点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时间是古希腊时期，但16世纪英国作家视文学为参与政治表达的辅助方式^[21]，无论莎士比亚戏剧的背景在何处，它们都与英格兰有关^[22]。在科恩(Walter Cohen)给该剧撰写的介绍中有这样的文字：“本剧提出却没能解决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性爱焦虑。”^[23]大海是莎士比亚表达这一系列焦虑的有效修辞手段。基于英格兰人对大海的深刻认知，剧作家将当时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想象为一条在大海上漂移的船，船与大海是不同的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船离开了大海就不再是船了。就此而言，剧中的海洋既是现实的、可感知的地理空间，又是具有抽象性和象征性的地理学概念。大海是英格兰民族此时此地的一个隐喻。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是莎士比亚和威尔金斯(George Wilkins)于1606至1608年间的某个时期合作完成，且极有可能是1607年晚些时候或者1608年初。这个时间点对理解戏剧中的地理象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海的流动性产生了戏剧人物所处地理空间的错位性，这种地理错位性呼应了英格兰不久之前发生的王权更替现实。1603年3月24日在英格兰人心目中享有空前地位的伊丽莎白女王驾鹤西去，次日英格兰王室宣布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为英格兰国王。当代学者佩克指出这个事件对英格兰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来自外国的君王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带来了一个新的王朝，展示的是新的宫廷仪式和文化，出现了不同的王权和帝国观念，更换了上层集团，更新了与欧陆的关系，形成了与过去的断裂^[24]1。面对这种革新的局面，英格兰人是否存在某种焦虑心理呢？莎士比亚戏剧无疑给出了某种暗示。虽然该剧叙述的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古希腊时期的故事，但莎士比亚巧妙地安排了14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高尔作为讲述者出现在舞台上，扮演合唱队，这在审美功能上产生了时空错位效果，在政治和道德寓意上使得舞台演出被赋予了英国成分。当代莎学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传奇剧与詹姆斯一世的宫廷政治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伯杰龙通过文本考据，论证了詹姆斯一世的家庭生活是构成莎士比亚传奇剧的重要戏剧来源，即舞台上的戏剧故事影射了詹姆斯一世的家庭政治故事^[25]。另一学者威克姆则发现莎士比亚传奇剧贯穿着力图联合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戏剧主题，而这正是詹姆斯一世的政治抱负^[26]。就该剧而言，如果说泰尔王的家庭影射了詹姆斯的家庭故事，那么泰尔国无疑是英格兰的诗学投射，泰尔国王身上就有詹姆斯一世的身影。在戏剧里面，泰尔国王是否是一个理想的国王呢？他治下的国度是否强盛、太平呢？显然，戏剧文本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佩里克利斯是一位缺乏洞察力、自负、情绪化的国王。雷利哈恩指出，佩里克利斯渴望在堕落腐败的安提奥库王宫寻找佳配，表明他缺乏洞察力; 虽然他为了王室后继有人而去安提奥克王国求婚，但这种冒险却是自负的表现; 求婚失败后，佩里克利斯没有勇敢地与堕落的安提奥库国王进行战斗，而是逃离了泰尔，抛下担惊受怕的国民于不顾，且在整部戏剧中泰尔国王都没有在国内，没有承担任何国王的责任^[27]。佩里克利斯虽为一国之君却缺席朝政，这极有可能影射了詹姆斯国王。詹姆斯国王对打猎情有独钟，尽可能呆在乡下而不是朝政中心伦敦，热衷于光顾乡村庄园，朝政之事则时常留给大臣们，靠当时落后的通讯联系来处理，这与伊丽莎白女王勤于朝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8]。佩里克利斯的情绪化除了他不顾社稷安危而冒险向邻国公主求婚外，更体现在他自以为痛失女儿后的表现上。在塔索斯看见埋葬玛莉娜的所谓坟墓后，佩里克利斯痛苦到了极点，任凭海流漂泊，三个月都不开口说话，只吃延续生命需要的极少量食物，衣冠不整，心情极度抑郁，在剧中被反复称为病人。如果作为普通百姓，佩里克利斯的行为可以理解; 但作为一国之君，国事乃是压倒一切事务的头等大事，佩里克利斯的行为显得不可理喻，确实是一个有病的国王。

剧本的题目称佩里克利斯为亲王，但事实上佩里克利斯是泰尔国王，这暗示了佩里克利斯距离称职的国君还有差距。泰尔国拥有一位不那么称职的国王，而且这位国王还长时间缺席朝政，在民众心里引发焦虑就非常自然了。虽然剧本留给普通民众表演的场景不多，但对他们的焦虑心理也有所叙述。第二幕第四场叙述众大臣向摄政大臣赫利卡努当面陈述他们心中的焦虑(Ⅱ.ⅳ.37-39)，第三幕的哑剧表演显示国内的不安差一点就演变为暴动和叛乱(Ⅲ.Prol.26-29)。此外，剧中的其他五国也不是太平国度：安提奥库国王与自己的女儿乱伦，不仅丧失基本的人伦道德，而且国家政权也无人继承; 塔索斯遭遇严重饥荒，但其总督却无力解除人民的疾苦; 梅提林则是嫖妓成风之国，国民穷困潦倒，性病泛滥成灾; 埃菲索是一个崇拜巫术的国度，巫师赛里芒生活得舒适惬意，其他普通民众则时常遭受自然灾害之苦，风暴常把他们的房屋吹倒; 潘塔波利的社会现实是大鱼吃小鱼，社会无公道和正义可言(Ⅱ.ⅰ.26-120)。莎士比亚通过对这几个国家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描写，暗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泰尔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那么，作为一个国君，佩里克利斯是否也有焦虑呢？佩里克利斯告诉大臣赫利卡努，他冒死去安提奥克的目的是为了娶妻生子(Ⅰ.ⅱ.70-74)。如果仅仅是为了延续子嗣，佩里克利斯完全可在自己的臣民中挑选王后，何必到海外的王宫中去寻觅公主。其实，佩里克利斯是力图通过婚姻来扩张版图，实现帝国的政治抱负。门茨指出“佩里克利斯是一位殖民地开拓者”，他那些延长了的旅行实为扩大政治影响的一系列努力，如果外出旅行而没有带回一位佳丽或者后嗣，则是渎职的表现，佩里克利斯在潘塔波利海边与渔夫的对话让他明白缔造地中海东岸的强大帝国，对他而言就是做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渔夫，要使人上钩以便渔利^{[20]71-74，83}。佩里克利斯从海中得到的第一个政治收获是渔夫打捞上来的父传盔甲，凭借于此他的身份从海上落难者恢复为一位王子，取得了参加潘塔波利国王为挑选乘龙快婿而举行的武艺比赛资格。颇有意思的是，当渔夫将打捞上来的国王盔甲递给佩里克利斯时，特别提醒他“如果荣达，别忘了好运是从哪里来的”(Ⅱ.ⅰ.153-154)。大海是佩里克利斯开始好运的地方，佩里克利斯由此开始了政治渔夫的生涯。武艺比赛的胜出使得他获取了公主的芳心，开启了他的帝国理想的成功之旅。虽然大海夺走了王后和公主，但后来仍是大海将王后和公主归还了佩里克利斯。佩里克利斯的身份、命运都与大海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佩里克利斯像钓鱼一样让他人上钩的帝国扩张行为，并没有让人看见光明的前景。他的安提奥克之旅不仅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引来了杀身之祸，几乎殃及他的国家和臣民。虽然他最后从大海那里重新获得失散多年的爱女和王后，且爱女还和梅提林的总督结成百年之好，佩里克利斯和王后将成为潘塔波利的统治者，爱女和女婿则去治理他多年缺席朝政的泰尔国。佩里克利斯似乎初步实现了帝国理想，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前景仍然显得暗淡。首先，王后塔依莎在狄安娜神庙侍奉贞操女神多年，且年事已高，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生产后嗣还是一个疑问。其次，女婿黎西马库曾是光顾妓院的常客，作为统治者的道德境界令人生疑。再次，如门茨所言，玛莉娜生于海上，长于海边，属于海中之造物，现在却要去治理一个陆上国度，实为讽刺。她的经历与此政治要求格格不入，“她在泰尔的统治可能会像她的家父曾经的统治那样不稳定”^[20]83。

佩里克利斯的帝国扩张之梦与詹姆斯一世的帝国之梦形成呼应。詹姆斯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便急不可待地于1603年5月19日宣布英格兰和苏格兰应该是统一的王国，认为帝国的皇冠不应当是一王两国，在实现统一之前，他要求臣民们能视目前分治的两个王国为统一的民族国家^[24]9。与此同时，詹姆斯国王将主要精力花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凡涉及国际事务方面的事情，他都亲自参与，力推与欧陆达成和平，1604年与英格兰宿敌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随后促成了南北低地国家之间的和解，并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进行斡旋，对阻止战争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享有调停人的美誉^[29]82-83。詹姆斯国王还积极响应法国巴黎高等法院主席和法王亨利四世的皇家图书管理员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的号召，力图在欧洲平息各教派之间的冲突，以便构建一个和平的基督教世界^[30]。欧洲大陆事务的调停人身份正好吻合了詹姆斯国王想做罗马皇帝的政治理想。詹姆斯国王主张君主专制，其政治理想是让不列颠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当詹姆斯从爱丁堡奔赴伦敦参加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时，伦敦街头出现了许多象征英勇无比和无上荣耀的凯旋门，庄严而雄伟; 大凡历史上、神话中、经书里的勇敢、机智、雄辩、精明之人物，也都被时人搬来投射詹姆斯国王，如恺撒、屋大维、康斯坦丁、庞贝、奥古斯都、大卫、所罗门、俄耳浦斯、安菲翁、亚瑟王等; 当时的视觉产品，如绘画、雕塑、宫廷假面具演出、钱币、勋章等，也大多把詹姆斯国王与罗马政治人物结合起来，英王穿着罗马风格的衣服，戴着表示荣耀的桂冠，俨然是罗马皇帝的再现，永恒的罗马帝国之梦似乎将要经詹姆斯之金手而得以实现^[31]。詹姆斯也按照罗马皇帝的理想规划政治蓝图，他不仅力争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北爱尔兰开辟了阿尔斯特殖民种植园(the plantation of Ulster)，而且在美洲也建立了殖民据点。

詹姆斯国王深谙英格兰人对伊丽莎白女王普遍怀有敬仰甚至膜拜的心理，因此当他作为异乡人初登英格兰王位时，务必从宣传上进行政治包装，在行动上让人对他刮目相看。但是，詹姆斯国王却遇到了政治上的挫折。首先，力图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计划流产了，直到一百年后苏格兰和英格兰才达成统一，詹姆斯无疑高估了自己的政治能力。其次，天主教对詹姆斯的期待落空，成为导致1605年火药阴谋的主要推力。詹姆斯登上英国王位后，欧洲天主教势力对他表示祝贺，背后则是希望他能记住其天主教母亲被英格兰处决的历史，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甚至希望他能改信天主教。詹姆斯继位后确实对宗教纷争保持了宽容的态度，但天主教在英格兰日益增强的活动又让他产生焦虑，对天主教的威胁保持高度警觉。第三，詹姆斯把苏格兰部分贵族带入英格兰王室，势必侵犯英格兰部分贵族的利益，贵族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第四，詹姆斯国王的家庭关系紧张，力图通过政治联姻而获取外交胜利的计划也宣告破产^[29]84-85。

雷利哈恩曾借助阈限性概念，用“阈限地理学”(liminal geography)来概括《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的地理文化，指出剧中六个王国的地理位置特殊，同时接受希腊文化、北非文化、爱琴海文化的影响，构成文化上的阈限性，形成六个地区既是西方欧洲文化又是东方亚非文化的可能性，莎士比亚通过地理文化的阈限性表达了对詹姆斯国王的阈限性的焦虑^[27]。阈限性强调两个异质或异己的力量共处一个空间，如何协调显得至关重要。对英格兰人来说，詹姆斯国王的确具有阈限性，他既是自己爱戴的国王，也是一种异己力量的存在; 对詹姆斯国王而言，英格兰是他的阈限地理空间，因为英格兰既是他统治的国家，又是陌生的异乡。催生阈限性的根源是流动性带来的地理错位，在《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中，那无处不在又时刻流动的大海成为催生阈限性的载体。正是海边那次与渔民的对话和经历，泰尔亲王理解了作为国王的渔夫角色。流动的大海会把渔夫带到不同角落，成功的渔夫会从海里打捞，得到收获。显然，泰尔亲王不是一个成功的渔夫，他在海上那些悲欢离合的经历似乎都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控。如果说泰尔亲王影射了詹姆斯国王，大海性则是莎士比亚为英格兰进行的国家想象，无论对詹姆斯国王或者英格兰人而言，一切可能都会如同海流那样充满变数，如何从变化中获得收获，则要看渔夫的捕鱼功夫了。这便是莎士比亚在英格兰王朝变更时期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

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二世》中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临终时带着自豪的语气述说英格兰，赞美大海的屏护作用使得英格兰成为神选民族和人间乐园(Ⅱ.ⅰ.40-56)^[32]。英国学者施兰克认为：“1530-1580年是构建英格兰形象的关键性时期，在《理查二世》等文本中可以发现，英格兰以岛国的面貌出现，虽隔离却独立自主，享有至上权力。”^[33]冈特反复强调的是英格兰的地理位置，以及这种地理位置与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关系，从而确认英格兰作为人间伊甸园的恩宠地位。冈特台词中赞美的英格兰是一个封闭的国度，这种封闭性源自大海的保护作用。如果说英格兰是伊甸园，大海的保护则使它成了一座关锁的花园。关锁的花园并不意味着英格兰的锁国和封闭，而是强调英格兰与众不同。在冈特的叙述中，英格兰之所以成为人间乐园，乃是因为它得到了基督教上帝的恩宠，同时也对基督教事业做出了重要奉献，英格兰民族似乎是神选民族。所以，今昔对比，冈特念念不忘英格兰对其他民族的胜利(Ⅱ.ⅰ.61-66)。冈特对理查二世的昏庸无能和独裁专制十分失望，主张英格兰要对外而非对内。为什么冈特主张英格兰对其他民族进行征服呢？从冈特的台词不难推断，与英格兰相比，其他民族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不那么幸福，对英格兰这个人间乐园虎视眈眈，不仅会发动战争，而且还会带来可怕的疾病。如果说英格兰的富足和美好是基督教上帝的祝福，那么，酷爱战争、与疾病为伴不幸福的民族则自然指向异教民族。无疑，冈特的爱国台词中不仅隐含着英格兰中心主义的思想，而且隐藏着民族主义的二元论意识形态。

这种海岛民族意识颠覆了欧洲中世纪的T-O形态地图的地理认知，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海外探险产生的积极效益，使得早期现代英国作家对海洋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大海过去那种边缘性、妖魔化的地理位置让位给了具有保护功能的屏障性地理空间，英格兰自中世纪以来被赋予的他者形象和地理边缘性消失了。威尔逊(J. Dover Wilson)指出，冈特对英格兰的赞美台词可能源自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丹尼尔(Samuel Daniel)的《内战史》(The Civil Wars)，其第四卷有诗节不仅叙述了英格兰抵御来自法兰西的疾病，而且更赞美了大海对英格兰的保护作用^[32]156-157。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也有对英格兰海岛的颂扬(Ⅴ, ⅶ.116-117)。尼维特(Henry Knyvett)爵士1596年发表的《国家防御论》(Defence of the Realme)对大海的堡垒作用也津津乐道^[34]。根据麦克沃伊提供的文献，英国作家皮尔(George Peele)和格林(Robert Greene)分别在田园喜剧《控告帕里斯》(Arraignment of Paris)和传奇喜剧《修士培根和邦加伊的光荣史》(The Honourable History of 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中赞美了英格兰的海岛地理位置^[35]。英格兰作家深切地体认到，国家的命运与海洋已经融为一体了，这正如格勒特所言，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涉及统治者与臣民(主要是精英阶层)之间对如何利用社会资源组织国家防卫和备战进行协商，海洋无论在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资源^[36]。正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作品特别是《亨利六世》第三部(Ⅳ.ⅰ.42-45，ⅷ.19-22)、《约翰王》(Ⅱ.ⅰ.21-30)、《理查三世》(Ⅲ.ⅰ.161-164)等历史剧中，反复赞美英格兰的海岛地理位置了。

这样，海岛意识使得英格兰人对海洋地理与民族关系进行了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自恋情结，不仅认为自己身处人间乐园，更自诩为神的选民。随着后哥伦布时代欧洲人海外扩张的拓展，具有强烈自恋心理的英格兰人则自然会把不列颠海岛之外的其他民族视为他者，他者叙事充斥着当时的英格兰文学市场。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叙述了发生在一个魔幻海岛及其水域上的故事，这个地理位置远离欧洲文明，但却被欧洲人所占领。在对《暴风雨》的诸种批评中，后殖民主义及与之相关的新历史主义、文化物质主义有力地揭示了戏剧中隐含着的他者叙事。剧中来自那不勒斯的大臣贡札罗说：“在我们小时候，谁相信山区中有些人，公牛般粗的脖子上挂下个大肉袋？或是有种人，头颅生在胸膛上？”而如今，航海者发现了这些想象之物确实存在的证据(Ⅲ.ⅲ.46-48)^①。贡札罗的话表明，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想象出了异己的怪物，这些怪物虽然也被称为人，但身体形态则是与欧洲人迥异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有关海外轶事的种种传说、旅行文学、插图叙事等诸种文献，经过多次重复叙述，谎言和虚构便以真理和事实的面貌展示出来，欧洲人大多相信这种人确实存在，不是乌有之物了。前文论及的英国宫廷朝臣、作家罗利以自己的美洲之行似乎对此进行了证明。1595年5、6月间，罗利乘坐航船到达美洲，返回英国后很快写成的《发现圭亚那帝国》于1596年初出版，扉页便是一幅呈现美洲土著人的图画，画中人物虽有四肢，但他们的身体形态奇特，头颅长在胸膛上; 画面除了低矮的茅屋和原始武器之外，再也见不到文明的痕迹，几乎裸体的人身、打猎工具和奔跑的猎物则暗示原始化的生存方式^[37]7。

①   莎士比亚.暴风雨[M]//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02。本文《暴风雨》译文皆采用该版本，随译文括号注明幕、场、行数，版本依据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当然，《暴风雨》中最丑陋的土著人是卡力班(Caliban)，这个名字暗示了英文词汇cannibal，即食人族。卡力班企图强暴米兰公爵的女儿蜜兰达(Miranda)，这个行为可解读为一个心理层面的象征，暗示出欧洲人对土著人的恐惧心理，害怕被土著人“吃掉”，害怕遭遇来自土著人的暴力。因此，卡力班带有巨大毁灭性的力比多，难怪乎米兰公爵称他为“畜生”“魔鬼，天生的魔鬼”(Ⅳ.ⅰ.140, 188)，其他人则称他为“怪物”(monster)。卡力班的怪物形象在第二幕第二场得到了充分的叙述。在欧洲人眼中，躺在地上的卡力班似人非人，似鱼非鱼，似兽非兽，弄到英国或那不勒斯进行展览可以赚到不少钱(Ⅱ.ⅱ.25-37, 59-92)。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人对海外土著人的他者想象，这种他者想象使得欧洲人以猎奇心态看待美洲印第安人。据记载，最早被带入英格兰的所谓印第安人实为三个爱斯基摩人，1502年被引入布里斯托市(Bristol); 1577年，英国海盗船员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从美洲带回一个爱斯基摩人。在英国人看来，这个爱斯基摩人脾气不好但行为敏捷，深褐色的皮肤使人想起黄褐色的摩尔人和鞑靼人。面对这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异乡人，英国人断定他是一个异教徒、一个能产生惊奇效果的事物。1588年，弗罗比舍带回来一对爱斯基摩夫妇，这对夫妇生下一个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客栈招揽顾客的亮点标志^[37]159。由此可见，欧洲人是带着好奇、猎奇的心态看待美洲土著人的，为了满足没有出过海的欧洲人的猎奇心，海外探险者常把土著人带回欧洲，展览赚钱或者作为礼物送给重要的政治人物。例如，作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朝臣，罗利1584年就接受过英国海外探险者从美洲弗吉尼亚带回来的两个印第安人，他给他们穿上棕色的平纹皱丝织品，使得他们度过英国严寒的冬天^[37]160。罗利给这两个印第安人穿上花哨、华丽的服饰，并非良心发现，而是将其作为象征物展示出来，暗示英国人从事海外殖民活动所具有的征服内涵，英国人可以把自己的服饰(文明)强加给土著人，土著人会接受英国人的安排，不会强烈抵抗，英国的海外活动不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联系到西方文明与海洋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对海岛意识的内涵进行适当延伸。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具有先进的航海技术，但当他们依靠先进技术航行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时，他们则以优越者的眼光审视和打量那些落后的土著人，认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怪物。在这种意义上，先进的文明和技术没有打开欧洲人的心灵，而是相反，他们的心灵因为文明而成为一座关锁的海岛，认为海岛之外便是荒野，布满怪物。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双刃剑效应。一个事物之所以被称为怪物，是因为它背离或偏离了普遍接受的某种常规标准或规范，而这种常规标准或规范自然是所谓文明的欧洲人能普遍接受的。怎么才能对这种偏离做出判断呢？形体展示是最直观的方式，而当怪物作为道德、意识形态或心理活动的投射物时，便具有警告的净化作用了。

英国人对他者民族总是按照二元思维模式进行构建，要么奇丑，要么美若天仙。莎士比亚塑造的卡力班属于奇丑一类，如果将其展示在舞台上，是时人追逐的畸形秀。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中的撒旦及其女儿“罪”和儿子“死亡”都属于怪物类型。当描写撒旦的形体时，弥尔顿列举了一系列巨型怪物，包括泰坦巨人、百手怪物布里阿瑞俄斯、百头怪物提丰、海洋巨兽列维坦等(P. L., Ⅰ.193-197)^[38]。如果联系撒旦后来在去伊甸园的途中变成了狮子、豹子、鸬鹚甚至蛇等形态，那么，撒旦的身体形态变化确实如同一场畸形秀。对于这个大魔王的怪诞身体，除了基督教有关罪恶警示的象征阐释外，还应注意怪物叙事背后可能隐含的他者意识。撒旦出场不久，弥尔顿就把他称为奥斯曼帝国首领苏丹(P. L., Ⅰ.348)。弥尔顿笔下的“罪”和“死亡”也是非常恐惧的怪物(P. L., Ⅱ.648-673)。撒旦是恶，根据史诗的叙述，女儿“罪”和儿子“死亡”皆是撒旦的后代，构成了恶的三位一体，成为神圣三位一体的对立面。从后殖民角度进行审视，联系有关撒旦与伊斯兰奥斯曼帝国之关系，恶的三位一体增强了撒旦的怪物属性。这种恐怖、怪诞的怪物形象暗示了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和焦虑心理，更代表了基督教海岛居民弥尔顿对他者民族的魔鬼构建。

与恐怖的怪物相反，欧洲人的另一类他者想象是十分美丽的土著人。斯宾塞的传奇史诗《仙后》第二卷第十二章描写了一座名叫“福乡”(Bower of Bliss)的人间乐园，景色迷人，歌声美妙，居住着美女阿克拉霞(Acrasia)和一群侍女，她们放纵、淫乐，让每一个来这里寻欢作乐者都忘记了初心，常常是销魂之后变成畜生式的怪物。当负责捉拿阿克拉霞的盖恩(Guyon)骑士走进这个乐园时，诗人提供了有关女性玉体的细节描写(Ⅱ.ⅹⅱ.63-78)。身处这迷人的乐园，面对感官诱惑，盖恩骑士难抑内心的情欲，幸好有代表理智和谨慎的香客及时提醒和阻止，盖恩才恢复理智，压抑住了内心的欲火，用一张精巧的细网把阿克拉霞捉住，然后摧毁了这座充满感官诱惑的乐园。

在美国当代著名文化诗学批评家格林布拉特看来，摧毁福乡这个叙事事件蕴含着一种权力关系，它揭示出三重主题阐释：欧洲对新世界(美洲)土著文化的反应，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斗争，新教改革对视像文化进行的攻击。就新世界的指涉而言，格林布拉特注意到，阿克拉霞福乡叙事片段包含了当时旅行故事的重要成分：海上旅行，陌生的危险动物，天工巧成的乐园景观，雕刻有奇妙视觉意象的金银制品，被男性力量约束的女人气的威胁，当地居民的大方和淫乱，既想进入又想摧毁的欲望。也就是说，土著文化有其几乎难以抗拒的迷人之处，如同性爱般的吸引力，但其危险后果是消解欧洲人的灵魂，消解理想，像印第安土著人那样懒惰，整天沉溺于享受和淫乱之中。因此，盖恩骑士捉拿阿克拉霞，摧毁其住所，实质是对土著文化进行征服和控制，并通过实施这种暴力行为，确保欧洲文明的再生性^[39]。

的确，斯宾塞设计的福乡故事涉及欧洲文明与土著文化之间的权力较量，以及欧洲力量的最终胜利。但是，格林布拉特可能未曾注意到，福乡里的原住民都是女性，男性则是外来的骑士。斯宾塞把土著文化想象为追求感官享乐、满足本能需求的他者文化，性感、美丽、极具诱惑性的土著女人成了他者文化的修辞叙述，而且这些女性所处环境富饶美丽，好似人间乐园。斯宾塞似乎给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景观：一座人间乐园里面住着落后、野蛮却很开放的女性，如同处女般等待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人狭隘的地理空间认知，十分自恋地相信欧洲之外无文明，对其他文明持排斥态度，本质上是狭隘的海岛意识在作祟，而其中隐含的焦虑、欲望甚至暴力反映出欧洲文明的自私性、封闭性甚至血腥性。格林布拉特将盖恩骑士的暴力行为解读为欧洲文明的再生性行为，具有为欧洲文明进行辩护的嫌疑。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涉及爱情、宗教、信贷等主题，但其根本主题是经济议题，并且与海外贸易紧密相关。安东尼奥作为威尼斯有钱的商人，被称为“皇家商人”(Ⅲ.ⅱ.238)^[40]，是非常有实力的商人。他的船队数量不多，但却到过的黎波里、墨西哥、英格兰、里斯本、巴巴里、印度、热那亚等地从事商业贸易，凡当时地球上的商业热点均留下了其船队的帆影。据学者考证，《威尼斯商人》创作于1596－1597年间。此时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已百年有余，英国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正积极从事海外殖民和贸易，海外贸易成为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英国王室虽有多种财政收入渠道，但主要还是依靠税收。例如，王室自身的土地收入在16世纪早期占总收入的40%，但到16世纪末，比例大幅下降到不足1/3，到17世纪30年代初只占14%的份额^[41]252。因此，英国王室非常关心海外贸易，原因是对出口和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收入构成了16、17世纪主要的财政来源。英国政府对大多数进出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部分商品关税达到8%或9%，个别商品关税更高，例如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对出口作为原材料的羊毛关税高达30%到40%，对进口作为半奢侈品的法国红酒征税高达80%以上，对进口烟草征税高达100%^[41]253-255。与此同时，进行海外贸易的富商和组织有时候还会成为王室的提款机。按照英国法律，王室征税必须获得议会的授权，这常常导致王室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冲突。1600年之前英国王室因利息之累不想向臣民借钱，但当遇到财政紧急需求而又不愿意获取议会授权时，就向富人或者富有的商业组织如“商人投资者行会”(the Merchant Adventurers)、“伦敦有限责任公司”(the Corporation of London)等强制借款，王室不付利息，甚至有相当多的情况是本金都未归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以赊账交易冲抵税款的经济方式^[41]259。这样，读者也就不难理解《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为何被称为“皇家商人”，虽然他的身份不属于王室成员，但他的海外贸易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却与王室有直接关联。

对《威尼斯商人》中所呈现的经济主题，莎学界主要从贸易和高利贷之关系，以及放贷人、商人、土地贵族等不同阶层所涉及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讨，但却忽略了戏剧中的海外贸易与新兴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

《威尼斯商人》以安东尼奥的焦虑启幕(Ⅰ.ⅰ.1-7)。对安东尼奥的焦虑心理，他的两个朋友萨莱尼奥和萨拉里诺替他说出了缘由(Ⅰ.ⅰ.8-14, 15-21, 22-40)。根据这两位朋友的描述，安东尼奥患上了现代医学所说的强迫症，使得他焦虑不安、忧郁痛苦。两位朋友反复强调海外贸易中不稳定和危险因素随时可能生成，失败意味着破产甚至负债累累。但安东尼奥并不认同朋友们的解释，那么，安东尼奥忧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剧本的叙述，威尼斯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分属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经济学伦理取向，基督教徒安东尼奥认为商业贸易行为符合基督教经济学伦理标准，而犹太人的高利贷经济行为则有悖于基督教经济学伦理标准。作为国际大都会，威尼斯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商贸城市，其繁荣“完全依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Ⅲ.ⅲ.30-31)^①，但显然基督教徒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夏洛克称安东尼奥是“一个摇尾乞怜的税吏”(Ⅰ.ⅲ.33)。西方疏注家指出，“税吏”的原文publican是指剥夺犹太人合法收益的基督教服务人员^[42]，或者欺凌犹太人的统治阶级之工具^[40]84。夏洛克的陈述证实了安东尼奥作为统治阶级之一员的角色：安东尼奥憎恨犹太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些暴利”。夏洛克相信，安东尼奥之所以能这样仗势欺人是因为他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他的船队可以到世界各地从事海外贸易，可以像傻子一样任性地“借钱给人不取利息钱”，从而把犹太人“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因此，夏洛克发誓，一旦有机会他要实行报复，否则犹太人“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Ⅰ.ⅲ.14-18, 34-43)。从整个剧情看，夏洛克心中的翻身计划无疑是要利用经济手段打一场政治翻身仗。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1卷.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444.本文《威尼斯商人》译文皆采用该中译文。

然而，夏洛克的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首先，无论是《圣经·旧约》的宗教传统抑或以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济思想传统，除古罗马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总体上是反对高利贷行为的^[43]。其次，夏洛克的高利贷行为有悖于海外贸易的时代大环境。加拿大学者史蒂文斯指出，“夏洛克因不是敢担风险和勇于冒险的全球化资本家而遭到无情讽刺”^[44]。其实，夏洛克应该是一位金融资本家，但不是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型关系，但莎士比亚却把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的经济关系处理为不共戴天的水火关系，这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大有出入。据史料记载，威尼斯的犹太人当时既放贷也从事贸易，其经济活动对促进新兴的银行业这个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金融体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5]。与此同时，《威尼斯商人》对放贷行为的看法也与英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在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政府允许放贷人收取最多不超过10%的利息，但到了爱德华六世时期则禁止放贷收息的做法，1571年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议会通过了《反高利贷》法案，恢复了亨利八世时期的做法，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放贷收息的合法性^[46]。准许收取一定利息率的放贷行为恐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形势所迫。据历史学家估算，16世纪后半叶英国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500%，但货币本身的供应量则只增加了63%^[47]。这种供需之间的严重脱节制约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行海外贸易和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向私人借贷就成为一种必然，当时私人之间进行借贷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除了显而易见的反犹倾向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使得莎士比亚对当时意大利和英国已经普遍存在的放贷收息的经济现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却要把夏洛克的放贷收息行为置于死地而后快呢？

按理说，在海外贸易需要资金投入和整个社会对放贷收息已经习以为常的环境下，安东尼奥和夏洛克虽然信仰不同，但不至于敌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还可能会为经济活动的双赢进行协商，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善关系。然而，从整个戏剧看，夏洛克的经济观念十分保守，对远洋贸易风险非常担心，唯恐殃及池鱼。当巴萨尼奥向夏洛克表明安东尼奥要借贷三千块钱时，夏洛克认为安东尼奥是经济有保障的商人，却说“他的财产却还有些问题”：虽然安东尼奥的商船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事贸易，“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可是世界上到处布满海盗，几块木板钉起来的商船是不结实的，风吹浪打随时可能葬身海底，血肉做成的船员随时可能命丧黄泉(Ⅰ.ⅲ.13-21)。在夏洛克眼中，安东尼奥虽然拥有强大的船队，生意遍布世界各地，但高风险随时可能让他身无分文，因此断言他的财产是有问题的，自然不会放贷给如此高风险的远洋贸易，他这次之所以能慷慨到不取息而放贷给安东尼奥，是别的打算使然。

夏洛克的经济行为与当时英国重视海外贸易是背道而驰的。作为岛国，英格兰人深谙海外贸易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1627年，英格兰海军首领理查德·吉福德(Richard Gifford)在英格兰海军改革提议中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贵族、乡绅、商人都“非常专注于海洋事务”^[48]。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各阶层可能会有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但对海洋和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却有相同的认知，成为各社会阶层关注海洋、从事海洋事务的内在动因，是海洋事务把英格兰演变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从1580年代到1620年代差不多40年时间里，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英国年轻人认为英格兰民族是优越的，有权控制新的商贸路线、财富和外国领地。例如，剑桥大学学者约翰·迪伊(John Dee)于1577年上书伊丽莎白女王枢密院，大谈特谈英格兰民族的优势和建立一个强大和永恒的帝国的能力，图文并茂地谏言女王要充分利用英格兰的地理位置，建立一支皇家海军，不仅可解除来自海上对英格兰的威胁，而且女王作为船长，可以带领英格兰这艘帝国之船驶向远方和未来。迪伊之后，另一位有影响的文人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98-1600年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海外旅行和地理叙事书籍，断言“英格兰人非常适合探索和控制东方的贸易”，鼓励其不惧海盗，不怕艰难险阻，去那方可以抵达中国、日本、马六甲、印尼群岛的东方水域进行探险和贸易^[49]。

海洋探险和海外贸易已经成为英国强国富民的举国策略，莎士比亚置当时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现实于不顾，其诗学目的旨在强化代表海洋探险精神的安东尼奥和代表畏惧海洋风险的夏洛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以前者的完胜使得整部戏剧充满浪漫传奇的喜剧色彩。安东尼奥的胜利取决于一个由巴萨尼奥、鲍西娅和他本人构成的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从阶级成分来看，巴萨尼奥和鲍西娅是贵族阶层，安东尼奥是商人。他们之所以能组成一个共同体，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外，他们共同具备了地理大探险时期的冒险精神，与海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萨尼奥属于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是安东尼奥“最尊贵的朋友”(Ⅰ.ⅰ.57)，引文的原文是“most noble kinsman”，表明两人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noble一词表明巴萨尼奥具有高贵的品质，这极可能是两人成为好友的道德伦理基础。巴萨尼奥当过雇佣兵，其冒险精神体现在两支箭的比喻上。巴萨尼奥以自己小时候练习射箭的亲身经历告诉安东尼奥，当他无法找回射出去的箭时，再朝着相同的方向冒险射出另一支箭，结果两只箭都找回来了。现在，那无法找回的箭便是巴萨尼奥铺张浪费而欠下的债务，还未射出的箭则是向鲍西娅求婚，他要冒险借债射出第二支箭，因为如果求婚成功的话，鲍西娅的财产则有他的份额，就可以偿还他的债务(Ⅰ.ⅰ.139-151)。显然，巴萨尼奥具有冒险精神和追求财富的人生理想，这使得他能与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产生亲近感并结下深厚友谊。

鲍西娅对最终击败夏洛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基督教阵营中的一员，鲍西娅对身陷困境的安东尼奥心急如焚，想让夏洛克接受加倍的偿还金额，在遭到拒绝后便借法律的手段击败了夏洛克。鲍西娅之所以能对安东尼奥鼎力相助，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友谊之外，鲍西娅的生活和价值观或多或少与海洋贸易有关联，对海洋冒险具有认同感。鲍西娅是贝尔蒙特一位富家之女，但是剧本没有交代其财产的来源。不过，从她父亲身前的遗嘱和鲍西娅本人的经济活动来推断，鲍西娅的家庭极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鲍西娅的父亲生前德高望重，临终立下遗嘱，规定女儿的婚事由求婚者竞猜金银铜三个匣子来定夺。这与基督教经济学伦理相吻合，除爱情成分外，婚姻还被认为是一场冒险和投资，上帝的恩典会帮助你赢得这场冒险投资。事实上，巴萨尼奥对安东尼奥说，鲍西娅就是“传说中的金羊毛，引诱着无数的伊阿宋前来追求她”，而他自己则需要必备的财力去冒险得到这个金羊毛(Ⅰ.ⅰ.168-175)。这些细节极可能暗示鲍西娅的父亲生前从事过某种商业冒险活动，才如此深信上帝的恩典会给冒险活动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戏剧接近尾声时，鲍西娅拿出一封信，信上说安东尼奥的“三艘商船，已经满载而归，快要到港了”，但鲍西娅强调，安东尼奥不会知道她是如何碰巧得到这封信函的(Ⅴ.ⅰ.275-278)。这确实是一个谜。作为一个足不出户的富家闺女，怎么与商界有联系呢？但是，如果鲍西娅的父亲生前是一位成功的海洋贸易商人，凭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必有广泛的贸易圈子，鲍西娅认识其中的重要人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鉴于海外贸易的高风险，时人通常不敢单独出海行动，而是几户人家或组织在一起投资组建船队。据此，鲍西娅的家庭极可能在某个商业船队中有份额，才能在父亲去世后维持家庭开销。不难推断，鲍西娅极可能与海洋贸易船队或某个贸易据点有联系，经她之手送信给安东尼奥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学者费伯指出，鲍西娅的家庭是土地贵族阶层，但同时指出，“土地贵族进行商业投资在那时是平常之事”^[22]。鲍西娅家所在的贝尔蒙特地处海边，据此判断其家人从事海洋贸易乃情理之中的事情。

作为从事海外贸易或与之有直接关联的基督教徒，鲍西娅自然能将安东尼奥视为具有共同信仰的经济共同体成员。费伯指出，“威尼斯船队皆有军事和商业两重性质，相应地，海洋冒险者就应该是一位战士”^[22]。安东尼奥和鲍西娅都成了守护基督教经济共同体的战士，当安东尼奥身陷绝境之时，鲍西娅能动用自己的关系，女扮男装代替律师出庭审理案件。作为一个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妇女，她审理案件的思路和体现出来的法律知识极有可能是受到了未出庭的律师指点。鲍西娅凭借法庭这个特别的场所合法地剥夺了夏洛克的经济权利，从而消除了对基督教经济共同体的异教威胁，正如有学者指出“共同体成员对非共同体成员的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50]。事实上，安东尼奥所在的威尼斯和鲍西娅所在的贝尔蒙特在戏剧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作为国际大都市，威尼斯是一个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城市，但繁华的商业无法消解不同信仰和种族之间的冲突。贝尔蒙特则与之相反，虽然它也与外界联系紧密，而且也从事海外贸易，但其居住者却是基督教徒，显得繁荣、安宁、和平，这在戏剧的最后一幕有着鲜明的体现。其实，鲍西娅择夫的行为从寓言层面可以解读为对其他民族进入贝尔蒙特的排斥甚至拒绝。向鲍西娅求婚的人来自不同国家，鲍西娅指出这些求婚者的不足或缺点，大多带有种族偏见。夏洛克更是与贝尔蒙特无缘。美国学者格罗斯指出：“在该剧中，夏洛克出场的质量取决于贝尔蒙特这个地方，在那里他被排斥，基本不被提及，从来就不称其名字(他在贝尔蒙特只被称为‘犹太人’或者‘敌人’)。”^[51]贝尔蒙特，一个只有基督教徒居住的海港或海岛城市，因海外贸易投资而富足，因共同的信仰而和平与安宁。与贝尔蒙特相比较，表面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威尼斯正被不同信仰的群体所撕裂，充满纷争，安东尼奥所在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共同体随时都可能面临阴沟翻船的危险，这极可能是安东尼奥感到忧虑的深层原因，他险些成为夏洛克的刀下鬼就验证了安东尼奥忧虑的现实性。

因其海岛地理位置的因素，英格兰有重视商业贸易的传统，13世纪约翰王颁发的《大宪章》有保护外国商人的条款^[52]，爱德华一世发布的《商贸法》允许外国商人可自由进出英国，1398年一位商人成为伦敦市长，商人与王室的关系渐进亲密，爱德华四世甚至与商人结成伙伴关系^[5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想对世俗幸福的宣扬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中世纪的自然经济让位于商业经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出现。虽然经济学界对重商主义这个概念的复杂内涵颇有争论，但它与政治的关系却是明白无误的。有经济学家认为，重商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垄断主义以及商人和政客之间的亲密共谋^[54]，甚至被认为是强国原理，商贸成为帮助弱小民族国家变得强大起来的有效手段^[55]。重商主义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主张通过海外贸易增加黄金和白银作为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储备，殖民扩张是获得大量金银、原材料和广阔市场以增强国内财富的有效途径。在莎士比亚时代，伊丽莎白女王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商人成为构建民族国家之有力的经济和政治支柱，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和拓展皆由商人组建的股份公司进行运作。

海外冒险和获取财富成为当时英格兰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本要投资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以便为国家服务。显然，夏洛克因害怕承担风险而拒绝海外投资，这与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为了消解过分担忧海外贸易风险而形成投资不足的局面，当时英国作家给国人呈现的海外图景常常是黄金遍地、物产丰富的人间乐园，似乎去那里投资压根儿就没有多大风险，这在马洛的戏剧《忽必烈大帝》、罗利的旅行纪事《发现圭亚那帝国》、斯宾塞的史诗《仙后》、莎士比亚的戏剧《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和《仲夏夜之梦》、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等众多作品中或多或少得到了表现。这种有关异国他乡的乐园叙事与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形成共谋，极大地激发了英国人的海外财富想象力。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从海外投资中获得过丰厚回报，并于1581年把骑士称号亲自授予环球航行的第一位英国人德雷克(Francis Drake)，绘制有德雷克航线的世界地图不仅被刻在了银质勋章上面，而且还绘在了英国王室中心白厅的一座墙上^[56]，足见王室对海外探险的重视。可以说，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海外冒险投资的共同体，最终演化为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帝国经济共同体。

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海洋既保持了固有的物理属性，但更大程度上已演化为一种叙事载体和修辞手段，被染上了厚重的政治底色，映照着时代的风云变化。虽然身处个人主义文化发轫阶段，但16、17世纪英国作家笔端的海洋叙事不是小家碧玉的个体抒情，而是担当了历史赋予的时代角色，从政治、经济、全球化等角度思考和审视海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诸种可能关系。地理大发现所生发的全球化和海洋文化转向，给英国作家重写海洋提供了契机，但在消解海洋地理被赋予的怪物性和边缘性叙事的同时，却滋生了海洋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英国中心主义曾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解读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海洋叙事，不仅有助于我们洞察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演化历史，而且对从空间政治角度审视文学史也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