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中国儿童文学的内质是“文学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质素包括了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两个层面，借助于“语言与思想的双向发力”^[9]，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生成之旅。对文学思想性与现代认识论的关注，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的重大议题，其中现代思想观念的出场与表达是创构儿童文学的先导。先驱者将“儿童”议题中的新旧观念转换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思想资源，努力从现代“人学”思想中提取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依据，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体系的确立铺设理论基石。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这实际上预设了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代际”文学生产机制。这种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非同一性”造成了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困境，王富仁指出：“中国成年文学发展的困难是显在的，而儿童文学发展的困难则是内在的。儿童文学不但不是由儿童自己创作的，同时也不是由儿童自己选择的。”^[10]这里的“内在困境”指儿童无法为自己代言，儿童被动地成为成人描述或书写的对象。儿童文学借助成人来书写童年，就使得儿童文学绕开了儿童，生成了儿童与成人之间无法撕裂的对话关系。不过，这种复杂的“代”的沟通与交流却又赋予了儿童文学更为阔大的话语空间。

“儿童观”自古有之，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儿童是谁”的历史追问和文化反思^[11]。在“成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儿童”被视为“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预备”。这样一来，其作为“完全生命”形态的主体价值被漠视，这即是新文化人诟病和攻讦的渊薮。在宗法社会里，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被一种“代际”伦理所宰制。由于父辈在血缘上给予子辈的“恩”，按照伦理纲常的要求，子辈应以“孝”的行为予以反哺。这种将生育、血缘与宗法伦理捆绑于一体的亲子关系势必会给子辈裹挟上厚重的义务，也无形中扭曲了成人的儿童观。为了打破这种“从来如此”的伦理教条，新文化人试图跳出几千年一贯的规则来重新审视亲子关系，致力于构筑“无恩有爱”的新型亲子关系，其目标是以“爱”取代“恩”成为亲子伦理的本体价值和总体原则^[12]。一旦生育与宗法被解绑，其带来的必然是新型伦理关系的建构。应该说，由这种新型伦理关系所带来的观念转变，就成了现代儿童观出场的先决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革命是文学深层次的革命，也是新文学的核心内容^[13]，这种文化自新的思想体现了新文化人“改良”“批判”与“自审”的话语形态^[14]。借助于前述伦理革命，新文化人将价值天平放置于曾经被忽视、被压抑的“儿童”本体上，使得儿童作为一个主体得以在“人的发现”大潮中被发掘出来。但问题是，历史的惯性是不会轻易打破的，新的话语方式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为了保留这种思想新质的成果，新文化人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彰显儿童主体的现代价值，“儿童本位”观念就成了撼动传统亲子伦理体系的有效武器。在先驱者的意识里，只有意识到“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才有提出“先行理解”及“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5]138的可能。为了获取儿童话语的合法性，启蒙者从儿童身上的“自然性”“纯真”“童心”中开掘区隔于成人的思想资源。丰子恺的“绝缘说”就力图“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16]来强化“儿童”主体的独异性。这看似有失偏颇，但对于长期受成人宰制的儿童话语而言，这种割裂于成人及成人社会的看法就能有效推动儿童话语的生产，为儿童主体性的确立提供话语支持。由于彻底离弃了之前的代际伦理体系，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思维观念逐渐取代了“成人本位观”，儿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现代作家所关注和书写的对象。在众多新文化人那里，“儿童”的意义不止于一个全新主体的出场，还在于其本有的“反抗性”功能上^[17]。这种“反抗性”主要表现在儿童与成人的权力关系上，“儿童”的出现有效地介入了“人”的现代转型，刷新了“代”的伦理结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生夯实了思想根基。

“儿童”是现代的衍生物，也是现代的一种症候。这种深具“现代”意味的话语的确立，有赖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类似于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18]所洞见的那样，儿童的解放、儿童本位的确立接榫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传统。长期被压抑的儿童话语的变革，与危机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无异，都亟待通过重新确认而获取现代合法性。从这种意义上看，“儿童的发现”不仅契合了“人的发现”主潮，而且还深度介入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立人”与“立国”的宏大话语建构工程中。这其中，儿童的“独立个人”的特性被转化为成人的集体想象。作为他者的成人话语，则在儿童话语的建构中充当了负性背景。为了凸显儿童话语的主体性，势必会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划定一条绝对的界限，即以“儿童不是成人”作为逻辑基点来推导“儿童是儿童”的理论预设。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廓清概念的方法，但这种绝对化的分离、切割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的整体性，间接地溢出“历史”与“社会”的框架来讨论儿童的主体问题。

显然，这并非先驱者的初衷。他们要在全新的文化结构中确立儿童的位置、坐标，必须要找准推动新旧转型的思想资源，儿童身上的“新人”“新民”质素被先驱者发现，成为其“立人”乃至“立国”的话语资源。但另一方面，儿童尚不具备言说与表达的能力，他们只能作为“一种方法”介入成人关涉人的解放工程中。“立人”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使命。作为长期被压抑的“无名者”和“无声者”，“儿童”自然成了启蒙者亟须“立”的对象。鲁迅曾将儿童视为“人之萌芽”^[15]311，其“真的人”里包括了未“吃人”的儿童。对于那些被成人社会异化的儿童，鲁迅在痛惜之余仍将其视为与奴隶无异的“非人”。着眼于“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5]338的目标，他从身体到精神层面对儿童进行了全方位的观测，从儿童“早衰”“无声”的身体形态及“奴性”“无爱”的精神状态中找准了“病灶”，进而将矛头指向“主奴共同体”的社会结构^[19]。如前所述，以伦理孝道为内核的宗法制度束缚了儿童的发展，在“成人本位”的牢笼里“不悟己之为奴”。这种“以不情为伦纪”的观念在《二十四孝图》中被鲁迅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以“孝”之名来戕害儿童的“郭巨埋儿”与“老莱娱亲”，鲁迅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同有岛武郎《与幼者》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伦理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进化思想：“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15]381总体来看，对儿童的“理解”“指导”与“解放”，鲁迅不仅从生物学上找依据，而且从心理学、教育学中汲取资源，进而确立起“幼者本位”的思想。这种从“完全的人”出发向“完全的儿童”追索的努力，成了“五四”以降先驱者的共识。

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周作人以此为基础在《人的文学》中将“儿童”议题整合到“人学”范畴中，对此作了深层次的阐释。在他看来，“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辟人荒”就无从谈起。为此，他的基本判断是：“儿童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子题，而“人学”则是“文学”的基础。在生育与宗法孝道的问题上，他态度鲜明地指出一个事实：“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这与胡适《我的儿子》里以“无恩”的方式来拒绝儿子尽“孝顺”的义务有异曲同工之处。胡适以“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20]的诗句批判封建伦理桎梏子女，深刻地揭露了宗法社会中“市恩”的荒唐做法，认为这像父母把自己放在了“‘放高利债’的债主”的位置一样愚蠢。此诗一出，汪长禄写信批评胡适竟把做儿子的晚辈抬举起来。对此，胡适撰文《再论“我的儿子”》予以回击。对于旧道德中以“孝”牵制子女、希望子女都做孝子的父母，胡适戏谑地称这是“父母在咒自己死”。他认为，子女不但不用行孝，甚至可以理所当然地当起“‘白吃不还账’的主顾”。他以父亲的口吻反问：“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21]

对于一些父母将生育之恩与儿女孝道捆绑在一起的观念，周作人认为是“退化的谬误思想”^[22]。为了扭转这种与时代背道而驰的观念，他提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在他看来，中国只存在着动物性的畜养，根本不可能有“儿童研究之学”，即使是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23]247。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指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成人有不同，但仍是“完全的个人”，有其内外两面的生活。他反对那些功利的教化，更不赞成“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24]。在这里，周氏将“儿童”理解为亟待发现和解放的对象，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传统中国的儿童观。在新旧的逻辑框架里，新文化人立足于“发展”的话语^[25]，将“儿童”议题变成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必须指出的是，“发现儿童”与“想象儿童”原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表里。但在统合“发现”与“想象”两种方略时，也隐藏着这样一个话语悖论：前者对“人”的定义及对“人学”范畴的拓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有助于儿童的重新赋值；而后者则再次将儿童置于成人的想象范畴内，使儿童成为被描写、被书写的对象物，从而“面临着主体性消失的危机”^[26]。简言之，“儿童”的发现并未真正创构儿童的主体性，成人“拿儿童说事”的价值旨趣并不指向儿童，而是成人本身。这也是此后关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论争的潜在因缘。如果不能洞见成人“儿童想象”策略背后的潜在隐忧，无视儿童必须借助成人来反“成人本位”的事实，简单地将儿童的“发现”理解为一劳永逸的任务，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现代儿童观在中国落地的艰难历程。

从概念的本源看，成人作家根据自己的儿童观来专为儿童创作，即是儿童文学。其中，“儿童性”是“儿童文学”概念的基础，“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27]。在儿童未被发现之前，不可能有一种“专属”于儿童的文学门类，即使有供给儿童的文学读物存在，但其预设的读者也并非是儿童。据此，佩里·诺德曼指出：“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28]周作人也正是因“儿童有生活的需要”才推导出要“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24]。由此看来，儿童文学的发生，导源于“儿童”的发现，“儿童性”是儿童文学本体的基本要素，前述先驱者对于现代儿童观的创构，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立基作用。

解决了“儿童性”这一基本问题后，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明”似乎已经顺理成章了，作家只需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创作相关的文学作品就行了。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儿童文学的创作既要考虑“儿童”的特点，也要兼顾“文学”的特性。“儿童性”与“文学性”之间并非天然相洽，思想的“为人生”与艺术的“去教化”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当这种“儿童性”与“教育性”或“思想性”统合起来时，“儿童性”对于“文学性”的挤压作用不容小觑，两者的失衡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学术化过程中思想的传达与艺术形式的拓新。换言之，尽管强调从儿童的兴趣和趣味出发来创作儿童文学，但考虑到儿童涉世不深、社会化程度不完全的特点，在儿童读物中灌输成人的教化性就不难理解了。想要绝对纯粹的非教化性是不现实的，毕竟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是成人而非儿童。因而有必要辨析的是，这种教化性“思想”是否真正符合儿童的需求，最终的价值旨归是否指向儿童的发现与发展。孙毓修编纂《童话》丛书时，预设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即“有用”“无害”与“易读”。尽管规避了“庄严之教科书”对儿童脑力的困扰，但孙氏依然没有意识到如何平衡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由于片面地强调“启圣人有所不能尽”^[29]的道德教训作用，折损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性、趣味性。难怪赵景深会说：“我幼时看孙毓修的《童话》，第一二页总是不看的，他那些圣经贤传的大道理，不但看不懂，就是懂也不愿意去看。”^[30]

为了消除“教化性”或“思想性”过盛的后遗症，先驱者们高扬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希望能创构一种“为儿童”的纯粹的文学样式。在梳理了“人生的艺术”与“艺术的艺术”的论争后，郭沫若指出“创作无一不表现人生，问题是在它是不是艺术，是不是于人生有益”，落实到儿童文学，他的观点是：“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儿童文学不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儿童文学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他一方面强调儿童文学之于社会人生“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另一方面指出：“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器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31]郑振铎是文学“为人生”的倡导者，他反对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儿童的头脑里，而不知道去“启发儿童的兴趣”。他感叹刻板庄严的教科书是“儿童的唯一的读物”，能吸引儿童自觉主动阅读的读物“实在极少”，他创办“《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32]。在其著名的“儿童文学教授法”中，他一方面提出了儿童文学的“工具主义”^[33]，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工具主义背后的文学策略与教授方略。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教化问题上，叶圣陶的观念与郭沫若、郑振铎如出一辙。他反对以教训的方式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教训在教育上是一个愚笨寡效的法子，在文艺上也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在他看来，“儿童文艺绝不含有神怪和教训的因素……儿童文艺里须含有儿童的想象和感情，而有神怪和教训的因素的，决不是真的儿童文艺”^[34]。应该说，先驱者们试图调适“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兼顾了儿童主体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从而使得儿童文学发展既合乎时代发展的动态语境，又符合其概念的本体意涵。当然，这种调适、整合和兼顾也只是先驱者们所预设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只要回到儿童文学的“元概念”，就会发现两者的冲突始终无法真正调适，其张力关系的存在却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历史地看，真正将“儿童性”与“文学性”进行区隔、辩证看待的是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结合儿童内外两面生活，将“儿童文学”的概念确立为“儿童性”与“文学性”两个范畴。对于儿童性，周作人是极力提倡的，与其他先驱者一道将“儿童本位观”视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旨。在他的意识中，儿童心性自然、不杂陈染，儿童文学的语言及艺术形式都应契合这一特性，“迎合儿童的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35]。秉持“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他主张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36]。由是，对于那些远离儿童的诸如“爱国”“政治”等宏大话语，他不建议在儿童文学中出现，更警惕儿童文学演变成教化的工具。基于此，他提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观念：“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力。”^[37]530“有意味”是相对于“文学性”来说的，“没有意思”则是相对于“思想性”而言的。他将儿童文学的社会功用与儿童所需的教化区别开来，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38]194。有感于传统教育“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的偏狭，他的基本结论是：“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38]77

从艺术自律的角度看，周作人纯化儿童文学的看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这种主张儿童文学“无意思之意思”的观念容易造成其对社会现实的疏离，跌入到以纯粹的“文学性”“艺术性”为本质的狭小境界中。但是，如果不与现实保持距离，甘当成人文学的“副本”，那么儿童文学又无法真正贯彻“儿童本位”的观念。同时，如果过多地与现实社会疏离，实质上又斩断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共通的纽带，成为一种自我本质化的文学类型，最终也无法实现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旨趣。如果盲视中国儿童文学概念内部的张力形态，片面地强调“儿童性”或“文学性”的任何一个层面，都会造成儿童文学概念的“内爆”，由此生成理论与实践错位的现状。

和周作人不同，叶圣陶以创作来构建儿童文学的“两副笔墨”。与之前创作的《小白船》那种营造纯粹的“儿童王国”不同，叶圣陶《稻草人》的艺术风格有所改变，是一部“成人童话”。文本将“成人的悲哀”写进了“美丽的童话”，开创了“童话体小说”这种杂糅的文学形态。这种混杂着儿童与成人读者的童话创作体现了先驱者理解“儿童文学”概念的复杂心理，在“为儿童”与“为成人”两个向度上，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倾向上，叶圣陶力图利用“两副笔墨”来践行其“真的艺术必兼包人生的艺术的”文学观念，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困境中。关于这一点，赵景深说：“我以为叶绍钧君的《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39]由此也生成了一种介于童话与小说之间的“童话体小说”：“叶绍钧的童话，并不是普通一般的童话，它们像这篇小说一样，对于社会现象有个精细的分析；虽然还保存着童话的形式，却具有小说的内容，它们是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作品，而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40]对此，叶圣陶也曾坦言《稻草人》并不近于“童”的事实。针对当时一些人所谓“带着极深挚的成人的悲哀与极残切的失望的呼音，给儿童看是否会引起什么障碍”的顾虑，郑振铎明确指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41]不过，这部看似并非纯粹的童话却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认为它“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42]。叶圣陶的《稻草人》将中国社会现实的内涵熔铸于童话的形式之中，现实与幻想合二为一，演绎成地道的中国童话。对于“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42]的现状，鲁迅表达了不满。在这里，“向后转”意味着儿童文学创作在“纯化”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为人生”方向。显然，鲁迅的上述观点是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直接体现，也与其所推崇的文学改造“人生”的社会功用性密切相关。

应该说，对于儿童文学逐渐“纯化”持批判态度的，鲁迅并非孤例。尽管儿童文学服务的对象是儿童，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人不能阅读儿童文学。梁实秋说：“安徒生的童话，王尔德的童话，都很受读者的欢迎，而这些读者大概十分之九半是成年的人，并非是儿童。”^[43]相反，那种打着“专门”或“专属”旗号来抽离儿童与成人的共通性，将儿童文学置于封闭境地的观念最终无法真正达至“为儿童”的目标。关于这一点，在儿童文学发生期，先驱者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新青年》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时，注意将“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据茅盾回忆，陈独秀不赞成“儿童文学运动”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44]。此外，周作人与郑兆松关于儿童教育的论争、赵景深与周作人关于童话的讨论实质上都关涉儿童文学“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两栖性。

毋庸置疑，上述两栖性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性。从“文学童话”与“教育童话”的命名可以看出，先驱者们难以真正融通儿童文学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由此导致了成人作家无法摆脱“太教育”与“太玄美”逻辑怪圈的宿命。这种在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之间游移的状态生成了如郜元宝所说的“新文学的两极震荡”^[45]。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命题，不过从儿童文学本体来考虑，这种相互掣肘的张力结构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没有溢出历史与时代，也没有脱逸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建构兼及思想与艺术两翼，其出发点在于传达现代思想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审美形态，进而确立儿童文学的思想、范畴、概念与话语。在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将“儿童性”与“文学性”置于动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对话与沟通的平台上审思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为儿童”的诉求，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学科化的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所开启的“文学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尽管存在着前述难以整饬的内部要素的紧张，但也正是这种张力要素的结构关系赋予了中国儿童文学更为阔大的学术延展空间，使得思想性的表达及认识论的畛域更具多维性。在尚不具备专门创研队伍的发生期，儿童文学先驱者的身份构成较为复杂，其中既有文学工作者，也有非文学工作者。前者多是成人文学领域的，后者则主要由教育、民俗、文化、出版等行业人员组成。为了真正服务儿童、凸显儿童的主体性，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道路顺应了中国新文学“普及性”与“精英化”的发展路向^[46]。为了扩充儿童文学的创作基础、提升儿童文学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使命，中国儿童文学界亟待将“儿童问题”与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对接，致力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创构，进而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变革纳入中国新文学建构的体系中。这种将儿童文学整合进入中国新文学框架的意识成了先驱者们的共识，在此后一系列文学实践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融通就从未停歇过，两者的互动共生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的进程。

寻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文学研究会推动的“儿童文学运动”对于其学术品格及科学认识论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将“儿童问题”楔入“中国问题”的整体系统，文学研究会成员创作的“问题小说”自然要将文学的触角切入“儿童问题”的讨论中。冰心、王统照、孙俍工、黄中、庐隐等人创作的儿童小说，将抽象的社会问题具体化、现实化。在一系列关乎“儿童”教育、生存、成长等描述中，冰心等人将现代中国文化的困惑和未来出路等问题和盘托出，留给读者诸多社会反思的阅读体验。应该说，这类儿童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其预设的读者是成人而非儿童。同时，此类儿童小说多采用“儿童的视角”，但这种视角不是为了呈现儿童的经验，而是为了表达“超出儿童感知的那部分内容”^[47]。借助于“儿童之我”与“成人之我”的交互作用，使小说结构达成了较大的严整性，发挥出更为统一的叙事效果^[48]。不过，它也仅仅能够起到一种功能性的作用，符合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结构与关系”的概念内涵，但并不符合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这一“描述性”的概念要求^[49]。

文学研究会甫一成立，就确定了“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50]的宗旨，将文学视为“一种学问”来经营。该宗旨总体上确立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发展的三个向度：一是西方译介；二是旧文学改造；三是本土化创作。显然，这种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它实际上包含了域外资源、传统资源的利用、转化以及之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问题。在《儿童的文学》文末，周作人发出呼吁：“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24]尽管译介、搜集整理与创作三者各成体系，但彼此相互促进，已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合力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演进。

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创构新文学时强调“全人类”意识，在外源性作用下开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将中国新文学带入了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实质上包含了“他国的本土译介与民族文学”两个部分^[51]，这是一种涵盖了文学间动态的旅行与变迁的形态。按照韦勒克和沃伦的说法，世界文学“重要的是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52]。既然是整体的文学，就应该在一个流动的体系中对话与交流。在由外而内的译介过程中，译介者实用主义的“选择”意向不可避免，但他们没有盲视世界儿童文学主流学派的特点与趋势，整体上强调域外资源的“输血”功能。在对待域外资源的问题上，郑振铎的主张代表了先驱者的普遍心声：“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因为他们是‘外国货’而不用，这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话。”^[53]在译介西方儿童文学资源时，先驱者们不仅译介儿童文学作品，还传播现代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除了《儿童世界》与《小朋友》两个专业儿童杂志外，《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晨报副镌》等报刊也积极推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例如《小说月报》专辟的“安徒生号”以及“海外文坛消息”栏目，连续刊载顾均正“世界童话名著介绍”。《文学周报》设置“纪念安徒生专号”，开明书店出版“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等。不言而喻，“儿童本位”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极大地冲击着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堡垒，将儿童主体价值视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本体蔚然成风。除了思想层面的创化外，先驱者们还从语言、文体等艺术形式上创造性地吸收域外资源，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准备。当然，这种对于域外资源的接受、译介并非以丧失“民族性”为代价，其背后预设了中国立场的过滤机制。关于这一点，沈从文与陈伯吹先后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改写、改编就是显例。

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要求的启蒙、进化等话语对于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选择性尤甚。译介方向主要集中于弱小民族的儿童文学作品、英雄色彩浓厚的文本及科幻儿童文学作品上。这种烙上了厚重启蒙教化性的选择性译介实践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扩充“人类意识”与“人学思想”并非易事，也预示了中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艰难历程。不过，这种向外获取资源的选择性译介毕竟突破了自我狭小的自足世界，其接受实践是一个“从吸纳借鉴西方话语到逐渐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54]。

在兼容并包地译介域外资源的同时，对传统资源的整理与创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重要路径。事实上，内外两种资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引入域外资源的过程中，“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传统”^[55]尤为重要。应该说，域外资源的中国化与传统资源的现代化，二者并行不悖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也驱动了其学术化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有感于古代学术思想“没有条理”“没有头绪”，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其目的不是要钻到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是要“再造文明”。在他看来，新文化的建构并不一定非得以“断裂”旧文化为路径，新旧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延续性也不应被漠视。显然，对于旧学术、旧文化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比附西学，违背了“整理国故”的初衷。正如论者所言：“将‘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再造文明’的文艺复兴计划，反映了‘国故’由‘思想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转化。”^[56]用“学术资源”取代“思想资源”，其根由是：在新旧转型的结构中，将传统资源视为一种学术的方法与策略所开启的空间超过了思想层面的替换或断裂，从而回归到新文化运动之初所确立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上。周作人将传统资源视为“遗传”的“素地”，依循内外合一的方式，使“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37]517。他将童话分为“自然童话”与“文人童话”，前者“以记志物事为主，因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而有别，多从民间辑录而成”，他呼吁有心人多辑录“自然童话”，以期与“文人童话”能“相遥应”^[57]。他认为好的民族童话应具有“优美”“新奇”“单纯”“匀齐”四方面的特点，而“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于教育”^[58]。针对“中国童话，自昔散逸……又未经识者搜集，虑不更越一世，将尽湮失”的现状，他提出了“搜而存之，是诚益不可缓者矣”^[23]490的倡议。

对于传统资源，新文化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主要体现出“颠覆传统”“赓续传统”与“再造传统”三种路向^[59]。这其中，将传统资源视为民族文学整体结构的有机部分驱动了新文化人转换传统资源的话语实践。郑振铎提出了“文学的统一观”，注重“文学的整体性”，在倡导世界文学观的同时也不否弃民族性的立场。在理解新文学与传统资源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建构新文学观必须要重新估定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60]。他主编的《儿童世界》刊登了诸多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神话、传说、寓言等相关传统资源关系的论文。在《寓言的复兴》中，郑振铎全面介绍了中国寓言的发展历程，针对寓言复兴的议题，他感慨道：“我们如一面搜罗各地民间故事，一面求取其来源，一一校正之，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工作。”^[61]无独有偶，在充分肯定格林民间童话对于中国童话的借鉴价值后，张梓生提出：“我们中国也该有人出来，将自己国内流传的大大的研究一下，把有关本民族特性的发挥一番。”^[62]本着“把儿童文学古籍里的人物移到近代的背景前”^[63]的方法，茅盾编撰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他对“孔子劝学”“学如炳烛”“学以砺身”等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古代寓言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根据中国古代传说故事里的素材，他还创作了《大槐国》《千匹绢》《负骨报恩》《树中饿》《牧羊郎官》等新编童话。其《中国神话研究ABC》与谢六逸《神话学ABC》、黄石《神话研究》、赵景深《童话学ABC》等，都致力于神话的保存与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从内源性的角度获取资源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贡献。此外，“歌谣运动”所推动的儿歌、童谣的搜集、整理及新编也是上述传统资源创化的例证，其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不容漠视。

总体而论，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建构过程中，内外两种资源的推力是巨大的，两者互为他者，汇聚为复合的学术资源，开拓出“以西审中”与“以中审西”两种学术视野，为中国儿童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生成提供了重要保障^[64]。在译介、整理与创作三种实践路向中，译介是最先开始的。由于分属不同的领域，译介与整理之于创作的影响是不对等的，由此形成的译介与创作、整理与创作的对话关系也并非完全和谐。在发生期之初，译介的呼声大于创作的诉求。在跨语际的传播过程中，译介者遵循了民族化的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译介的现代传统。在域外资源的传入后，作家创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我和儿童文学》中，叶圣陶、陈伯吹、贺宜等人毫不讳言地指出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对其童话创作的深刻影响^[65]。随着翻译文学的深入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推进，对于传统资源的整理与研究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传统资源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及精神内化为处理域外资源的出发点或立场。与此同时，在走出了对域外儿童文学范式浅层次的模仿后，中国本土化、原创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也逐渐出场。对于创作的批评与研究也随之产生，作家论、作品论、文体论、思潮与流派研究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学术化研究的畛域。概而论之，译介、整理与创作“一体化”表征了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非专业走向专业的发展进程。

中国新文学之“新”主要表现在其开创的传统是现代的，在于它面对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66]。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化建构是其学科界分的必经之路，而这种学术化建构离不开思想资源的话语支持。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接受与运用，推动了成人创作专门服务于儿童的文学的产生。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创研群体的专业化、学术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共同致力于育化“新人”的伟大工程。在此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思想资源的介入参与了中国儿童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为彰显中华文化精神及共享优秀世界儿童文学成果提供了可能。因而，探究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议题，不仅要吸纳外源性的思想资源，从这种“远传统”中开掘激活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的现代质素；而且要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从思想资源的“近传统”中获致民族性的有益基因。进而将两者一体化，合力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当然，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现代儿童观及文学观并非一成不变，“大体经历了从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67]。“以幼为本”的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质素，这为其学术化构建增添了新的意涵。遵循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标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化构建没有偏离“文学现代化”的轨迹，深植于现代中国文学学术化的整体体系中，为创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注入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