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 Course ofMarx's Labor Emancipation Thought

与解放相对的范畴是异化。有异化现象的存在，人们才会去追求对异化的扬弃，即解放。“异化”范畴是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借用过来的，原本包括疏远、疏离、让渡等含义，马克思把它理解为由人所创造的对象物反过来支配和操纵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最初所面对的异化是双重呈现的：一方面是存在于人的意识和内心领域的宗教异化，表现为人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另一方面是存在于现实生活领域的政治异化，表现为“市民”和“公民”双重身份之间的分离和对立。

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始于宗教层面。他沿着费尔巴哈确定的“宗教异化批判”路径继续深入，并使之走向彻底。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批判的见解极具创见性。他指出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外在表现，即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一种形式。但他没能找到人的本质异化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了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源，即人本身生存的世俗基础存在分裂和矛盾。正是在对世俗基础异化根源的不断探索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劳动异化史观。这一进程大致包括“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

在上帝旨意支配一切的中世纪，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同处于宗教的统治之下。二者在宗教的羽翼之下隐藏了对立和分裂的迹象，以融合状态呈现。这种表面上浑然一体的融合状态，实质上是政治国家通过与宗教的神圣性相联合，从而垄断了全部权力。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政治革命来打破政治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联合，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独立领域。由此，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和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成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获得了与政治解放相同的意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即政治解放打破了封建势力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实现了政治国家中人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诉求。政治国家通过废除自身的宗教信仰获得了解放，并把宗教从公法领域赶至私法领域。现实中的人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平等，实质上却陷入了一种“表里不一”的二重化生活当中。由政治国家在公法领域所倡导的等级、职业、出身等平等观念，反而在市民社会中展现为极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成为政治国家存在的依据，政治解放的狭隘性由此展现。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其局限性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深入研究，寻求政治异化的根源。

政治解放实现后，市民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异化。“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7]30在世俗中把他人和自己都贬低为工具的异化是政治异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与生产对象之间的颠倒关系，“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7]52。这种颠倒关系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现实中呈现出虚幻的必然性，形成了他关于经济异化的一般货币(金钱)拜物教研究视角。资本只需占有货币便可实现对劳动者的完全支配。对货币的占有即私有财产分裂了人类，成为资本统治劳动的中介。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异化的研究深入到了私有财产这一层面。他对私有财产的进一步追问，开启了国民经济学无法企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这种批判更加集中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

马克思在巴黎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运用了大量笔墨从四个维度对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其一，从劳动结果的角度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其二，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其三，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看，人同人相异化^[7]157-164。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的全面异化状态。马克思以“劳动异化”来确证劳动在形式和内容、过程和结果上对劳动者本身的反对和背离。这一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否定，因为黑格尔把异化与外化、对象化之间的差异抹除了，他只看到劳动的外化对人的肯定方面，忽略了劳动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方面。如果说处于政治异化阶段和经济异化阶段的马克思尚未脱离前人或同时期思想家的影响，那么劳动异化阶段可谓是马克思在接触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后真正开始自己异化和解放理论的原创时期。前三个维度的异化从物到人、从劳动到人的类本质的递进，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与劳动二者的对立，更为第四个维度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异化的揭露做了最充分的铺垫。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马克思当然没有停止在对“劳动异化”现象的解释和批判这一步，而是要力求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展望未来新世界。因此，只有进一步推导到“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解放”，才能抓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根本要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实现的仅仅是资本的解放，对劳动的解放尚未开始。对资本的解放体现为对劳动隐性的、更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支配和束缚。马克思把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人的真实本质的复归等同于劳动解放的实现。为此，马克思试图寻找扬弃和超越“异化”的途径，他指出：“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7]168

私有财产的纳入推动了劳动解放思想的进步。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工人与资本家、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异化劳动是关于劳动者即工人劳动的异化，私有财产是关于非工人即资本家的资本的异化。前者是对劳动过程中异化的概括，后者则是对异化劳动结果的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不仅像国民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异化劳动的前提条件，他还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7]166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互为前提和结果，这种矛盾是由异化劳动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决定的。从工人和劳动的角度看，异化劳动是劳动外化和劳动异化二者的融合；从资本家和资本的角度看，私有财产是劳动物质产品和劳动的占有关系二者的融合。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一方衰亡也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亡。劳动解放要超越劳动异化，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消除私有制这种非人的所有制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追求的劳动解放，是异化劳动的解放；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积极的扬弃，不是物质产品的消除，而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占有关系的消除。劳动解放就是变革这种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奴役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人的真实本质的复归等同于劳动解放的实现，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他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7]185异化劳动扬弃后达到的劳动解放，就是带有人类生存论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人本学异化史观的整个逻辑运思过程：首先抽象预设了人类主体本质，即理想化的本真存在——自由自觉的劳动，这是一种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应然”。而后发现人类主体的现实生存状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主体本质的异化——劳动异化，这是一种当下真实存在的“实然”。最后推导出通过异化的扬弃恢复人的本真存在，即复归人的类本质，这种复归是在“实然”对“应然”的否定基础上的再次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既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劳动解放的实现。马克思此时用“应然”为逻辑批判的参照系，对现存的“实然”进行“哲学-伦理学”的价值批判，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理论色彩。笔者认为，马克思此时所秉承的劳动异化史观逻辑，没有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最终难以找到扬弃劳动异化和私有财产、达成劳动解放切实可行的路径。

在遭遇人本学异化史观的逻辑困境时，马克思不自觉地产生了以现实物质生产为考察出发点的理论逻辑。这种理论逻辑在马克思于1845年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开始着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凸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与劳动异化史观根本不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生产逻辑是马克思科学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将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视作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客观规律，通过生产逻辑的布展，彰显了劳动对于人类解放的普遍意义，进而形成劳动解放思想的体系化表达：以往的劳动能够解放，如今的劳动亦能解放。

人本学异化史观中劳动异化逻辑的解构，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哲学逻辑即将建构。这个崭新的哲学逻辑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观点进行整体性梳理和批判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一逻辑的起点，随后他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这一逻辑形成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出发点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完成)在逻辑上先于精神生产、人的生命生产。它是社会历史存在的最一般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以“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8]215的“劳动一般”概念为根基。“劳动一般”这一概念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圣经”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首次提出。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劳动一般”是一种“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是撇开了“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9]28-29。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劳动一般”表现为“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215，并且呈现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与发展源泉。

为了突出“劳动一般”这一概念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1857年再次强调，“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9]5。这同义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7]529式的物质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7]529因此，只有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客观规律，通过生产逻辑布展，才能在劳动所彰显的普遍人类学意义中真正清晰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这也是恩格斯在其作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称新派别“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0]313的原因。

要理解“劳动一般”，就需要深入分析其基本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过程进行了详细剖析，他提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208加上隐含的两个基本要素，劳动过程中有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劳动本身、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出于方便读者理解“劳动一般”内涵的考虑，马克思从劳动本身、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和劳动资料四个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对“劳动一般”进行了界定和解析。综合起来把握，即：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劳动资料按预定的目的作用于劳动客体；最终劳动本身与劳动客体结合在一起，实现两者的否定性统一。关于劳动产品归谁所有这一问题，马克思则在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性后单独分析。

从对“劳动一般”的综合界定出发，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是由劳动的自建构性推动形成的。劳动主体的解放和发展(人的解放和发展)、劳动客体的变化(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和劳动资料的进步(劳动工具的更新换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同步发生的。这一过程对马克思而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196。换言之，劳动本身是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和劳动资料演化和发展的基础。

劳动客体、劳动资料以及劳动主体的组织方式，共同构成了劳动主体的劳动环境(初始的自然界+社会这一劳动的组织方式)。关于劳动环境与劳动主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早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0]266中就已经揭示出来了。该文献其中专列一条用以批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500“革命的实践”在此可以被理解为与环境达成否定性统一的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要确定的是人通过劳动在改变劳动对象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认知水平，制造出崭新的劳动资料，从而改造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其中劳动主体认知水平的提升、劳动资料的更新，又意味着劳动本身的解放和发展。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从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过程。通过劳动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促成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对生产逻辑辩证法意蕴最清晰的诠释，也是生产逻辑的劳动解放内涵的展现。这里正是马克思从主要关注劳动的否定方面——异化，到着力彰显劳动肯定方面的开始。劳动的肯定方面即其解放意蕴，不仅能够体现劳动主体的目的性、建构性和创造性，还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劳动一般”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中的布展，集中展现为它在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性关系中发挥着普遍性的人类学作用。换言之，“劳动一般”在改变环境以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同时，不仅促进了人自身能力的发展，还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最终解放提供了最为现实的条件。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为解读视角，阐释了劳动解放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客观维度的物质基础所创造的劳动解放空间和时间；主观维度的劳动能力提升、自由个性解放和解放主体力量的生成等。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逻辑追认，确证了以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的变革为基础带动的社会制度更迭。“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527这种逻辑追认还历史地肯定了雇佣劳动相对于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的解放意义。刘同舫教授指出：雇佣劳动是对原始的氏族、部落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的消解，是对奴隶社会农奴和贡赋关系共同体的克服，是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否定，它确立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特征，形成了在法律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共同体^[11]。劳动解放思想在生产逻辑的布展中完成了体系化表达：以前的劳动能够解放，如今的劳动亦能解放。但生产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消极方面的忽视，大大削弱了劳动解放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生产逻辑对现代劳动如何实现解放的现实途径缺乏细致深入的解析，因而对无产阶级能够真正实现劳动解放缺乏切实有效的说服力。这一困境的解决需要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关于劳动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找到通达自由和解放的具体途径。

以“劳动一般”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逻辑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回溯性理解。生产逻辑中的劳动解放思想只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广义的、抽象的解释理论。仅仅以生产逻辑视角来认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离这一思想的真实意蕴还有一定距离。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9]12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解放的精准理解，必须在“资本”这一“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框架中才能实现。换言之，只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中才能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是马克思经过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大批判有机融合后形成的总体分析框架。这一逻辑包含着两个基本维度。一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文明的维度。这一维度体现着历时性和共时性内在统一的特征，既展现资本从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诞生历程，又彰显资本克服自然崇拜、地方性和狭隘民族性的局限向全球拓展的扩张过程。二是资本作为生产关系无休无止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维度。这一维度旨在深入剖析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12]。前一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内在贯通。按照马克思“从后思索”的科学分析方法，资本逻辑正是为了解决“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所面临的问题，以便“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最终形成的^[9]29。所以，只有在资本逻辑被完整通晓后，生产逻辑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发挥着统摄作用。资本逻辑中的劳动比生产逻辑中的“劳动一般”具有更特殊的社会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内容，采用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他从“商品”及其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出发，揭露了体现在商品中、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当作资本的元素和细胞，以及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出发点，根源在于“劳动力商品化”这一秘密的发现。资本家出资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与其他各种物一样的生产要素。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31-32，它获取这种权力和无限度增殖自身的特性，必须有赖于工人的“活劳动”。工人的活劳动是资本拥有并行使权力的真正起点。只有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才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真实对象；只有由资本逻辑这一特殊规定性所框定的这种反人(劳动主体)性的劳动，才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真实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9]29因此，这种马克思追求现实解放的劳动可以被称为“现代劳动”。

现代劳动过程因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带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提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8]229-230一方面，从抽象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然首先表现为生产逻辑中的一般劳动过程，即抽象掉社会形式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属于“作为活动方式的劳动”。另一方面，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体现。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消费劳动力商品、主宰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不仅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而且作为资本的可变部分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属于“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

现代劳动获得了特殊的历史规定性，表现为“作为活动方式的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的辩证统一体。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形式上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关系遮蔽了实质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不平等关系。要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必须先实现劳动解放。“现代劳动”所内蕴的解放基因，不仅存在于“作为活动方式的劳动”中所展现的积极的创造性力量，更体现为“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中所隐含着的革命性力量。

“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的完成，是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为标志的。这种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力商品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进行等价交换的主要条件是“劳动者的自由”和“人人平等”。然而，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资本家所得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那就是劳动力创造出来的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目的恰恰在于尽可能多地攫取剩余价值。如此一来，“劳动者的自由”和“人人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美国思想家大卫·哈维在分析资本社会的根本矛盾之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时指出：“劳动者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持有人，他们在据称‘自由’的劳动市场出售这种商品。”^[13]为了让自身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更加隐蔽，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家竭尽所能地改进劳动条件。在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9]192。马克思在这里要确证的是现代劳动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可能性。机器的应用恰恰是现代劳动解放的条件之一，是现代劳动的一种伴生福利。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机器悖论”出现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开创的社会生产力和丰富物质财富，不但没能使雇佣劳动者减轻劳动负荷，反而促成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逐渐从绝对向相对转化，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从“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转变。劳动被排挤为机器体系的附庸，“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9]185现代劳动在整个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被完全消解，一种完全符合资本逻辑的特殊生产方式被塑造出来。由此可见，现代劳动的外在限制主要在于社会关系层面，其解放必然以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条件。

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无产阶级发起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机器大生产不仅为无产阶级形成超越等级限制的普遍化自为革命主体奠定基础，还为释放现代劳动解放的内在潜力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劳动者将接受更多的技术培训和能力教育以适应生产，大规模的劳动与集中管理也因此出现。这就从空间、时间、组织、知识、能力等多角度为政治动员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劳动者凝聚为合格的、自为的劳动解放主体。一旦资产阶级把对剩余劳动的占有限度拓展到危及劳动者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程度，劳动者必将发动劳动解放的革命，打破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彻底解构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和工艺基础，各种原本专业性的劳动被通约为机器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雇佣劳动者之间只剩下年龄和性别上的生理差异。成年男性劳动者的劳动可以轻易被妇女或儿童替换，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被排斥在机器体系的生产过程之外，形成“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这一部分人的劳动时间几乎为零，却没能真正享受幸福与自由，甚至还要为挣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奔波。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雇佣劳动者从繁重而过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了，成为雇佣劳动者对资本产生更深度依赖的枷锁。如果工人不戴上这个枷锁，连最基本的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因此，马克思断言“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8]576-577了，现代劳动解放的内在潜力得到了释放。

“现代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中展现的批判意义，完成了劳动解放思想的具体化表达：现代劳动矛盾丛生，正在走向新的解放。这种解放就是人的劳动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代劳动从剩余价值生产领域解放出来。在摆脱了资本关系强制后，现代劳动将不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和工具。这意味着现代劳动摆脱了外在经济必然性的强制和束缚。它重新回归到了一般物质生产层面，单纯地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机器大生产累积的丰富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将被承续下来，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所有。这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使劳动者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实践能够展现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活动，进而促使劳动完成从手段向目的的转变。

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演进历程进行总体性把握后，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就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大尺度”而言，还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小尺度”而言，劳动解放的必要前提都是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突破。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建立在人的劳动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之上。以每一个个人的自主劳动为本质性规定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对现代劳动与资本二元对立关系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是一个包括资本、现代劳动与人类解放(共产主义)三者在内的有机统一体。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解放不仅是一个理论和思想中的问题，更是一个未解决的、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历史性梳理，不仅有利于对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把握，而且有利于为解决我国当前劳动领域面临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