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P shi(是) VP" Structure in Old Chinese

语序问题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上古汉语OV语序是上古汉语语序研究的核心内容，作为上古汉语OV语序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NP是VP”结构具有重要价值。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结构，弄清楚“是”的性质和功能就显得尤为必要。早在1930年代，该结构中“是”的性质就受到了语言学界的关注，但直到现在，对“是”的性质和功能还存在争议，这直接影响了对上古汉语句子结构、语序类型、话语衔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往对“NP是VP”的研究，主要以专书或某一时代语料为主，很少从量上进行统计，只注重共时研究而缺乏历时研究和分层研究，更缺乏结合具体语境的研究。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是指在“是”之前有一个名词性成分、之后有一个谓词性成分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杨合鸣等使用了“名是动”的称谓，本文将“名是动”改为“NP是VP”，名称不同，实质一样。本文根据杨合鸣等的观点，将“NP是VP”分为“主谓式”“主宾谓式”“宾谓式”三种结构^[1]，其典型用例如下：

(1) 丁亥，陈屯裔孙逆，作为皇祖大宗簋，以贶永命、眉寿，子孙是保。(陈逆簋《集成》04096。本文甲骨文材料引自《甲骨文合集》者简称“H”、金文材料引自《殷周金文集成》者简称“集成”)

(2)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诗经·邶风·终风》)

(3) 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由定。(《国语·周语中》)

上述三例中“是”之前的NP分别为“子孙”“中心”“晋郑”、之后的VP分别为“保”“悼”“依”。三个结构表层形式完全相同，但其整体结构的性质、类型是否相同呢？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引起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NP是VP”结构中“是”的性质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代词”“助词”两种观点。

“是”为代词说首见于王力，他指出先秦存在“主语-代词宾语-动词”形式，但需要有一个指示代词复指前面的名词，如《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下土是冒”^[2]。裘锡圭研究了西周、春秋金文里“是”作宾语的20来个例句，发现这些“是”都是代词，并全部前置于动词，如例(1)“子孙是保”(“是”指这件簋)^[3]；先秦存在的“唯+是+动”和“主+是+谓”两种句型中的“是”都是复指代词，只不过前者复指受事，后者复指施事^[4]。王力和裘锡圭两位学者把表面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三种结构处理为一种结构，忽略了其异质性。杨合鸣等从结构式、动词及物性、名词语义等角度把《诗经》中“NP是VP”细分为“主谓式”“主宾谓式”“宾谓式”三个小类，指出其“主宾谓”中的“是”为代词，其余两类中的“是”为“衬音助词”^[1]。这种分析非常有价值，较深入地揭示了“NP是VP”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是”的异质情况。但研究材料仅限于《诗经》，不能观察到不同历史层级中的“NP是VP”结构，且《诗经》是诗歌语言，句式受诗歌韵律影响，难以对该结构的实质得出正确认识。杨永龙在讨论本文所说的“宾谓式”时，指出其中的前置宾语是焦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仅认为“是”是代词就会忽略了“NP是VP”结构的复杂性^[5]。

“代词说”的另一类观点，是从原始汉藏语语序出发分析“NP是VP”结构。最先提出此种看法的是俞敏，认为这种“宾语-是”结构很可能是原始汉藏语该类结构的遗留^[6]。蒲立本^[7]、梅祖麟^[8]都认为“是”与藏语的近指代词di(hdi/adi)同源。“代词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在未能深入分析前，将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中的“是”简单对应于原始汉藏语di(hdi/adi)，显然为时过早，且一些“NP是VP”结构中的“是”很难用代词去解释上文中例(2)中的“是”。

“是”为助词说首见于杨树达《高等国文法》，认为“NP是VP”中的“是”为语中助词^[9]。丁贞蕖认为“是”在前置宾语中只标志前置宾语与谓语间的句法关系，只是起语法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地道的助词^[10]。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助词”说有以下几种不同认识：

1.结构助词。唐钰明认为“NP是VP”中的“宾谓式”可以还原为“动宾式”，“是”只起动宾倒装的语法作用，是结构助词^[11]，他认识到了“是”的异质，但研究的语料仅限于金文，具有片面性。杨伯峻等从语言系统内部比较的角度，结合句法位置，通过“来”“于”“焉”等与“是”具有相同语法位置的词语的比较，认为“宾谓式”结构中的“是”也是结构助词^[12]，这种分析很有意义，认识到了“是”的异质性，但未结合具体的语境来分析“是”的性质。魏德胜承认“NP是VP”中的“是”是结构助词，但认为分两种类型，即用在前置宾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的“是”(“宾谓式”中的“是”)和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的“是”(“主谓式”中的“是”)，这种认识混淆了“是”的异质性，没有厘清此结构的复杂性^[13]。

2.提宾助词。刘丹青^[14]、周广干^[15]都认为“NP是VP”中的“是”是上古汉语中的“提宾助词”。“提宾助词”的说法未能证明上古汉语提宾句式的格式，不能解释为何“是”位于宾语NP之后，而不是像后来的“把”字句一样位于宾语前。

3.宾格后助词。余志鸿认为“NP是VP”中的“是”与傈僳语的“tε⁵⁵”和纳西语的“to⁵⁵”等宾格后助词具有相同的句法位置，所以“是”为宾格后助词^[16]。尽管它们都标记的是宾格，但性质不同，汉语与藏缅语分属两种不同语序类型。

4.衬音助词，或填音词(衬字)。杨合鸣等把《诗经》中“主谓式”“宾谓式”里的“是”称为“衬音助词”^[1]或“音节助词”^[17]，但并未结合“NP是VP”结构所在语境进行充分论证，忽略了结构的复杂性，如例(1)“子孙是保”就无法用衬音助词解释。冯胜利从韵律语法理论出发，认为宾语提前以后，直接贴附于动词上的代词(包括介词)都可以看作是为了满足韵律而使用的“音步填充成分”或直接称为“填音词”(即传统中的“衬字”)，这是用来帮助动词独立及实现音步的，因此都是韵律作用下的产物^[18]，此种说法不能解释(1)中“是”的性质。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是上古汉语OV语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古汉语语序类型判定中具有重要价值。“NP是VP”结构会影响到对上古汉语和以OV语序为主的藏缅语关系的深度了解。尽管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但对“是”的性质还没有达成一致性，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NP是VP”结构的异质性，没有对其演变进行历史层次分析，从而忽略了“NP是VP”结构的层级性。基于学界混淆了“NP是VP”结构的层级性和异质性的事实，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上古时期“NP是VP”结构进行穷尽性考察，厘清其流变，进行细化分层研究，并在分层研究基础上结合上下文语境，借鉴焦点、话题和篇章语言学研究成果，重新审视“NP是VP”结构中“是”的性质和功能，进而探讨“NP是VP”结构的形成机制。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NP是VP”结构，本文将范围扩大至整个东汉以前的语料，且按照语料的时代层次性对这种结构进行全面调查。在语料调查之前，先要明确“是”的出现年代，殷商甲骨文中未见“是”字，“是”字最早见于周昭王年间(前1000-前977)所铸“沈子簋”，“NP是VP”结构由此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结合“是”的出现年代，本文主要对西周金文及《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管子》《荀子》《韩非子》《墨子》《战国策》《史记》《盐铁论》《新书》《汉书》《论衡》等代表性文献中“NP是VP”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这些文献大致可分五个时期，即春秋以前、春秋、战国、西汉、东汉。本文对上古汉语“NP是VP”中的三个次类在不同时期的用例(为使问题更集中，不包含“是”字的异文用如“时”“寔”等)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1。

由表 1可知，“NP是VP”结构明显具有时间上的层次性和数量上的差异性。“主谓式”只存在于春秋以前的《诗经》中，“主宾谓式”只存在于春秋以前和春秋两个时期，“宾谓式”从春秋以前出现一直沿用到东汉。从使用数量上看，三种结构格式具有不平衡性，“主谓式”11例占总数的4.8%，“主宾谓式”20例占总数的8.8%，“宾谓式”196例占总数的86.4%而具有绝对优势。从历时发展看，三种结构格式具有明显的趋势背离和时间层次性，“主谓式”和“主宾谓式”在春秋时期都不再出现而“宾谓式”大量上升，战国时期就只有“宾谓式”而“主谓式”和“主宾谓式”已完全消失。可见，如果在研究中不区分时代层次，就会造成逻辑混乱而把战国时作“宾谓式”的“NP是VP”误作为春秋前的“主谓式”，进而混淆二者“是”的性质。这正是以往学者在“NP是VP”结构研究中引起争议的原因之所在。鉴于此，必须对“NP是VP”三种结构格式在各个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第一，“NP是VP”结构中的“主谓式”。“主谓式”中小句主语是动词陈述说明的对象或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是”前的NP在任何语境下，都不会被理解为VP的受事或者对象等其他语义角色。据语料统计，“主谓式”只出现在《诗经》中，共11例。如：

(4) 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诗经·鄘风·君子偕老》)

(5) 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诗经·小雅·楚茨》)

这两例中的“是”，向熹在《诗经语言研究》和《诗经语言词典》中都处理为“代词”。而实际上，例(4)“象服是宜”意谓“穿上画袍很适合”，主语“象服”是谓语动词“宜”陈述的对象；例(5)“神保是格”意谓“祖考到来”，主语“神保”是谓语动词“格”动作行为的发出者。根据两例动词词性分析发现，“主谓式”中的VP都是不及物动词。因此，“是”前面的名词短语只能充当小句的主语，不能充当动词宾语。

第二，“NP是VP”结构中的“主宾谓式”。“主宾谓式”指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宾语都由代词“是”充当，代词“是”复指主语前面的成分，谓语都由及物动词充当。据统计，此格式只出现在春秋以前和春秋两个时期，共20例。如：

(6) 丰伯车父作尊簋，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是尚，子孙之宝，用孝用享。(丰伯车父簋铭《集成》04107)

(7)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诗经·大雅·崧高》)

(8)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9) 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国语·晋语四》)

上述四例中的“是”，例(6)指代“簋”，例(7)指代“申伯”，例(8)指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这件事，例(9)指代“实沈之墟”。可见，“是”前的名词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充当小句的主语，同时在句子主语前面都存在充当话题的成分，其中的“是”均指代主语前充当话题的成分，均作其后动词的宾语。

第三，“NP是VP”结构中的“宾谓式”。本文所考察的“宾谓式”包括“宾+是+动”和“唯+宾+是+动”两种结构。与“主宾谓式”不同，“宾谓式”中“是”前的名词性成分是及物动词的宾语，而不是主语。此格式出现于春秋以前，到东汉时期消亡，共196例。如：

(10) 有虔不惕，佐佑楚王，隺隺豫政，天命是扬，定君庶。(蔡侯纽钟《集成》00210.1)

(11)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

(12) 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墨子·非儒下》)

(13) 日者秦、楚战于蓝田，韩出锐师以佐秦，秦战不利，因转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从。(《战国策·赵策一》)

(14) 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唯命是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15) 国彼扶阳，在京之东，唯帝是留，政谋是从。(《汉书·韦贤传》)

例(10)“天命”作“扬”的宾语，例(11)“善人”作“富”的宾语，以此类推，“大丧”“便”“命”“政谋”分别作“随”“从”“听”“从”的宾语。“宾谓式”中的VP都是及物动词。“是”前面的名词短语充当小句宾语，是动作行为的承受对象。可见，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具有时间层次，并且不同结构类型中的动词也存在及物与不及物的差异。那么，其结构中“是”的性质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学界长期以来对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的时间层次和结构类型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给该结构中“是”的性质和功能研究造成了影响。本文认为必须结合上下文语境，借鉴焦点、话题和篇章语言学成果，才能正确认识此结构中“是”的性质和功能。

因为“主谓式”结构只出现在《诗经》中，为了更加深入地揭示这类结构的本质，在分析时尽量展示其语境，引出整个结构上下文的背景信息。如“中心是悼”：

(16)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诗经·桧风·羔裘》)

与“中心是悼”呼应的句子“劳心忉忉”“我心忧伤”都是明显的主谓结构，分别回答前面的诘问句“岂不尔思”，共同陈述诗歌主人公即主语“我”的忧伤。显然，“中心是悼”的结构也应与“劳心忉忉”“我心忧伤”一样是主谓式。那么，“中心是悼”结构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呢？“是”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向熹指出，《诗经》里的句子以四字为主，句与句之间有韵，一句之中以两两为节奏，如果字数不够就在句中加一个虚字，这些虚字有的只起音节作用，共有11个这样的虚字起凑足音节的作用^[19]。结合《诗经》原文结构分析可知，“劳心忉忉”中的“忉忉”采用叠音手段来形成双音节，达到补足音节的作用；“我心忧伤”中的“忧伤”采用复合词手段来形成双音节；“中心是悼”由于缺少“××悼悼”的叠音形式或“×悼”“悼×”的复合形式，借助“是”来补充音节，占据双音节的位置。可见，“是”乃衬音助词。再看“神保是飨”的形成机制：

(17)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诗经·小雅·楚茨》)

“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神保是格”中的“是”都是为了满足《诗经》四字格形式的要求而加上去的衬音助词。根据行文句式，诗中处于对应位置的“礼仪卒度”“笑语卒获”“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都是主谓结构，谓语“卒度”“卒获”“无疆”都是双音节偏正结构，而“皇”“飨”“庆”“格”“酢”都只有单音节形式，为了补充音节，或者加“是”，或者加“有”和“攸”，它们都是衬音助词或动词词头。由此可知，“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神保是格”中“是”的性质和功能与“有”“攸”一样，作用主要是为了构成双音结构。周俊勋指出，在后来的中古汉语时期，更是大量利用这种构词手段形成双音节词，造成了一定数量的“类词缀”^[20]。由此可见，“主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是韵律的作用，其中“是”的性质为衬音助词，功能为补充音节。

在分析“主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及“是”的语法性质基础上，再来分析“主宾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以及其中“是”的语法性质。

(18) 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经·大雅·瞻卬》)

(19) 君弗蚤图，卫而在讨。小人是惧，敢不尽心。(《国语·晋语四》)

(20) 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左传·昭公元年》)

(21)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左传·僖公四年》)

例(18)至(21)中的“是”复指主语前面的话题成分。以例(21)来分析其中“是”的性质及其形成机制。通过使者的回答可以判定，两处的“寡人”都充当小句主语，都是动作的发出者，“是”分别复指前面的内容：“寡人是征”中的“是”指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问”中的“是”指代“昭王南征而不复”。据此，两处“是”均为代词，作用是复指主语前面充当话题的成分。

这类结构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是话题吸引原则。根据语义结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事件本应是“寡人问昭王南征而不复”，但由于管仲目的在于伐楚，需要找理由，找出三百多年前周昭王南征被淹死的陈年旧事，根据篇章组织采用话题句形式，通过话题化操作手段，将“昭王南征而不复”作为背景信息放置于主句前，形成“[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问[øi]”的形式，然后再用代词“是”去复指提前的话题，形成“[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问[是i]”，然后再根据话题吸引原则，将复指代词“是”前置于主要动词“问”的前面，最终形成“[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是i]问”结构。其形成过程如下：

寡人问昭王南征而不复→[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问[øi]→[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问[是i]→[昭王南征而不复]i，寡人[是i]问

可见，“主宾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是话题吸引原则，“是”的语法性质是代词，语法功能为复指。

最后探讨“宾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及“是”的语法性质。先看《国语》中的例子：

(22) 寡人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国语·晋语三》)

正常表达是“寡人恶其君”。该句中，说话人秦穆公想表达的是只讨厌晋君晋惠公而并非讨厌晋国臣民，所以将“其君”与“其民”对比，突出强调“其君”，将其提到动词前主语后的位置，从而实现话题化，然后用“是”来标记移了位的成分。可见，例(22)的形成机制是话题化，其中“是”为话题标记。

由于形式上与藏缅语中一些语言的宾格助词相同，所以导致有人误将上古汉语“是”的这种功能等同于藏缅语中一些语言的宾格助词，如有人指出傈僳语和纳西语的例子^[16]：

从句法位置看，例(22)“是”、例(23)“tε⁵⁵”、例(24)“to⁵⁵”三者的句法位置都置于施事和受事之后；从句法功能看，三者句法功能是一样的，都起着标记词的作用。只不过，上古汉语的“是”与傈僳语的“tε⁵⁵”和纳西语的“to⁵⁵”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傈僳语的“tε⁵⁵”和纳西语的“to⁵⁵”属于语法结构上标记宾格的助词，例(22)中的“是”则是语用上的话题标记。上古汉语中还存在其他例子，如：

(25) 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6) 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27) 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国语·郑语》)

例(25)至(27)中的“旧与新”“君与臣”“周法与妇言”，在语义上是相对立而说的，在句法结构上又是用并列连接词“而”连接的，按照上古汉语的正常句法规则，“而”前后的小句应采用相同句法结构。也就是说，按照句法规则，“舍其旧而新是谋”应是“舍其旧而谋新”，“释君而臣是助”应是“释君而助臣”，“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应是“周法不昭，而行妇言”。但为什么在“而”的后面使用了“宾谓式”结构呢？本文认为，这是由语用中的焦点化造成的，在“舍其旧而新是谋”句中，“新”“旧”从正反两方面来陈述话题“原田”，根据语序操作手段，能使直接成分最快得到识别的语序具有处理上的优越性，因此将原小句“谋新”里的新信息“新”提到动词前成为对比焦点，形成“新是谋”，以达到最快识别的处理。因此，在这几例中“是”的功能就类似于焦点标记。

通过对上古汉语文献中“是”用例的分析，还发现了其他相关的例子，如：

(28) 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左传·僖公十五年》)

(29) 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国语·鲁语上》)

例(28)“愎谏、违卜”与“败”、例(29)“铸名器，藏宝财”和“民之殄病”，在语义上都具有关联性。从语义上说，“愎谏、违卜”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铸名器，藏宝财”就是为了达到救助百姓困苦的目的。两者属于联想回指中的关联回指关系，正如徐赳赳所指出，关联回指是读者借助某个篇章所提供的具体语境，通过相互具有的“关联”特性而建立起来的触发词和联想回指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上下义关系，但触发词和联想回指词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21]。“愎谏、违卜”和“铸名器，藏宝财”属于触发词，而“败”和“民之殄病”属于联想回指词，即“败”回指前面的“愎谏、违卜”，“民之殄病”回指前面的“铸名器，藏宝财”。从篇章角度看，明显是对“败”“民之殄病”的强调，把本应置于动词后的“败”“民之殄病”借助于“是”而形成“败是求”和“民之殄病是待”。

“宾谓式”中“是”作为焦点标记的性质与功能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证实。刘志刚指出，“是”主要是用来标志古汉语宾语前置的专属焦点标记，同时应把“是”解释为助词^[22]。徐江胜指出，“宾语前置结构”中的“是”“之”都是焦点标记，因为它们在句法上可以删略，语用上起强调作用^[23]。张洁认为，“是、之”可看作是一种焦点标记，在动宾之间，属于结构助词，用来标记前置的宾语成分^[24]。还有学者从与“NP是VP”相似的结构讨论，孙洪伟指出，“惟/唯NP之VP”是焦点表达格式，“之”在典型的宾语前置格式“(惟/唯)NP之VP”中确立了焦点标记的地位^[25]。

可见，“宾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是话题化或焦点化，由于“是”能使“谓宾式”结构变为“宾谓式”结构，因此，“是”的语法性质为结构助词。据此，“是”的语法功能是标记话题或焦点。

在上文中，“主谓式”的“谓语”都由不及物动词充当，“主语”是谓语陈述或说明的对象。然而，在“主宾谓式”和“宾谓式”中，谓语动词都由及物动词充当，其中的“主宾谓式”中的主语由动作的发出者充当，“宾谓式”中的宾语都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可是，在“宾谓式”所在的句子中，也有使用主语的情况，那么，在“宾谓式”和“主宾谓式”中所涉及的主语有什么不同呢？

(30) 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左传·僖公十三年》)

(31)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诗经·鲁颂·閟宫》)

(32)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管子·弟子职第五十九》)

例(30)“其君”虽然可以作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但在句中也存在动作行为的发出者“秦伯”，因此，“其君”只能作为动作行为“恶”的承受者，充当“恶”的宾语而不是主语，与此相对，例(31)(32)中，句子主语“上帝”“弟子”前面都有充当话题的成分，“上帝”“弟子”都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在小句中充当主语。在“宾谓式”中的主语，是置于小句之外而不是由小句中的名词充当。“主宾谓式”中的主语置于小句之中，是由小句中的名词充当。“宾谓式”和“主宾谓式”既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显然，“是”的性质就不同了。

通过对“NP是VP”语义结构关系的分析，发现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的不同性质，在上古汉语时期实际上是包含了三种不同质的结构的表层形式。不同质，就会存在不同的制约机制，不同的机制又反过来制约这些结构的消长。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机制，本文进行了基于不同时代的分层分析。那么，西周以后此结构消长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首先，“主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是韵律作用，而且只用于四言体《诗经》中，随着诗歌形式演变为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诗歌中出现了奇数的虚词，不再需要添加“是”这类衬音助词，因此，“主谓式”在《诗经》以后的文献中就消失了。事实上，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某些语序消失的情况，比如早期英语曾经流行的V2语序就在1400年前后消失了，刘晓林认为这与“形态削弱密切相关，也因为主观性和主观化的发展使然，还由于句法分区形成的去话题化效应”^[26]。

其次，“主宾谓式”最早出现在西周金文中，其结构形成机制是话题吸引原则，尽管这种话题吸引机制一直存在于汉语中，但正如裘锡圭^[3]和唐钰明^[27]指出，“是”在战国时由代词演变为系词，就不再使用“是”来作为复指代词，因此，“主宾谓式”在战国时就消亡了。

最后，“宾谓式”从春秋之前出现，一直沿用到东汉，其沿用时间非常之长。那么，此结构是如何演变的呢？首先来看甲骨文中的语序使用情况。甲骨文中的宾语通常在动词后面，构成“主+动+宾”的语序，如：

(33) 王征土方。(H6441)

(34) 王从侯告。(H3338)

不过，有时为了强调宾语，就在宾语前添加“叀”(本文“唯”在甲骨文中写作“叀”，金文以后都写作“唯”)，构成“主+叀十宾+动”式。如：

(35) 乙卯卜，殻，贞王叀土方征。(H6442)

(36) 贞王叀侯告从。(H3340)

可见，在甲骨文中为了对宾语进行强调，将宾语前置于动词且在宾语前加“叀”。那么，西周金文的使用情况又如何呢？据黄德宽研究，在西周早期铭文和《尚书》中，有时为了强调宾语而在宾语前加“唯”，构成“唯+宾+动”式^[28]。如：

(37) 令敢扬皇王，丁公文报，用稽后人享，唯丁公报。(作册夨令簋《集成》04300)

(38) 唯曰我民迪小子，唯土物爱，厥心臧。(《尚书·酒诰》)

由上述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对比分析得出，为了强调宾语，甲骨文加“叀”，金文加“唯”，构成“唯+宾+动”格式，不过，在《尚书》中，为了强调宾语，除了“唯+宾+动”式，还有其他格式，如：

(39) 无若丹朱傲，唯漫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尚书·益稷》)

(40) 今商王受，唯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牧誓》)

例(39)为了强调宾语“傲虐”，借助“是”把宾语置于动词“作”前，构成“宾+是+动”，即本文所讨论的“宾谓式”结构。同时，例(40)中有“唯+宾+是+动”结构。可见，《尚书》中存在“唯+宾+动”“宾+是+动”“唯+宾+是+动”三种句式并存的现象。那么，此三种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历史层次关系呢？对三种句式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论证过，黄德宽指出，“O是V”使用的更为普遍，它是西周以后出现的新的宾语前置的典型形式，而“唯O是V”则可能是“S唯OV”与“O是V”的一种融合形式^[28]，与此同时，唐钰明^[11]、张玉金^[29]和黄易青^[30]也持融合观点。据本文考察，“O是V”在战国之后基本消失，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代汉语中仍然还存在少量的“唯O是V”，其原因在于“名+是+动”常常发生歧义，如例(31)“上帝是依”，就存在两种理解，如果“上帝”作主语，理解为“上帝凭依姜嫄”；如果“上帝”作宾语，理解为“姜嫄依靠上帝”，为了消除歧义，在名词前加“唯”，构成“唯O是V”格式，正如刘丹青所指出，区别于主语或话题，其宾语身份仍是明确的，从而在句法上区别于施事主语^[14]。因此，歧义就消失了。

如上所述，“宾谓式”结构的形成机制之一为焦点化，而焦点化也是语言中随时都在使用的一种手段，且汉语中的“是”直到现代汉语中也仍然可以作为焦点标记，所以“宾谓式”结构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语序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核心领域，语序类型的研究对某种个体语言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语言中其他不少的句法现象都与语序类型息息相关。上古汉语的优势语序是VO，但OV语序也同时存在，且关于上古汉语到底有没有SOV语序还存在争议。“NP是VP”结构是上古汉语OV语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句法实质直接涉及这些争论问题的解决。本文试图对错综复杂的“NP是VP”结构的各种用法进行全面考察，认为“NP是VP”结构是由各种语用手段所形成的，并不是原始汉藏语SOV语序的遗留。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对“NP是VP”结构的本质特征进行准确认识，真正弄清楚其中“是”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还有助于正确认识与此相似的“NP之VP”结构和“NP实VP”结构，并对研究后两种结构中的“之”和“实”的性质与功能有促进和启示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对语序问题的深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的研究所揭示的语言事实，可以有力地排除将上古汉语此类结构归属于汉藏语SOV语序遗留的观点，对藏缅语的研究和对上古汉语语序类型的判定都有重要的价值，由此还可以有助于今后将研究思路集中在对上古汉语本身特征的探讨上，从上古汉语综合型语言的特征上，对诸如附置词、补语结构、否定结构，以及一直是研究热点的使动结构和动词语义指向等领域展开深入的研究，结合上古汉语向中古、近代汉语的分析型转变的各种语言现象，客观描写上古、中古以至近代汉语的语言类型、语义和句法特征，科学地揭示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总之，对“NP是VP”结构的研究，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在研究历时语法的过程中，不仅要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相结合，更要注重历时层次性，采用分层研究，必要时还要进行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些隐藏的语言现象作出更为准确、科学的解释，进一步推动语言类型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