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notation of Taoist Culture in the Magical Narrative of New Period’s Novels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索的永恒命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解释模式，也是儒道两家对于天人关系的共同理解，但二者在内涵上又有差异，相比之下，儒家的“天”是一种“义理之天”，是一种伦理实体、价值源头或人格神，儒家“以天论德”^[4]，较为强调顺应“天命”；道家的“天”则是自然，是实体意义上的大自然，也即自然万物及由此构成的自然环境。道家强调顺应“自然”，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密切关联。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44，道家的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融通与和谐。在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中，作家们大量写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联，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也表达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肯定与追寻。贾平凹、阎连科、张炜、李贯通、周大新等新时期作家的小说在魔幻叙事中就描写了不少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神秘事件。

在魔幻叙事中呈现天人关系最突出的新时期作家是贾平凹。“醉卧传统”^[7]的贾平凹谙熟佛、道文化，他不仅用佛的智慧与慈悲看待人与世事，作品中充满佛理佛趣，也以道来体悟人生，思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白朗》写匪首白朗的命运和狼牙山上的天元塔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神秘联系：当白朗杀富济贫、威名大震时，狼牙山那座早年开裂一分为二的天元塔竟然复合了；当白朗被有仇怨的土匪黑老七偷袭俘虏时，狼牙山那座天元塔又从塔底裂开；当白朗摆脱困境，重新成为狼牙山寨主，追悼为他而死的兄弟和女人时，白朗蓦然了悟人生，万念俱灰，骤然衰老倒地，此时白塔也轰然倒塌。天元塔的裂而复合、合而复裂与坍塌对应着白朗命运的起伏，俨然塔人合一，最终白朗在对过往的反省与自责中结束了他的英雄梦，出家当隐士去了。《佛关》写到人和兔子的精神感应以及风水和人的吉凶祸福的关系，《秦腔》写到树生瘤与人患癌的关系，都显得神秘非凡，颇有庄子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味。贾平凹说：“我力图在中国的背景下分析人性的种种缺陷，又能在作品中弥漫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8]在上述作品中，贾平凹对人与世间万物的神秘联系进行了多方探讨，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对天人关系的独特体悟，通过对天人合一神秘现象的描述，透视人的生命存在、心理意识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小说中对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魔幻演绎的作家并不仅限于贾平凹，还有阿城、阎连科、周大新、李贯通等。在他们的小说中，把自然万物置于和人同等重要的位置，人敬畏自然，亲近自然万物，人与自然紧密相连。阿城《树王》、阎连科《受活》、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等都讲到人与动植物之间的神奇联系，是对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极好阐释。在《树王》中，主人公肖疙瘩的命似乎就是树的命，爱树的他和树木共存亡，当大树被砍倒后，强悍的肖疙瘩便一病不起，很快死去，人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大树旁；在《受活》中，茅枝婆对待动物很友善，她救过残疾的流浪狗，茅枝婆死后，那些残疾的猫狗都聚在一起呜呜哭叫着看着茅枝婆入土；在《故乡相处流传》中，瞎鹿家的家禽和主人同声合气，瞎鹿虐待继子小麻子，致使家里的猪、狗、羊、鸡、鸭、鹅、牛、驴、马等家禽也分派互斗，相互仇恨，作者借此写出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悲欢感应和精神相通。

人与自然之间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新时期作家在魔幻叙事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天人合一”。李贯通《乐园》描绘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天人合一”的人间乐园。在那里，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甚至人与鬼之间，尽皆和谐相处，人与竹子、无花果以及蛇、黄鼠狼、猫、鸡等成为共同大家庭中的成员，成为情感贯通的朋友。在那里，自然万物是人类最好的伙伴，而那种“就薮泽，处闲旷”的生活也正是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样本。作者通过“乐园”描绘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图式，而那种彻底投身于自然怀抱、“自然而然”的生活，正是老庄所推崇的生活的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在展现天人关系时，并未停留在揭示天人关系的神秘或渲染天人合一的美好上，还将天人关系的演绎推进到反思历史与观照现实的层面上，张炜等作家就曾借助天人关系的神秘描绘来反思现代化弊病。

张炜《刺猬歌》在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反思现代化带来的弊端。“赞美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一直是张炜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语码”^[9]，而审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异也是张炜小说的重要立意。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张炜描绘了美好家园的失落，延续了对现代性的思考。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作家就曾强烈呼唤未曾被现代文明扭曲的原始人性，高扬野性自然的生命力，以道家的自然精神为依凭来描摹远离尘世的桃源世界，构筑理想的精神家园，废名、沈从文在《竹林的故事》《桥》《边城》等小说中竭力讴歌人的生活、生命状态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契合状态。当代作家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贾平凹、张炜、阿来等都曾大量写到现代化对乡村造成的巨大冲击，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以及乡村原有的淳朴宁静的消逝，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秦腔》，阿来的《空山(三部曲)》等小说都凸显了这一主题。张炜的《刺猬歌》写到，在棘窝镇，原本人与神、人与兽和谐共处，不分你我，人甚至可以和兽以及树木结亲并养育后代，经济开发破坏了这种“天人协调”的状态。三叉岛的发现也是一个恶梦：三叉岛原本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世代经营传统渔业的小岛，但因唐童求仙心切，在一个自称“徐福后人”的“大痴士”带领下阴差阳错地发现了它，这个小岛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变成了东海边上的旅游胜地，原本自然淳朴、天人合一的状态遭到了破坏。这里，作者在人兽交往的魔幻故事和求仙的叙述中，对以破坏灵性野地和人与自然关系为代价的现代化表达了质疑与忧虑。

发达的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种种便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类精神的荒芜、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道家文化中的天人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修补人类精神的缺失和疗治现实的弊病，让人在追思怀古中反省自身，在返璞归真中对抗异化，正如李贯通《乐园》所昭示的那样，现代人应该挣脱种种负累而回归自然，以获取精神的自由和慰藉，并努力构建“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活秩序，创建美好精神家园。

除了天人关系之外，生命与自由的关系是道家关注的又一大核心议题。在生命的价值意义上，道家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推崇生命的逍遥自在，注重保持生命的本真之性，充分凸显了道家对生命与自由关系的认识及其价值追求。《庄子·逍遥游》描绘了一位超然物外的“神人”，他“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15，显示了道家超凡脱俗、不为尘世与俗务所拘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概。新时期作家在魔幻叙事中，写到不为凡俗所羁绊而按照自由心性而生活的人，在他们身上明显带有道家超然世外、享受生命的逍遥自在的精神气度和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寻。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积极进取；在道家精神熏染下，中国人追求现实之外的精神超拔与自由，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张炜、阎连科等作家的小说中，通过魔幻叙事描绘了具有道家自由洒脱精神的人物形象，比如《古船》中的隋不召、《朝着东南走》中的父亲，他们对生命自由的重视与追寻体现了道家超脱自由的价值观，体现了新时期作家对道家自由精神的追慕和认同。

在张炜的小说中，有大量流浪游走的故事，《古船》中的隋不召、《九月寓言》中的露筋、《丑行与浪漫》中的刘蜜蜡均是处于不停游走之中的人。其中，隋不召尤有代表性。《古船》中的隋不召看似古怪滑稽，却是一个率性追求自由梦想的人，他不关心老隋家家业的兴衰，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和幸事是像“郑和大叔”那样闯荡海洋，扬帆远航。隋不召熟读《海道针经》，也能听到古船的哭泣和召唤，心神可谓自由无羁，他先是“远下他乡云游去了”，后来出海漂泊。云游也好，出海也罢，隋不召实际上是想以此摆脱劳形役性的尘世，获得精神的解放与自由。如果说《古船》中的隋抱朴是一个“如雕塑般寂然不语、凝神静思”的“思想者”^[10]的话，那么，隋不召则是一个做白日梦的天真未凿的婴孩，他和隋抱朴诠释着“漂泊与固守、流浪与栖居”两种生命状态。在张炜笔下，隋不召等人的出走或游荡不是为了生存原因，而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生命价值，他们走向山川大海的人生选择，体现了老庄人物不受束缚、追寻自由的精神。

阎连科《朝着东南走》通过“父亲故事”的讲述，描绘了一个永远“在路上”追寻的男子形象。《朝着东南走》说的是一个人认定要一直朝着东南走才能找到他的幸福：“父亲”原本是大人物的随从，遵照监狱中“大人物”的嘱咐，他逃离监狱，在神秘纸条的指引下，不断朝着东南流徙，每找到一个纸条便会告诉他下一个找纸条的地方。父亲循着一个又一个神秘纸条的指示、一直“朝着东南走”，去寻求“太平快活”的生活。他走了三五年，途中遇到了一个女人，有了妻子、儿子和田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最后还是继续朝着东南走了。小说中父亲的故事离奇而诡秘，有超现实特点：“大人物”明明被关在监狱里，哪有机会放置那一个又一个纸条？指引父亲“朝着东南走”的神秘纸条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父亲遇到了母亲，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山野里耕种，生活自给自足、无拘无束以后，父亲并未就此安生，当生活复归无聊与孤寂后，父亲竟然抛妻弃子、放弃了太平的温饱生活继续前行，他“被东南方浓烈的黄土、红褐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神秘如一条缰绳一样牵走了”^[11]683，而此时促使父亲出走的不再是远方的“太平富贵”，而是不羁的内心的神秘呼唤，是对更有意义的人生的追寻。对于父亲来说，杀戮、掠夺与远离尘嚣的两厢厮守，都没有快活和幸福。太平被争斗放逐，快活又被庸常蚕食，最终他只能始终“在路上”追寻。

对人而言，仅有安稳的日子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是不够的，父亲的流浪选择及其对神秘远方的固执追寻体现了道家对自由价值的体认和肯定，也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原初意义的探索”^[12]。“父亲”遵循大人物留下的一个又一个神秘纸条的指示、一直“朝着东南走”、寻求“太平快活”生活进而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是人类企图摆脱苦难和庸常无聊而追寻自由幸福人生理想的象征，阎连科的小说借此向我们传达出道家生存的价值观和精神理想，那就是自由。作者有意模糊小说的时代背景，为的是说明：“父亲”的困境与追寻不再是一时一地的个体性状态，而是带有超越时间的人类的普遍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都会有“父亲”那种始终“在路上”的追寻，至于何时抵达、能否驻足则是未知的。

在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中，像隋不召、“父亲”那种舍弃安稳生活、痴迷于游走追寻的人还有不少，苏童《把你的脚捆起来》中的一鸣也是如此。一鸣有一双不安分的大脚，凭着这双脚他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青春时光就像无数箭头标向这里、那里，他要到这里去，他又要到那里去了”^[13]，父亲对此既愤怒无奈又无法理解：“父亲说，你在家里好好地呆上几天，在家里呆着你就会死吗？”^[13]但一鸣依然不断离家外出，一鸣知道父亲不喜欢他游走，他总是梦见父亲拿着绳子想把他的脚捆起来，父亲去世后，“一鸣记得他看见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根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怕，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了”^[13]。其实，不是一鸣的脚不安分、自行要走，而是脚随心走，是那份追求自由远方的心性驱使着一鸣不断出发和游走，并在游走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意义，获得快乐和惬意。就像道家人物那样，一鸣的行为选择是不受世俗拘囿的，正因如此，父亲的指责、埋怨也无法使他驻足。

道家精神的超拔与自由不仅表现在浪迹天涯的率性上，也表现在“独乐其志，不事于世”的人生态度与生命选择上，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就是凭着对象棋的痴迷而超脱于尘世，在乱世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在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中也描绘了这样的人。阎连科《风雅颂》中的主人公杨科，在饱经坎坷后遁入黄河岸边与世隔绝的诗经古城，在那里找寻到返璞归真的原初的美好和内心的自由。“读了庄子”^[14]的韩少功，不仅在生活上践行着老庄自由超脱的精神理念，远离喧嚣的城市，移居孤悬海外的海南，或隐居在湖南的“山南水北”间，其笔下的人物也不时显现出老庄人物的神韵，《马桥词典》中的“四大金刚”就带有常人少有的自由洒脱、遗世独立的精神，虽然在马桥人眼里他们是懒到极致的“烂杆子”——他们不爱劳动，从不下地干活，无论干部们如何劝说、训骂甚至用绳索捆绑，都无济于事，他们连生火做饭都嫌麻烦，常常生吃野果野虫或其他可吃的东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其实是追求生活的简约与自由的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15]35，他们为马桥人所不理解，却依然在孤独中执着于那份“抱朴见素”的生活和宝贵的自由。他们身上因此散发出一股奇气与仙气，四大金刚之一的马鸣就“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15]37，却并不生病，在他看来，“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15]37。而从对尘世波澜的应对来看，正是因为拥有这一份与世无涉的逍遥与对自由的坚守，“烂杆子”们避开了政治动荡年代的冲击与伤害，他们“自愿退出人境”、背弃世俗生活的选择虽然被视为异端和奇葩，但其实他们极大地实现了生命的自由。

道家的自由、逍遥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不受世俗的束缚与功名利禄的牵制。《古船》《朝着东南走》《马桥词典》等作品中的人物的游走和对世俗生活的叛逆，富有启迪意义。人们之所以频繁提起诗意和远方，就是因为想摆脱眼前的苟且与欲望诱惑的烦扰，在内心保持与俗世的距离，而远方则代表着自由不羁、陌生与神奇。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痴迷于航海、“朝着东南走”，还是选择独立于世的生活方式，都是顺从内心呼唤所作的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对人物这种精神特质的张扬，显示了作家对道家逍遥自由的价值观的推崇与肯定，在物欲、权欲、情欲充斥鼓荡的年代，这无疑为现代人寻求精神、生命的超越提供了一条路径。

道家不仅敬畏自然、推崇自由，也有对生死问题的探讨。道家关心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终极归宿。道家认为，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形、神、气，形神关系、形气关系是理解道家生死观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在一些生生死死的故事中，融入了道家文化精神，其生死描写主要涉及道家的气的聚散观念、形神观念与“贵生顺死”的观念。这在贾平凹、阎连科等人的小说中有突出体现。

在道家文化中，“气”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含义广泛的概念，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要素，也是生命的根本要素，人的生命活动是由气来维持的，人的形体与生命存在离不开气。中国古代最早对形、气问题进行思考的是庄子，庄子认为气为天地万物之始，万物皆由气的聚合而产生，人的生命也不例外，《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6]391气的聚散关系着人的生死。《太平经》说：“夫气者，所以通天地万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气风化万物之命也。”^[16]317人也不例外，“道教认为，人是由父精母血禀受天地阴阳二气而成的，‘气’……是人生命的根本”^[17]145。新时期小说在魔幻叙事中对这种观念有所演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就以魔幻笔法形象地描绘了唱师死时“气”散的情景：当时，从内窑飘出一团气，白色的，像云一样，悠然从窑洞洞口出去了，唱师就这样老死了。从《老生》对唱丧歌的唱师之死的魔幻叙述可以看出，贾平凹就是像道家那样以气的聚散来解释人的生死的，贾平凹如此描写唱师的死，与庄子思想相契合，“体现了贾平凹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18]，也揭示了庄子那种面对生死时的积极、淡定的态度：正因人的生死如大自然中气的聚散一样，是人生中极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人就应该坦然地随顺生死之化，才算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贾平凹对唱师之死的魔幻描写，体现了作者对庄子思想的认同和对人类终极归处的思索。

在道家看来，人的生命存在不仅体现为气的聚散关系，也体现为一种神形、魂身关系：形与神魂不可分离，神在则生，神去则亡。《太平经》说：“人有一身，与精神长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16]716葛洪《抱朴子内篇》说：“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19]就生命状态而言，形神聚则生，形神离则死，道教的这种观念也影响到普通百姓，民间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依附在人的形体上，当人生病或即将死亡时，就会出现“魂身分离”“魂报”之类离魂现象。这种观念在贾平凹小说魔幻叙事中有所揭示，《高老庄》几次写到“魂身分离”(形神分离)的奇景，一次是子路的爹病了躺在炕上，但子路却看见另一个爹在堂屋里走来走去，还逗着那只黑猫玩儿，发生这种离魂现象后不久，子路的爹就去世了。另一次是写子路新娶的妻子西夏去看望生病的南驴伯，南驴伯明明躺在床上，没动也没表情，他的魂魄却坐在木箱上与西夏说话，南驴伯后来也死了。还有一次是写石头的舅舅背梁魂身分离，魂魄进入西夏的梦里，为自己辱骂过西夏的事向她赔不是，几天后，背梁就摔下车来死了。在《高老庄》的魔幻叙事中，魂身分离则亡，形与神离则死，作家的这些文学描述与道家的思想观念是相契合的。

道家的生死观也包括对待生死的态度，道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等关于生命现象的阐说，并不仅仅是要人们懂得追求不死成仙的荒谬，而更重要的是借助“死生”这一最能反映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的事实，去说明“道法自然”的思想宗旨，由此也形成了道家“贵生顺死”的生死观。

道家的贵生重生观念既体现在对养生之道的积极探寻上，也表现在顽强的求生精神上。张炜《古船》《独药师》中的人物故事就形象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维护、对养生的重视。重视生命的传统，在古代中国一直就有，“道教的全部理想，就是对永恒生命和幸福生活的追求”^[17]139。怎样才能长寿或不死呢？在道教看来就需要施行种种养生之术，包括习练功法、服食丹丸等。张炜《古船》写到了四爷爷赵炳的养生之道，揭示了民间的道教遗风。为了延年益寿，赵炳讲究四时进补、食物的湿热寒凉，不仅追求饮食层面的养生，也注重习练养生，赵炳恪守道教方术教训，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肉；他还追求阴阳调和，试图通过性欲活动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在连‘克’三任妻子之后，……相继以张王氏、隋含章为鼎炉，弥补其阴气”^[20]。由于赵炳在养生上的多种习练，他“年长不衰，精气两旺，水谷润化太好”，身体壮硕肥大。

如果说张炜《古船》对赵炳的养生尚带有某种不屑和批判的话，到了《独药师》中，则对道家养生文化肯定有加，对养生的理解也更加深沉丰富。《独药师》着力对道家的养生功法、丹药制作服食及其功效等作了文学化、神秘化的描摹，虽然道家延年益寿的种种术数对于今人的现实生命的养护而言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但却凸显了道家养生文化对生命健康的孜孜探求和对养护生命的重视。《独药师》讲的是季府第六代传人、半岛上最后一名“独药师”季昨非老爷的故事。季昨非生逢乱世，执着于生命，用祖传秘方制作丹丸，长期服食与修炼。他和其他药师都认为：“遭逢了这样的乱世，人真正可做的事情、最有意义也是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养生。”^[21]他相信，只要常年服食丹丸并配合必要的日常功课，就能长生。小说用不无夸张的魔幻笔法写了服食丹丸、修炼养生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季昨非老爷因“静坐、阅读、吞服丹丸。屈指算来已经有五年多不再感冒了，恼人的伤寒几乎从不染指”^[21]。他做养生功课时能抵达一种奇异的境界，不仅可以闭着眼睛感受内气伸长了触角在体内缓慢爬行，蜿蜒向前，让无形之气恣意流灌，而且还能通过内视法透视体内各个器官的形状、色泽，甚至它们“或愉悦或懊丧”的情绪。而被称为“气息”“目色”“膳食”“邀思”的修炼诸法，每一项都显得虚幻而又神奇，比如“目色”的目的是要从浑浑夜色望向世界，感受万物的生命，并吸收其能量，季昨非通过“目色”感受到了月亮的抚摸，在没有施行意念导引的情况下，拥有了一场香甜的睡眠。和他一样痴迷于丹丸和养生的药师邱琪芝也是身体倍棒，他总是穿很少的衣服，既不畏寒也不惧风，他甚至能通过“正气”的掌控抵挡风邪的入侵，“有几次风邪探头探脑想要钻进体内，我轻轻一声‘你算了吧’，它们就缩回去了”^[21]。养生修炼也使邱琪芝有返老还童之气象，虽然他年逾百岁，可容颜不老，看起来肌肤细嫩，“宛若童子”。《独药师》在魔幻叙事中凸显了道家养生术的奇异神妙，也暗示中华养生文化的连绵不绝，正如药师邱琪芝所说：“几千年来这条根脉一直未断，它就在半岛上扎根，一有机会就像藤蔓一样伸到南南北北。平时隐在暗处，是土里的根脉。”^[21]

不过，对于道教养生文化中的糟粕，新时期作家是有所警惕和批判的，比如对所谓“采阴补阳术”，新时期作家在魔幻叙事中就有所否定。张炜《古船》写赵炳为了采阴补阳，不惜对“干女儿”隋含章下手，他在隋含章18岁时就占有了她，此后连续霸占蹂躏她达20多年，使得隋含章身体呈显出病弱之态并饱受精神煎熬。余华《世事如烟》写算命先生为了自己长生不老，不仅一直借子女的阳寿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而且在每月十五还以糖果、玩具之类的东西将幼小的女孩骗到家中来“采阴补阳”，诱奸了不少幼女，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写到神秘的黑砖楼和蛰居其中、乖戾变态的陈文治的罪孽：身体虚弱的财东陈文治为了“壮阳健肾抑或延年益寿”，将懵懂的少男少女骗到他家谷仓取其精血、置于白玉瓷罐中，以炼制“绝药”。在上述小说中，作者不仅揭露了赵炳、算命先生、陈文治之流的人格堕落，也对养生文化中的邪术糟粕提出了严厉批判。

新时期作家注意到，道教把性作为修炼养生的手段之一，导致了另一种偏执病态的修炼方式，那就是性的压抑。贾平凹《故里》写庆元寺道长的“炼丹守精”之术对人性的压抑，并有所反思批判：“庆元寺的道长做道严肃，每日给小道小姑讲授炼丹的秘诀：人体就是丹炉，炼丹就是守精，强调道士与道姑不能亲善往来，各自衣不整发不束，囚首垢面。让尘世人看见顿生恶心，让见到尘世人而自惭形秽。每日清晨，……道长便召集所有道士将被褥搭晒院中，一一检查，检查被褥上是否遗有精斑。若发现，便勃然大怒，即刻罚其苦力。”^[22]道长强调修炼养护、戒除淫邪本无可厚非，但以禁欲的方式来“炼丹守精”则有违自然人性，小说对此是有所批判的。

道家既有热爱生命的“贵生”思想并积极探索，也有面对死亡的达观。生命是有限的，道家的生命态度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正视死亡宿命。《马桥词典》中的马桥人认为，死亡甚至早夭是不值得悲伤的，人早死反而是件大好事，因为他吃的苦最少，享的福最多，马桥人对待死亡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苦难，失去儿子的水水因此抚平了心中的伤痛。贾平凹《瘪家沟》中的老贯也有着生死顺应自然的生命态度，看着乡邻们生生死死、悲欢离合，他淡泊自然，随性所至，认为生命顺从天意就好，他对生死之事看得很淡，正因顺其自然、坦然面对生死，老贯反而活得十分长寿，他的棺木做了三次，但每一次都给别人睡了，到了老年，他的头发变黑，成了“老而不死”的寿星。

阎连科的小说中有关死亡宿命和酷烈生存的描写也鲜明体现出道家“贵生”和“不惧死”的思想特征。阎连科的家乡有着浓厚的道家文化传统，“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庄均出生在河洛文化圈”^[23]，道家文化的浸染使阎连科的小说自觉不自觉表现出道家文化的意蕴，比如《耙耧天歌》通过用死人骸骨熬汤治病、鬼魂为女儿找婆家等震撼人心的魔幻叙述，揭示了主人公挑战家族宿命(遗传痴傻病)的渴望与努力，也反映了耙耧乡民重视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天宫图》中的路六命死后在鬼魂世界心境平和下来，“原来所谓的死，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如同灯熄一样罢了，焉知死就不是一件好事哩”^[11]491，对于在尘世遭受种种屈辱和磨难的路六命来说，死的确是一种解脱，他对死亡的心态也体现出道家不惧死的特征。

由上述作品可见，新时期作家通过对生生死死的魔幻书写，呈现出道家生死观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作家对生命和人生的独特认识与体悟。道家文化中的生死观蕴含着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对道家生死观的演绎既负载着传统的精神遗存，又将对今人的现实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指导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境坎坷和生老病死的烦忧，新时期作家的生死描写昭示人们，只有理性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不轻生也不惧死，才能从痛苦不幸中超拔出来，真正做到珍爱生命与享受生命。

道家文化是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且影响深远的文化，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在种种奇闻异事中彰显着道家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天人合一、逍遥自由，还是生死本质问题，都触及到了道家文化的根底与核心。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对道家文化的演绎与张扬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作家或者以道家文化思想观照历史的曲折或当下社会的危机、表达种种切肤之痛，或者以道家文化作为祛除物欲横流弊病、拯救精神迷失的利器，或者以道家文化思想来正视生死问题，并强调修心养身的重要性，这些使传统的道家文化焕发出当代价值。当然，对道家文化的理解也不可偏执一端，回归自然不等于不食人间烟火，建设精神家园也需要多方努力，“自由”不是一切，“淡泊”“无为”不等于放弃人的主体性，这些是毋庸置疑的。

新时期作家不一定是道家文化方面的大学问家，但“他们的作品中却相当逼真地传出了一股来自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道山深处的灵气”^[24]，“升华出对宇宙、自然、生命、人的玄思默想”^[25]。魔幻叙事对道家文化的演绎体现了新时期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推崇重视与体悟阐释，也彰显了中国小说魔幻叙事的民族特色与独特价值。而从文学层面看，魔幻叙事看似神神怪怪、荒诞不经，却为新时期作家所喜爱，对读者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这除了它的新奇与趣味性外，也与其中深藏的文化密码有着密切的关联，魔幻叙事对道家文化的文学演绎也从特定层面显示了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文化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