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ts Argument Logic and Value for the Present Era

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世界发展大势、国家发展需要，总结我国多年发展的实践经验，深入思考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智慧结晶，它的出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近代以来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35。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资本主义现代性应运而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一方面物质资料所有者通过购买他人劳动来增值自己占有的价值，另一方面自由劳动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所需。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所有者不断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继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国家、民族内部，开始对外扩张。资本现代性也随着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本质不过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在进步，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不同阶段也显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我们已迈过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正处于新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当今世界是被称为“地球村”的全球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显著特征，国家发展、时代发展和人类发展迫切需要各国之间紧密交流、联合合作、共赢发展。

在旧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各国普遍交往遵循“主-客”的范式，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客体”是广大落后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35-36。本质上，诸多落后国家是“被全球化”的。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半殖民再到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革命等都是“被全球化”的生动体现。而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新经济全球化形态逐渐登场。在新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国家交往范式转变为“主体际”的模式，即“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国际事务中，在美国‘一超独大’和‘一超独霸’的前提下，各国在名义上是作为平等主体平等协商、自主交往”^[4]。客观而言，资本现代性扩张为落后地区和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掠夺性，它也将这种后果和矛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一是全球和平失控。二战后世界发展的主体大势是“和平与发展”，但威胁和平发展的因素一直存在，难以消除。局部冲突不断，比如朝韩冲突、巴以冲突、南海冲突、叙利亚危机、“萨德危机”等；恐怖主义世界范围内活动，比如“9·11”事件、中东“伊斯兰国”、索马里海盗、乌干达“圣灵解放军”等。二是全球发展失衡。随着全球化推动世界发展步伐的加速，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大国关系发展失衡，即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存在权利结构失衡的问题，双方由此产生的有关权利分配的战略博弈日趋紧张。另一方面是南北发展失衡，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发展失衡的问题。即发达国家随着全球化浪潮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越来越多。三是全球治理失灵。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西方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限。在协同解决全球性的大问题上，一旦涉及到重要利益，美国、西方等发达国家总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置其他国家利益于不顾。由此，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下，许多全球难题总是停留在讨论层面而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当今世界亟须一个科学的理论方案来指引全人类解决好这些问题和矛盾。

首先，中国主体性坐标朝着世界舞台中心位移。国家主体性是指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独立自主状态，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状态，另一方面是在国家内部结构中的位置、状态”^[4]。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谋求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国际交往的格局中，全球化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主体性发展的横纵坐标。全球化的新旧转化、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促使中国主体性坐标发生位移。第一，横向坐标发生位移。在旧全球化的“主-客”交往范式中，中国处于被动地位，是“客体”。那时的中国是“被全球化”的，中国在西方强国的阴影下求生存谋发展。而“主体”则是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以或暴力、或温和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疯狂掠夺、悄然渗透，并不断对外推行它们所推崇的“西方中心论”。如今在新全球化阶段，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我国积极负责、平等友爱的“大国形象”逐渐深入世界人心。在“主体际”的交往范式中，中国主体性大大提升。第二，纵向坐标发生位移。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输入”走向“主动输出”。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同，中国独立自主地走着符合中国国情、凝聚“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落实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中国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影响着世界，并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焕发着中国魅力，实现了当代中国由客体角色到主体角色的转变。

其次，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共生性整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最佳时期，同时我们面临的形势和考验也十分复杂、严峻。一方面，从国际社会看：全球经济动荡，地区、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并引发难民危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间两极分化严重，环境资源危机加深等等；另一方面，从国家内部看：分裂势力仍然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社会资源再分配还需更加公平等等。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是经济全球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经与世界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相通性。习近平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5]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场的理论逻辑不仅包涵着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精髓要义，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还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可以说是承自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但不是简单的承继，而是把当代中国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结合的时代创造。马克思认为从“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演进的理论逻辑路径，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人的依赖性”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状态^[6]52。“自然共同体”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初形态的概括，表现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6]123。显然这种原始的共同体是以血缘或部落关系为前提构建起来的，在这种“血缘共同体”中，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部落或是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占有土地又共同分担劳动事务，且消费共同所得。但“自然共同体”更多代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忽视了每一个个体的特殊利益和需求(因为个体只有依靠共同体才能生存、抵御外敌)。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此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6]126。所以“自然共同体”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共同体”也随之解体。而后诞生的是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也可称之为“货币共同体”。在政治共同体中，个体占有私有产品，个体独立性、主体性日渐觉醒，进而也导致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严重背离。“政治共同体”的本质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联合起来对其他阶级进行剥削、镇压的联合体，它无法代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所谓“共同利益”也只不过是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显然，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7]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和人的真正自由缺失的丑陋现实，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巨大潜力，而后提出了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设想，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不仅能够满足全体成员共同发展的需求，还能满足每个个体自由发展的需要，同时人们的普遍交往也更加平等、自由。在此，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和谐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多年来，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表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理想在东方社会继而在全球社会实现是有很大可能的。从本质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都是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路的理论，都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前者承继于后者，且前者在吸收后者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赋予自身新的时代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追求构建公平、公正、合理、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旨在为全人类的幸福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与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也是一致的。

中华“和”文化蕴含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交往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和”文化更是贯穿中华文化长河的一条主线。追本溯源，上古时期就有关于“和”文化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中写到“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8]，这是黄帝所追求的统治局面。此后“和”文化一直延续发展并随着时代进步不断丰富。中国“和”文化思想深邃，古人对其内涵的概括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思想，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以和为贵”思想，即人与人的和谐；第三，“天下大同”思想，即国家治理和谐；第四，“协和万邦”思想，即国家之间的和谐；第五，“平正擅匈”思想，即人的内心和谐。概而述之，“和”文化以和谐为其思想核心，不仅涉及人的行为准则、生活习惯、社会风尚等内容，还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和”文化凸显了中国古人早就形成的合作共赢智慧，而当前社会所倡导的共享发展理念正是这一智慧的时代性凝结与升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郑和下西洋、玄奘东渡、海陆“丝绸之路”等都是中华民族积极对外交往、和平交往的体现。通过这些方式，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异域风情和民族利益，将中华文明传播到其他国家，还实现了与睦邻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和平相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尤以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深远，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和赞扬。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怀有敌意，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面对某些国家的敌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和”文化与时代结合的理论创造，还是我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积极营造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多样性，各国的生活习性、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国力强弱等各有不同，所以各国间的交往难免存在分歧甚至是一定的冲突。在处理矛盾问题时，只有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对话、合作，才能更好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9]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和基本特征，体现了“和”文化的理念追求。“一带一路”是对“丝绸之路”的升级、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对中国“和”文化的当代创新和实践，它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它以切实可行的方案践行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的新型外交观的生动表达，它的出场不是凭空到来的，而是建立在几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的思想和理论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10]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要正确区分好“敌、我、友”三个方面，利用“敌”与“敌”的矛盾来尽可能扩大“友”的同盟，缩小“敌”的范围；尽可能找到利益共同点来扩大“我”与“友”的范畴，反对“敌”的势力。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了不同国家间的价值利益诉求虽有不同，但仍有共同点可寻，有合作点可用。可以说，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共同价值”的雏形。

邓小平的“和平发展”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1]他强调，新世纪国家的发展进步应当遵循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发展是国家大事的重中之重。而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战略思想，江泽民阐释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2]。

总之，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的思想、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先导性理论基础，既体现了我党对世界大势的科学把握，也体现了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彰显中国“大国形象”与中华文化魅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还为解决国家争端提供了新思路，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建构了新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单纯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了理想蓝图，还从现实可行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具体路径、方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首先，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抨击和批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强调各国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更突出国家间、制度间、文明间的共生共赢。因为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变化，马克思所处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远没有当今时代那样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世界各国早已是一个整体，各国间求合作才是求发展的长远之计。而且当前资本主义社会还焕发着生机，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盲目地抵触只会使自己落后于时代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比“真正的共同体”更加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科学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从单一向度即共同体形态变迁向度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继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从伙伴关系、国家政治、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民族文明等多向度出发，以平等自由为基础，强调不同国家、民族要加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真正的共同体”新的时代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真正的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追求。检视当下，单纯地强调个人自由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拜金主义、物欲主义、利己主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都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强调和曲解。此外，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还在个人自由的掩盖下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对外的文化殖民和侵蚀，造成了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不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认识到了“普世价值”本质上的不自由，以全新的视域思考符合人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根本利益、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提出了“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因此，“共同价值”不仅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还代表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具有时代特色、符合世界潮流、贴近人类生活的理念价值。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激发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活力，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创造和发展。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实现了由“东亚病夫”到“东方大国”再到“世界强国”的飞跃。随着中国实力蒸蒸日上，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更有甚者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把世界各国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民族的质疑、敌视的有力回答，也是我国新时代新型外交观的表达，还显示出了中国特有的大国气派、风采。中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实现了双边、多边共赢，这与西方诸国的处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将友爱和平、积极负责的大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始终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着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不仅为本国人民谋利益，还为世界人民谋幸福。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中华“和”文化的理念内核，将“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和合观、“协和万邦”的整体观带出国门，走向世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13]“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与世界接轨的“大国崛起”逻辑，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引向世界，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世界意义，它的提出增强了中国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也增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外交观的创新，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体现，是对“引进来、走出去”的坚持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它深化、升华了邓小平的“开放世界”理念、江泽民的“文明多样性”思想和胡锦涛的“和谐世界”观，还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理论上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发展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的国情、世情对中国特色社会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认为，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相互交往的日益普遍与深化，推动着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日渐成为一个整体。当前，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各国联系已变得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15]但全球化的推进，一方面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价值的生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推动构建公正、平等、自由、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人类发展的共同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当代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交往范式的新思考。在旧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幌子，变相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殖民和侵略，夸大其自身的主导性、普适性和优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6]，推动建立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国际新格局，它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同于西方主导的旧的国际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构建全人类“共赢共享”的国际普遍交往新范式。大多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从过程来看，惯用的是博弈思维方式，即在世界这个博弈大舞台中各方参与国各自追求的利益具有冲突性。此种“博弈”行为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策略的相互依存性”^[17]；从结果来看，主张的是“零和博弈”的思维范式，即在世界总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强者有得，弱者有失，故各国应当有所争端、冲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和平、合理地处理国际事务：在过程中，各方参与者互相沟通、交流、合作，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冲突；在结果上，实现各方参与者“共赢”，促进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即“共赢共享”的思维范式。“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18]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解决资本逻辑主导下世界普遍交往所形成的全球治理难题，以及中国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华传统“和”文化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智慧为理论基础，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立场，以包容普惠、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抓手，构建了一个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推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为人类命运勾画了美好愿景，为全球未来提供了全新思路，为消弭全球各种治理乱象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和理论自觉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