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ization of Capital in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Histor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新中国70年来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发展进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①：1949年到1978年是初步探索利用资本的阶段，党和国家对资本经历了从初步认识到全面否定的曲折探索过程；1978年到1992年，党和国家重新反思社会主义和资本的关系，进入了尝试和探索激活资本发展经济的阶段；1992年到2012年是以社会主义制度规制资本发展的阶段，通过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规范资本发展，资本社会主义化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向成熟；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以混合所有制导控资本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不断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各类资本为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服务，资本的社会主义化理论和实践形成体系。

① 笔者对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划分主要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间节点；1949-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1978-1992年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进入了用市场经济制度规制资本发展经济的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这一阶段是资本社会主义化的成熟时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利用和发挥资本的作用，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刘少奇指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该赶紧努力，不要错过。”^[2]陈云也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3]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界都认为不能完全取消资本，应该允许一部分私人资本存在，在国家计划范围内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私人资本发展生产。毛泽东此时也是认可资本和商品经济的，他围绕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发表了众多至今都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4]。

面对人类历史上如何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阐述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汲取认识和利用资本的经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由资本发展而来的一对对二律悖反充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角角落落，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在充分研究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向即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7]185并进一步指出要将资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8]928。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认识和利用资本的问题，马克思主要提供了指导思想，列宁则提供了实践经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最开始也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9]。但以此为指导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遇到了挫折，列宁总结反思到：“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0]由此列宁转向探索发挥商品、货币和资本作用的“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教条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原则调整生产和分配，建立起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

因此不论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都主张取消商品经济、消灭资本，这自然对中国认识和利用资本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陈云针对“三大改造”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①，但“三大改造”完成后不久就基本上取消了资本范畴的使用，并以资金概念取而代之。特别是1958年之后，“作为万恶之源的资本”与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等同，资本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被遮蔽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中国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全国力量建立起了工业和国防体系，对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奠基性贡献，但其否认资本、商品和货币，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导致企业和个人在生产中缺乏积极性，社会缺少持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机制，社会消费品短缺，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重新审视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历史作用。

①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做了《社会主义基本改造完成后的新问题》的报告，对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见《陈云人生纪实》(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29页。

1978年党和国家在全面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自此党和国家开始逐步深化对资本历史作用的认识，对资本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全面否定转向了尝试利用。在计划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上，党和国家认识到资本和商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的经济范畴，同时对双轨制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把握。随着市场的逐步确立、商品的不断发展和资本的持续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长期不变，市场和计划同时配置资源的价格双轨制开始形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自此孕育资本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开始发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和国家对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进一步深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的必要和有益补充，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利用资本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同时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党和国家开启了激活资本发展经济的新阶段，各类资本正式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舞台，共同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党和国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资本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修正对资本的极“左”认识，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基础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资本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参与分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资本”的提法，同时这也标志着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有了实质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指出各类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提出了公有资本概念，提出要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市场化运作的主体和模式。在分配领域提出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明晰了劳动和生产要素在分配领域中的地位。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12]，“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各种所有制经济享有平等物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此次报告还第一次提出了“现代金融体系”范畴，为资本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

从这一时期的现实发展来看，党和国家在如何对待和利用资本的态度上，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懵懵懂懂逐渐走向了明晰，不仅全面认识到了资本的历史作用，而且开始了探索以制度规制资本发展的实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包括企业法、证券法以及股票管理条例等，资本的社会主义化进程不断深化。总体而言，以制度规制资本发展是这一阶段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的显著特点，党和国家利用和引导资本发展的经验不断积累。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领域全面推进，立体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彰显，党和国家开始从注重资本发展向管理、引导、控制和驾驭资本发展并重转变，资本边界不断明晰、资本市场不断规范。这一时期资本的社会主义化主要体现在不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拓展国际化市场两个方面，在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平衡资本的逐利性和公共性的矛盾，积极引导各类所有制资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面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3]，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14]。据此可以总结，肯定非公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资本社会主义化的鲜明主题。70年的探索深刻阐明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公有制经济也是党和国家驾驭和导控非公资本发展的物质抓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存在区别的，混合所有制是对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创新，它不仅激发了公有资本的活力，而且实现了对各类非公资本的有效导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各类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同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之，这一阶段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资本的社会主义化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实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实践，关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要停留在文本中，因此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利用资本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十月革命以来，各国共产党开启了艰辛探索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的历程，遗憾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历史探索中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本质规定。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探索后全面认识到了资本的历史作用，从1978年起在实体意义上开启了关于资本社会主义化实践的探索^[15]，并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二重性，在技术层面它是一种可见的生产要素，但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近40年的资本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始终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角审视资本，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资本在历史上有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形式”^[8]362；在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和生产资料是以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马克思没有将资本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而是将其视为“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16]。受苏联实践影响，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取消资本范畴的计划经济，这种又纯又专的高度公有化体制，对集中力量开展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计划经济不利于创新，一旦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建立后就应该尝试改革。邓小平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1]148-149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着力激活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繁荣市场，不断释放市场活力。面对逐步发展繁荣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国家明确认识到了在发展非公资本的同时，还要巩固和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人民福祉的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有经济只有以资本化的形态出现才能不断迸发活力，因此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不断发展和拓展公有资本的内涵，鼓励各类资本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创新了公有制的多样化实现形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7]。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全面建构起了立体化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明晰资本的生产属性和社会制度属性，是新中国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不断推进的理论前提，对这一前提的认识关涉到社会主义如何对待资本的发展方向。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与社会制度并无必然联系。70年来党和国家在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属性，为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提供了思想前提。

马克思指出资本最大程度地生产和积累剩余价值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正是认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成果基础上。面对东方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落后的俄国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积极探索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和当时特殊国际环境的局限，资本的积极作用被遮蔽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剖析了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角度，进一步肯定了资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149据此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外资的经验，以借力的形式发挥外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出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18]，主张发挥外资在改革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并且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公有资本范畴的内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重视对外交流，先后在多个场合肯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9]。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要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全面发挥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资本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党和国家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总结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认识到资本的历史性积极作用，进一步确证了资本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对待资本的态度，实现了由积极引导各类非公资本发展经济，向发挥包括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变。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只看到资本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将一切资源纳入其增殖逻辑体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毛泽东对资本的负面作用有着前瞻性的认识，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提出要限制资本发展，特别是不允许私人资本在国民生计领域中获利。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资本的负面作用，不断告诫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11对引进资本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4。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认清了由资本和市场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重视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等宏观调控手段来引导和规范资本发展，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问题，对此国家要加以正确指导，以实现在有效克服市场缺陷的同时，不断推进经济的健康发展。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流互动的深化，警惕国际资本市场流动对中国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是党和国家需要重视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不断完善的法律规范引导资本市场发展，不断型塑良好的金融市场生态。

正确认识和应对资本的负面作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手段将资本限定在经济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核心秘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将马克思资本学说灵活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驾驭和导控资本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是马克思资本学说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展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解剖为商品流通交换的表象和进行剩余价值分割的深层结构，其中商品交换是价值分割的逻辑展现。尽管马克思所分析的时代不同于当代中国，但马克思揭示出由资本生产和价值分割造成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理论及其内在逻辑，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由资本生产带来的问题，再次校验了马克思资本学说的科学性。探索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本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目前利用资本发展的阻力在社会表面和深层思想领域都有展现：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由资本发展经济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左”倾思潮在思想层面上，不断给利用资本发展带来深层挑战。

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利用非公资本发展经济，是资本社会主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此过程中资本逐利的秉性，会驱使它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并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资本则充分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体制机制漏洞，不断侵占公共资源以实现自身积累和扩张，由此私向度的资本扩张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生产造成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之间的矛盾表现出特殊性，具体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为实现自身扩张，跨越生产边界，与政治权力相互勾兑，获取了异常迅猛的扩张能力，严重损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公共利益^[20]。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本意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平衡资本的逐利性和公共性，然而现实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资本试图以货币取代规制自身发展的政治权力，将公共资源以非正常、非市场化的规则转化为资本。资本的这种通过权力跨界获取的扩张能力，不仅会引发市场秩序混乱和道德滑坡，而且会导致逆向淘汰现象，严重挤压优质资本的生长空间。第二，资本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不顾劳动者和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采取压低工资、过度开发等手段实现自身扩张。如黑煤窑、黑砖厂、重大环保事件等，深刻阐明了规制资本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尽管由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不断，但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进程不能中断、力度不能减弱。诚如马克思所讲：“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7]539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是不断消灭现实问题的历史运动，由此我们形成了极富唯物辩证特色的方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践证明通过理想信念激发人的生产热情和通过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存在一定弊端，引入资本和商品范畴的市场经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更高形态生产要素的创造。因此未来要全面加强顶层设计，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的活力，全力开启资本为国富民强服务的历史通道。

“左”倾思潮是干扰资本社会主义化发展的深层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前“左”倾思潮表现为不断将资本妖魔化，视资本为“万恶之源”，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资本与资本主义等同，全面否定资本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左”倾思潮还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时不时提出影响和干扰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重大思想争论。

社会主义改造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以此全面否认资本的历史作用，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左”倾认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要不要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问题，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此，邓小平于1992年明确提出“左”和“右”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警惕“右”，同时防止“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进，“左”倾思潮再次泛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私营经济超过一定比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甚至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非公有制的概念，肯定了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2004年由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再次激发了否定改革的“左”倾思潮^[21]。为有效回应争议，平稳推进经济发展，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意见(简称非公36条)。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肯定了非公经济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宪法中将民营企业家等新社会阶层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全面深化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经济平等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经过70年经济发展的积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再次被“左”倾思潮所关注，他们提出私营经济完成了历史任务，应该逐步离场^①。这种荒谬的离场论论调，实际是想借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妄图引导中国走向封闭僵化的老路。

① 2018年9月12日，吴小平发表《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一文引发了轩然大波，各界对此反应激烈。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驳斥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的荒谬论调。

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以社会主义体制机制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社会阶段发展的必然要求。否认资本历史作用的言行，本质上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因此“左”倾思潮是曲解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幼稚表现。虽然“左”倾思潮并没有成为党和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的阻力，但在思想层面“时不时制造的恐慌”确实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仍未找到一种能够代替资本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因而社会主义不能因噎废食，仅仅因为资本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而拒绝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探索利用资本扩大再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这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只要资本能够被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力量引导、支配和控制，资本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进而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前全球化境遇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尝试通过行政权力来引导资本发展，这无疑是从社会主义对立面进一步确认了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具有高度的历史合理合法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22]，全力处理好资本逐利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挖掘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资本的发展必须受到政治权力的约束。利用资本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资本为追逐利益最大化，利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此外全球化进程中各种形态资本的创新和扩张，不断催生出新的政治诉求，为此必须将驾驭资本发展的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群体手中。那么谁能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来驾驭资本发展呢？列宁和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高度一致的回答，即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政治权力是驾驭资本发展的根本。在新中国70年来资本的社会主义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建立健全驾驭资本发展的政治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虽然当下进入了新时代，但利用资本发展的整体性境遇依然处在既苦于资本不发展、又苦于资本发展的历史性纠结时期，因此驾驭资本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最关键的历史时期。现实中资本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在不断尝试越界影响政治、文化等。这种趋势不是偶发性的，资本逐利本性不断驱使它尝试并探寻能够实现积累的新空间。为此必须全面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要切断资本通过违反法律法规获取利润的路径，另一方面要遏制住资本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实践，更能彰显出世界意义，即资本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目标不在于建立西式民主国家，而在尝试探索人类史上的一种新型文明类型，为全球驾驭资本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中除了要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还要依赖物质力量的调控，即资本发展还要接受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制约。政治权力要实现经济意志，仅仅依赖行政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可以控制的、属于市场内部的经济力量。在我国能够代表和实现人民意志的经济力量就是公有制，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全面建立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发挥公有制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引导和控制各类资本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展。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必须坚持国有，只有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才能形成对经济的引导和调控能力；第二，影响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领域，公有资本必须处于绝对控制地位，要防止私有资本绑架公共利益，通过攫取公共利益实现自身增殖、损害民生的事件发生；第三，非支配性的行业和领域可以放开限制，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告诉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还要全面推进剩余价值复归于人民的财富分配格局的生成^[23]。计划经济时期取消资本，用行政手段调节生产和分配，不符合马克思资本学说的真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用社会主义制度规范和引导剩余价值服务于民，全面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

上述关涉资本社会主义化未来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必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属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保障资本社会主义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过度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泛滥，甚至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如标签化、边缘化、空泛化马克思主义，抹黑国有企业、甚至虚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这些脞说并不是无故出现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起为私有化辩护的文化价值体系^[24]，企图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其中甚至还有人直接否认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主张意识形态退出经济领域，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近期因民营经济经营困难，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采取措施帮助民营经济发展，由此引起的探讨和争论，本质根源就是没理清楚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任由民营经济困难发展，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还可能会引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波折。对指导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提出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观点：“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5]，“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26]。2013年在“8·19”讲话中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要求全党“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27]。凡此对新时代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

毫无疑问，一旦经济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就会走向偏离社会主义本质的道路。在资本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方向的指引作用，多措并举地保障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保障。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对待资本的范式：一是资本主义国家范式，其政治代表资本的利益，目前已经暴露出诸多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引导资本发展，成功地实现了资本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生产力的发展服务^①。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的理论、机制和路径^[28]，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类历史上这一亘古未有的崭新探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资本学说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目前中国驾驭和导控资本发展，实现国富民强的实践，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换言之，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富民强和全球经济正义的重要基础，我们相信中国未来必将为全球不断丰富人本价值坐标体系、缩小贫富差距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① 两种对待资本的范式是在就“资本的社会主义化”问题请教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时得到的意见，笔者对鲁品越教授的观点进行了简要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