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of Warrior Spirit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Generation of Hero Culture

崇拜武力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人们在征服自然、步入文明的过程中，依靠武力逐渐取得了一次次胜利，这种结果的积累就催发了对武力的崇拜。中华尚武文化起源甚早，远在上古时期已见肇迹。先民在与猛兽斗争的过程中，将曾经的敬畏与艰辛转化为部落的图腾，以祈勇力、求庇佑。《列子·黄帝》有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12]上古部落首领也多被塑造为武器的创制者或善于用兵者，如华夏之祖黄帝“采首山之金铸之(刀)”^[13]而“习用干戈，以征不享”^[14]3，“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15]; “兵主”蚩尤“好五兵”^[16]11而“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14]4。神话中的主角亦多以武士形象出现，如盘古开天地、刑天舞干戚、后羿射日等，这说明“崇武”是中国文化的古老记忆，也是中华尚武精神的源头。

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尚武文化自然融入国家文明当中，武力成为建立制度和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原始的崇武观念也逐渐转化为制度化的尚武文化。

首先，对猛兽的崇拜转变为对降服“大猛”的控制力追求。图腾中的猛兽形象转化为名物中的文化符号。早期石器、玉器、陶器中的象、虎、鸮、野牛、夔龙等猛兽、鸷禽图像和造型，在夏商时期转化为青铜文明中具有狞厉之美的兽面纹饰，化形为龙牌、牛觥、牺尊、彘剑、虎卣、夔钺等具有神秘意义的礼器。把图腾崇拜和牺牲献祭结合起来，宣示着时人征服“大猛”的强烈愿望。这种控制力的表达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体现在礼制当中。如《周礼》有“兽人”“庖人”等掌养禽兽的官职，《左传》多田猎活动描写，君主以猛兽充苑囿，“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17]。

其次，尚武文化事关“存亡之道”^[18]，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西周制“五礼”，“军礼”位居其一，“四时讲武”“三年而大习”^[19]93成为定制，表明当时对尚武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文化规范性建设的努力。到春秋战国，生存与竞争的现实使得尚武之风更加昌炽，以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9]755成为人们至高的准则。这一时期，出于“王官之武备”^[16]1762的兵家受到追捧，《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大量出现。六艺之“射”也成为礼教的重要内容，武艺亦成为时人的重要技能。兵器具备同礼器一样的地位，成为祭祀必不可少的圣物。

其三，“勇”“武”“壮”“猛”等关于武力的词，字义和内涵开始出现衍化，表达着人们对武力的理性思考与尚武文化的成熟。《说文》以“气也”释“勇”，又说“勇或从戈用。恿，古文勇从心”，段玉裁注：“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20]707“武”的字形为“止戈”，“止”通“趾”，其甲骨文表示足戈并立，是一种象形表意，表现战斗状态，原始本义与“武力”相关。《说文》释“壮”曰：“大也。从士爿声。”^[20]20《庄子·列御寇》云：“美、髯、长、大、壮、丽、勇、敢，八者俱过人也。”成玄英疏：“壮，多力。”^[21]551《说文》释“猛”云：“健犬也。”^[20]479《康熙字典》引《增韵》释“健”为“强有力也”^[22]35。《尔雅·释畜》义疏云：“大者名犬，小者名狗。”^[23]“健犬”既强调其体形硕大，又突出其强悍有力。

上述语句都有凸显力量、勇气之意，同时也呈现出强调人心坚毅的意蕴，在尚德思想催化下逐渐变成品格褒词。《左传》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19]492强调了“勇”所包含的内在思想品质的重要性。孔子虽反对不义之战，提倡“铸剑为犁”，却将“勇”与“仁”“知”并列为治己、治人、治天下的“三达德”之一，且十分强调并精通“射”“御”之艺^[24]。“武”也出现了平息干戈的内涵，“止暴”成为“武”的最高境界，后又敷衍出“武”之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25]进而成为古代帝王褒谥，《逸周书·谥法解》载：“刚强直理曰武。威强叡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26]《周易·大壮》云：“《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27]在这里，“勇”“武”“壮”已明显具备褒义色彩，演化为时代的共同意识。

其四，武士及“勇士”“壮士”等概念，成为“服猛”群体的指称。“士”的金文是手执一把大斧形象。斧既是武力的表现，也是权力的象征。《尚书·牧誓》描写武王伐纣，“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28]283，就是对“士”内涵的最好阐释。顾颉刚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29]可见“士”本来就是集权利与武力于一身的贵族。武士、“勇士”、“壮士”也就成为评价人物品格的褒词，成为判定人才的重要标准。如齐相管仲为政云：“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30]又商君之法以“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31]399。进入春秋时代，常态化征伐激发了人们对个人勇力的极度渴望，使得“勇士”“壮士”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群体形象而屡被提及。《尚书·秦誓》：“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28]570《诗经·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32]《墨子·备梯》：“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33]《庄子·人间世》：“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21]98《战国策·韩傀相韩》：“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34]996如此等等，无不代表着一种无畏品行。

这种不畏生死、轻生重义的正义品行和道德追求，并非完全取决于“勇”“武”“壮”的本义，而更是由“士”的阶层属性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表现出对自身尊严与道德的崇高要求，是文化理想于这一特殊时代在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光芒，“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成为当时“士”的行为准则。《庄子·秋水》所云“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21]324，其“视死如生”精神，即是由“勇”与“士”共同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猛士”一词尚未出现，且与“武”“勇”“壮”相比，“猛”之内涵更偏于贬义。

“猛”最初用以形容“健犬”，本具强大兽性，经人类驯化后可为人所驱使，具有谦卑色彩。纵观先秦文献，“猛”常以“猛狗”“猛虎”“猛兽”等复合词的形式呈现，多用其文字本义。能被称为“猛”的兽类，往往体型庞大或性情凶悍，如虎、豹、熊、罴、犬等。其衍生义如“猛厉”“猛戾”“猛毅”等，亦多偏于贬义。如《荀子·修身》：“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35]25《荀子·王制》：“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35]150《管子·法法》：“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 ……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 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36]上述都表达了“猛”之为害的弊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猛狗”一词常用于比喻臣子。《晏子春秋》“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第九”即以“猛狗”比喻“国之用事者”，借“狗恶酒酸”来说明用事者之猛恶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巨大威胁^[37]196-197。此已表现出臣子之“猛”问题已经引起统治阶层警惕。韩非子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38]点出了武力存在对有国者的隐患。因此“猛”之力量要能为统治者所用的同时，势必要受到一定制约，至少三代时已形成这种认识。

总的来说，先秦之尚武本质是一种对勇力的崇拜与追求。但在发展过程中，文化对尚武行为饰之以礼乐，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标准，赋予了“勇士”“壮士”道德和能力的双重属性，反映着人们既渴望获得猛兽般的能力，又希望摒弃猛兽蛮性的理性思考。这些都为“猛士”概念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猛”属词汇虽已频见于先秦文献，但“猛士”一词直至刘邦《大风歌》才首次提出。缘何是刘邦提出了“猛士”概念？为何刘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猛士”一词乏见于文献之中？汉之“猛士”与先秦武士、“勇士”“壮士”等概念有何不同？其在文学中的形象如何？这些问题似小实大，已关系到文学形象嬗变的核心问题。要明晰这些问题，需从汉初“猛士”概念产生的背景及文学对“猛士”的书写等方面，探究其成因及深层内涵。《史记·高祖本纪》载：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4]389

刘邦首次将尊贵的“士”与贬义的“猛”组合成一个新词，表达了帝国缔造者对武力把控的深沉思考和对尚武文化重塑这一历史命题的回答。

在高祖创作《大风歌》前的汉初11年间，相继出现了陈豨叛乱，韩信、彭越、黥布谋反等重大事变^[14]388-389，昔日肱股强臣变为今日心腹之患，纷起的内忧迫使高祖必须从国家、文化、制度建设层面来制约武士集团，避免以力犯上、以武乱政局面重现。思得“猛士”，就表达了他对“勇士”“壮士”进行改造的理想追求。

西汉立国后，一大批武士成功进入最高统治层。刘邦先后封功臣贵戚143人为侯，这些人多出身行伍，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功卿皆军吏”^[14]2681，导致“布衣将相”控制国家的局面难以避免。汉武帝即位前，多次出现了外戚强臣对峙与颠覆的危机。而即便是刘邦在位期间，也多次发生强臣叛乱。可以说，武士集团令刘氏皇族寝食难安。在这种因素影响下，刘邦提出了“猛士”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受“真的猛士”这一说法影响，论者多将“猛士”解读为“勇士”及“心雄胆壮之人、意气豪壮而勇敢之人”^[39]。然而要注意的是，从文化本源看，“猛士”与“勇士”“壮士”相比，有着本质不同。刘邦的“猛士”，既强调其具有健犬般的凶恶，又强调要有狗一样的忠顺。此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过详细论述：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14]2015

可以说，“猛士”不以人格尊重为前提，而以抑制贬低为基础，不以品德为要求，而以忠顺为核心，表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驱使与依附关系。它彻底改变了战国以来以礼待士的传统，将“勇士”“壮士”与君主曾经的合作关系变成依附顺从关系，大大降低了“勇士”“壮士”的社会地位，带有强烈的尊卑色彩。

“猛”虽本义为“健犬”，但在汉代以前，其内涵并无忠诚之意。《尚书·康王之诰》：“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注云：“言文武既圣，则亦有勇猛如熊罴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28]519可见“勇猛”与“忠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猛兽多“暴人害民”，象征野性难驯。《史记·项羽本纪》载宋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14]305即是对“猛”之不服从心存忌惮。至于刘邦为何对“猛”情有独钟，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降“猛”是对尚武文化传统的沿袭。汉人对“大猛”的降服一直怀有超乎别代的情感，以“大猛”作为装饰来体现自我勇武的风气，是对上古以来崇“猛”意识的延伸。如《白虎通德论·乡射》云：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远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40]

《西京杂记》“金石感偏”条亦云：“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41]可见降“猛”是力量的表达，服“猛”是当时的时尚。

二是驾驭“猛士”是统治者能力的体现。降服“猛士”一如降服“大猛”，使“猛士”为己所用，也可视作对明君圣主的一种评价标准。《说苑·辨物》云：“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42]则统治者有使“猛”臣服的能力。又文武至圣有“勇猛如熊罴之士”助其安国，《韩非子·显学》亦云：“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31]460说明“猛”应为明主所用，为能者所驾驭。

三是用“猛”是治乱的现实需要。“王者敦德教以经邦国，兴武事以定祸乱。”^[43]治乱用“猛士”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手段。汉代统治者也往往在国家出现混乱或难以治理的局面时，选择重用“猛士”。《汉书·地理志》：“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16]1656《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成帝震恐，“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于是“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16]326。《汉书·李广苏建传》载，孝文帝对于“数从射猎，格杀猛兽”的李广，感慨道：“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16]2439更说明乱世才是“猛士”最适合的生存环境。

四是与汉代养狗之风流行有关。与其他“大猛”不同的是，狗依附于人类，对主人绝对忠诚，这种品质为人们所赞赏。因此，自新石器时代逐渐发展起的养狗业，至汉代更加昌炽。朝廷设有专为皇帝管理狗事的“狗监”，武帝时建有“犬台宫”，人们将狗充作守卫、军警、狩猎助手、宠物的同时，还流行食狗，乃至当时屠狗成为一种职业。墓葬中犬类明器也十分常见。家家养狗成为汉代自上而下之流风，《汉书》甚至以“鸡鸣狗吠”作为当时社会安定的象征^[44]。

由此可以说，“猛士”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刘邦作为一个帝王面临“勇而及乱”的困境时，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设想。自古以来，家天下者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一方面必须要以制度体系为统治基石，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个人嫡系力量对权力的支配，往往陷入个人嫡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血亲神圣传承的不可选择性与制度体系选择的功利性之间的冲突中困惑着。由于没有形成完整的指导思想，更没有严密的制度防范，刘邦自起事伊始，对身边的武士便怀有疑惧之心。立国之后，更采取抑制壮士、诛灭功臣的极端手段。韩信曾尖刻指出：“狡兔死，良狗亨;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14]2627作为统治者的刘邦急迫需要听命于他的“忠犬”之臣，因此他提出了“猛士”概念，以“猛”兼具的“勇力”与“忠诚”和“士”所具备的不畏死、重道义相结合，塑造出有能力且忠于统治者的“理想人格形象”。

然而，刘邦之后，“猛士”这个极具贬损色彩而富有深刻含义的词并没有流行开来。在汉代文学作品中，除《大风歌》外，罕有其他关于“猛士”的记载。虽然如此，在大一统环境中，汉代最高统治者终于可以从容地在文化与制度方面进行“理想人格形象”的塑造了。刘邦提出的“猛士”概念与命题，一直由汉代最高统治者努力实现着，至武帝时期最终完成。“猛士”内涵逐步与“关注人自身、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直接对应方面，更重视凸显杰出人物的巨大原始本能与兽性力量”^[3]61的人物品格褒词较为趋于一致。即在保留“勇士”“壮士”的基本素质前提下，又特别强调忠顺之意。可以说，王权政治的需要是“猛士”内涵出现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动力，其衡量标准更注重忠诚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而不强调其道德水准。从这一点说，“猛士”是汉代君主对武士形象的理想重塑。

从文化层面看，“猛士”的出现并不单纯是皇权意志的体现，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盖自春秋以来，“勇士”“壮士”在作为君主辅翼的同时，也随时可能成为“危国之器”^[37]164。“不忠，王无以为臣; 不信，王勿与为约”^[34]539已成为那个时代典籍中频见的话题，现实迫切需要对此作出解答。汉朝大一统国家的确立，结束了邦国纷争的混乱局面，武士阶层与新生国家制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能力为评判标准的“勇士”群体，“对以血缘为等级制度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已成为“一种异己力量”^[45]。因此，时代要求必须对“勇士”内涵进行重新定义，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全新规范，使之适应时代新变，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由此，先秦时期对个人勇力的崇拜就转化为对能力和道德的双重追求。可以说，“猛士”概念的提出，也是文化这一无形力量在起着重要作用。相较于“勇士”“壮士”强调其个体属性来说，“猛士”更突出其社会属性，即在保留“武士”以武止戈、血性铁骨特质，具备忠诚、朴实道德力量的前提下，更能够切实担负起国家、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有汉一代，“猛士”概念实际上成了大一统背景下皇权对文学的刚性约束。在正统文学积极配合下，“猛士”一词所表达的内涵渐渐具象化为文学形象。文学作品中，既具备勇力且顺从的人物形象大量出现。细观这个群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猛”原本桀骜难驯的野性被完全剔除。汉代文学中“猛士”之“猛”与“顺”的绝对要求，有其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受到了当时尚武精神嬗变之影响。

春秋至汉初几个世纪大动荡的生存危机，使得各国不得不普遍实行兵役制，进一步刺激了重武文化的昌炽。秦人横扫六合，确立以“军功爵”为基本原则的选官制度，更促成了军功为上的直接结果。汉承秦而立，依武而胜的现实使得刘邦也必然重“武功”而轻“文治”。这是文化惯性思维与现实选择的必然。这一点，于西汉之初的封赏可见一斑。“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14]2015群臣皆以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14]2016。阳陵侯傅宽、曲周侯郦商、绛侯周勃等，亦皆以军功受封^[14]884-894。对文臣的封赏引起了武将们的激烈反对，使得刘邦不得不以亲情苦劳相搪塞：“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14]2015最终排名萧何为位次第一。至于张良，却因“未尝有战斗功”，故高祖封他时特意说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14]2042。在分封其余功臣时，张良也说“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14]2043。可见汉初封赏，军功几乎是唯一标准。

当时的客观需要也决定了统治者对武功的尊崇。大一统国家要求汉王朝必须有完全手段能够剪除地方割据与反叛，必须有足够能力对付四夷的侵扰与反抗，必须有可靠而强大的力量维护秩序的构建，勇武因此而在其治国方略中占据核心地位。《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韩信对刘邦的建言最具典型意义：“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14]2612

从刘邦本人来说，他在起事之初就十分“尚武”。《史记·封禅书》载：“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14]1378还载其斩蛇起义。待其即位，更没有放松对勇士的网罗。《汉书·刑法志》云：“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16]1090及至“孝惠、高后时”，公卿亦“皆武力功臣”^[16]3592。

这种“尚武”文化一直风靡整个时代。《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甘延寿、陈汤曾上书表示，愿意“将义兵，行天诛”“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6]3015的时代强音，典型地代表了时代的勇武心理。班超上疏请兵亦云：“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46]也体现了时代的彪悍精神。就连文学艺术中也浸淫着这种风气。如汉画像中斗勇逞狠是重要内容，人兽相搏、熊兕相斗、战争武备是常见题材，汉代典籍也多有这方面的描写。

但与前代相比，汉代尚武的同时，也时刻警惕“勇士”“壮士”对皇权的威胁。楚汉对峙期间，韩信自立为齐王这一事件给刘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夺取天下后，主要对手消失，使得用武者随时可能成为被用武的对象，昔日的同盟者随时可能转化为致命对手，君王与武士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防止“勇士”“壮士”对皇权的威胁，汉代立国之初便开始从文化、制度上对“勇士”“壮士”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造。其目的在于，在纠合天下武士的同时，去除其“觊觎王命”的基因，塑造出全新的忠诚而有力的“猛士”。《史记·礼书》云：“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14]1157-1158}说明统治者的“规矩”意识同样贯穿于“尚武”文化当中，这势必促使“尚武”精神由主要注重武勇向武勇与品行并重转变。“天下武勇”必须具有符合“仁义”标准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核心要义是：明确了君王与臣子的关系是“威”与“顺”。它继承并发扬了《韩非子·扬权》所谓“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参咫尺已具，皆之其处。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31]48的驭臣术，强调君主对臣子的绝对控制，要暗中观察群臣的言行，及时加以处置; 强化君命天授，臣子必须心甘情愿地安命奉上，需恪守臣道，上能“忠君”“尊君”^[35]247-248，更要谨遵“天下之规矩六律”^[47]。

在培养“理想人格”时，一切严格按照“猛士”设想进行。一是要求武士勇而无智。春秋以来，儒家文化开始排斥既勇且智的人物，有意将勇与智割裂开来，让勇者不具备智者的才能，目的是从根源上防止这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人物出现。秦汉以降，最高统治者对武士的忌惮心理，进一步助长了这种特质的分化。如“二桃杀三士”故事在汉代被大肆宣扬，就体现了这种强烈而急切的愿望。二是分权削藩成为施政的重要措施。为剪除可能出现“觊觎王命”者的羽翼及其基础力量，挤压“勇士”“壮士”骋才的空间，统治者从根本上限制诸侯交游强臣，严禁蓄养武士，目的就是要将二者隔离开来，使其失去以武犯禁的能力。三是实行严格繁缛的职官管理。汉人沿用自周秦而来的职官制度，并进一步细化，使其职能划分越来越具体，其能量越来越消弱。汉赋中的“勇士”“壮士”专执一事、分工明确的描写，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可以说，从“勇士”“壮士”到“猛士”，经历了几代帝王的努力，刘邦的设想至武帝才真正实现。于是表诸文学当中，效命忠顺、图写“猛士”意蕴的武士形象大量出现就自然而然了。

汉代文学虽然少见“猛士”一词，但多有具备“毅武孔猛”且符合“猛士”内涵之“勇士”“壮士”形象。此类形象以历史、神话人物为主，以现实人物为辅，纵极千古，横廓八荒，汇聚成一个穿越时空的群体。这个群体闪耀着上古以来尚武文化的光芒，张扬着新生大国之风烈，充溢着气壮山河的声势，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和巨大文化影响力。他们或为先驱如《羽猎赋》：“于是天子乃以阳晁始出乎玄宫。撞鸿钟，建九旒。六白虎，载灵舆。蚩尤并毂，蒙公先驱。”^[48]255或为扈从如《子虚赋》：“阳子骖乘，纤阿为御。”^[48]71如《上林赋》：“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48]89既有群体之泛称如《七发》：“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48]36如《子虚赋》：“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48]71如《羽猎赋》：“若夫壮士忼慨，殊乡别趣。”^[48]255也有个体之描写，如具体提及孟贲、王良、造父、樊哙等。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形象虽多，但从未有独立的形貌刻画或事迹描写。在所有作品中，他们只是充当了小小的配角，执役于某个具体差事，拱卫君王，按节进退。在这种背景下，文学中“猛士”的个性面目消隐，个体精神黯然消失，代之而出的是群体形象陡然增强，人物形象面目模糊。可见符号化描写是汉代文学“猛士”书写最显著的特征。它表现了文学对“猛士”概念的艺术表达，即突出其勇力、强调其忠顺，又磨灭其个性、降低其人格。

综上可以看出，汉代文学中的“勇士”“壮士”形象，作为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对“猛士”概念的文学表达。受到汉代尚武精神嬗变的影响，“猛士”形象也被符号化，体现着主流文化所强调的“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16]4212的强烈意识。

对“猛士”概念的文学书写与汉代尚武精神嬗变是同步的，这点还可从《史记》《汉书》中武士形象的变化清楚看出。

《史记·刺客列传》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4]2538司马迁对“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14]3181的宰相卿大夫不以为然，而对游侠之伦却大加赞誉。《史记》中的“勇士”轻死重义、傲视权威形象，与汉代的“理想人格形象”要求存在较大差异。而《汉书》中的“勇士”较之《史记》已发生彻底改变。如《游侠传》说：“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6]3697班固完全遵循汉代儒学思想，以汉家制度标准来评价衡量天下人物，强调“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16]3697，严厉抨击游侠，拒绝“有力好战”的犯禁者，其笔下武士实际上是对“下无觊觎”之心的最好图解。至此可以说，“猛士”的文学内涵被全面固定下来。

这在汉大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大赋作家多是汉代儒学理论与礼仪制度的创制者和维护者，他们怀着“宣上德而尽忠孝”^[48]464的政治目的，按照时代理想人格标准，以最大的宽容为专制的蛮横与霸道进行开脱，对“猛士”形象进行图解式的书写。所以汉大赋中的武士形象正是他们贯彻“猛士”意图，完全按照朝廷与时代主流思想要求所塑造出来的执役形象，是被改造后的“壮士”，是抽去自我精神的“勇士”，是剔除“及乱”危险的时代理想人格的化身。与先秦文学武士相比，汉赋“猛士”形象缺乏个性刻画，有着明显的符号化缺陷，不注重个人功绩表现，仅展示他们独有的才能，成为一个只有仪仗功能且完全被君主掌控驱使的群体。汉赋家的努力产生了极大的效果，武力与忠顺品质组合的“猛士”形象，进一步固化为一种文学意象，规定着自此以后文学武士形象的基本内涵。后世文学中凡不兼具忠顺与勇武这两种品质者，都难以得到社会、文化的认可，而那些以武干政、以力犯上的形象更不为人们所接受。

另一方面，“猛士”形象的这种天然缺陷，也有悖于文学健康发展的规律，概念化的形象反过来刺激着文学的求新求变。这就为“英雄”概念的应运而生创造了机会。

“英雄”一词出现，“最早当不会在西汉晚期前”^[3]29。“英”本义指“艸荣而不实者”^[20]38，后引申为才能过人的人，故《礼记·礼运》注引《辨名记》云：“倍选曰俊，千人曰英。”^[49]《文子·上礼》云：“智过万人者谓之英。”^[50]“雄”本义指“鸟父”^[20]145，引申为“牡也”^[22]1354，后用以指代居前列者或杰出的人物。刘劭《人物志·英雄》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定义：“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51]可见“英雄”最基本的含义是能力突出、勇力超群的人，这个能力突出就在于他的智慧过人。也就是说，“英雄”有独立的思想，有过人的智慧，也必然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与“忠犬”式的“猛士”有着本质区别。

对比二者不难看出，“猛士”是在绝对权威下对忠顺之武士“理想人格形象”的塑造; 而“英雄”则是人性觉醒后对超凡形象的理想再造，兼备“政治理想性”与“道德实践性”^[52]。前者以人格贬损为前提，后者以人格独立为追求。从本质上说，“英雄”的出现是士人阶层对王霸思想的一种反叛，是文学对程式化形象的一种突破，进而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和“理想的化身”^[53]。

与“猛士”相比，“英雄”概念已超越一般的族群意识，突破了“猛士”的道德范畴与能力标准，上升至匡扶天下、拯救人民、维护社稷的新高度。英雄以“家国情怀”“忠诚担当”为支撑，以其“非常之品格成就非常之事业”^[54]。他们被寄予了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与希望，被塑造为“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55]的人物。可以说，英雄的这种救世纾难品质，契合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国人所激赏，为后世所推崇。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歌颂英雄成为“亘古不变的主题”，英雄成为一个民族发展前进的激励力量。

综上所述，尚武之风至汉代犹然强劲，尚武精神至汉代而突变，这是大一统国家制度构建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理性思辨的结果。从神话时代的“神武”到文明时期的“尚武”，再到春秋以降的文武并重、文武分流，武士形象始之于“士”，成之于“勇士”“壮士”，新出于“猛士”，完成于“英雄”。文化与文学对这一形象的探索、塑造、突破的轨迹，一方面揭示着中华民族尚武精神与共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表达着文化在内在精神驱动力驱动下演进的大势。这是中国文化主流意识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学恢宏健劲的特质，也是中国英雄独具魅力之所在。如果说“猛士”概念是汉代最高统治者对武士“理想人格形象”的设计，勇猛而忠顺的形象是文学对这一理念逐步形成的具体实践，那么“英雄”则是士人与文化对这一压抑个性、贬损人格形象的继承、修正与突破，是对尚武精神的人格创新。也就在“英雄”概念出现以后，“猛士”之贬损色彩逐渐消隐，二者相互影响，终于使忠勇品质凝结为尚武文化的核心义理和武士形象的评价标准。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不仅可以正确解读不同时代“英雄”形象的内涵，而且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英雄”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嬗变，从而对理解新时代“英雄”精神本质及其时代价值有所帮助。

“英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英雄共同的历史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是孕育英雄的土壤与内生力量。”^[56]“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英雄人物的榜样引领和精神激励，这个时代的人民和社会将会失去前进的激情、意志和动力。”^[57]中国英雄文化“蕴含着巨大的精神价值，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58]，其以忠诚、执着、朴实、奉献为鲜明特色，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大无畏的气概”“克难攻坚的勇气”^[59]、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激励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习近平深刻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60]这为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英雄文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气相携，同声相呼，“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61]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流。忠勇观念既已融入中国文化的骨髓，英雄文化业已挺起中国文化的精神脊梁，揭示并认识中国英雄文化的深刻内涵，对凝聚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缺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