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Bombing" of the Invading Japanese Troop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离开了历史，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皴裂的僵硬躯壳。”^[2]118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以历史的记录和体验为基础的。档案、文献等原始历史记录与书写，既是对历史事件的最初记忆和建构，又是进一步建构历史记忆的基础和前提。在“重庆大轰炸”发生的同时，无论是受害方的中国、加害方的日本，还是关联方的国际组织及英、美、苏等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文件、图书、报刊、档案等纸质的文献，还是影像、设施等非纸质的记录，都有数量庞大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书写，留下了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最早也是最直观的记忆。

对于日军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当时的中国官方机构、新闻媒体、社会成员等用其自有的方式记录并书写了这段沉重的历史。虽然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体所关注的重点各有不同，作为受害方的记录与书写，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1.对日军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录  这方面的记录以官方档案最为详尽，其中既有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有关重庆大轰炸及损害情况的记载，又有重庆地方主管部门的调查统计，如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后为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等)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的调查，更有直接主管防空的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作的调查历次敌机袭渝情况及伤亡损害表，防空司令部的调查包括“敌机经过路线、空袭次数、被炸弹区次数、警报时间、敌机架数、投弹地点、投弹种类枚数、人口伤亡、建筑物损毁”等10余个项目。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包括“空袭经过情形、投弹时间、投弹种类、投弹数目、炸毁焚塌建筑物数目、伤亡人数”等。这些都是日军轰炸重庆及其损害最权威也最完整的调查记录。其他如新闻媒体、时人日记等也有系统的书写。

2.对日军轰炸暴行惨状和灾难的报道  当时全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重庆的新闻媒体，对日军历次轰炸暴行的惨状和灾难均有报道和评论。如对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新华日报》发表特写《这是青天白日下兽性的屠杀》^[3]，《群众》周刊描述了日机轰炸后的惨状，“多少同胞血肉横飞，多少房舍化为灰烬，山城里弥温(漫)了浓烟、火焰，疯狂的侵略者又造成了一笔血债！”^[4]799-800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撰文，记录下日机轰炸的惨绝人寰和触目惊心，如老舍《五四之夜》：“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冲天的火光所反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5]郭沫若的《惨目吟》：“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间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6]417同时还特别关注并记录了日军对文化机构和外国使领馆等的轰炸，揭露日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它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7]。“苏联大使馆亦被投弹多枚，炸毁房屋数间，汽车两辆，高悬该使馆房顶之苏联国旗，亦被炸破碎。德国海通社并中燃烧弹，全部焚毁。法国哈瓦斯社门口亦中弹，房屋震坏……苏联塔斯社中国总社门首落弹多枚，该社房屋全部震毁。”^[8]这些记录揭露了日军无差别轰炸和反人类的罪恶。

3.对日军轰炸下市民艰难与困窘生活的书写  时人日记中大量记录了日机轰炸给一般市民乃至公教人员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带来的困苦狼狈。陈克文在日记中写到：“前后历七小时多的长时间。许多人还(没)有食晚饭，这种防空洞的生活真是苦极了。”^[9]567“天气酷热，大部分防空洞，人多洞狭，挤拥不堪，空气恶劣，时间又长，苦处更不易说。”^[9]588唐纵在日记中写到：“今日敌机三次均炸化龙桥附近。连日空袭，水电均被炸毁。夏天没有水用，困难甚多。现在请人挑水，一元五角一担，许多人不能用水洗澡了。”^[10]137王子壮日记则记录下“城内经迭次轰炸，水电俱无，用江水一担，有售至十余元者，房屋之摧毁殆尽，而物价则飞涨，真战时恐怖之景象也”^[11]225。这样的记录不胜枚举。

4.对中国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书写  大量文献记录了日军轰炸下重庆人民的英勇不屈。无论是“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的民谣，还是如“我空军昨晨痛惩敌机”对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英勇抗击来犯日机的报道。无论是对“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12]1002的讴歌，还是“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的评论^[13]。

除了文字的书写，还有1940年防空节的设立及每年的纪念活动，为纪念一次死伤5 000人^[14]以1939年“五四”轰炸而命名的城市中心道路的“五四路”，全市修建的最多时候能够容纳超过42万人的防空洞，满目疮痍的城市道路和建筑废墟，以及埋葬轰炸死难者的墓地，都是对日本侵略者血腥暴行的记录。

加害方日本的战时轰炸记录和书写也是种类繁多、数量可观。既有官方机构的航空作战部署和指示、命令，也有各作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概报；既有与相关国家交涉的外交文书，也有大量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其记录和书写的主题涉及除轰炸后重庆的政治生活、人民生活、重庆防空等外，重点关注如下：

1.对轰炸战略和轰炸进程及战果的记录  以天皇名义下达的“大陆命第241号”、大本营的“大陆指第345号”、《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以及陆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概报等，完整记录了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战术，轰炸的实施及其战果。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轰炸的进程，也经常发表“空袭公表”，对轰炸的成果进行整理发布。

2.新闻媒体大量夸张性的战果报道  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①。《读卖新闻》对重庆的大轰炸有着具体的报道范式。“(时间)陆鹫或海鹫某某小队从某某基地出发，勇敢地冒着敌人防空炮火，实施投弹，完美命中目标后(效果)悠悠(无事)返回基地。”反复使用“悠悠”一词形容日机不慌不忙返回基地的场景，如“中国军队地上的炮火像上次一样没有威力，在完全使重庆停止呼吸后我荒鹫的身影悠悠的在夜空中消失”^[15]。“在重庆城内西部如雨般投下巨弹，确认燃起冲天的火焰之后悠悠返回基地。”^[16]大肆宣传轰炸效果，从新闻标题便可见一斑，如“重庆再遭空袭，荒鹫两次空袭，敌都成死城”^[17]，“重庆已是废墟”^[18]，“重庆临死前的死相，在我海鹫翼下屈服”^[19]等，同时也不断报道在轰炸打击下国民政府即将迁都，迁都地点先后出现过成都^[20]、兰州^[21]甚至是西昌和天水。^[22]甚至还造谣国民政府要人和南方局领导人因为空袭而受重伤和死亡。据不完全统计，被造谣因为重庆大轰炸而受重伤乃至死亡的要人有居正、周恩来^[23]、冯玉祥、陈布雷^[24]、于右任^[25]等。

① 《读卖新闻》报道重庆大轰炸达435篇。《朝日新闻》报道重庆大轰炸达283篇。通过《读卖新闻》的数据库“ヨミダス歴史館”和，《朝日新闻》的数据库“聞蔵II ビジュアル for Libraries”输入关键词“重慶爆撃”，时间段1938年1月1日至1943年12月31日检索。

3.鲜明的加害方立场  日方文献强调日机的轰炸目标是重要军事设施。突出发动的战争具有正当化的倾向，实际上是对日本国民的“洗脑作战”^[26]58。在《读卖新闻》的报道里可以看出这一倾向，该报竭尽全力地讴歌轰炸部队的战功、强调重庆的军事部署、哀悼自杀性攻击的军机将士的勇猛、赞颂轰炸机驾驶将士的无畏。在报道中，突出轰炸均为军事目标，刻意夸大中方防空力量，甚至歪曲对第三国利益的轰炸^①，强化其正当的战争行为，误导日本民众对轰炸性质的判断和认知。

① 《读卖新闻》1939年5月10日报道认为，敌人的卑劣之处在于将有五十余座高射炮、高射机关枪阵地部署在外国领事馆区域，为了反击不得不伤及第三国利益，为此中方负有全部责任。「我空襲部隊の現認した重慶防空陣地」、『読売新聞』第二夕刊、1939年5月10日、1頁。日本陆军部则辩解此种所谓的误炸，“当然是因为最近敌人的空射机枪有所加强；或是因为敌人阴谋制造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分歧，特别是与美国；或是因为中国军队有意利用外国人的财产或有意在外国人财产邻近设防。”参见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6页。

4.轰炸关联方权益损失的交涉记录  日方文献记载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时，一再宣称其轰炸目标为军事设施，强调“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一旦击中外国目标，就视为“误炸”。辩解“(美方)屡屡不明确标识其第三国利益，也存在过于接近中方军队、军事机关、军事设施等行为……有鉴于此，轰炸运动中发生偏弹是不可避免的”^[27]2080。并要求美方完备第三国权益标识、提供载有美国权益位置的地图并不靠近中方军事设施和军队。外务省最后在1940年6月14日下午由有田外相以公文的形式向英法美德苏等国正式发出通告，要求第三国退避到扬子江南岸的安全区域内，在此区域外第三国国家权益受损的话，帝国政府概不负责^[28]。

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和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支持。无论是在重庆的官方机构和外交人员，还是在重庆的新闻记者、传教士等，都纷纷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实况，特别是轰炸对各国权益的损害，更直接引发外交交涉。因此，在轰炸关联方的西方各国的外交文书、新闻报道、图片影像、纪实作品、私人日记书信等中，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记录和书写。

1.真实记录和报道了轰炸实况及其影响  各国驻华使领馆不断发回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报告，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苏联的《消息报》等各国设在重庆的新闻机构不断地把日机狂炸重庆和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美国的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贾安娜、埃德加·斯诺、海明威等，英国的詹姆斯·贝特兰、韩素音等记者、作家，向本国发回了大量重庆大轰炸的通讯和报道，唤起了美英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关怀。美国《纽约时报》还号召读者前往电影院观看重庆被炸实况，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宣传大轰炸下的不屈精神，“实际上，重庆并不象我们意想中那样恐慌……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29]125。此外，还有大量的图片影像报道，包括获得奥斯卡特别奖的纪录片《Kukan》等。特别是各大媒体的报道，不仅记录了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空中屠杀，更将目光投向了重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为我们展示出灾难中重庆城市的多元图景。

2.特别关注各国在重庆的权益损害  随着轰炸规模的扩大，美、英各国在重庆的利益受损情况日趋严重。尤其是1941年6月，美国在安全区中的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炸弹碎片击中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英国大使馆也被轰炸。无论是外交文书，还是新闻报道，都有日军在重庆大轰炸中损害各国权益的大量记录和报道。

3.强烈谴责日军轰炸平民的暴行  从外交文书中可见，由于从1939年起，美、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美国通过外交途径除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其在华权益外，还多次表达了对日本连续轰炸重庆的谴责^[30]，强烈谴责日军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残暴地轰炸平民的行为，指出“日军之空袭造成之破坏几乎全部是对平民之生命及财产”。“在全部这些轰炸中，都是滥炸的，是不分黑白乱投炸弹的，其一定是意图恐吓没有武器的重庆市居民的”，强调“美国政府不能接受整个重庆市是空袭的合法目标的说法”^{[31]273、287、304}。美英各国方面也多次正式向日本方面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本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增进邦交，则其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32]。

葛兆光先生在论述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时曾指出：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彰显，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时间中，而由书籍、文物、遗迹构筑的历史，却总是被当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着，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的历史从记忆中翻出来^[33]97-98。就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而言，距离历史最近的年代应该是历史记忆沉淀、固化的最佳时间节点，战争记忆的重构、形塑更是如此。重庆大轰炸的加害者、受害者、亲历者群体的真实战争体验，是重庆大轰炸战争记忆构成的基本要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局势的变化而失去了沉淀、固化历史记忆的最佳时机。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庆大轰炸几乎湮灭不闻，不仅未被西方二战史或军事史所提及王波编著的《世界大轰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提及的二战时期的大轰炸有不列颠大轰炸、偷袭珍珠港、空袭菲律宾群岛、轰炸东京、轰炸汉堡、轰炸柏林、轰炸德累斯顿、轰炸广岛、长崎等。而李峰在《大空战——20世纪最著名的八次重大战略空袭》(《军事历史》，1999年第4期)一文中认识20世纪的八大轰炸中，发生在二战的有三次，即不列颠之战、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和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在中国和日本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公共记忆。关于战后冷战时期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丧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国原因也不尽相同，但综合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

在战时，无论是受害方中国，还是关联方美、英、苏各国，对日军轰炸重庆无一例外地予以强烈的谴责，一再强调其无差别轰炸残暴屠杀平民的性质。早在1931年日军轰炸锦州后，特别是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反复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虽然也通过了谴责日本飞机滥行轰炸中国平民决议案，并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34]506。但随着欧战的爆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3年10月20日，英、美、澳、比、加、中、希腊等18个同盟国代表在伦敦成立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 Commission)。194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开始为战后惩处战犯开展罪行调查。在调查的罪行项目中，即有无差别轰炸。1945年6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司法行政部提出要求，鉴于轰炸不设防地区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是日军重要战争犯罪之一，应当迅速进行调查，尽快提交给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之远东小组委员会^[35]258。而远东小组委员会在1946年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上，对如何追究无差别轰炸战争犯罪进行讨论，并在形成问询后提交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①。但在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回复中，一方面指出“有意识轰炸不设防城市”属于战争犯罪，适用于中日战争，同时也强调就欧洲的状况来看，大范围的轰炸是交战双方都使用的战争手段，德军的无差别轰炸没有成为纽伦堡审判的起诉要件。这表明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实际上对追究无差别轰炸持消极态度^[38]260。

① 形成三点问询，一是构成有意识轰炸不设防城市的条件是什么，举证责任在谁；二是构成不设防地区的条件是什么，为确定不设防的事实需要什么样的证据；三是在欧洲的同样事例中，伦敦的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采取了什么样的手续。参见林博史编：《連合国对日戰争犯罪政策資料第1期連合国戰争犯罪委員会》，第12卷，東京：現代史料出版社，2008年，第86頁。

在美国的主导下，东京审判没有将轰炸重庆等地无辜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暴行纳入日军的战争犯罪。不仅没有在法庭上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犯罪进行起诉和审判，也没有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罪行进行详细调查。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导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残暴的非人道轰炸罪行没有得到任何的追究和清算，混淆了日军对中国的轰炸与盟军对日本轰炸的不同性质，更模糊和扰乱了人们对日军无差别轰炸性质的认识。

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开始了争夺与较量，冷战局面形成。为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很快就改变了其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革，转而扶植日本成为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致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

因此，战后的日本，把战时日军轰炸的有限记忆几乎都限定在军事史和战争史的范畴。日本方面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视角对日本航空进攻作战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在1966年至1980年间编纂出版了共102卷的《战史丛书》，其中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包括《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等。也有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著作。美英等西方国家除极少数经历者撰写回忆录外，几乎没有对重庆大轰炸的关注，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遏制与封锁，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探索有成功，但也有失误，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不断，甚至产生严重的内乱。国共内战中形成的解放者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尖锐对立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抗日战争时期苦难悲惨的战争记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对抗战历史记忆的沉淀和重构。抗日战争研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历史学和有关的其他学科中，是相当沉寂和偏枯的”^[36]。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从某种意义讲也处于从属国家政治需要的沉寂的状态之中。

在战后初期，重庆地方政府建立“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以纪念在大轰炸中牺牲的消防人员，这是建构重庆大轰炸记忆的最初尝试。1947年8月19日，“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中央公园(现为人民公园)内落成，并建有纪念碑记^②。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曾一度宣扬所谓的“重庆精神”，重庆大轰炸一度成为台湾民众的公共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苏“蜜月”时期的1959年，曾将抗战时期在保卫重庆领空中牺牲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军官卡特洛夫上校和斯托尔夫上校迁葬于鹅岭公园，并在1962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那段特殊的时期，这些信息也间接地传递着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② 《建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记》：“惟自七七事变后，政府西迁，命名陪都，绾谷西南，倭寇肆虐，轰炸频仍，全市计遭空袭九十六次，火场达二百九十六处，当时消防人员本服务精神奋不顾身，不□宵旰，竭力抢救，或被弹炸死，或塌屋伤亡，罹难长员计八十一员名，与前方抗战将士壮烈牺性者无或稍殊，其功甚伟，勒诸于石，以志不朽。”

但总体而言，在重庆大轰炸结束以后的40余年间，几乎没有将重庆大轰炸的资源视为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对重庆大轰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发掘和利用，即使到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抗战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重庆大轰炸仍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

日本具有轰炸“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双重身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对重庆等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是日军扩大对华侵略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侵华日军持续不间断地实施轰炸，以制造“恐怖”，挫伤抗战意志为目的；以城市为轰炸目标，对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进行狂轰滥炸，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均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了大屠杀和大破坏，制造了为全世界所瞩目和谴责的恐怖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大轰炸开启了通向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乃至于后来的战略轰炸的道路，给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同时，在战争的后期，美国为加速战争进程，迫使日本投降，实施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以及原子弹的投掷，使日本也蒙受了轰炸的打击。1945年3月9日夜，300架美军B-29战略轰炸机轰炸东京，造成了8万余人死亡，150万人无家可归。8月6日和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颗原子弹在瞬间就造成了十几万人的死亡。到1950年，致死人数超过了30万。

历史记忆往往排斥那些对民族所犯恶行的记忆，或者是将这些恶行无辜化。加害者为了摆脱罪责往往否认加害历史的存在，在自身的记忆中有意识地加以遗忘。战后日本的“轰炸记忆”就是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日本都有意遗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历史，而不断强化其战争受害的经历。在日本历史博物馆中，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情况，但几乎没有展示过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

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忆。特别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形成了日本社会浓厚的战争受害者意识。

因此，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日本，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两种角色意识的冲突和分裂中，从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角度而言，已完全没有了“重庆大轰炸”的记忆，只留下作为受害者的“轰炸记忆”。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兴起，“重庆大轰炸记忆”得以重新唤醒和重构。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与重构，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冷战时期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局部热战时有发生，城市轰炸仍在继续，战争悲剧需要反思。二是中日关系的变化。8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内阁大臣“失言”等一系列事件是中日关系由“友好”到“冰冷”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追究日军侵华暴行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被提出。对于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记忆更加突显。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时代的潮流，不仅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抗日战争及其遗留问题的研究。

除此之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昨天，特别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转折时期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关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历的苦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牛津大学拉纳·米特(Ranaa Mitter)教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该书在第三部分“孤军奋战”中还专章介绍了惨无人道的重庆大轰炸。

战后国内最早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开始于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前夕的1984年，经中宣部批准，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历史系承担了这项任务，并于1992年出版了《重庆大轰炸》一书^[37]。此后，重庆大轰炸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西南师范大学还于1998年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

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向重庆市政协提交《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提案，随后又向全国政协提交《建立重庆大轰炸纪念馆》提案，引起地方和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当年暑期，在全重庆市开展的“重回烽火岁月，山城青少年在行动”寻访活动，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尘封了多年的重庆大轰炸记忆开始被唤醒并走向公众。此后，西南师范大学又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大范围寻访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首先得力于学术研究的开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庆大轰炸的学术研究持续推进，先后出版了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罗泰祺主编的《重庆大轰炸纪实》、曾小勇等著的《1938-1943：重庆大轰炸》、李金荣主编的《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潘洵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以及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为大轰炸记忆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和学理基础。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有学者通过对《重庆日报》《新华网》从2000年至2015年重庆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分析认为，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以“受害者”作为主导性话语叙事，再现“重庆大轰炸”这一创伤性事件。新闻文本通过叙事者、标题与词语等选用强调施害与受害关系，凸显罪行见证的话语策略，建构重庆大轰炸的意义；通过对纪念日和遗址纪念仪式报道的常规化，对死难者数据和亲历者对日军暴行的口述的有机结合，引导公众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实现对创伤记忆的重构^[38]。一方面，将其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国耻”，通过整合“创伤记忆”的悲愤之情与“振兴中华”的精神资源，以一种共同的根基情感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将这一历史事件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超越地方性、民族性而叠加以全人类普适性意义，塑造国际认同。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影视与文艺作品的诠释。无论是《重庆之眼》《重庆！重庆！》等长篇小说，还是《抗战影像志之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不屈之城》《大后方》《记忆之城》等影视作品，以及轰炸亲历者、受害者的口述回忆，都通过文学形式的创伤叙事，特别是拍摄于战争时期曾获奥斯卡奖的记录重庆大轰炸的纪录片《苦干》的引进，真实记录了日军实施“空中屠杀”那段难以忘怀的灾难岁月，描写长期被日军轰炸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及情感状态，并将这种创作体验传达给广大受众，从而形成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认同与集体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轰炸受害者民间诉讼的追问。从2004年开始，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民间索赔。从2006年3月30日首次提起诉讼开始，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先后共31次的法庭陈述与辩论，到2015年2月25日一审判决败诉。随后，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原告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0余年的漫长诉讼，受害者的苦难记忆，索赔诉讼的艰辛历程，从罪行揭露到法律维权，一次又一次唤醒和建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政府对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历史遗址的保护，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延续历史记忆的有效途径。1987年7月，重庆市政府在1941年6月5日发生大轰炸窒息惨案的原址上建成“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2000年9月7日，将磁器街洞口“六五隧道惨案遗址”确定为直辖后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小小的防空隧道出入口，成为重庆维持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为数不多的遗存。从1995年开始，重庆举办了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2005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设了重庆大轰炸半景画，并在基本陈列“抗战岁月”部分常年展出重庆大轰炸的历史。1998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在每年的6月5日“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在全市试鸣放防空警报。无论是每年如泣的防空警报，还是狭窄简陋的轰炸遗址，以及重庆大轰炸的展览，都时刻提醒人们要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批良心派学者和法律、媒体人士开始在日本重建重庆大轰炸的记忆。最初把重庆大轰炸作为“不为人所知的现代史的断面”，并以“重庆抗战的悲惨”为主题所报告的是广岛大学小林文男教授^[39]。与此同时，军事评论家、东京国际大学前田哲男教授撰写的《战略轰炸的思想》则系统建构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通过两次到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实地采访和查阅资料，他撰写了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无差别轰炸的研究报告，并于1987年在朝日新闻社社刊《朝日杂志》周刊共分50回连载，1988年结集出版单行本。此后又多次到重庆访问与查找资料，于1997年在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增补本。该书认为，重庆大轰炸是“以城市为对象，非人道的残忍的攻击意图”“屠杀者和被屠杀者目光并不对峙、是一种机械的、无知觉的战争”“为实现‘空中恐怖’，在战术上使用了20世纪的新技术——轰炸机、燃烧弹”^[40]2。伊香俊哉教授在《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与争执》一书中，专门研究了从战略轰炸到原子弹和战斗详报记述的重庆轰炸，用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论证了攻击重庆时使用的无差别轰炸战略，揭示了扩大的“军事目标主义的虚妄”^[38]。2016年3月，岩波书店出版了潘洵的《重庆大轰炸研究》，该书“遵循‘自地面回看’得来的记录与考证，从被害者民众的视角出发凝视这场‘空中的侵略战争’，它的出现也为‘加害者的空袭观’带来振聋发聩的发问”^[41]。这些著作因与战时的“大本营发表”意识倾向不同，由此传达了都市无差别轰炸的实态，给予日本社会一定的反响和冲击。

使重庆大轰炸被日本社会广为人知的事件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2006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重庆诉讼”。在诉讼的10余年中，日本的有志者组成了“重庆轰炸受害者连协会”，并对诉讼予以支持，每次开庭时都有近100人到场旁听，赴日的受害者与东京空袭的受害者开展交流。这些事件的报道逐渐向日本社会传达了重庆大轰炸的事实。《东京新闻》等媒体还将重庆大轰炸与东京大轰炸联系起来进行报道，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连协会连续召开了40余次学习会，支持“重庆诉讼”的法律和研究人员每两月举办一次“空中轰炸研究会”，多次举办“你知道重庆大轰炸吗？”的重庆大轰炸图片展览，通过多种渠道，介绍重庆大轰炸的历史，重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2017年5月22日和28日，日本电视台首播和重播了该台制作的反映重庆大轰炸真相的纪录片《战争的开始——重庆大轰炸招致了什么》^①，尽管也遭到不少右翼势力的攻击，但非常多的观众反映“完全不知道重庆大轰炸这回事，虽然是让日本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内容，但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日本的电视台首次制作并播出重庆大轰炸真相的节目。8月12日，日本最大电视台NHK播出的《本土空袭全记录》，提到了日本遭受空袭的原因：日本从1938年开始对中国各地尤其是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遭受的轰炸就达200余次，至少造成1万多无辜平民死亡；日军偷袭了珍珠港，造成美军2 000余人死亡。这在以往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常见。

① 『戦争のはじまり重慶爆撃は何を招いたのか』(NNNドキュメント)，日本テレビ，2017年5月21日初放送，28日再放送。

过去不再，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历史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永远处于“记忆”与“遗忘”的互动、“彰显”与“遮蔽”的交替之中，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轰炸”这样的创伤记忆，其演变与建构的过程，不仅与国家民族立场相关，更与时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本质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42]59。记忆与历史虽然紧密相关，但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相对于历史的客观性而言，历史记忆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历史立足于客观的“过去”，而历史记忆则根据目前的理念、利益和需要，倾向于对“过去”进行选择性的和有目的性的书写和构建，因此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①。

① 参见有关抗日战争记忆的研究成果，[美]科布尔.抗日战争(1937-1945)的中国“新记忆”[J].中国研究季刊，2007年第4期；[美]赖利：《牢记历史而非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现代亚洲研究》2011年第2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超过70年了。70余年的风风雨雨，带走了许多东西，但也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能随岁月而消失的。70年后，那场战争对于每个民族和每一个人而言，都各有其忘记的部分和铭记的部分。

对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忘记了对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无差别轰炸，记住了东京、大阪等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诚然，这些人类悲剧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几乎人人知道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和东京大轰炸，并以受害者的名义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却极少有人了解重庆大轰炸，更不了解日本对重庆的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而盟军对东京、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更为甚者，在日本，一些人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却故意掩盖、抹煞自己加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罪行；一些人只一味渲染广岛、长崎的原子惨祸，却闭口不谈造成这种惨祸的原因。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立足民族国家利益的记忆建构，但却是与人类共同利益相冲突的记忆建构，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记忆，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样，不仅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同时还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而在欧洲，在战争中被盟军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其博物馆展览把大轰炸融入欧洲战争以及战争的起因，与斯大林格勒、华沙、鹿特丹、考文垂等被纳粹空军炸毁的城市联系起来，在德累斯顿烧得漆黑的铺路石后，是1940年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鹿特丹的铺路石，再往后，是纳粹德国空军轰炸的第一座城市波兰维隆的铺路石。告诉人们“来自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城市” ^②。这才是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类记忆。

② 德累斯顿老市场广场牌匾上的铭文。蒋思聪.英媒：德国和日本为何有完全不一样的战争反思[J].世界博览，2015年第12期第28页。

应当指出的是，在对二战轰炸历史的反思和记忆构建中，对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被视作了与“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然而却对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致于日本和西方各国不少民众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知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重构重庆大轰炸记忆，铭记重庆大轰炸历史，必须立足于时代和人类的需要，不是为了延续旧时的仇恨，而是为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差异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也造成了各方特别是中日双方在轰炸记忆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由于战时日本一再宣称其轰炸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军事行为，由于战后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重庆大轰炸的犯罪行为，这在相当程度上误导或模糊了人们对重庆大轰炸性质及罪行的认识。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国际组织还是西方主流国家，无论是当时反法西斯国家的国家元首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对日军在中国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非人道暴行均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暴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声讨。从某种意义上讲，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战争行为，而只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动。首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没有与日本正式宣战。其次，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不是以军事占领为目的，而是以制造威胁恐怖达成扩大侵略为目标。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盟军对日本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等的轰炸，虽然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轰炸。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的残暴的无差别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暴行，而盟军对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是正义的战争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是侵略者的自食其果，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仇恨，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侵华日军对重庆无差别轰炸的犯罪历史，其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不等于侵华日军在重庆犯下的残暴罪行就能悄然抹去。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重构有价值和意义的记忆。

加强历史教育与传承，是重构“轰炸记忆”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也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在重庆大轰炸记忆建构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日本，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各地的有关二战时期的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也几乎没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①。在中国，除了重庆学者主编的中学教材《中国历史》和重庆地方历史教材《重庆历史》外，全国的教科书也几乎没有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笔者曾经连续6年在所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进行过抽样调查，知道重庆大轰炸的学生不到被调查人数的8%(主要是重庆籍的学生)。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曾经为国际国内高度关注的重庆大轰炸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座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念碑，也没有重庆大轰炸的纪念馆或陈列馆，唯一一处单独的重庆大轰炸纪念设施，只是在1941年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地封闭的洞口和外墙上刻有反映大轰炸的纪念浮雕，以及在狭小的展室里陈列的一些放大的照片，占地面积还不足20平方米。在德国议会大厦前广场上，有一个用二战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遗留下的炸弹残片做成的雕塑，在每一片炸弹残片上都刻有曾遭轰炸的德国城市名称和被炸的时间，用这种方式告诫人们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而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遭受了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我们都还不是完全清楚。在无数遭受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地区，绝大多数城市没有保存下任何轰炸的遗址遗迹来唤起人们的记忆。

①仅有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等极少数博物馆有反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中国等国家、地区狂轰滥炸，并使用毒气及细菌武器”。

轰炸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轰炸也还在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讲，轰炸的灾难和痛苦是记载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纪念碑。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却不能遗忘。重庆大轰炸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痛苦记忆，也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制造的非人道的暴行，人类必须永远铭记并予以谴责。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的集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