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entenary Evolution and Lega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ighting Spirit

对“斗争精神”内在意蕴的把握关键在于对“斗争”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2]12，“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2]226。因此，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就是为了解决矛盾问题、应对风险挑战。党领导人民开展的斗争承担着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双重任务，即“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3]296。因此，斗争精神就寓于党领导人民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斗争过程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强调要坚持和弘扬斗争精神，但都未阐释其内在意蕴。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讲的斗争，……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542这不仅阐明了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动因，而且为把握斗争精神的内在意蕴指明了方向。所谓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完成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历史重任过程中孕育而成的知重负重的精神、苦干实干的精神、攻坚克难的精神。

知重负重的精神强调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主动担当历史重任，以完成历史重任为己任的高度自觉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第一，知重负重的精神内蕴科学把握“三大规律”之意。知重负重精神的意蕴即“知重”，也即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科学判断时代大势，清醒认知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三大规律”，因而总是能够从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把握时代大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历史重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4]133，准确把握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推动中国革命向纵深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准确分析了阶段性历史重任的转变，认识到“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55，就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5]52。此后，虽历经曲折，但党和人民始终坚持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而斗争拼搏。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我国国际地位、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在主动纠错基础上重新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26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不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进一步清晰地认识到，“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责任”^[2]523-524。正因为基于规律把握“知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2]11。

第二，知重负重的精神内蕴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历史重任之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基于“知重”自觉“负重”，即自觉担当历史重任，这是由其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必然。“工人阶级仍是我国社会中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先进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7]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组织，这一性质决定其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总是自觉担当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主动负重前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担当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重任，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展开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担当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在斗争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动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历史重任，在斗争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负重”是因它始终为人民利益而非为了私利而斗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2]542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从来不是为享受斗争的乐趣而斗争，也不是为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斗争，更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而斗争。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8]522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的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人类利益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利益，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开的。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9]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斗争，因而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负重”能量和斗争能量，发挥出创造历史的磅礴威力。

苦干实干的精神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历史重任真抓实干、反对空谈，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积极作为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和完成历史重任的路径选择。

第一，苦干实干的精神内蕴真抓实干、反对空谈之意。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140，强调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空谈和形式主义，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谈党的作风建设时都曾强调：“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重实际、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11]事实上，真抓实干、反对空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空谈，紧密团结群众“干革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斗争洗礼，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深知：“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12]383凭着真抓实干的劲头，党领导人民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大胆破除错误思想的禁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期间顶住了苏东剧变、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SARS病毒传播、洪灾震灾等多重考验，韬光养晦、抓住机遇、苦干实干，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感“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3]14。可见，中国共产党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坚持“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历史重任。

第二，苦干实干的精神内蕴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之意。苦干实干精神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劳动价值理论，突出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013年，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发表了题为“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的讲话，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4]44，强调“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14]46，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进行生产斗争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一方面，苦干实干的精神实质上是强调党领导人民群众通过实践活动共同改造主客观世界，承认并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完成历史重任，创造美好生活。另一方面，苦干实干的精神突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15]3-4，倡导通过诚实劳动破解难题开创未来。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总结道：“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中国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想发展就要靠自己苦干实干，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世界上也没有谁有这样的能力。”^[13]483这段话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理念，倡导“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16]。新时代党和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15]2-3。综上，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理念是苦干实干精神的内在支撑。

攻坚克难的精神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重任的过程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支撑，敢于应对风险挑战，不惧奉献牺牲的迎难而上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鲜明品格。

第一，攻坚克难的精神内蕴以理想信念为魂。历史重任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最突出矛盾的反映，担当历史重任必然要攻克重重矛盾，应对层层考验，没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支撑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百年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处于斗争劣势时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面对巨大阻力时能够拥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就在于它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感到渺茫，邓小平则坚定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2]383他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2]382正是邓小平顶住风险考验、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新时代面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重大风险考验，习近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3]326，是支撑中国共产党敢于迎接斗争、经受风雨洗礼的精神之“钙”。

第二，攻坚克难的精神内蕴敢于应对风险挑战、不惧奉献牺牲。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17]工作就是为解决困难而斗争，那么，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工作就是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为此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13]32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1]。这表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过程就是同各种荆棘坎坷、风险考验做斗争的过程，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干部要在斗争中磨砺成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2]542-543对党员干部的考评，也要“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2]542。综上，敢于应对风险考验、不惧奉献牺牲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重要意蕴。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2]542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鼓舞着党和人民在战胜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它先后经历了孕育形成、曲折推进、恢复发展和守正创新四个演进阶段。

斗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2]11斗争精神孕育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不屈斗争中。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和百年抗争史，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这一时期任何一个先进政党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也是检验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试金石。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农民阶级发起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发起了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这些斗争无一例外的失败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就这样，“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2]10-11。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迫切需要，而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就诞生于党领导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4]6，“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4]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公开声称，“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4]132，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致力于“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4]133。这样，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与斗争目标，带领人民翻开了近代以来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同反动势力开展武装斗争，同错误思想倾向开展理论斗争，面对经济困难开展生产斗争中。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也就是工会斗争、政治斗争、理论(科学、思想、哲学)斗争。”^[18]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独立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斗争。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同反动势力开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方式，“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3]171。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要以民族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19]，因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发展，激励着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1]；激励着党和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民族走出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迈上追求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二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理论斗争。刘少奇曾指出：“没有思想斗争，理论斗争，就会有真刀枪的斗争。改造思想的基本武装是批评。”^[20]毛泽东也曾强调：“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306总之，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是阶级矛盾与新旧事物矛盾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同其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能有力地支持政治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理论斗争就体现在党同投降主义、机会主义、极端民主化倾向、流寇思想、盲动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党内外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中。1937年，毛泽东号召党员同主张取消思想、实行无原则和平的自由主义思想作斗争，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8]361，并特别强调了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因此，理论斗争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抵御了错误思想倾向对党员干部、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思想侵蚀，而且推动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走向成熟，逐渐确立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经济困难开展生产斗争，自力更生。毛泽东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2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战争的消耗、国民党的围堵封锁、日军的破坏，革命斗争常常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保障革命斗争所需的粮食等物资供给，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多样化的生产斗争活动，包括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的土地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生产自救等，这些成为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1941年至1942年期间，由于自然灾害、国民党的围堵和日军的持续“扫荡”“清乡”，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加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其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就是典型。此外，卓有成效的生产斗争有力支持了对敌武装斗争。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22]78-79可见，生产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开始为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而奋斗，斗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斗争精神也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的对峙迅速升温，形成以他们各自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激烈的博弈与角逐在各个领域展开，拉开了20世纪冷战的帷幕，给刚摆脱战争的世界各国人民重新笼罩上战争的阴云。美国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频频施压，制造种种障碍试图阻止中国的建设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中苏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表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尚未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同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开展灵活斗争，斗争精神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由于近代以来“三座大山”的盘剥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工农业生产总值大幅下滑，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旧的反动势力失去政权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其残余仍在负隅顽抗，潜伏各地伺机破坏；旧社会的落后思想并未因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而随即消失，再加上“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23]448，而社会深刻转型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必然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并导致思想领域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持续涌动。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弘扬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战胜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开展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斗争和改变贫困面貌的经济斗争中。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巩固新政权而开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旧社会遗毒的斗争。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初，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各地从事破坏活动，国民党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沿海岛屿等地负隅顽抗，新解放区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惯匪相互勾结祸乱一方。1950年2月，邓小平起草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称，西南地区“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正展开全面反抗革命的斗争，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24]。为此，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开展了大规模剿匪和镇压特务等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肃清威胁新政权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为此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营造安全环境。此外，党和政府还发动群众积极开展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斗争，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23]191，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推动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开展了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压制，如经济封锁、政治打压、军事威慑等，甚至在1950年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派遣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我国领土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鼓舞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斗争精神入朝作战保家卫国，在交战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艰苦卓绝斗争，最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所说：“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25]这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又一次彰显和胜利。苏联是当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在革命与建设初期给予我国极大支持和帮助，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以大党大国自居，大搞霸权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26]1969年，苏联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打响保卫珍宝岛的自卫反击战，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这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体现。总之，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在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行径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切实维护了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变贫穷面貌的经济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处于“一穷二白”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适时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23]78。在上海等城市，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同不法投机商斗智斗勇，采取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经济战，打击不法投机商投机资本、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秩序，较快实现了物价稳定，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党和政府用三年时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重任；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致力于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确立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开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时代格局和基本国情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战胜经济建设中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等难题，逐渐摆脱对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为改革开放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70年代，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尤其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对峙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加鲜明。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2]105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复存在，它们仍然是威胁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因素，假使“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2]353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通过斗争推动和平与发展课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个党员。”^[27]94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警醒着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斗争精神，善于同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霸权、技术霸权与和平演变图谋作斗争。在国内，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6]15的重要决定，“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6]15，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由此，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在其本来意蕴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激励着党和人民攻克改革开放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文化的巨大成就，令世界为之瞩目。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反腐败斗争以及生产斗争。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在“一球两制”的时代，虽然“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28]39，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支持、收买、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长期对立和斗争的继续，是在国际形势缓和过程中重新出现的尖锐化表现”^[27]88。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声称，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解放“被奴役的人民”，“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9]。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声称，和平竞争与军事威慑在美苏斗争中同样重要，“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使苏联人参与我们的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以便将来促进他们制度内的和平演变”^[30]。苏东剧变就是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冷战格局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虽然相互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争斗，但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人在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管是采取‘遏制政策’还是所谓‘接触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28]197。面对国际敌对势力花样繁多的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弘扬斗争精神，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反颠覆、反遏制、反分裂、反西化、反演变的斗争，维护了改革开放的长期稳定局面。面对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共产党逐渐构建网下网上双线作战模式，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错误思想与倾向做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筑牢党和人民的思想防线。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解决温饱问题开展生产斗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研判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190，由此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纠正人们对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错误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业生产活力；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改变农村经济格局，有力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等。改革开放的举措伴随着党领导人民同传统观念、落后体制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此外，党还领导人民同旱灾、洪灾、雪灾、瘟疫、震灾等自然灾害作斗争。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水灾，在党的领导下数百万军民开展了抗洪救灾。江泽民指出：“坚决战胜这场洪水，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一场重大斗争，也是对中国人民与天奋斗的勇气、信心、力量的一场严峻考验。”^[28]223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斗争中磨砺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反腐败的长期斗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面临诸多考验与诱惑，有的人政治信仰动摇、理想信念淡薄，进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1]42。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惩治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力度，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31]325。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等，通过教育构筑防腐败、反腐败的思想屏障；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31]42。经过30多年接力斗争，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在新时代的时空境遇中守正创新，为“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32]82砥砺前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33]这段话准确勾画出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面临的现实格局。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13]442，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底线意识把握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以昂扬的斗志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就国内形势而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过党和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接力奋斗，“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34]；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2]537。正因如此，习近平特别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我们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2]73综上，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继续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以昂扬的斗志迎接风险考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党领导人民开展同重大风险的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和反腐败斗争，攻克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同重大风险的斗争。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2]542。2020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五个凡是”概括了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即：“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1]面对这些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求“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2]223。另一方面着力构筑防控风险的机制体系，“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2]223，以制度威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2012年以来，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南海争端、中美贸易摩擦等矛盾冲突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关于国家的核心利益方面决不让步，展现了大国形象与担当。

二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因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32]46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增多，斗争更加激烈，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32]464，“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要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其辞，不能退避三舍，不能当开明绅士”^[32]465。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却出现“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3]329的情况。基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3]33习近平还要求党要管意识形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员干部要敢于同思想领域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如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式确立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为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三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面对新时代“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方略，要求“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35]，要求“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要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13]16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等一系列活动，推动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实现主观上“不想腐”。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快反腐败的建章立制进程，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构建了完整的防腐、反腐、治腐制度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客观上“不能腐”。这样，通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3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正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一阶段性胜利成果。

综上，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通过发扬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的精神，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激励着党和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奋斗。

当前，党和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必须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百年演进历程的主要经验，以饱满的斗争精神战胜前行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夙愿。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百年演进历程表明，任何历史时期的斗争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胸怀远大理想。一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37]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篇章，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阶段性历史任务，而任何时候如果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斗争就会遭遇重大损失。大革命时期，由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1929年，毛泽东在批判红军第四军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时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38]，告诫大家削弱党的领导必然会造成革命失败，无法完成斗争任务。新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而弘扬斗争精神，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39]二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胸怀远大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习近平强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必须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13]50。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坚持为实现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而斗争是合规律的正确方向，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2]11可见，新时代弘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胸怀远大理想，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百年演进历程表明，必须站稳斗争立场，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维护人民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41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其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为实现人民利益而斗争。习近平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2]538可见，正因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而斗争，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胜重重困难，不断接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掌权用权，都要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办人民群众所需，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无私无畏同一切损害群众权益现象作斗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40]。二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56年，邓小平在谈到党的群众路线时指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22]217这表明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不仅要发挥党为人民群众指明斗争方向的关键作用，而且要发动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斗争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想，必须依靠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力量来实现。三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确保人民享有斗争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的斗争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保障人民及时、充分地分享，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13]200。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必须让人民群众及时、平等、充分地享有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成果，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百年演进历程表明，斗争是一门艺术，必须讲求策略和方法，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3]115可见，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否关乎斗争结局的成败。一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掌握斗争时机。1962年初，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41]，强调斗争要因时而变，根据斗争实际灵活选择斗争策略。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必须全面准确地分析斗争之“时”，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充分利用战略机遇加快向奋斗目标靠近，构建风险挑战的防控处置机制以化危为机。二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把握“度”，即“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2]227。一方面要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13]190；另一方面要注重斗争的灵活性，“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不陷入冲突的漩涡，不成为矛盾的焦点”^[42]。三是弘扬斗争精神必须讲求“效”，即追求实效。1943年，邓小平在分析敌占区的斗争时强调，“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应该是密切配合的，合法斗争可以掩护非法斗争，非法斗争也可以帮助合法斗争，而且必须注意以非法斗争去掩护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不能暴露合法斗争”^[22]60，强调以实效为标准灵活选择和运用具体的斗争方式，甚至“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27]313。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要根据不同的斗争形势和斗争对象灵活选择斗争的方式方法，力求斗争目标的达成，切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核心利益。

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百年演进历程表明，斗争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斗争本领的高低、斗争能力的强弱。习近平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2]226-227培养和提高斗争能力主要通过理论学习和斗争历练两条路径。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为我们开展斗争提供可靠的思想武器，尤其是“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2]227。在当前，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它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能为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斗争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二是要在斗争历练中提升斗争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本领不会自发形成或提高，只有在长期的复杂斗争中磨砺增强。当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2]542。这说明部分党员干部的斗争意识不强，斗争本领和斗争能力不高，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各种斗争需要。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2]227。总之，理论学习和斗争历练双管齐下、相互促进，是增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本领、提升其斗争的认识水平和践行能力的主要路径。

当前，中华民族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历史交汇点，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斗争历程，斗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前赴后继，接力奋斗，战胜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道路上的重重困难；瞻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前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征程不会一帆风顺，必然潜伏着霸凌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带来的种种风险考验。由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弘扬斗争精神，自觉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领导人民群众以百倍的信心迎战艰难险阻，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