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entials of Wang Fuzhi's View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现代政治学经典文武关系论认为，“文武关系论的首要焦点是军官团与国家的关系”^[4]23问题。也即“武装力量与社会中其他团体之间相对权力的问题”^[5]。这不仅是当代国家须慎之又慎加以处理的问题，也是维柯曾经竭力求解的疑难，更是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文武关系论关注的重点。

在王夫之看来，在民族共同体内部，君主与中央朝廷应是武装力量的绝对主导者。这与儒家传统强调绝对皇权之下“文武分离、以文制武”^[6]的主张并无二致，也是他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产物，乃其政治见解的逻辑必然。君主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保有其民：“圣人之大宝曰位……宝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7]卷19，p723}对内而言，须维持纲纪、制止互相残杀；对外而言，则须利用天地之产、聪明材勇以“给其卫”^{[8]宰制，p508}，而这两者都有赖于“宗社生民所倚以为存亡生死者”^{[7]卷15，p580}的“兵者”支撑。因而，“兵皆统于天子”^{[7]卷11，p425}、“持征伐之权于一王”^{[7]卷2，p82}是首要前提。他认为历代亡国不出二轨：“夷狄之夺，晋、宋是已。君昏、将懦、兵弱而无纪，则民虽帖然图安，乃至忠愤思起为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能支也。奸臣之篡，则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编民积怨，盗贼繁兴，而后奸臣挟平寇之功，以钳服天下而奉己为主，汉、唐是也。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7]卷26，p1019}都无外乎昭示着一个道理：君主与中央朝廷掌控和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极其重要。相应地，在军力配置上就须注意如下两方面：一则，重朝权、固本根而又须避免肘腋之祸。“内文外武”“兵在外而守在夷”，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7]卷2，p94}。二则，重边防而又不重兵孤悬前置。“内屯重旅，以时应敌，而不容栖重师于塞上，使玩寇失防，一败而无以为继……大戎遽起，烽火无援。”^{[7]卷22，p850}实即须考虑机动力量与战略纵深的问题。在防内与御外的处理上，历代教训甚多，不过也不乏差强人意者。如唐之十六卫“畜养戎臣储将帅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属焉，而环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驻以待命，盖分合之势，两得之矣。分之为十六，则其权不专，不致如晋、宋以后方州抚领拥兵而篡逆莫制也。统之以十六，则其纲不弛，不致如宋之厢军解散弱靡以成乎积衰也”^{[7]卷26，p997}，既避免了方州抚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又能有力应对外部威胁。

在朝廷腐败虐民或者不能保卫族群、危及文化与信仰存亡的状态下，应超越一姓之私、遵循夷夏之防的千古通义，肯定武将僭越自立或局部割据自雄的合理性。他说：“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礼之教，不失君臣之义，而未尝斤斤然畏专擅以削将相之权。子孙贤，何畏于彼哉？其不肖也，则宁丧天下于庙堂，而不忍使无知赤子窥窃弄兵以相吞啮也。”^{[7]卷17，p669}也就是说，从生民存亡的角度讲，宁可一姓失去社稷，也不能削夺有为的将相而致纲纪大乱，使得天下生民遭祸。他感慨东晋朝廷不睦、内外不协而致桓温北伐失败时甚至宣言：“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7]卷13，p487}这是站在民族公利的角度，突破了君臣伦理的藩篱。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某处战略要地，宁可准许割据自雄，也不宜弃于敌手。他论宋初赵普阻挠曹翰图取幽州时道：“御得其道，则虽有桀骜之夫而无难芟刈。即其不然，割据称雄者，犹且离且合，自守其疆域，以为吾藩棘。此之不审，小不忍而宁掷之敌人，以自贻凭陵之祸。四顾怀疑，密谋而安于弃割……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1]卷1，p34}在大一统理念、绝对皇权学说深入人心的思想背景下，王夫之能有此论，正得益于其天下之大公高于一姓之私利的坚守，这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回应。

在价值层面，孔子论《武》尽美而未尽善，儒者轩文王而轾武王，深刻地形塑了后世对于文武的态度，王夫之亦不例外。除此而外，对于文武二者的关系，王夫之还强调觌文匿武与慎战。他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与战败对于朝代兴亡的消极影响，因而强调非面临民族文化危亡之际而不轻易对外用兵。如他在批评严尤向王莽进谏伐匈奴时道：“莽之召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兵者，毒天下者也，圣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鳞介爪牙与我殊类，而干我藩垣，绝我人极，不容已于用也，则天下可以无兵。”^{[7]卷5，p208}慎战思想，也体现在他对“觌文匿武”的一再申论。《国语》云“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9]周语中，p54}。前者要大肆表彰，后者则须不露痕迹而增强威慑力。这与楚庄王所谓“定功戢兵”之戢有相通之处。许慎解释道：“戢，藏兵也。聚而藏之也。《周语》：‘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戢与观正相对，故许易毛曰藏。以其字从戈，故曰藏兵。”^[10]632王夫之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他论以实战练兵而反对教战就有保持震慑力这方面的考虑。除此而外，其解读大致还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强调不可炫耀武力、穷兵黩武。“古之言治者，曰‘觌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销之之谓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觌而自成其用之谓也。故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之不大，栋折榱崩，欲支之也难矣！其竞之也，非必若汉武、隋炀穷兵远塞而以自疲也。”^{[1]卷15，p335}二是强调管控民间兵器，以防备“群盗”四起。“秦销天下之兵而盗起，唐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盗益横，故古王者之训曰‘觌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觌，善藏其用曰匿……夫销之则无可藏也，无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则觌之矣，虽觌之而固不为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觌也，是以其速乱以亡，均也。”^{[7]卷27，p1037}三是强调君主应以此为指导谋划，尽快从战乱走向休养生息。他赞光武帝趁早设法安置“千万”兵士道：“盖其觌文匿武之意，早昭著于战争未息之日，潜移默易，相喻于不言，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7]卷6226在这里，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是制止不义战争与暴虐行为的必须手段而已，理应尽快结束。“觌文匿武”之说的深远影响，如果进一步联系新中国有关军事力量的宣传从缄口不言、故作神秘到主动爆料的历史性转变的漫长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有更深切的体会。

与王夫之同代之人，反思朱明，上溯历史，不乏文武合途的主张者。如黄宗羲鉴于“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的经验与教训，希冀能“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11]兵制三，p34-35}。尤侗亦谓“文章马槊，二事当兼”，并举历史上文能兼武与武能兼文者以为证明，进而呼吁“若国家设科，令文士必习骑射，武人常读经书，则奇才并出，而两家亦无廉蔺之争矣”^{[12]卷2，p44}。二者设想，都指向了文武合途，甚至期望以文兼武。不过，王夫之对文武关系之历史实际的观察与黄、尤差异明显，其提出的解决之道也与“兵农合一”“军兵合一”的主张大异其趣。

第一，将相分离与兵农分离是历史的必然。

要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才兼文武，将相分离在所难免。尤侗言武能兼文者，例证有郤縠悦礼乐而敦《诗》《书》是以为帅，黄宗羲言历史上重武亦举“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11]兵制二，p33}为例。至于文能兼武，二者亦各举数例。对于前者，到底有何历史的意蕴？而后者，到底是否可行？王夫之分析前者的同时也否定了后者。史载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13]僖公二十七年，p445-446}黄、尤二人以此作为文武合途的典范，确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之评论何武(？-3年)欲分宰相之权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东汉，行之二百余年至曹操而始革这一历史现象时，谈及相权不可分的同时也系统而简明地回溯了文武分职的历史。在他看来，从分离而反复，有防微杜渐之意，故为皇帝所乐用，但并非制度设计的正道：

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将帅。伊尹、周公，始皆六军之长也。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国之卿，各以军帅为执政，敦《诗》《书》，说礼乐，文之于既武之后，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于农，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冲而敌忾者，一彼一此，疆场之事，甲未释而币玉通，非有犷夷大盗争存亡于锋刃之下者也。而秦、汉以下不然，则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胜其任而国不为之敝哉？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途，事随势迁，而法必变。遵何武之说，不足以治郡县之天下固矣。特汉初之专大政以大将军，而丞相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为公辅，奉权臣以行法，则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而祸必滋。故武之说，可以救一时之欹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将相不可合也，汉以后之天下，以汉以后之法治之，子曰：“所损益，可知也。” ^{[7]卷5，190-191}

此论明确道出了文武分离的必然及其所以然之由。抽而绎之，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则，指出东周列国以君帅为执政，系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正如中国现代国防论鼻祖蒋百里所说：“当时的一群贵族，没有一个没有部属的，也没有一个不会打仗的，从这许多武士中间，寻出一位‘说礼乐敦《诗》《书》’的人来当元帅，这自然是正当……因为那时贵族的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件件都是人生实用的东西”，后世却改习《诗》《书》《礼》《乐》《易》《春秋》，自然难以胜任争战^[14]49。二则，他指出文武必分的所以然之由，在于三代与秦汉以降历史条件根本变化，战争规模与惨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非专业化不能应对。也正缘于此，兵农也必须分离。三则，何武之说，乃救弊一时之举，法随事变乃势所必然。王夫之对经典的历史解释与通变的历史眼光，可谓从根本上动摇了文武合途论者的立论根基。如从明代历史实际来看，文武不兼备的认识，在明代宗室的教育理念中，至迟在弘治朝已得到认可^[15]。其势难兼备，由此可见。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文武分离，王夫之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他之所以反对兵农合一，除应对残忍战争的专业需要外，还有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与尊重人性差异的依据。唐代府兵制废，多有惋惜者。德宗君臣曾议恢复，此后如杜牧、白居易诸人亦撰文设想恢复之法^[16]819-820。黄宗羲亦道：“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无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尝不与有明同也。”^{[11]《兵制二》，p32}他们皆期望以兵农合一解决国家与民众负担过重的问题。揆诸历史实际，王夫之对兵农合一之制深不以为然，并从多个方面予以了辨析。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端：一则，从历史时期作战武器、战争形态与战争规模的演变来看，兵农分离使得农民脱离兵战之苦，是历史的进步，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是不人道的退步。“三代寓兵于农，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犹千八百国也，外无匈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国，以贪愤相攻而各相防尔。然忿忮一逞，则各驱其负耒之愿民喋血于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瘅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汤、文、武之至仁，仅能约之以礼而禁其暴乱，而卒无如此斗农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圣王善为之法，以车战而不以徒战，追奔斩馘，不过数人，故民之死也不积。然而农民方务耕桑、保妇子，乃辍其田庐之计，奔命于原野；断其醇谨之良，相习于竞悍；虔刘之，爚乱之，民之憔悴，亦大可伤矣！至于战国，一战而斩首者至数十万，岂乐为兵者哉？皆南亩之农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汉一天下，分兵民为两途，而寓兵于农之害乃息。俗儒端居占毕而谈军政者，复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惨矣哉！身幸为士，脱耒耜之劳，不耕而食农人之食，更欲驱之于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于此焉变矣。”^{[7]卷17，p659-660}二则，府兵制下的官兵关系实即主奴，不仅战斗力堪忧，以此减轻农民负担更是无稽之谈。对于盛唐名臣张说平麟州叛胡，奏罢边兵二十万人而未见骚乱的原因，他解释道：“盖其所罢者府兵也，府兵故农人也，归而田其田、庐其庐，父子夫妇相保于穹窒栗薪之间，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审矣。说之言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纵遣归田，如奴隶之得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7]卷22，p842}三则，从人性材用的角度来看，亦当兵农分离。“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僄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谓天秩，此之谓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然则拘府兵之故纸，疑骑为虚文，困天下材勇于陇首，荡泆游闲，抑不收农民之利者多矣。违其性，弃其长，强其短，徒弱其兵，复窳其农，唐安得有兵与民哉？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农而农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7]卷22，p855}因而，卫所兴屯之法也是不可取的。合理的举措是：“用武用文，刚柔异质，农出粟以养兵，兵用命以卫农，固分途而各靖。”^{[7]卷17，p660}

第二，强调军制的专业化与军事训练的实战化，反对文臣将兵。

王夫之论军事专业化的应对之道，从军制而言，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强调战兵与守兵之别：“兵之为用，有战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而守之数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万之师不能卒拔，而少则无粮薪不给之忧。战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气者也；一战之勇，功赏速效，虏退归休，抑可无长征怨望之情。然则十六卫之与边兵，互设以相济，寇小入，则边兵守而有余，寇大入，则边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卫之帅，唯天子使，以帅其属而战焉。若夫寇盗有窃发之心，逆臣萌不轨之志，则十六卫中天下以林立，而谁敢恣意以逞狂图乎？唯是十六卫之兵，必召募挑选，归营训练，而不可散之田亩，则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势，不可以寓兵于农之陈言，坐受其弊者也。”^{[7]卷26，p997}如此方可以有效、灵活应对对外防御与保卫政权的需要。二是主张军事指挥机关要将军备建设与作战指挥分开。即以兵部“统铨叙功罪，稽核门荫，制卒伍之践更，清四海之邮传，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掌“兵籍之常”；以枢密使统领“战守之变”^{[7]卷25，955}。因为“兵戎者，国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长，执其常不恤其变，变已极，犹恐不守其常，文书期会，烦苛琐屑，以决呼吸之安危，兵无异于无兵，掌征伐者无异于未尝掌矣。属吏各持异议，胥史亦握枢机，奏报会议喧腾于廷，间谍已输于寇。”他认为唐代创设枢密，虽然以宦官任使而弊端丛生，不过，“枢密之官有专司，固法之不可废者也”，“因唐之制，置枢密使以授士人，则兵权有所统，军机有所裁，人主大臣折冲于尊俎，酌唐之得失以归于正，王者复起，不能易也”^{[7]卷28，p1098}。这些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已验之于明清以来的历史事实与当前的军事改革实践。在军事指挥权上，自然应严格执行“阃以外，将军制之”的古训，以避免陆敬舆所言“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加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绥”^{[7]卷24，p925}的情形。

王夫之对军事专业化的另一个要求是以实战练兵。他认为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不能上战场，但战斗力又非日常教战所能习得，因为战斗所需要的勇气和谋略只能从战争中获得，所以必须以实战练兵。“教之者，戏之也。日教之者，日戏之也。教之精者，精于戏者也。劲敌在前，目荧魄荡，而尽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无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战也。虽然，抑岂可使不教之兵以战哉？夫教战之道无他，以战教之而已矣”^{[1]卷2，p55}；“教之习之，其志玩，其气枵，其取败亡必矣。兵之所尚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谋，谋非可豫设而为教者也。”^{[7]卷14，p514}虽然他可能低估了日常训练与军事演习的意义，不过“魏之东征，蜀之南伐，皆所以习将士于战而养其勇也”^{[7]卷10，p390}的做法确实有其合理性。

王夫之强调军事指挥的专业化、反对文臣将兵，从其赞同陈寿对于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可见一斑。他甚至断言：“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后，吾未见其人也。”^{[1]卷10，p243}赵宋因猜忌武臣而致使无将可用，面对元昊反叛，“不得已而委之文臣。非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琦)、范(仲淹)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希文(范仲淹)‘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1]卷4，p126}实际上也是强调了将略专长的作用^{[7]卷10，p384-385}。至于一般文臣将兵的可能弊端，他还从心理学视角予以了分析：“古今文臣授钺而堕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懦者，固藏身于绅笏，而不在疆场之事矣。其忧国之心切，而愤将士之不效死也，为怀已夙，一旦握符奋起，矜小胜而惊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无勍敌，听慷慨之言而轻用其人，冒昧以进，一溃而志气以颓，外侮方兴，内叛将作，士民失望而离心，奸雄乘入而斗捷，乃以自悼其失图，而叹持重者之不可及，则志气愈沮而无能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难降者文人之躁志。”^{[7]卷27，p1046}专业之事，自然应交由专业之人。将兵作战，绝非文臣熟读兵书加一腔热血可竞其功。

文武分途与专业化的论述，足见王夫之的卓识。而其局限之特出者，则在于对军事技术及其变革的漠视，与维柯相较体现得尤其明显，下篇将对此予以详论。

第一，内部团结、文武协调是战事取胜的基本保障。

用兵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政治决策、后勤保障与舆论宣传的支持，且一般耗时甚长、花费巨大。即使在皇权尚相对稳固之际，一旦决策者不能正确评估取胜的难度、无战略定力而只求速胜，前方将士定会面临多方掣肘，最终武功不竞。何以至此？王夫之在评论西汉名将赵充国平定羌叛时有所解释：“为国者，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鄙陋之臣，以其称盐数米于烓厨之意计而为国谋，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而害自此生。司农怠于挽输，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窳敝之有司，畏后事之责，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辞，而害自此成。茫味徼功之将帅，承朝廷吝惜之指，翘老成之深智沈勇以为耗国毒民，乃进荡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7]卷4，p167}而在朝廷存有严重派别斗争之际，抵御外侮将艰难倍增。他论东晋时期：“蔡谟之谏北伐，为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谏北伐，为殷浩言也。亮与王导不协，而欲立功以抑导于内；浩与桓温不协，而欲立功以折温于外；内不协而欲制胜千里也，必不可得。”^{[7]卷13，p494}至于手握权柄的文臣阻挠武将，忌其功过于己，赵普是王夫之批判的典型，在《宋论》中多有表露。剖析心曲，西晋贾充也是此类情形：“充知吴之必亡，而欲留之以为己功，其蓄不轨之志已久，特畏难而未敢发耳。乃平吴之谋始于羊祜，祜卒，举杜预以终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后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没，己秉国权，而后曰吴今日乃可图矣，则诸将之功皆归于己，而己为操、懿也无难。”^{[7]卷11，p429}通观各代，东晋与赵宋在这方面的教训尤为突出：“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怨，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7]卷14，p504}隆武二年(1646)，王夫之亲历亲闻的何腾蛟、张先壁、刘承胤之龌龊即是近典^{[17]卷10，p440-441}。“内不协而欲制胜千里也，必不可得。”诚哉斯言！

第二，强调要重视军人的社会地位，以纲纪与信义驭将、以荣誉励将。

在王夫之看来，武人有其鲜明的群体性特征。就其负面而言，贪功嗜杀、邀誉于人、忌裨将之有功、贪其所获、虚报军情，甚至“鬻国而贪盗贼夷狄之苞苴”^{[7]卷8，p311}，等等此类，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尤当注意者，可能在如下数种。情形一：武将内部关系动荡。针对“忌裨将之有功，恶人之奖之，恐为人用，背己以去，且将轧己而上之”，需要理顺内部的政治纪律，以纲纪统领：“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则知权矣。非但畏彼之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权即正也。纲纪者，人君之以统天下，元戎之以统群帅，群帅之以统偏裨者也。”^{[7]卷13，p467}“将争于内，敌必乘之”“将不和，则师必覆”，故当国之臣应当有所预判，必要之时当有权谋手段。尤其是当弱势的文臣面对“雄猜难御”的武将，一旦处置失当，将会影响政局稳定。情形二：武将虚报军情、养寇以自重。就边患而言，“无可信之边将者国必危。揜败以为功，匿寇而不闻，一危也；贪权固位，怀忧疑以避害，无寇而自张之，以自重于外，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国，而张虚寇以怙权者尤为烈焉。”他的解决之道是“择人而任之，既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临之，彼敢欺我哉？故莫愚于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犹次也。”^{[7]卷15，p591-592}就内寇而言，武将故意纵寇做大，明代有其惨痛教训，唐末黄巢起义是也是典型。王夫之说：“刘巨容大破黄巢于荆门，追而歼之也无难；即不能歼，亟蹑其后，巢亦不敢轻入两都。而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遂逸贼而任其驰突，使陆梁于江外。此古今武人养寇以胁上之通弊也。国亡而身家亦陨，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如何处置？他的回答是：“如使寇难方兴之日，进武臣而责以职分之所当为，假之事权，而不轻进其爵位。大正于上，以正人心，奖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赏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则义立于上，皎如日星，膏血涂于荒郊，而亦知为义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勋拜命，则居之也安而受之也荣。虽桀骜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东未平，不行使相之赏，而曹彬不曰国家负人，诚有以服之者也。”^{[7]卷27，p1042-1043}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黄宗羲也与王夫之有着相似的观察：“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戒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呜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11]兵制二，p32}明末急功近利的“重武”之效竟已至此，足见王夫之所论并非无的放矢，其史论的政论色彩也显露无遗。

至于将帅邀誉于人，情形各有不同，而背后所反映的问题之一也是武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在中国历史上，将帅以其气壮山河之势、悲壮凄凉之情而为后世所怀念惋惜者，可能首当数李广与岳飞。王夫之对二人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冷静的分析与批评。其批评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取誉于“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因为“将者，民之死生、国之存亡所系者也。流俗何知而为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为之扼腕”^{[7]卷3，p140}。概而论之，“帅臣之得令誉也有三：严军令以禁掠夺，为软语以慰编氓，则民之誉归之；修谦让以谨交际，习文词以相酬和，则士之誉归之；与廷议而持公论，屏奸邪以交君子，则公卿百僚之誉归之。”他认为，岳飞之死，后世扼腕、称道，其缘由也与此有关。其之所以如此，源于“统大众，持大权，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且为庸主宵人之所侧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贤奸也，庙算之有进止也，廷臣无匡救之力，引己为援，己复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奸人之媢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讻，可畏矣夫！”^{[1]卷10，p243-244}由于实际政治地位的低下，武臣不得不想办法“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太完美却会招致君主的疑忌，小人的挑拨。实际上可以将之视作文武关系在社会风气方面的表现。王夫之曾效力于永历朝廷，这类情形是他所亲见亲闻的。“[杨]国栋和谐，喜与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贫枵，菜食不给，多为诸营佣保，国栋约束之如固，所至不为民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常退朒，未尝与敌一相当。”^{[17]卷10，p439}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他论边屯的管理可以借鉴：“厚以养之，简以御之，弗与民杂处而殊之，屯聚之于边陲，而与民相忘以安之，庶几乎民无所施其恩怨，士大夫无所容其毁誉，为将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后兵可得而用也。”^{[7]卷7，p279}其根本，或许即在军民分离、充分信任前提下的“厚养”。

武人地位低下，原因众多。王夫之从边疆安稳、兵源来源、政治体制角度的分析，也有其特色。一则，兵贱则将亦贱。寓兵于农时代，重农即是重兵；招募初兴之时，“朴者耕耨以养兵，强者战守以卫农，相为匹而不相下，坐食农人勤获之粟而不以为厉农，其有功则立朝右，与士伍而不以为辱士”，亦是重武。不过，及至大规模的刑徒充军，相应恶果便逐渐显现：“使犯鈇锧之刑，为生人所不齿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为四裔之徒，则兵之贱也，曾不得与徒隶等，求其不厌苦而思脱、决裂而自恣、幸败而溃散者，几何也？兵贱则将亦贱矣，授钺而专征者，一岸狱之长而已，廉耻丧，卤掠行，叛离易于反掌，辱人贱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7]卷15，p580}也就是说，刑徒充军降低了军队将士的地位、败坏了行伍风气。二则，对待边将与守令的不恰当选拔方式，造成人们的消极认知。王夫之认为，“腹里之安，虽大而非安危之寄；边方之要，虽小而固非菲薄所堪”^{[7]卷17，p650}，“在边之将，贪残驽阘者，甚于腹里；在边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于内地。”在他看来，以异国降人边陲之地为下州，纯属乱政。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边方郡邑永为下劣之选，才望之士且耻为之”，“人士之习见既然，司铨者遂因之以为除授之高下，于是沿边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齿之材，其气苶，其情偷，苟且狼戾，至于人之所不忍为而为之不耻。”财物生计无保障、政治上轻视，社会舆论自然等而下之，最终危及的政权的稳定与存亡。北魏名臣袁翻、李崇面对“债帅横于边而军心离，赇吏横于边而民心离”，忧六镇之反，请重将领守令之选，“非特验于拓拔氏，亦万世之永鉴”^{[7]卷17，p637-638}。

第三，和谈策略运用得当只能应强敌于一时，加强军备与人才培养的实干才是根本之道，切忌“空谈无实，坐废迁延”。

战争与和平谈判是相伴而生的，怎样合理运用两者达致某一战略目标，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尽的经验教训。王夫之通观历代战和，既有事实的对比，又有理论的分析。一则，阐明了战和对于不同民族主体、屡胜者与新败者的不同影响，强调只能以战求和，不能为求和而自损。“和者，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利于屡胜之兵，而不利于新败之国者也。刘宋以和而罢兵，赵宋欲罢兵而讲和，赵宋尤惫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于外未忘于内，故刘宋犹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赵宋君臣窜死于海滨而莫能救。”^{[7]卷15，p565}二则，强调战和并用方为上策。“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用和以战耳。知此，则秦桧之谋，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直，而激为两不相协以偏重于和，飞亦过矣。抗必不可和之说，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非飞之战，桧亦安能和也；然则有桧之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7]卷20，p742}此处分析唐代与突厥关系的得失，联系到岳飞与秦桧的各执一偏，错失战和相辅相成、互为手段的遗憾。三则，分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条件与事前规划的重要性，指出和谈前情报分析、战略意图评估的重要性。“‘不战而屈人之兵。’非不战也，战功成于彼，而威自伸于此也……‘先人有夺人之心。’非夺之于方战之谓也。夺之于未战之前，不战而屈，即战而已先馁，其衄败可八九得矣。”^{[1]卷3，p81-82}至于战略评估的失误，王夫之认为宋对金的误判是一个典型。“辽之既灭，女直之志已得，未尝有全举中国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进之，于是而欲逞志于宋，乃且无定情焉。而教之以胁地胁赂者，郭药师也。药师者，亦习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赂耳，求为之屈耳。是故终女直之世，止于此三者。”^{[1]卷9，p207}分析金人的真正动机在于割地、求贿赂、屈服臣宋，赵宋不明乎此，成为之后选择助蒙灭金而失去战略缓冲的重要动因。

第四，对敌战略与谋略至关重要，切记“夷狄相攻非中国之利”，要扼杀敌人兼并弱小、做大做强之势，避免文教与谋略外传。

王夫之特别注重中原皇朝应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战略与谋略得失，如强调存弱者以作战略缓冲、必要之时舍弃都城与战略放弃、避敌锋芒、知耻而后图与战略定力。此处尝试指出如下数点：就地理之险与德而言，决定性因素不在地理之险而在德与人，但地理之险万万不可轻易放弃：“恃险，亡道也；弃险，尤必亡之道也。恃险而亡，非险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窳而非其兵，积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险无与守，均于无险，恃险之亡，亦弃险亡之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是故守国者，不可以不知险。知险者，明乎险与非险之数，非一山之岝崿，一水之波涛，足以为险也。有可据之险，而居高积厚，以下应乎广衍之神皋，如手足处末而卫其头目，夫是之谓真险。善攻者期于争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1]卷14，p327}他看待战略要地也类乎此，且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发展眼光。如论“西域之在汉，为赘疣也，于唐，则指之护臂也，时势异而一概之论不可执，有如此夫！拓土，非道也；弃土，亦非道也；弃土而授之劲敌，尤非道也。”^{[7]卷24，p927}尤为可贵的是，他强调要具有全局的视野，警惕因局部焦点而影响长远与整体利益。“小人之争也，至于利而止矣；而更有甚者，始见为利而争之，非必利也，争之以不相下，气竞而不能止。晋悼公与楚争郑，用兵十年，连十二国之诸侯，三分四军以疲于道路，仅服一郑，而中国之力已惫。当其时，若舍郑而无可以制楚者，乃服郑而晋遂不竞，楚亦恶能制哉？幸楚之不觉而亦相竞于郑耳，使其舍郑而他图，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晋与楚，非择利而趋也，气不相下，捐躯命以求赢，匹夫匹妇之情也。”^{[7]卷18，p681}面对社会舆论与民族主义因素，决策者切忌意气用事，因小失大。从某种意义而言，新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某些领土争端，提倡搁置争议，或许也有这层考虑。至于存弱者以作缓冲，强者对弱者可以运用，旗鼓相当者有其必要，两弱对强或许就必须如此了。“高氏为己之捍卫而急撤之，陈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败。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祸移于宋。’其愚同，其祸同也”^{[7]卷18，p684}；“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券。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1]卷14，p314}在今日一超独霸的国际局势下，这一教训仍有其现实意义。

“借援夷狄”为王夫之所反对，而“夷狄相攻，中国之利”的思想和行动更为他所着意批判。两者皆有一时之利，前者“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祸易见^{[7]卷23，p866}，而后者的危害具有迷惑性，不易为人所察觉。他说：“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国之利。’呜呼！安所得亡国之言而称之邪！孱君、懦将、痿痺之谋臣，所用以恣般乐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灭庸、夔、群舒，不敢问鼎；吴不取州来、破越、胜楚，不敢争盟；冒顿不灭东胡，不敢犯汉；女直不灭辽，蒙古不灭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强者也，其猝强者，则又其将衰而无容惧者也。”^{[7]卷4，p153-154}相攻，其实是走向强大的手段和过程。不仅对于周边小国，要警惕这一动向，对待大国依然如此。所谓维持实力均势，实质也不外是防止某方做大做强。抛开民族因素，仅从谋略而言，今日中国的困境，尤其是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何尝不是被非友善国家用王夫之所言之策所束缚呢。

如从消极被动的一面来说，己方要禁止谋略外泄与文教外传，王夫之与维柯^[18]对此都有特别强调。因此，通婚和亲为其所反对，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的汉族士人更被他严辞批判。这两者涉及封建化与长时段的民族交往问题，也较多地反映了王夫之民族观狭隘性的一面，下篇再适时详论。至于谋略外传而陷己方于危境，他认为是有历史实例的：“西域通塞，初无当于中国与匈奴之彊弱。及自张骞始之，班起继之，中国震而矜之曰：吾以断匈奴之右臂。于是匈奴亦因而曰：是可以为吾右臂也”^{[7]卷7，p291}；西晋大臣“郭钦之言曰：‘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夷狄之庭。’其后刘渊父子、石勒皆践其言，而晋遂亡。”^{[7]卷11，p432}所言传到敌方，恰好给了他们以启示。战略讨论、机要信息管控，在网络信息时代对于国防安全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一方面，存在“一时之害”的以武力为后盾的开疆拓土对于文教扩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文教而培育起来的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维系一个政权与文明的存续亦不可或缺，这一点在国土分裂亟待统一之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文武关系在这一层面的辩证关系，王夫之也不乏深刻精辟之见。

武力拓殖是文教传播、文明扩展的前提与保障，他的相关论述渗透着对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一时利弊与长远得失、客观形势与人力作为的辩证认识。汉武帝之穷兵黩武固然有其一时之害，而赵宋之苟且则危害长远：“先王声教所及者，悍然于彝伦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弃之哉！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7]卷3，p127}而其动因，固然有雄才大略之人的欲望与主动作为，更是天意与时势的产物；感时伤世，他热切渴望有人能重振华夏武功以恢复文教：“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石敬瑭割土于契丹，宋人弃地于女直，冀州尧、舜之余民，化为禽俗，即奉冠带归一统，而党邪丑正，与宫奄比以乱天下，非天也，人丧之也。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噎之宇，使清明若南国哉！”^{[7]卷3，p138-139}也正因为此，他虽不屑于某些历史人物的私德，却不吝文辞表彰其事功，宋人章惇正是典型。他说：“章惇之邪，灼然无待辨者。其请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无待辩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惇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惇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邪？”^{[1]卷6，p174}王夫之关于文教与武功的长时段思考，真正将天理、人情、事势与现实融为了一体。

逆向来看，共同文教所培育的历史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可也是民族共同体武功强盛的心理支柱与舆论基础。国土分裂之际，历史文化认同对于谋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尤为关键。

一则，强调要趁早推进统一。他论及赵宋统一之策时，从主客两方与故土百姓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羶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7]卷30，p1165}；“当石晋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耻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沟败绩之岁，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禄，耕者习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与之俱流。过此无收复之望，则其人且视中夏为绝域，衣冠为桎梏，礼乐为赘疣，而力为夷争其胜。且唯恐一朝内附，不能与关南之吏民争荣辱，则智者为谋，勇者为战，而终无可复之期矣。”^{[1]卷2，p59}

二则，理性分析了被分离之民缘何会被胡化，揭示了他们胡化后再统一时可能会面临的政治压力与歧视眼光。“自刘渊起，中国人士诎于势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余以有富贵，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啮龁之，改易礼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身便其服者数十年矣，故心尽亡而习之也安。藉使归故版而奉正朔，则江东人士羞与为伍，而无以自容。于是闻中国衣冠之名而恧然沮矣，自绝归正之路。”^{[7]卷13，p493}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王夫之对于存文脉、道统于乱世的儒者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三则，更为讽刺与悲哀的是，迁延日久，原本的正统与道统的传承者自己都忘了统一大业。“张骏伤中原之不复，而曰：‘先老消谢，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呜呼！岂徒士民之生长于夷狄之世者不知有中国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习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为谁氏之土，而画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君忘其为中国之君，臣忘其为中国之臣，割弃山河，恬奉非类，又何怪乎士民之视衣冠之主如寇贼，而戴殊族为君父乎？”^[7]卷644故土分离，时势变迁，不仅有百姓认同感流逝之虞，且有应当继承大统者苟且偷安、忘却统一大业之忧，甚至成数典忘祖之势。反思今日祖国统一的艰难历程，我们不难体会王夫之的感怀与悲愤，也愈益凸显出其历史认识的理性光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