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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均对“三农”问题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始终占据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位置。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农村职业教育也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肩负着智力支持、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应该在乡村振兴中起到引领作用。
严格意义上,农村和乡村有所区别,如有学者指出乡村教育的涵义比农村教育的涵义更宽泛[3]。但从目前研究来看,一般不对农村和乡村作出区分,农村职业教育一般也称作乡村职业教育。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是相对城市职业教育而言的[4],以农村地区为主体而施行的职业教育,教育对象专指农民,教育内容以农业教育为主,但同时也包含工业、商业等多方面内容[5]。农村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狭义是指农村区域的职业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因相关文献研究内容广泛,存在广义和狭义的重叠,为全面考察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态势,本研究对农村职业教育概念不作广义和狭义之分。19世纪末,湖北、广西等地农学堂的建立开启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先河。20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在《中国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定》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这一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村职业学校进行旧体制改革,至1966年前夕基本完成,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短暂的断层后,农村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和实然困境促使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积极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研究以CNKI期刊文献为主,兼顾部分其他相关文献,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概况、演进和范式,以期为将来研究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文献繁多。检索时间2019年4月22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以“农村”并含“职业教育”进行全部字段检索,获得中文图书230部;在超星期刊以“农村”并含“职业教育”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得到13 341篇文献;在中国知网以“农村”并含“职业教育”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获得10 967篇文献。除了直接相关的文献,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还散落在“农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相关文献中,囊括无遗的文献综述是不现实的。鉴于此,本研究遵循前沿性、代表性的文献筛选原则,选取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数据库。考虑到“农村”与“乡村”的混用,以及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指向“农业、农村、农民”,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因此以题名为“农村并含职业教育”或者“乡村并含职业教育”或者“农业并含职业教育”或者“农民并含职业教育”或者“农村并含职业培训”或者“农业并含职业培训”或者“农民并含职业培训”进行精确检索,不指定期刊类别,不限定时间段,检索时间2019年4月22日,共获得相关文献4 045篇。将初步检索获得的文献进行筛选,删除新闻评论、会议通知、广告等非研究性文献和重复发表的文献407篇,共获得有效文献3 638篇。运用Bicomb 2.0共词分析软件和SPSS 22.0统计软件对3 638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结合内容分析,描述和反思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70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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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经过了恢复到繁荣的发展历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出急剧上升态势。如图 1所示,从CNKI期刊文献检索来看,1949-1982年,没有检索到文献,出现文献断层;1983-1994年,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但发文量较少,共发文107篇,年均9篇,发展平稳,没有太大波动;1995-2002年,发文数量突破20次级,且稳步上升,共发文362篇,年均发文45篇,最后稳定在50次级;2003-2008年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黄金发展时期,2003年相比2002年增幅77.34%,一跃进入90次级,且在2004年迈进100次级,从此一路攀升,到2008年达到顶峰,逼近300篇,从2003年算起,5年间增长了2倍多;2009-2013年,发文量从2009年开始下降,且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发文量始终保持在200次级,研究热度仍然很高;2014年至今,发文量在2014年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且跌落到100次级,但始终保持在120篇以上,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回归平稳。因统计时间为2019年4月,2019年数据不全,暂忽略不计。结合论文发文统计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节点,可以将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70年历程大致划分为如下六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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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百废待兴。由于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开展范围有限,实施效果不佳[6],新中国成立后“另起炉灶”,主要借鉴苏联的中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以农村建设为抓手,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7]。伴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实践的恢复与发展,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本研究扩大了搜索主题范围,从其他文献中析出主题内容,来弥补文献断层。在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主题为“教育并含农村”或者“职业教育”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从1949-01-01到1982-12-31”,共检索到1 554篇期刊文献,通过对内容进行分辨,删除不相关文献1 420篇,共获得相关文献134篇。从文献主题来看,此时期的研究与政策走向高度吻合,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49-1956年),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孕育阶段。1955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注意培养农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8]。这段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是提高农民文化、技术水平,促进农业发展。为更好地宣传国家政策和响应国家号召,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工作探讨和经验介绍,多集中于农民识字教育、工农速成中学和业余学校等主题的介绍和探讨,发文量极少,8年间仅发文4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1957-1965年),这一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继续稳固发展,出现了指向农业、农民的技术学校,1958年农村开始办农业中学[9]。这一阶段发文量较多,主要集中在1964-1965年,发文量均超过10篇,1964年更是达到19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学校、业余教育(学校、学习)、半农半读、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主题的经验介绍。“文革”阶段(1966-1976年),农村职业教育系统遭到破坏,农村职业教育暂时栖身于“开门办学”等特殊形式,也举办了一些农业技术学校和短期培训班等[10]。这一阶段的研究出现长时间(1966-1971年)断层,1972年才开始出现关于开门办学的介绍,1975-1976年共发文28篇,出现“开门办学”探讨热潮。“文化大革命”结束与改革开放初期(1977-1982年),农村职业教育开始恢复,国家开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围扩大,不仅仅局限在农村业余教育、农业中学等主题,而且开始介绍美国、日本、西德等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农业教育经验。总体来看,这一时期(1949-1982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多为政策宣传和实践经验介绍,“农村职业教育”概念模糊,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人民教育》是农村职业教育探索与交流的重要阵地,后期开始出现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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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并提出扩大农村职业学校规模,开展一系列农业技术培训[11]。至此,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步入正轨,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得到初步发展。1983年出现以农村职业教育为题名的期刊文献,开始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体系、专业设置和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等主题,主要代表作者是董操[12]。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超越以前简单的经验介绍,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性思考逐渐增多,但发文量较少,探讨不深入,研究文献多集中于1989-1991年,年平均发文13.67篇;1994年达到阶段顶峰,即将进入20次级。这一时期研究多集中于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乡镇企业等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关系,以及农村初级职业教育的发展等主题,开始介绍德国农业职业教育和绿色证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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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14日,国家教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继续强化职业教育在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在加大力度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热度持续攀升。1995年,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发文量突破20次级,并不断持续攀升;世纪之交(1999-2000年)增长明显,突破60次级;2001-2002年稍有回落,但仍保持在50次级,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进入稳步上升期。1995年开始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始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模式及集约化等问题。1996年开始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管理体制等问题,继续研究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等问题。1997年开始探讨农业产业化视角下的农村职业教育,也开始探讨农业高等教育问题,并介绍了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培训)。1998年“反贫困”视角进入研究视野,继续深化“农业产业化”视角的研究。世纪之交(1999-2000年)开始总结20世纪经验,展望21世纪发展,开始出现农村社区职教网络、创业教育等视角的研究,涌现出一些地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和办学模式探讨的研究,也出现了介绍韩国农业职业教育的文献。2001-2002年,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农业职业教育,并探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因素、双元制思想、农村高等职业教育、WTO、加拿大绿证培训和农业现代化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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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农村进入深化改革期。同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颁布,坚定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发展定位。此后,“转移培训”“就业培训”“就业导向”“新型农民培育”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迅猛,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进入黄金发展期。2003年发文量进入90次级,次年进入100次级,2006年进入200次级,2007-2008年一度逼近300次,年增长率25.7%,这段时期不仅发文量多,还增势明显,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黄金发展期。2003年城镇化视角进入研究视野,并开始深入到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投资机制、保障机制等主题的研究。2004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育新型农民等视角进入研究视野,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服务“三农”,包括农村民办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制度建设、立法促进等内容。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进入研究视野,开始探讨课程问题,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民培训,包括劳动力转移培训、失地农民培训和农村妇女培训等。2006年继续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培训展开相关研究,出现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特质内容的探讨,主要有构建和谐社会、反贫困理论、成本分担、产学研结合、教育公平等研究视角。2007-2008年掀起了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热潮,发文量达到整个研究历程的顶峰,研究内容几乎包括之前所有的研究主题,并且开始从城乡统筹、职教集团、公共产品等视角研究农村职业教育,继续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以及探讨现代教育技术(远程教育)和民国教育家思想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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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点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13]。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颁发的相关文件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做了具体战略部署。这一时期,农村职业教育进入常态发展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回归平稳态势。2009年研究热度稍减,但一直到2013年仍保持较高热度,年发文量均在200次以上。2009年继续延续前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新农村建设、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职业教育等仍为研究热点,开始关注教育均衡、农户态度等研究,并深化校企合作机制研究,出现了关于梁漱溟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献。2010年研究热度继续下降,继续深化上一年热点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本体研究(内涵等)、政策评价、经费保障、课程开发、比较研究、农广校和县域中职等视角的研究。2011年研究热度稍有回升,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教育经济学(金融危机)、现代农业、价值研究、效率评价、制度供给和制度设计等研究视角,开始出现终身教育视角的研究。2012-2013年研究态势回归平稳,研究视角宏观、微观并举,出现一系列农民职业培训(意愿、行为等)的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主题依然关注城乡统筹(一体化)、美丽中国、“四化”同步等国家政策,也深入探讨了农民流动、文化资本(乡土文化,家庭背景)、全纳教育、资源保障和投资回报率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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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相继颁布,职业教育进入整体布局、统筹建设期,农村职业教育也进入体系完善期。这一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更加具有大局意识,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更加理性,研究质量不断提升。2014年发文量跌破200次级,且有大幅度削减,现代职教体系、和谐社会建设等视角进入研究视野。2015年发文量继续减少,“互联网+”视角进入研究视野。2016年发文量稍有回升,“精准扶贫”视角进入研究视野。2017-2018年发文量跌破150次级,“乡村振兴”视角进入研究视野,并迅速升温,新常态和现代学徒制视角也有涉及。2019年初,“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持续升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在继续坚持实践探索的同时,开始较多关注理论研究,如概念辨析、作用机理、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等研究增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研究机构和核心期刊,例如湖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等研究机构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等期刊。从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来看,马建富、雷世平、皮江红和唐智彬等研究者在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从研究主题来看,研究内容高度契合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和精准扶贫等是热点主题。回顾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70年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早期研究以政策宣传和经验介绍为主。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农民业余教育完成,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人民实践热情高涨,但理性思考不足,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进展缓慢。(2)研究热度攀升迅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秩序的恢复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迅速升温,发文量持续攀升。(3)研究主题走向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三农”问题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决策,农村职业教育与“三农”关系紧密,相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主题。(4)研究内容以实践探索为主。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虽然也不缺乏理论研究,但理论研究仍较薄弱,绝大多数文献为实践探索研究。
一. 恢复摸索期(1949-1982年):以恢复和实践探索为主
二. 初步发展期(1983-1994年):由政策宣传向理性思考过渡
三. 稳步上升期(1995-2002年):热度持续攀升,范围逐渐扩大
四. 黄金发展期(2003-2008年):热度居高不下,发文量达到顶峰
五. 平稳发展期(2009-2013年):热度下降,态势回归平稳
六. 创新发展期(2014年至今):研究回归理性,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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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历程,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主题比较集中。如图 2所示,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检索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发现新中国70年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九大领域,结合聚类结果和领域内容分析,将各领域进一步主题化,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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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农民培育贯穿整个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全过程,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也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主要包括理念研究、体系研究、问题与对策研究等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职业教育理念研究。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农民职业教育肩负着乡村振兴与农业发展的使命,其核心理念是“以农民为本”[14]。学界对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概念、本体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如有研究者指出农民职业教育的价值目标是提高农民可行能力[15];也有研究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视角考察了农民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16];还有研究者系统考察了农民职业教育的概念体系,厘清了相关概念及其目标、定位、准公共产品性质等[17]。关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定位,也有研究者从第三部门视角进行探讨[18]。
第二,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的战略背景,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基本涉及目标与结构、课程与教学、管理与保障等研究内容。如有研究者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提出基于精准服务的管理体系[19],也有研究者探索了“互联网+”教育培训体系[20]、“政-企-校”社会协同支持体系[21]等。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德国和日本的农民职业教育,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绿色资格证书制度及日本制度化、层次化、类型化的农民职业教育模式,探索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22]。
第三,农民职业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职业教育,开展了星火计划、燎原计划等一系列农民培训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研究者指出外力强推与农民意愿之间的矛盾、培训内容与实际需要的契合矛盾、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阻碍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23]。针对问题,研究者广泛探索,指出应优化专业、课程、教学,加强云课程建设[24],推行个性化教学[25],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26]。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农校+基地+农民职业教育、合作社+农民职业教育、企业+基地+农民职业教育等三种模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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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劳动力转移、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都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内容。农村职业教育对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为27%[28]。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战略推进高度吻合,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真正转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质量[29]。目标偏差、政策制度障碍、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意愿不强等因素,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培训[30]。面对困境,必须坚持政府统筹,健全政策和机制,拓宽“三教”对接渠道[31],引入市场竞争、激励机制[32],构建虚拟社区[33],开发区域协作转移、校企合作转移等办学模式[34]。有研究者指出应破解“青年怪圈”,加强中年劳动力培训[35];也有研究者指出转移培训实际上走上了“离农”的道路[36]。
第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主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的城镇化、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37]。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农民生活最为契合,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效对策[38],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必须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39]。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空间分布不均、服务能力较差等问题[40],有研究者指出应确立“宏观城乡统筹,中观离农为主、留农为辅,微观以人为本”的培养目标[41],加强市民化融入教育[42],纠正过度离农化倾向[43],加强办学资源整合,开发多元内容与地域特色,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44]。此外,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1年后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大[45]。
第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基础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46],必须坚持大职业教育观,统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47]。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落后是制约新农村建设和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根本障碍[48],就业市场、农业科技、个人教育成本等是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49]。广大研究者从新农村建设背景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求出发,提出相应策略。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应分类培养和分型发展[50],应完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要包括文化、技能和市场营销等知识[51],加强师资建设与经费投入,构建准入、动力和评估机制,坚持开放办学模式[52]。也有研究者提出要加强农业高职教育建设[53],探讨了学分银行、城乡统筹、校企合作、区域协作等四种典型模式[54]。
第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1]。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服务乡村振兴内源性能力不足和外源性保障不足等困境[55],具体表现在普教化倾向、定位异化和认同度低、协同不畅等方面[56]。有研究者从生态学视角剖析了农村职业教育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不到位、精准度低、师资匮乏等生态失衡问题[57]。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目标,必须重点关注贫困人口和乡村精英培育,加强涉农专业群建设,坚持产教融合,重视新技术运用[58],健全政府治理、多元协同和培训支持机制[59],健全对象精准识别、动力提升、监督评价、信息传递、脱贫评估等机制[60],构建农科教统筹精准扶贫模式,推动职业教育终身化[61]。也有研究者指出要加强成人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建设[62],还有研究者重新探讨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思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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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体系建设,因此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也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大部分文献都有所涉及。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职业教育的结构体系研究。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结构体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两方面。从类型来看,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非学历教育)两种类型;从层次来看,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次。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的类型结构单一,公办与民办发展不均衡,非学历教育质量堪忧;层次结构不完善,中高职衔接不畅,纵向培养体系尚未建立[64]。有研究者指出,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结构体系,要丰富办学结构,逐渐形成公办、民办、股份制等多元格局[65],完善简单培训、短期培训、正规培训体系[66],建立“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培训体系[67],加强中高职衔接与平衡[68],大力发展农村高等职业教育[69]。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农村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农业院校、高校涉农专业、农村高等职业学校和社区学院等[70],远程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类型[71]。
第二,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体系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体系还不完善,存在办学定位不明确、内容脱节、普通化倾向严重[72]、缺乏统一管理等问题[73]。针对问题,广大研究者积极探讨,并指出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体系,应坚持培养对象分类化、培养目标多样化、办学主体多元化[74],完善教学体系,精选教学内容,注重知识复合性,加强实践教学[75],采用分层教学模式,初等层次以现场指导为主,中等层次兼顾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高等层次加入专家讲座和跟踪指导[76];重视学校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涉农专业建设、优化农村职业培训、创新体制机制,将农村职业教育纳入法治轨道[77]。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六连-双证”[78]、双元制[79]、学分制[54]、远程交互和多元泛在等办学模式[80]。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研究。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服务能力,需要加强保障体系的建设,主要包括资源支持和机制保障两个方面。资源支持方面: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健全财政支撑体系,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以奖代补制度,激发多方积极性;健全监督机制,保障资源高效运用[81]。机制保障方面:有研究者指出,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82],完善市场准入、职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83],构建区域统筹机制、多方联动机制,建立完善职业院校跨区帮扶合作机制,健全定向服务机制[84],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72]。
如图 3所示,运用SPSS 22.0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多维尺度分析(ALSCAL),结合聚类结果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三大主题战略位置和发展态势有较大不同。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主题一)位于第四象限,密度低、向心度高,且向心度远远高于其他主题,这说明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与其他研究主题联系紧密,但主题内部联系不紧密,研究主题分散、不聚焦,研究尚不成熟。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主题二)内容要点繁多,散落在各个象限,研究态势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主题二主要位于第二、三象限,向心度较低,内容庞杂,研究尚不成熟;具体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主要位于第二象限,向心度较低,密度较高,与主题内其他研究热点联系紧密,是主题二的核心研究内容;新型城镇化研究位于第二、三象限,向心度较低,研究内容繁多,其中职业培训研究位于第二象限,密度较高,与主题内其他研究热点联系紧密,是主题二的核心研究内容;新农村建设研究位于第四象限,但逼近Y轴,向心度和密度均不高,研究尚显薄弱;新型职业农民研究位于第二象限,密度较高,是主题二的核心研究内容;精准扶贫研究位于第三象限,向心度和密度均不高,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处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边缘位置,但近几年研究热度增势明显。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主题三)主要位于第一、四象限,向心度较高,这说明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与其他研究主题联系紧密,是整个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但主题内部研究要点分散,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研究态势;其中,职业中学、专业设置等研究要点位于第一象限,已初具规模,研究态势趋于稳定;办学模式、职业学校等研究要点位于第四象限,是研究者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尚不成熟,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研究位于第二象限,向心度较低,处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缘位置。
一. 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
二. 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三. 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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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历程发现,研究者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广泛探讨。不管是基于理论,还是基于经验,相关研究都带有研究者明显的立场,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路径倾向,遵循着特定的研究范式。在回顾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历程的基础上,从研究范式切入,深入剖析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内在逻辑,反思研究问题,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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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必然要考虑农村、职业与教育三者的关系,蕴含着一定的价值思考。不同时代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面临的问题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对三者关系的判断也会有不同的范式。
“为农-离农”的目的博弈。农村职业教育在目的和定位上是指向农村的,但在实践发展中却分化出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为农和离农。“为农”价值范式的核心表现是:通过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一切为了农民发展、农村建设。“离农”价值范式是农村职业教育目的的异化,核心表现是:弱化农民教育,强化转移教育。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为农-离农-兼顾”的价值范式变迁,“为农”“离农”不断在“兼顾”中博弈,研究者各有侧重倾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职业教育亟待恢复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总基调是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带有明显的政策宣传色彩,遵循“为农”的价值范式,固守农民发展和农村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持续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离农”价值范式逐渐彰显,开始探讨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职教途径[85]。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为农”价值范式逐渐式微,“离农”“去农”倾向增强,“离农”教育成为“离村进城”的有效跳板。有研究者指出,大办“离农”教育,将制约农村社会的发展[77]。“十一五”时期开始,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开始重新反思“为农”“离农”两种价值范式。从“十一五”时期至今,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兼顾”价值范式逐渐成为主流,研究者不再简单将“为农”和“离农”对立,开始统筹考虑“固农教育”“就地转化”和“向城转移”。如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应转变为“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既负责“固农”,又负责“转移”,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86]。
“农民-子弟”的对象博弈。关于农村职业教育对象的不同侧重,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方式。对农民职业教育对象是“农民”还是“子弟(学生)”的价值选择,是“为农”和“离农”价值范式的具体体现,也延伸出关于“就业还是升学”“全日制还是业余”的讨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农村职业教育栖身于一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如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半农半读学校、农村业余学校等。这一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对象分裂不明显,“农民子弟既是学生,也是农民,是农村生产劳动的主体”;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就业,即更好地参加农业生产;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形式也出现了“既不同于全日制,也不同于业余学校的正规学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在对象选择上走上了偏重“子弟(学生)”的学历教育道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大多是关注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体系的建设,特别关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的农业特色,顺便提及非学历的农民业余教育(培训)。21世纪以来,开始较多关注“农民”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农民培训、失地农民培训等研究增多,如有研究者介绍了江苏省中心辐射型、远程开放型的培训模式[87],但相比子弟(学生)学历职业教育研究还很薄弱。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历程,“子弟”学历教育研究占据绝对数量,“农民”的主体地位彰显不足。有研究者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对象应从农民子女转变为农民本身,跨过学历教育的禁锢,树立农村职业教育对象分类培养、农村职业教育分类、分层发展的理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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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范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共同遵循的理念、话语和技术体系,即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方式和框架。农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在农村特殊场域的具体实践,其研究的理论范式也遵循职业教育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实用性取向,受到了科学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多元主义、人本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89]。同时,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发展联系紧密,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范式也打上了“农村”的烙印。
人力开发的工具范式。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历程,人力开发的工具范式始终占据主流地位,核心理念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有效途径,提升培养和培训质量,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任务。在人力开发的核心理念下,形成了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工具”话语体系和技术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技术教育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遵循人力开发的工具范式,主要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核心观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实践形式是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半耕半读学校。“文革”期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继续深化,出现了“开门办学”等实践形式,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被扭曲、异化。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化的道路,并开始走向多元哲学思潮,主要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话语”,核心观点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这段时期,国家层面开始关注全方位的社会发展,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经济建设仍处于首要位置,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仍表现出明显的技术主义、行为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强调农村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在培养目标上忽视农民及其他培养、培训对象的主体性,注重技能训练;培养过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着重农村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研究,力图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和专业结构、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出“三农”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
超越技术的人本范式。2012年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酝酿,至2017年“十九大”正式确立。这段时期,社会建设开始更多关注人民的主体地位,农村职业教育支持力度达到新的高度,更多关注农村职业教育的“成才”“成功”“出彩”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表现出对“三农”发展的人本关怀,超越技术的人本范式开始彰显,其核心理念是“人本关怀”,主要话语体系是“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核心观点是“为了农民的美好生活”,实践形式趋向多元化,既有正规学历教育,也有职业培训;既有转移培训,也有农民培训;既有农科普及教育,也有农民生活教育及终身学习。总体来看,这段时期人力开发的工具范式仍然占据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主导地位,不过超越技术的人本范式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更多地超越技术、技能,着重关注农村职业教育的人本发展和文化功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有研究者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强调“生计、生活、生态”的全方位发展理念,重点关注农村职业教育的农村生态、文化重构的人文传承诉求[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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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一般指研究手段、方式、工具等,是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性技术手段的概称[91-92]。方法论一般指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论体系[93]。方法范式是指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范式,属于具体的微观层面。方法论范式是指认识世界的哲学方式,属于抽象的宏观层面。路径范式是介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范式之间的“研究套路”,属于研究范式的中观层面。纵观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70年历程,从方法论层面,一般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范式;具体的方法范式分为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种类型,具体的方法有文献法、数据库法、问卷法、定性分析法、案例分析、内容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论层面过于抽象,教育研究大抵都遵循这两种范式;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只是手段,体现不出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目的、原则和路径;所以本研究选择中观层面的路径范式来考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的具体路径。
经验范式。经验范式是指基于经验资料进行研究的范式,主要通过内容分析、定性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考察实际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94]。经验范式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研究者多习惯于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进行介绍、调查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处于“前研究”阶段,采用的研究路径多是经验介绍和政策宣传,如对农村中学、农村业余学校、半耕半读学校等办学经验的介绍,以及对国外农村职业教育经验的介绍。这段时期的研究虽然缺乏理论探讨,但对实践经验的考察与反思也极大地推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验范式仍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路径,具体研究方法选择更加多元,超越了改革开放前的经验介绍模式,大多采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混合的研究路径,研究框架大多是“文献分析/背景分析-现状分析/问题分析-对策/路径”。
思辨范式。思辨范式是一种以思考和辩证为核心方式的研究范式[95]。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思辨范式主要通过概念和命题的逻辑推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本体和实践进行反思。思辨研究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历程来看,思辨研究比较薄弱。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几乎看不到思辨研究的文章;进入21世纪,经过半个世纪的恢复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实践得到长足发展,一些概念、命题也亟待进行辨析和论证,思辨研究逐渐增多,如有研究者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剖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地域范围、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的、办学形式和机构[96]。也有研究者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假设、产业化、市场化、准公共性、内生增长、价值取向、作用机理等命题进行了论证。还有研究者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了农村职业教育命题产生的基础。整体来看,单一的思辨研究较少,更多的思辨研究一般和经验研究、建构研究结合在一起,作为混合研究中的理论思考部分。
建构范式。建构范式是一种以实践问题剖析和理性建构为主的研究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建构范式主要是基于理论或实践,剖析具体问题,探索政策、制度、机制与体系的理性建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特别重视实践问题的解决,不管是经验总结还是理论探讨,都是为了农村职业教育理想状态的构建。纵观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历程,可以发现建构范式占据主流地位,大多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农村职业教育的建构。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较薄弱,研究多以经验介绍和政策宣传为主,但也有部分研究开始涉及专业结构和教学内容等的建构。改革开放初至21世纪初,建构范式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在具体的研究中,建构范式多与经验范式相结合,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师资、专业、教学、经费、制度等的建构策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提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建构范式更加彰显,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构也成了重要研究内容,研究者更加关注农村职业教育的类型和层次结构研究,并试图构建“普职成三教融合”“学历-非学历”“城乡统筹”“终身教育”的现代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一. 价值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价值博弈
二. 理论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引
三. 路径范式: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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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农村职业教育实践的推动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总体呈现出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取得了标志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新时代,在国家新政策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支持下,农村职业教育实践迎来了新的发展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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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走向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研究热度攀升迅速,大致经历了恢复摸索期(1949-1982年)、初步发展期(1983-1994年)、稳步上升期(1995-2002年)、黄金发展期(2003-2008年)、平稳发展期(2009-2013年)、创新发展期(2014年至今)等六个发展时期。湖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和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等4种期刊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农村职业研究领域还没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马建富、雷世平、唐智彬、皮江红等四位研究者影响力较大。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主要有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等三个主题,三大主题战略位置和发展态势有较大不同。农民职业教育宏观研究主题分散、不聚焦,研究尚不成熟;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内容要点繁多,研究尚不成熟;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是整个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新型城镇化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研究是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研究内容;精准扶贫研究尚显不足,但近几年研究热度增势明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研究立场,体现出了特定的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路径倾向;在价值范式上,存在着“为农-离农”的目的博弈和“农民-子弟”的对象博弈;在理论范式上,存在着从“人力开发的工具范式”向“超越技术的人本范式”的转换趋势;在路径范式上,存在着“经验范式”“思辨范式”“建构范式”三大研究路径的对立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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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97]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迎来了新的使命和挑战。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应站在新的战略高度,探索新的研究范式,构建新的研究格局,拓展新的研究内容。
新的战略高度。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实践肩负着新使命。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中国农村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也被赋予了新使命,农村职业教育实践也必须从单一的技术教育转向全方位关注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新使命的要求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应实现三个转换:第一,由片面到全面,全面研究农村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功能,全方位探索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外关联要素;第二,由二元到统筹,摆脱“城、乡”“人文、自然”二元分割的研究模式,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人文-自然共生”的农村职业教育模式;第三,由割裂到融合,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必须植根于农村发展的实践,摆脱“教育研究”与“农村研究”的单向度割裂,积极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推动农村研究和教育研究深度融合。
新的研究范式。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受到了新挑战。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职业教育迎来新的战略支持和发展目标,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范式也应做出适时改变。在新挑战的要求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范式应明确三个走向:第一,走向“以农为主”的价值范式,跳出“为农-离农”“农民-子弟”的价值摇摆,坚持以“为农”价值范式为主,以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为主,培训对象以农村从业者和潜在农村从业者为主;第二,走向超越技术的人本理论范式,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持续深入,单一的技术取向已无法满足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应坚持物质、精神协同发展的人本范式;第三,走向研究路径范式的融合,进一步补齐“思辨研究”的短板,丰富理论研究,打破单一的路径选择,以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为指引,灵活选择研究路径,探索多元融合的路径。
新的研究格局。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迎来了新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实践,必须做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构建新的研究格局。在新发展的要求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应做到三个扩大:第一,扩大核心作者群,目前核心作者数量过少,群体不稳定,应进一步增加支持力度,如国家、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设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专项项目,划拨专项资金支持;第二,扩大研究机构范围,进一步提高对高校的支持力度,培养一批核心机构,同时支持中职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政府部门开展研究;第三,扩大交流平台影响力,职业教育类期刊是农村职业教育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继续着力提高职业教育类期刊质量,提升办刊层次,同时争取在相关核心期刊增设农村职业教育专栏,全方位扩大交流平台影响力。
新的研究内容。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实践发生了新变化。伴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变化、职业教育的变革和新技术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实践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内容也必须与时俱进。在新变化的要求下,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应着力于五个深化:第一,深化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研究,加强“1+X”证书制度、“学分银行”制度、培训评价组织、发展标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等研究,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创新;第二,深化乡村振兴研究,积极探讨乡村振兴的发展理念,投身乡村振兴实践,在实践中追寻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具体措施;第三,深化精准扶贫研究,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预防返贫,积极探讨农村职业教育在扶志、扶智、反贫困和产业扶贫中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第四,深化文化功能研究,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必须突破技术工具研究的局限,更多关注农村发展的文化向度;第五,深化新技术支持研究,新技术的发展给农村职业教育实践创造了便利条件,应加快“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支持下的农村职业教育新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