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CPC's Leading Economic Reform

自1840年以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就成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和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曾努力向西方学习，但都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2]206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建设探索过程中，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经历重大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彻底打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制度范畴的束缚，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初步结合，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把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适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别开来，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大力发展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促使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从而打破了其他发展模式私有制一统天下的神话；从原先“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我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扫清了障碍。经过40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2位，年均增长是同期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超过7 500美元，成功地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4]，这不仅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到正确道路。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5]。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充分尊重市场、依靠市场，从我国经济建设全局出发，深刻指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述注重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则、维护公平、优化服务，弥补市场缺陷，这必将最大程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6]3。“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7]这表明，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比如：我国现在已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制造业产值也已跃居世界第l位，首次超过了雄踞百年的美国，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落后的社会生产”面貌已经基本改变，社会生产供给能力大幅提升，这使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9。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形式多样、质优价廉的物质需要，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需要，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需要、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需要、公平正义的法治需要以及绿色健康的生态需要等多个方面，而且还集中体现为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期盼。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内在要求，而实现人民幸福则离不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6]8可以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35-36，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前进。

列宁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8]现代化研究专家布莱克也认为：“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9]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其特殊性，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关系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它决定着中国在走向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我们面对的经济建设环境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也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非易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模式也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逐步形成的。20世纪50年代，囿于传统理论的既定认识框架，即：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依靠计划经济来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我国经济现代化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单纯的计划经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和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结论，主张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体制依托和推动力量。因此，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40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的和迫切的要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使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推动经济体制不断适应现代化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6]24可以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途径。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由于经济体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在生产力视角下，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现代化生产力为支柱，通过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激发社会创造力，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另一方面，生产关系视角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既要能推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也要有更和谐的生产关系，更好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机统一起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道路，是指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我国发展的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具体发展道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主题是移植甚至强化苏联模式，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主题则是改革原有模式，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管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联产承包、创办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起步有多么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毕竟已经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虽然小规模和浅层次的改革不断释放能量和活力，但是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进一步改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调整经济运行方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在这个过程中，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逐渐淡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随着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框架被突破，多元化所有制形式也逐渐开始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为最终找寻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改革之初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此为新的起点，中国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自身国情的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从而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现实和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同样，没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不断拓展，不在前进道路上坚决排除“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与主张的干扰，就难以确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深化路径，就没有持续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所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道路的选择，这条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境遇出发，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围绕“如何拓展我国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深入探索，逐渐形成了以“七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中，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保障，凸显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能够有效抑制资本的逐利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确保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新特征，研判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强调改革成为新常态条件下的经常性任务；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功能有机统一起来，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强强联合”，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坚持完善宏观调控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客观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出发点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断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质量，使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向往，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战略，这就直面我们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要求；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坚守底线思维，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增强中国经济安全提供了重要方法论。这“七个坚持”从政治保障、发展目的、发展理念、主要矛盾，到工作主线、发展战略和策略方法，形成了一套“前所未有”的“闭环”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提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怎样实现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兼容结合，使市场经济中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内容，开辟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发展空间，市场经济增加了一种新的形态，这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市场经济，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市场经济理论，使市场经济由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变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和共同财富，这就夺回了经济运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品质的重要体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础上考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在经历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之后，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这是马克思等这些“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公有制，并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布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彻底决裂”，他们还写下了这样的至理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0]。而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接受除了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并给予其合法地位，这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在这之后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确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贯彻执行，形成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信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11]514-515，并深刻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1]515。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这些新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从理论上看，上述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现实国情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上看，这些新认识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能确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胜利前行。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2]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人民性的重点就是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就是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秉承马克思经济学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的创新和发展。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209。这一重要论述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强调要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实现了二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有机统一。受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影响，以往人们总是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仅仅限定为生产关系，片面强调“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忽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在排斥商品货币、市场交换的基础上，无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致使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程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强调经济发展要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在推进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路径，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凸显了马克思经济学是“以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而出现的。自十月革命以来，列宁在领导苏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共同难题，这一难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而得以破解。这一难题破解的关键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而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不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扬弃，而且在批判与扬弃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出现了蓬勃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日益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社会主义改革却一再经历严重挫折。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沉着应对。邓小平坚定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筑牢政治灵魂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通过纵观14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雄壮画卷、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性成就”，努力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始终强调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这是党的执政基础所在，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物质基础所在，但为了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还强调在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始终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是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因此我国政府既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且调控力度和目标为西方国家所不及，从而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使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可见，这条道路在经济领域中通过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进行有效结合、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进行兼容结合，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远影响。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中国为榜样，纷纷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比如，越南在革新开放的过程中借鉴我国市场经济理论，并在越共九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古巴也参照中国改革范本，不断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持续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南亚社会主义国家老挝也提出了要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6]7。目前，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高地，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7%，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更加坚定了人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凤凰涅槃，开辟和绽放了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与希望之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引领旗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2]321，“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346。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为发展本国经济、摆脱贫穷落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与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事实表明，在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中，第三世界起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道路也是漫长、曲折和很不平坦的，它们面前有着许多障碍和困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的改变，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带领本国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的过程中却又找不到好的模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华盛顿共识”给广大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带来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并使这些国家的贫困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高度相似性，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就“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2]225。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40年来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中国道路已在这个方面为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了借鉴，并对其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这主要表现在：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改革创新、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有效协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等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把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落脚点，把“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重大举措，使我国的精准扶(脱)贫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1981年至2013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8.5亿，占全球减贫总规模的69.3%，为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13]，同时也使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促进全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挑战了西方模式的垄断地位，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澳大利亚《广告报》就有文章称：“中国模式让迷恋高增长、稳定、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心驰神往。”^[14]“印度尼赫鲁大学谢钢认为，中国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经验丰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古巴社会科学高级理事会主席胡安·路易斯·马丁·查韦斯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成功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范例，应研究中国的发展案例，丰富发展理论”^[15]。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反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新路。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一刀切”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经济的完全自由化和私有化，消除政府对企业的一切管制，片面强调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宰作用。但事实上，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固有缺陷，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大量外部性问题，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了这一角色，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可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改革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消除了依附理论的“脱钩”倾向，又破除了“华盛顿共识”的全盘西化和激进的私有制改革举措，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承受限度和改革需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佳平衡点，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并在尊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强强联合”，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得到优化组合。因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经济改革既不同于“非洲模式”、“拉美模式”，也不同于“东亚模式”，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具有启示意义。尽管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但这一国情在很大程度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为后发国家在寻求适合本国发展道路、消除本国贫困的过程中提供了样本参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135

人类文明是劳动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的，它不仅体现于物质，也体现于精神和人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有史以来，从经济类型的发展先后来看，人类文明的演进依次经历了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不同类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视域中，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产生人类的经济需求，然后人类的经济需求又反过来驱动人们去进一步实践，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经济需求。人类文明正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不断产生更高的需求，推动人们不断从事新的实践，从而不断发展了人类文明。如今，当我们从人类文明历史的坐标体系中来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时，首先应注意到的是我国经济改革这一具体实践活动对促进物质资料生产及其对加速生产力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6]3。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经济改革也有力地拉动和推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先进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频繁，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它使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最合理最有效率的配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给人类文明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竞争，更重要的是机会：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世界其他文明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上亿人次的出国旅游为世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加透明、更加规范的中国市场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这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进而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互利双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继续高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使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国际社会的不同场合数十次谈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是在2018年亚洲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7]从而再一次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认可。“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指导我们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实现动态、有效的平衡；同时，“一带一路”所体现的“普惠性”，集中反映了共享发展在方法论上要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和各自已经形成的经济优势为启动点和撬动点，打造多条相互连接的经济合作区域与经济发展带，带动各国经济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五通”中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也希望通过“五通”开辟共同发展的新途径，给全球经济包括自身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将使沿线国家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促使各国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有助于克服贫富差距、弥合社会阶层分裂，给扭转“逆全球化”提供了有效路径。可以说，在中国自身发展视野上，中国提出并倡导“一带一路”发展，并不只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经济空间的考量，而是蕴含着对经济全球化和地缘经济发展规律的全面思考，是对全球各个经济体致力于打破发展瓶颈内在需要的主动适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提出，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是突破“零和博弈”思维定势、超越“国强必霸”历史覆辙、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郑重承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升华。马克思曾指出：“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6]537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文明国家自由联合行动的基础，是真正的共同利益的有机保障。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17]。中国所主张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这一新思想融合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超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替代相互排斥对立的军事同盟关系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家集团和“阵营”，这将有利于凝聚各国共识，推动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说，“建立一个没有纷争、所有国家都获得发展、所有人都幸福生活的世界，这应该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中国倡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并且中国具有实践的能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