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he Resettled Residents’ Living Satisfac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Areas: A Case Study of Youyang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in Chongqing

伴随着全面小康时间节点的不断迫近，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已进入了新一轮脱贫攻坚关键时期，但仍有超过1 000万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石山、荒漠、高寒、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恶劣、资源极度匮乏、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上述地区贫困与生态环境、发展条件约束等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就地加快发展、脱贫致富，特别是改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大、周期长、投入高、见效慢，已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最大难点，也成为阻碍全民小康进程的最大症结。2015年，习近平提出要扎实推进“四个一批”扶贫攻坚工程，明确了易地扶贫搬迁在我国精准扶贫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年12月出台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要用5年时间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贫困群众，大力度实施易地搬迁工程，力争完成1 000万人口搬迁任务，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确保搬迁对象尽快脱贫，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帮助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

脱贫攻坚要扭住精准，牢牢把握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要特别关注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完成2020年战略目标只是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标，中国的扶贫任务远没有结束，要真正实现“真扶贫、长久脱贫”，必须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靠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注重贫困群众的后续发展，若为追求短期效果而采用“短平快”的产业或临时性政策，扶贫方式过于简单化，脱贫基础不牢固，后续保障不到位，可持续性不强，忽视贫困户的心理诉求和生计需要，这可能在未来会造成严重的返贫问题^[2]。本文基于微观视角，针对这部分既处于扶贫项目退出边缘，又存在抗风险能力脆弱和可能反复贫困的已脱贫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进行研究，是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科学评价和实施反馈，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现，是“扶真贫、真扶贫”的有益探索，切实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的“后续发展”问题，使得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真正“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避免精准脱贫成为自弹自唱的“独角戏”。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动力机制及作用机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与实现路径、扶贫绩效测度三方面。在扶贫搬迁的动力机制及作用机理方面，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非良性耦合，其实质是生态贫困，即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互为交织而形成的恶性循环^[3-4]。环境变化或退化(沙漠化、石漠化)会直接导致那些依赖于环境生活的人们生存负担加重，甚至陷入贫困之中，当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只有迁移可以缓解人们的生计压力^[5]。搬迁通过人口迁移和空间再造^[6]，是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生态贫困而造成的常规扶贫手段不奏效的“环境难民问题(Environmental Refugee)”^[7]，阻断资源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8]，破除“PPE怪圈(Pov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的重要途径^[9]，能够有效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优势资源共享^[10]，培育贫困人口自身造血能力，减少贫困基数，降低环境承载压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口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11]。在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与实践路径方面，不少学者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目标选择不精准^[12]、安置地缺口^[13]、政策执行偏差^[14]、补助标准不合理^[15]、迁入地社会排斥^[16]、脱贫能力不足^[17]、后续保障不到位^[18]等问题，应遵循“以人为本”基本原则，充分吸取搬迁群众的意见，创新瞄准机制^[19]，建立灵活高效的财政支持体系，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和发展支撑产业^[20]，选择实施差异化管理策略，加大配套保障设施建设^[21]，重视知识扶贫、教育培训的内生发展推动力^[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文化适应性，让移民进得来、住得稳、能发展^[23]。在扶贫绩效测度方面，已有成果主要从移民效益数理模型、评估理论框架构建^[24]、指标选择^[25]、特定区域移民效益评价^[26]等维度进行研究，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效益评估应体现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其评价指标应涵盖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7]。上述文献表明，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其减贫路径、作用机理、实施过程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阶段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而对于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手段已达到脱贫标准的特殊贫困户及其生计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尚少有。因此，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是提高我国精准脱贫战略实施针对性的新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适用于常规就地扶贫手段难以奏效的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差，自然资源匮乏，气候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旱、涝、洪、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乏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用地矛盾突出，土地出产量不高，当地农民生活能源短缺，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贫困与土地退化相关关系论”认为，人为生活所迫，会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环境中榨取更多的产出(掠夺式经营土地)，同时缺乏可投入的资本来改善生产条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由于收入偏低，当地群众缺少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由此造成“低收入→低资本来源→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28]。上述区域地理位置偏远，扶贫开发难度大，公共基础设施起步较晚、建造工期长、工程造价高，配套设施保障乏力，造成区域发展整体滞后、环境闭塞，通勤不便，即使拥有丰富的资源，也会因交通、电力、通讯、资金和技术等瓶颈的制约难以开发利用，无法给予当地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此外，徘徊在温饱线附近的贫困人口自身拥有的资源质量很低，缺乏足够的资产储备，致使其生产经营的边际效益较低，对于不利的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如遭遇疾病、意外、自然灾害等，会因无法抵御风险的冲击而陷入贫困，再加上贫困群众自身综合素质和自我脱贫能力较低，很难在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快速提高自身收入，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改变陷入贫困的被动局面，从而导致该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存在反复性和波动性。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贫困群众的搬迁满意度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环境因素，特别是与其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环境^[29]，《我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也将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列为了重点建设任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

假设H1：社会保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医疗、教育、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内容，其实质是对贫困群体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投资，为贫困人群的健康、发展和精神自给自足提供必要保障，规避“等要靠”等贫困文化^[30]。从贫困人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社会保障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困难群众，是“稳得住”的基本要求，也是让贫困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现实需求。

假设H2：基础设施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基础设施是地区间辐射的媒介，媒介的优劣决定了辐射的效率以及区域间经济互动力的大小，直接体现为区域内商品、要素流动的难易程度^[31]。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推动区域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是地区发展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是易地扶贫搬迁“能发展，能致富”的重要基石。

假设H3：产业发展对于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仅仅是脱贫的途径之一，已脱贫群众能否过上小康生活，关键在于荷包能不能鼓起来；荷包能不能鼓起来，关键在于农村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这是一条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链条^[32]。没有产业支撑的扶贫工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持续的。

易地扶贫搬迁本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而农户对于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实际是无法直接测量且主观性强的潜变量。回归方程无法准确估计潜变量间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则综合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处理潜变量测量误差的同时分析多因多果结构关系。因此，选取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方法展开对影响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主要因素的研究。

如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η、ξ与观测变量Y、X间的关系：

其中，Y为p个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p×1向量；η为m个内生潜变量组成的m×1向量；Λ_y为Y在η上的q×n的因子负荷矩阵；ε是p个测量误差组成的p×1向量；X为q个外生观测变量组成的q×1向量；ξ为n个外生潜变量组成的n×1向量；Λ_x为X在ξ上的p×m因子负荷矩阵；δ是q个测量误差组成的q×1向量；δ、ε为X、Y测量误差构成的矩阵，不能由潜变量解释的部分。

结构模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表达式为：

其中，B和Γ为内生与外源潜变量的系数矩阵，ζ为误差向量即回归残差，η的残差向量。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集少数民族自治县、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一体，是重庆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贫困人口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也是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基数最大、贫困覆盖面最广的国家级贫困县，其贫困人口主要分布石漠化地区、高寒边远山区和深山峡谷地区，受山地地形和经济发展限制，其农村居民点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布局分散、区域分异明显的总体特征。自2001年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提出2017年实现“国家贫困县摘帽、贫困村整村脱贫销号、贫困人口越线”目标任务，仅2016年就实现65个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脱贫人口6.57万人^[33]。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对重庆市酉阳县四个镇、三个乡及四个村易地搬迁脱贫农户实地发放问卷调研所得，发放问卷612份，共回收问卷558份，共得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达98.2%。调查问卷内容的设计包括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基本构成(表 2)和主体问卷(表 1)两个部分。主体问卷由20个测量指标构成，分别刻画社会保障、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计改善四个维度。文中各项观测指标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选取，为了消除变量单位的影响，对各项变量进行了量化处理。

为检验样本的可靠性，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对测量数据结果的信度(Reliability)进行评价。本次调查的总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64，在0.5-0.9之间，表明此量表的可靠性较高。分量表即三个外生潜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6(表 3)，说明问卷可靠，不必删除测量项目。

效度检验(Validity)主要检验潜变量下各测量变量间的收敛效度以及各潜变量相互区别的程度。测量项目为22个，样本数量为测量项目的25倍，符合因子分析对于样本数量的要求。对各要素量表进行KMO与Bartlett检验的结果(表 4)显示，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各要素量表的KMO值为0.733，表示变量间具有相关性；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2 725.279，自由度为153时达到0.05显著水平(P=0.000＜0.05)，拒绝虚无假设，即量表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各要素量表提取成分(表 5)，有5个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它们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58.154%，表明这5个成分能够较大程度地概括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因素。

由图 1可知，前5个因子斜率较大，与其他剩余因子的区别度也较高，表明前5个成分能够较大程度地概括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要素量表进行直交转轴，转轴后的成分矩阵如表所示。张文彤^[34]等认为若因子负载小于0.3时表明其对变量变异的解释不够，应删去该因子。本文以因子负载大于等于0.4作为删除的临界值，结果如表 6所示。应删除新兴二、三产业两项，其余每个题项的因子负载均大于0.4，说明收敛效度良好。同时，每一题项在其不所属成分中因子负荷量接近于0，表明区别效度良好。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重新修正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指标体系如表 7所示。研究假设相应调整为5个假设，即公共服务状况、基础设施水平、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对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H1-H5)。

为了检验因子内结构是否合理，即潜变量的测度项是否可以充分代表潜变量和问卷的综合信度及效度，需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对结构方程中的测量方程进行验证。采用AMOS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参数估计方法，得出标准化因子负荷。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自然环境5个因子中，其指标因子负荷均大于0.4，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各因子具有解释力。对假设模型拟合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RMSEA低于0.08，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基本大于0.8，表明模型具有较好拟合效果，但3＜Χ²/df＜5表示模型勉强可接受，拟合优度较低，需适当调整(如表 8)。以AMOS输出的修正指数MI(Modification Index)为基准，建立该值较高的基础设施中e8与e9、e6与e7、e12与e13、e2与e10间联系，且该关联符合理论意义，修正后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如图 2所示。修正结果显示：①所有测量指标的|t|值(即C.R.)均大于2.58，且方差的估计值均为正数，表明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内在质量佳。②观测指标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0.4标准值，各观测指标对潜变量均有较强的解释能力。③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评价标准(表 8)，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理想。

为了考察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假设是否合理，需对结构模型进行验证。运用AMOS软件进行运算，主要依据C.R.值及概率P值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对预设结构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C.R.＜1.96，未通过t检验；多个整体适配拟合指标也不合格，这说明某些因素间影响路径存在偏差，需修正模型。本研究以实证结果为依据，通过增减路径的方法提高结构模型的拟合度。主要分为两步：删除参数异常与效应不显著路径，以修正指数MI较高与不违背SEM假定为基本前提，建立几个观测变量误差之间的共变关系，显著性程度P值增加。最终形成修正后的结构关系模型，各项指数达标，整体而言模型已达到理想拟合程度(如表 9所示)。

(1)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通常凭借考察模型的估计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以此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一般考察模型的估计参数主要是对路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如表 10所示)。

由表 10可知，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对易地扶贫搬迁生计满意度均未通过t检验，且P值高于0.05。说明公共服务的提高和自然环境的改善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H1与H5假设不成立。

(2) 模型中路径系数大小反映不同变量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由图 3所示：①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均呈现正相关，即安置地基础设施越完善，就业机会越优越，产业发展环境越好，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的生计满意度越高。其中，就业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最大，为0.512，就业情况的改善能显著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满意度，其次是产业发展，为0.264；②基础设施中4个观测变量中垃圾处理、通讯条件和电力条件的载荷系数较大，其值分别为0.884、0.804、0.514，说明垃圾处理、通讯条件和电力条件的改善能够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的搬迁满意度，进而有效地促进易地扶贫搬迁顺利进行；③就业中指标变量基本生活保障度、就业渠道、就业环境的载荷系数均超过0.5，说明这三大因子对提高易地扶贫搬迁户满意度的作用显著，其中，就业渠道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改善能较大程度提高其满意度；④产业发展指标中包含农业生产环境、特色产业发展、技术培训3个观测变量，其载荷系数分别为0.736、0.501、0.653，说明安置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技术培训能够较大程度提高已脱贫农户的生计满意度；⑤从满意度的角度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将生计改善作为评价其搬迁满意度的首要因素，生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程度。

通过路径分析对H1-H5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社会公共服务与自然环境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其他要素之间的路径关系与原假设所预期的一致，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满意度有着密切关联，即H2、H3、H4假设成立，且就业对于提高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作用显著，生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工作的整体满意度。通过本文研究可得到如下启示：

(1) 着力打好“就业”组合牌，确保已脱贫群众“稳得住”。搬迁仅为帮扶手段，要真正实现脱贫，还需要找准“就业”着力点，通过打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整合充沛的就业资源、拓宽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渠道和夯实就业保障措施来确保搬迁脱贫户能够“稳得住”，使脱贫群众有足够的机会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易地扶贫搬迁脱贫过程中，各地应将帮助脱贫群众实现稳定就业为首要任务，大力开展针对性强的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培训工作实效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脱贫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创业就业能力。要精准分析当地劳动力结构，掌握点对点的就业需求，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搭建企业和搬迁群众供需无缝对接平台；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的劳务协作，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对安置地各类企业尤其是当地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用工需求进行全面调查，逐个企业对接落实就业岗位，优先安排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并做好后续回访工作，用就业帮助贫困户走上自主脱贫道路。介于困难主体专业基础薄弱，外部力量的刺激、激励与推动在短期内效果显现不足以形成可持续性自我发展能力的客观事实，各地应通过定期与按需相结合的在岗培训、继续教育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持续熏陶等方式，从根本上促使受助主体自身发生改变，使其有能力、有意愿结合外部援助进行自我发展。

(2) 抓好“产业发展”，确保已脱贫户“能致富”。产业扶贫是贫困群众增收的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让广大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致富奔小康，“改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至关重要。要选择交通条件好，土地、旅游资源充足，产业发展潜力大的地点建设安置区，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和扶贫政策，找准路子，突显特色，创新方式，建立产业发展与困难群众增收脱贫联动机制。要根据资源条件，做好市场调查和特色产业局部，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加工、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项目，加强对市场好、附加值高、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项目的支持力度，对交通便捷、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醇厚、旅游开发价值大的安置点，要利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资源要素的重组和聚集，将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服务型安置区。要精心做好项目包装和运作，创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方式，通过提供技术、经营、管理和市场保障，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切实做大做强扶贫产业，为搬迁户通过项目实现就业增收创造条件。同时，要坚持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以短补长、以长养短的产业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引导脱贫户发展短、平、快产业，做到长、中、短期产业相结合，确保搬迁脱贫户实现增收脱贫有渠道，今后持续增收致富奔小康有保障。

(3) 加强“宜居”环境建设，提升脱贫群众幸福感。搬迁安置地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基本民生保障，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平台。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酉阳县易地搬迁工作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力度较大，但垃圾处理、通讯和电力等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缺位将严重影响居住地卫生，恶化居住地环境，损害当地群众身体健康，制约当地经济发展。为了适应搬迁群众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高速发展，保障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首先应着力提升安置点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消除垃圾污染对于安置地环境的威胁，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其次应着重完善安置地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多元化的互联网+平台，打通信息惠民致富路，真正做到“保基础、强改善、惠民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良好外部环境，确保脱贫群众在新的环境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4) 确保脱贫户“能发展”，进一步巩固脱贫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一系列问题，“搬得出”只是易地扶贫实施的第一步，能否可持续发展才是贫困户“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搬迁成效如何，要看脱贫群众是否得到了实惠，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脱贫是否有了支撑，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实证结果表明，要让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真正令脱贫群众满意，提高搬迁群众的积极性和认同感，需要帮有成果，扶有实效，切实改善脱贫群众生计状况。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遵循“集中力量、先易后难、统筹规划、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科学的“分步走”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责任，完善监督机制，扎实有效地做好各项工作，让搬迁主体看到希望、见到实效。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加大对安置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搬迁安置区发展用地需要，惠民项目应向安置区倾斜。此外，应集中优势着力解决安置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大宣传力度和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市场主体，完善社会投入，整合脱贫资源，为扶贫企业开辟绿色融资通道，为扶贫产业发展搭建有效的载体和平台，切实保障脱贫群众就业增收，为贫困陷阱加上“防护网”，确保群众“脱真贫，真脱贫”，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