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ional Mobility and Confidence: The Practical Thinking Effect from Doctrine of Mean

传统人际关系多强调谦虚谨慎、人际和谐，现代人际关系则更突出个体的自信有为。社会变迁重塑传统文化要素作用于个体的方式，人际并非中庸实践思维的唯一适用领域，却是最显著的领域。

中庸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处理日常事务的实践思维体系。中庸实践思维有三种特性为自信提供心理资源。其一是对象性。自我是思维的对象之一，中庸式思维有助于形成全面合理的自我评价，建构自信的稳健品质。其二是成就性。中庸实践思维有利于取得成就，进而与自信形成良性互动。在处理人际关系、做事和自我修养中^[3]，多方慎思、事后反省和沉着克制这些行动变量^[1]有助于权衡目标和情景需要，抑制冲动、尊重规则，使个体能够慎思、慎行，从容、勇敢地应对生活挑战，由此获取自我成长的心理与社会资本。其三是文化适应性。在崇尚中庸的人文与社会环境中，中庸原则渗透到生活每个领域。虽然各领域具体事务性质不同，中庸规则运用的方式和时机也有差异，但中庸式行动策略具有泛文化适应性。这里的文化泛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性，并为群体成员所习得、所接受的行为模式，包括宏观的集体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荣誉主义文化^[4]，也包括相对微观的职业文化、年龄文化、地域文化等。

中庸实践思维对自信的作用受脑发育、认知、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复合影响。大脑成熟度方面，中庸实践思维所需要的自我认知、情景架构、情绪重评等均基于特定的大脑功能网络，而有关脑功能区到青春期后才逐渐发育成熟^[5]。认知方面，中庸式因事因情景拿捏恰当，需要良好的认知技能才能做到，而认知调节通常只对习惯化水平低、情绪唤醒较高的情景有效^[6]。文化方面，中庸实践受制于文化和情景规范，如果认知行为模式与文化和情景期望相符合，就不需要额外认知操作，中庸就是自信的促进因素；反之，就会将自信置于重新评估的位置，反而可能抑制自信。即便在赞赏中庸的文化环境中，个体克服习惯化模式、实现“发而皆中节”，有关的认知操作也需要熟练化过程。否则，在认同中庸却做不到的情况下，难免会让人产生迷惘与委曲等负面感受。

中庸实践思维的作用还受自信性质影响。以情绪启动为特征的近通路自信^[7]，或基于进化或来自于自动化信念系统，支撑自信的心理过程发动快、结构简单、效率高，多方慎思往往无法重构知识经验、认知资源、控制资源等对认知和行为产生有效修饰，中庸思维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对于以认知理性为框架的远通路自信来讲，中庸过程则能够提升认知多样性，化解认知上的极端、迷惑、误解和冲突，促进自信的生成和成长。这类自信的触发、形成和表达，往往伴随着自我、环境的不确定性，由于缺少简洁应对模式，需要通过认知系统参与才能做出具有适应性的自我判断和行为反应。要注意中庸实践是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获取最优选项，而不是盲目地折中^[8]。盲目折衷并非文化自信的思维方法，而是对中庸的误解，其实践对自信的影响是消极的。

自信在做事和为人领域的作用有区别^[9-11]，中庸思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做事通常会有确定反馈，遵循最优化法则，有时并不需要综合式的中庸思维。但人际关系领域有很大不同，行为选择和结果均存在一定模糊空间，中庸思维实践的拿捏权衡应对这样的情景更具适应意义。

当前实践中庸最典型的挑战来自于人际关系变迁。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人际过程日益多样和丰富。仅以人口流动为例，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常住人口比例为97.4%^[12]，城镇人口占比为26.2%^[13]，到2015年时，城镇化率达到56.4%，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14]，预计2020年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客观人口结构决定了一个社区人际关系的基本属性，伴随着高比例、大规模的持续人口流动，人际关系模式正从传统熟人社会转化为陌生人社会^[15]，用以调节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中庸价值及其实践面临着人际内涵变迁的挑战。另外，在同一客观环境中人们对人际模式的主观认知也不相同，对建构新伙伴关系的不同知觉形成了关系流动性^[16]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关系流动性反映社区人际关系规范，是影响中庸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心理社会框架。

以关系流动为显著特征的社会关系模式变迁深刻影响着自信的建构和表达，这主要表现在应对人际互动法则变化和处理新旧人际关系之中。在陌生人社会中，人际行为主要由律法来规范^[17]，取得成就需要不断建构新的工具性人际关系，这是突出自我、彰显自信的基础。同时，对既有关系不可避免的切割、疏远则威胁心理安全感。在一个丰富传统文化与高流动性混杂的环境中，要诚实地面对自我扩展与自我安全的需求、平衡挑战与压力的关系、树立自信并兼顾群体和谐，就需要同时尊重传统智慧和当前生活规则，权衡自我和社区文化规则进行最优取舍。

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关系工具化和关系流动性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的行为环境与传统全然不同。传统社会也不乏工具性关系^{[15, 17]}，陌生人关系从来就是扩展社会资本的时机，建构和扩展人际关系符合传统儒家主张从自我到他人的“内圣外王”成长路径^[18]。转型社会、后现代社会仍然有超越血缘的长久关系，有些原生关系不会因为关系流动性而被舍弃，唯利益极大化原则在现代人际关系中也是行不通的^[19]。既不能否定传统文化、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当代价值，也不能高估这些因素随人际关系模式变迁的速度。现实中，人们通过划分纯粹公共空间、社会行为空间和自我私密空间，区别性地发展自我与尊重不同的社会文化规则。例如，春节期间超大规模人口流动就是兼顾新生活与维护原生关系的典型。中庸实践思维无疑有助于人们拿捏社会生活规则，平衡新旧关系、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区分做人和做事，因而成为支撑自信发展的思维框架。

以上对于中庸、自信和文化环境关系的梳理表明，中庸、自信、社会关系模式会相互作用，在低流动性环境中，中庸调节已有关系，在高流动情境中，中庸协调新旧关系；随着关系流动性增加，为人处事对自信需求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定社会流动性对自信的影响还可能受中庸实践思维性质的调节，产生领域性和过程性的分化。为了检验这些理论关系的现实性，本文以两个实证研究考察中庸实践思维在关系流动性对自信影响中的作用。

研究对象为大学生262人，平均年龄20.1岁(SD=1.9)，男100人，女160人，2人性别未知。

研究采用总体自信问卷、关系流动性问卷和中庸实践思维量表。

关系流动问卷由Yuki等^[16]编制、任孝鹏翻译^[20]。通过回答一些关于“在他们生活的群体中，人们一般……”来测量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是否能够有很多机会与其他人建立新伙伴关系的看法。量表共包含12个题，采用五点计分，总均分越高，个体感受到的所属群体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6。

总体自信问卷由毕重增和黄希庭^[21]编制，12题，采用五级计分，总均分越高，代表个体自评越自信。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7。

中庸实践思维量表为李启明和陈志霞^[3]编制，包括三个因子，共有22题，采用五点式评分，得分越高，越能够自我反思、整合信息、采取适当策略达到目标。在当前研究中，人际因子的α系数为0.79、自我因子为0.82，做事因子为0.76，总量表α系数为0.89。

从结果来看，中庸实践思维与自信具有中等程度正相关，而关系流动性与中庸及自信之间是低相关。表明中庸思维能够构筑自信的基础，其运用越纯熟，越能够克服冲动行为。相对于传统人际关系，关系流动性既展示自信，但又将其控制在了自我安全范围之内。中庸实践拿捏平衡这些关系，因而三者之间均具有一定程度正相关。

回归分析发现，关系流动性对自信有显著预测效应，b=0.12，SE=0.05，t=2.23，p=0.023，R²=0.02，表明关系流动性是自信的一种来源。

中庸实践思维三个领域性因子对自信也有显著预测效应，F(3，258)=27.36，p＜0.001，R²=0.24，中庸三个因子的预测力不同，人际和做事思维实践对自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自我中庸实践思维无显著预测效力，表明中庸实践思维对于自信的建构作用，主要源于做事和做人两个方面，自我中庸实践思维的作用嵌套于这两个构面之中，自身对自信并没有特异性解释或预测作用。

调节作用是中庸实践构建自信的间接路径。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人际中庸实践思维和做事中庸实践思维的调节作用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1)，表明这两个构面对自信的作用方式是直接的，跟关系流动性没有相互的影响。自我中庸实践思维的调节作用显著(模型解释率为13.5%)，表现为在自我中庸实践思维高分组(平均数1个标准差之上)，关系流动性对于自信有预测效应，而中分组和低分组的关系流动性均不能预测自信，表明高水平自我中庸实践，能够回应关系流动性的挑战而建构为自信，而中低水平自我中庸实践思维并不能将环境挑战转化为个人的自信。

中庸思维三个构面作用于自信模式的差异，体现了关系流动性的性质和建构自信的本质要求。在为人、做事领域，中庸思维以独立的方式起作用，新关系成功有助于增进自信，旧关系消解无损于自我评价。但在自我领域，虽然关系建立和终结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但行为的个人意义完全取决于主观解释，当自我中庸实践思维水平高的时候，能够处理好关系流动性的影响而维护或发展自信；在自我中庸实践思维水平低的时候，关系流动性无法有效纳入自我建构范畴，也不能预测自信。

研究一考察了中庸实践思维领域对关系流动性和自信的影响，发现了中庸实践思维建构自信方式的领域性差异。研究二将关注中庸思维实践过程对自信的建构作用，以及各环节与关系流动性结合后作用模式上可能的不同。

研究对象为大学生292人，平均年龄19.4岁(SD=1.6)，男62人，女207人，其余未报告性别。

研究工具为研究一所使用的关系流动问卷(α=0.69)、总体自信问卷(α=0.85)，以及杨中芳编制中庸实践自评量表总汇^[22]。中庸实践自评量表总汇共有25题组成，采用五点计分，1=从未如此，到5=总是如此。其中，沉着克制因子有3个题(α=0.58)；多方慎思因子有5个题(α=0.73)；事后反省因子有4个题(α=0.74)；迷惘委曲因子有7个题(α=0.80)。该工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与阳中华和杨中芳^[1]在成人样本中所得结果基本相同。

统计结果显示，自信与中庸实践情绪有关因素(沉着克制与迷惘委曲)的相关，低于与冷静思考有关因素(多方慎思和事后反省)的相关，这种模式表明自信对中庸认知性侧面的作用更敏感。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关系流动性可以显著预测自信，b=0.18，SE=0.06，t=3.43，p=0.001，R²=0.04。中庸实践思维过程的四个因子(表 5)可以解释自信21.1%的变异，F(4，287)=19.16，p＜0.001，R²=0.21，但各因子对自信的作用方向不同。

迷惘委曲是负面情绪无法有效化解的表现，减少这种不良情绪显然有利于自信，统计分析中回归系数与理论预期方向一致。

与冷静思考有关的两个中庸思维因子对自信的作用模式有区别。事前慎思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信，事后反思不能预测自信。事前慎思与事后反思价值的分化源于反省方式、内容及其关联情感的复杂性。从反省方式来看，反省可能有理智驱动的，也可能是自我防御取向的。理智性反思反映了中庸实践模式的成熟，而防御性反思通常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受维护自我概念动机的支配。两种反思模式都可能维护自信，但获得自信的性质并不相同。从内容来看，事前多方慎思是通过冷静、周密、系统的思考，充分评估成败的因素^[1]，有利于趋利避害；事后反省如果得到积极信息和情感体验，有可能使自我获益，而如果反思得到消极自我信息和消极情感体验，自信受抑制的可能性更大。从启动中庸反思的时机来看，如果被动唤起自我反思，意味着认知或行为出现了不足，自信受到挑战；由于个体反思风格、反思内容和情感体验模式相对稳定，即便被动反思所唤起的是积极信息，有可能也无法补偿被动反思的挫折感。这些反思内容、方式、时机等混杂在一起，使事后反省与自信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沉着克制的预测方向是中庸实践思维中唯一与理论预期相左的因子。从杨中芳规划的中庸构念图^[1]来看，沉着克制与负面情绪的产生与控制有关，在为人处世之中克制自我可抑制消极的人际观感。但克制也可能是做事能力和人际技能不足的表现，自信因而缺少实质支撑。如果沉着克制策略伴随有系统合理的信息评估、行为取舍，使用这种策略会有助于取得成就而有利于自信；否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使用克制策略，二者单独还是复合出现，都意味着对自信的消解。

系列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沉着克制(p＜0.001)、事后反省(p=0.016)和迷惘委曲(p=0.004)在关系流动性预测自信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沉着克制、事后反省的中分组和高分组、迷惘委曲的中低分组，关系流动性对自信有正向预测作用(p＜0.05)，在这三个因子的其他水平上，关系流动性不能预测自信。三个因子对关系流动性影响自信的调节作用模式相似。多方慎思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p=0.208)，慎思与否不会使关系流动性对自我评价产生分化。慎思不同于瞻前顾后，后者是一种负面体验，不利于自信。

总的来看，中庸实践各成分并不总是有利于自信，有的能促进自信，有的会抑制自信(迷惘委曲)，有的则与自信无直接关系。在对关系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方面，总趋势是中庸实践越成熟(高克制、高反省，少迷惘)，关系流动性则越能够预测自信，反之，则没有解释预测作用。

在社会认知内容属性上，中庸实践思维最适用于处理社群性领域的事务，因而从反映社会变迁的人际流动性探讨中庸实践对自信的塑造，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在已探讨中庸价值与自信关系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中庸实践领域和过程因素在人际关系流动背景中对自信的作用模式。通过两个实证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提供了自信发展的空间；成熟的中庸实践有助于自信的发展，沉着克制、事后反省、迷惘委曲以及自我中庸实践思维可以调节关系流动性对自信的作用。

中庸实践思维作用的领域性。在中庸实践思维的三个领域中^[3]，做事和人际这两个领域与关系流动性平行作用于自信，而第三个领域(自我)通过调节关系流动性影响自信：高中庸实践思维水平上的关系流动性能够预测自信，而中低水平上没有显著的解释预测作用。这种差异源于领域自我评价性质的差异。在做事和人际领域，所处理的是一种开放性关系，开放性关系受主体能动性影响但不等于主体自身的努力，行为实践具有相对客观的外在标准或参照系。以高关系流动性为特征的人和事，更多受外在理性法则调节，关系流动性虽然并不是一个定值，但空间相近的人具有相似性，故而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中庸式谦让、拿捏、均衡不会让关系流动性变得更具有(或抹杀)意义，因而难以产生调节作用。与此相反，自我是一个相对封闭领域，认知、情感和行为评价都处于个体可控范畴之中，由于缺少外在衡量标准，引入中庸实践思维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自我。思维模式成熟，就容易带来增益作用，对成就和自我成长各个领域产生调节作用。

中庸实践思维作用的过程性。中庸实践思维是一种控制性的思维过程，在自我、人际和做事领域的动态复杂社会情境中，中庸实践要求个体“不仅要持续地省察内在的自我感受，关切外在的环境需求与他人感受，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调和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落差”^{[3, 23]}，从而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能够做到这种状态，个体必然明了何时抑制自信的近通路(以进化或信仰为基础、以快速神经系统自发计算为特征的认知情感过程)、何时需要调节自信的远通路(以社会和文化为框架，以理性评估和权衡为特征的高级认知情感过程)，实现个人成就导向自信与社会文化自信规范之间的协调。当然，认知重新评估过程往往会启动认知冷系统、抑制情绪性热系统^[24]，使自信从情绪驱动转向认知主导；认知评估也会使个体由局部视角转向多视角^[25]，超出自我、更全面评估影响达到目标的各因素、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这些评估虽会占用个体认知资源，但达到习惯化水平后，就会成为一种心理资源。另外，中庸思维也是提升认知抽象度的过程，有助于个体思维关注点远离具体化行为，使个体以更理性宏观的框架来诠释行为得失意义。如此，不管是成就还是失败，对自信的影响都会得到充分评估，自我核心由此更加稳健。

从个人角度来看，自信是个体适应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主体性力量，中庸与自信的互动是社会变迁的个人化途径。面对不断加速变迁中学习与创新的需求，唯有自信品格才能凸显主体的担当，植根文化资源发展个性品格和生活情操、实现积极适应。社会支持赋予个体适应变迁的文化资源^[26]，文化自信是其中的精神性支持因素，中庸思维通过权衡各种关系，建构自我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另外，通过将自我格局放大到社会关系中，中庸实践策略成为一种个体性适应文化内容与形式变迁的文化思维方法，为自我与文化规范之间互动提供安全高效的框架。

从文化内部来看，文化内容是自信的素材，但并不是文化自信，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才是赋予文化资源自信意义的根本。中庸实践思维是转化这些文化素材为文化群体自信的方法路径。文化自信成长包含了自省过程，是对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洞察，既基于现实，又富有想象。辉煌的历史、优秀的传统，固然是文化价值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文化自信素材的核心价值更在于为文化主体提供生活意义的解释、动力和方向，点亮现代人的心灵。任何文化都富有对未来的承诺^[27-28]，但如何在文化自觉、文化创造的同时不自恋、不空谈，为理论和想象连接提供实现策略，才是文化自信活力的根本。中庸思维方法有助于理解这些文化自信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领域性和过程性权衡将其构建为文化自信的意向体系和具体行动策略，展示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在文化变迁急剧的区域和时段，中庸实践思维也可以通过对价值与行为模式自适应性调整，维护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核。由于社会关系流动性代表了个体连接过去与现在、面向未来的真切实践，故而本研究有关中庸实践思维调节关系流动性而塑造个体自信的发现，为中庸实践思维塑造群体文化自信提供了成分性和例证性说明。

从文化之间来看，文化主体精神内核(如价值观)是文化之间互动的根本^[29]。文化的先进性和超越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但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求同存异才是文化自信的价值取舍和活动策略。人类历史上虽然不时出现局部主导性、全局影响性的文化，但能够统领主导一切的文化形式仍未出现。即便空间上实现了“地球村”，形成单一文化也是不可能的^[30]。每种文化都具适应性，都是由具有学习能力的人承载，任何文化都在不断演进，以适应发展的挑战或要求。在文化之间建构自信，需要维持高水平文化主体意识和超越性认知。中庸能够提供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思维框架，处理文化历史与创新发展、向内与向外、文化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实现文化内继承优秀传统、开拓创新，文化间求同存异，避免文化达尔文主义。

通过将自信与社会变迁的文化适应性相联结，本研究展示了自信文化建构中发挥中庸思维模式作用的路径。但文化要素在社会关系变迁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中庸，无论是传统的和谐、“天人合一”思想，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社会与文化实践，都是文化自信品格生成的精神力量和资源。

大规模社会流动源于科技革命的推动，但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主要局限于物理社区不同，当前“互联网+”正在超越传统的变迁逻辑。“互联网+”不但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潜力与动力、为民众提供创新创业机会、催生了新商帮群体和新农人群体、产生了经济新模式^[31]，还将人们的活动与交往拓展到了以信息流为纽带的虚拟空间，带来个人生活、人际关系、社会组织、文化建构等的改变，引发新的社会与文化变革^[32-35]。在这场变革所展现的诸多特性中，锐化和模糊化特征对个体自信品格塑造、群体与文化自信建构形成了新挑战。

所谓锐化就是互联网击穿了现实与虚拟、微观与宏观，小到纳米、个体，大到群体、社区和文化，都被信息化“一网打尽”；所谓的模糊化就是人与物、时间与空间、私密与公开、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的传统边界逐渐消失。锐化和模糊化往往相伴而生，为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提供了生长土壤，二者给个人价值和文化建构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强烈。例如，当具有互动功能的主机(host)以不可遗忘、精于计算的形式参与到生活中之后，拿捏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有了基于个人主观判断和基于智能插件计算的区别；当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迅捷之后，虚拟空间就可以随时切入或淡出人际互动情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也会使离线与在线、工具性与目的性变得模糊。互联网建构现实世界与拟态世界两分的过程中，主体聚落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文化地理空间日渐模糊化，个人、群体及文化的资源、组织途径发生改变，所有曾经坚固的边界正在消解。“站在全人类的智慧深处”^[36]，个人如何保持自信，应对人际关系建构的挑战，乃至于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族群如何建构文化价值核心、捍卫文化边界，处理来自文化构成、组织方式、存在形式等方面的颠覆性变化，均需要能够包容多样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法。

中庸就是这样一种包容多样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法。中庸在从传统人际关系到现代流动性人际关系转换中所建构的适应性，必然会成为虚拟社会协同共享的价值要素和思维方法，在个体自信品格塑造、群体与文化自信建构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庸是文化指导生活的法则，是能够适应虚实结合、网罗一切、协同共享趋势^[36]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思维路径。中庸价值有助于人们在互联网极端而又混沌的世界中，平衡工具性和人文性，使人站到人类文明的顶端而不是被文化成就所压垮，在正视自身渺小的同时而有所作为。中庸实践思维所提供的适应性，有助于消解以对抗方式应对差异的迷思，避免陷入极端主义思维模式^[37]，避免将个人和文化命运推向更为脆弱的境地。从个体角度，中庸有助于解决个体与超体共存、意义渺小与意义伟大之间的价值关系，有助于权衡“我有”、“我是”、“我将会”这些自信资源，在信息和文化的竞争中实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明了行为和观念选择的边界与取舍，既能好己之好、又能容人之好，甚或能好人之好。实现对“互联网+”所带来新挑战的适应和超越，个体的自信品格才能成长，民族自信^[38]与文化自信才会从变革中获得生成、生长的力量和资源。

本研究通过两组实证数据展示了在社会变迁中，自信是应对人际模式交融、变化、转换的心理资本，中庸则在思维方法上保障认知多样性，通过调节人际模式变迁而有助于实现自信。中庸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思维有助于人们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活，在个人、社会乃至文化之间建构起协调和动力机制。

中庸的本质是尊重多样性和变化性，这是其化自信建构的挑战为机遇的路径。但随着社会生活变迁和复杂化，传统中庸思维方法对过分灵活性的需求以及缺少阶梯性的特点，也会增加个体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未来研究应关注中庸实践思维的这个突出特点，探讨思维实践如何与良好个性品质、社会规范及文化资源整合，如何结合生活实践与时俱进，从总体关系描述转进到多层次性行为领域，贯穿生动的生活过程，以及如何形成可广泛借鉴的行动模式和经验框架。这将有助于中庸实践思维更高效地提升自信，自信衍生的成就则更系统地巩固和发展中庸实践思维，以二者的良性互动适应丰富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