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Level to Type: 100 Years'Development of ChineseVocational Education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职业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根据关键性事件、里程碑文件以及职业教育活动表现(见表 1)，可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革命中兴办(1921-1949年)、学苏中成型(1949-1966年)、迷失中重建(1966-1985年)、改革中发展(1985-1996年)、规范中完善(1996-2013年)、跨界中融合(2013年至今)。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在每一个阶段凸显出不同的实践样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兴力量，中国革命事业迎来了崭新篇章。面对着国内外严峻的革命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当作革命战争的有力武器，在革命根据地中积极开展面向工农大众的革命教育，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征程。职业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兴办起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探索多样化办学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下简称苏区)，在红色政权内开始掌握教育权，苏区出现了相对统一、独立发展的人民教育体系，兴办教育之际就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早在1927年11月，苏区政权创立之初，《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就提出了"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等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方针^[1]。1934年3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纲领性文件——《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在工作方针和文件精神的指导下，苏区兴办了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1)面向劳苦大众的职业教育，以提高他们从事种田、做工和作战的知识能力，主要以"识字运动""农村夜校""工人补习教育"等方式进行；(2)面向红军及干部的职业教育，以提高他们从事某一项职业的专业技能，主要涉及农业、医疗卫生、通讯、财经和艺术等方面，针对每一项专业技能都举办了相应的专门学校；(3)面向女子的职业教育，各根据地创办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女子职业学校，如茶陵女子职业学校、永新县赤色女子职业学校等，为妇女提供从事生产劳作的职业知识和技能^[2]280-290。

抗日战争时期，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边区政府根据战争新形势制定了服务全民族抗战的教育方针政策，职业教育在肩负着培养干部和专门人才的使命中得到快速发展。(1)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内容。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指导下，边区各根据地举办的中小学教育基本都包含劳动教育内容，体现出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特征。如1945年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所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关于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内容就占了课本的三分之一以上。陕甘宁边区中学的课程除了政治课程和文化课程外，还包括专门的技术课程。(2)社会教育中开展技术教育与训练。开展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坚持教育与社会相联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教育方针，其中最主要的教育形式是"冬学"，即冬季农闲时，在各乡村开办的临时学校。临时学校在进行扫盲任务、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在提供大量关于生产劳动方面的技术教育与训练。(3)干部教育中举办多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干部教育，根据干部所从事业务的不同，举办了多种类型的专门学校，如农业学校、医药卫生学校、财经电信类学校等，以及培养从事织袜、缝补、助产等业务的妇女干部的专门学校^[2]293-301。

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建设。面对着国内外新的革命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延续并发展抗日根据地所举办的各类职业学校，积极培养大批专门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着眼于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始将职业教育向正规化方向发展，由地区性向全国性过渡，加强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如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颁布的暂行学制强调，在初中阶段设置初级职业学校以及在职干部短期学校，在高中阶段设置各种专科学校；1948年山东省战工会举行第三次全省教育会议，提出必须建立教育工作中各种正规制度，使各级学校逐渐走向正规化。尽管解放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职业教育制度，但各地基本将职业教育划分为初级职业学校、在职干部短期训练学校、高级职业学校或专科学校几种形式^[2]304-306。总体而言，解放区的职业教育已经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职业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有效支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体系建设。在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整体上表现出学苏中初步发展的特征。从共时性来看，一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3]4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再加上国民经济建设对大量技术人才的急切需求，共同推动着职业教育在改造、整顿与调整中有序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3]8，职业教育办学在学习苏联中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技术为本位的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从历时性来看，职业教育在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职业教育的接管改造与调整整顿(1949-1952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性质，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职业学校进行接管改造。同时，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以便进一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国家实行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中等技术学校得到了较快发展，至1952年，学校数由原有的561所增加到794所，在校学生数从77 095人增加到290 446人^[4]232。但是由于中等技术学校在培养目标、科类设置、学校分布等方面不适应当前国家经济建设需要，1951年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明确提出调整、整顿中等技术教育的工作任务。1952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整顿措施主要有三项：(1)办学方针上，要使正规的技术教育与各种速成性质的技术训练班和业余性质的技术补习班配合发展；(2)办学形式上，设校分科，要逐步走向专业化与单一化；(3)学校管理上，改归业务部门领导为原则^[3]41-56。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和健全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1953-1957年)。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建设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教育在学习苏联中逐渐走向制度化。(1)在教育体制上，取消专科教育和"通才"教育，大力发展中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2)在教育制度上，加速中等专业教育"专业化"建设，确定各级各类中等专业学校的学习年限和招生对象，引进苏联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计划，组织编译教材，规范师生职责；(3)在教育管理上，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均归中央各有关业务部门主管^[5]45。此外，技工教育也从培养目标、学制、规模和工种设置、教学工作安排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至此，我国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基本成型。职业教育制度的迅速建立为我国培养了紧缺技术人才，有效支撑了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职业教育在调整中有序发展(1958-1965年)。1958年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二五"计划开局两年，国民经济全面跃进致使职业教育转入了大发展。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的工作方针^[3]231，再加上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的创办和发展，全国随即掀起了工厂、公社大办学校，学校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致使职业教育出现了混乱状况，国家随即通过压缩办学规模、裁并学校、精简教职工、整顿教学秩序等方式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调整。经过调整之后，职业教育逐步与工农业生产协调起来，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64年，刘少奇作出了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他指出"半工半读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3]365，国家开始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举办多种形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职业教育在调整中和多种办学形式下有序发展。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过渡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我国职业教育事业遭受一定程度地破坏，发展陷入迷失。

随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党在教育方针上开始拨乱反正。与此同时，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总政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职业教育事业重新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职业教育在迷失中走向全面恢复重建。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逐步恢复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1966年至1976年期间，大量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被撤销停办，中等教育出现普通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据统计，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为1 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中阶段普职比高达88∶12^[6]13-21。为了缓解高中毕业生升学和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了及时补充和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人才，1978年4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工作指示。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一方面积极恢复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继续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另一方面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和农业中学^[3]593-594。至此，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工作。

尝试兴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短期职业大学。197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天津、山东、河南、吉林设立四所技工师范学院，学制为四年，专门为技工学校培养师资，这是我国举办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首次尝试^[3]543。到1988年，全国共建有13所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其中本科10所，专科3所^[4]356。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创办为我国职业教育培养了专门的职教师资队伍，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随着全国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日益凸显，国家分配高等专门人才已难以满足地方需要。此外，高等院校中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科教育十分薄弱，1981年专科生仅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17.1%^[5]97。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一些大中城市开始集资筹建职业大学。1980年教育部批准成立了金陵职业大学、无锡职业大学、江汉大学、成都大学等13所职业大学，至1988年全国已有119所，在校学生共计7.5万人^[4]356。

改革农村学校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要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技术课、开办职业技术班，把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农业中学或其他职业学校，注重对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等举措，农村职业教育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其后，1986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历程。职业教育在改革中明确了发展方向，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职业教育发展开始步入正轨，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职业院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快速增加，中等教育结构趋向均衡。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方针政策的陆续颁布，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得到迅速发展，并于1998年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据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中等职业学校数由0.97万所增加到2.22万所，增幅为129%；招生数由110.63万人增加到530.03万人，增幅为379%；在校生数由239.74万人增加到1467.87万人，增幅为512%；专任教师数由20.69万人增加到85.53万人，增幅为313%；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之比由21.3/78.7提高到57/43，在校生规模之比由18.9/81.1提高到60/40^[7]8。职业教育规模得到极大扩充，中等教育结构趋向均衡。

职业教育体系的积极探索与初步构建。在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同时，国家开始关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初步勾勒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蓝图。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与普通教育办学体制分离，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的方针。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法令形式确定了"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这一时期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初步构建，为今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框架雏形。

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试办了短期职业大学，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1991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地位和作用，并从修业年限、教学方式、办学方式等方面指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之后，国家教委经过一番酝酿并开展广泛地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原则意见》，并于1996年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三改一补"的发展方针。其后，在国家相继颁发的政策文件指引下，高等职业教育规范化发展的思路日益清晰，发展步伐也逐渐加大。至1998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共计43万人，在校生人数共计117万人，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432所^[7]18。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市场取向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在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双重驱动下，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职业教育受到空前重视。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相继颁发，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在改革中开始步入法制化与规范化发展的"快车道"，在法制化与规范化发展过程中日益趋向完善。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保持稳定，中高职实现协调发展。伴随着1998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战略选择，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契机。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的《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机构来源，由此形成了"六路大军办高职"的繁荣局面。2004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由此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和科学定位。在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在规范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统计，1999年到2013年，高等职业学校数由474所增加到1 321所，增幅为178%；高等职业学校招生数由61.19万人增加到318.4万人，增幅为420%^[8]。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由于深受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就业环境趋紧、高校扩招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在1999年至2001年进入了一个发展低谷期。为扭转中等职业教育下滑趋势，2002年以后，国家开始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2005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同年11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地位。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回升并趋向稳定发展，中高职实现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规模趋向稳定，开始转向内涵式发展。自2002年以来，中高职实现协调发展，职业教育规模趋向稳定，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注重内涵式建设逐渐成为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重点。一方面，继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均强调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是明确了建成现代职业教育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注重职业教育内部质量提升。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从夯实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推进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建立职业教育贫困生助学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认定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建立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办学水平评估制度等方面对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进行了专门指导。

农村职业教育快速发展，服务"三农"优势明显。在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战略意义更为凸显。200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拉开了中国新时期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的序幕，农村职业教育进入了迅速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助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如利用农科教结合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切实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建立专项建设计划，大力扶持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实施农村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进一步扩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规模，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再一次吹响了改革前行的号角。在新一轮改革前行中，面对着国内、国际新形势，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把职业教育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规划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蓝图。由此，职业教育发展越来越受到跨界关注与支持，开始步入科学谋划阶段，类型属性更加鲜明，服务功能日益扩展。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响应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步伐。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接续出台，体现出国家对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心，并为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划。此外，国家开始注重职业教育学历层次方面的改革。如2015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职业教育办学层次高移奠定了实体基础。经过持续30多年的建设历程，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至此，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积极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模式改革。为了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要求。之后，教育部颁发了《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启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序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开展是我国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双元"育人模式的先行探索。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不断加深，科学谋划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要点。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作出了方向性纲领。在方向性纲领的指引下，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2018年《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详细规划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措施，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同样对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进行了系统规划。"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并成为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

加快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职业教育的重点领域。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发展任务，此后，国家加快了对建设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步伐。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高职业院校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队伍"。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界定了"双师型"教师的内涵，提出要"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任务，为新时代"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之后更是出台了专门针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即《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并从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教师准入制度与培养制度、管理保障机制、教师素质等方面系统规划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拓展职业教育服务功能，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被纳入国家战略框架，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如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2016年《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和《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8年《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及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职业教育类型改革越走越实，服务领域全面拓展，战略地位更加明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职业教育历经百年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结构日渐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日渐明朗，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凸显跨界特征，发展路径愈加开放和自信，实现了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的身份转变。

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完整涵义，"不只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且要求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9]在中国职业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职业教育体系从无到有、从建立框架雏形到体系逐步完善，经过不懈努力，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形成了中本贯通、普职融合、职业教育学历体系与培训体系并举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式体系结构，彰显了职业教育体系特色，强化了职业教育"类型"理念。

回顾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主要是沿着两条路线来展开：其一，从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层次规模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以及世纪之交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崛起，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得到了极大扩充，并逐渐占据普通教育的"半壁江山"。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最终实现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实体基础。其二，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政策路径来看，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为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构建进行顶层设计(见表 2)。

我国最早是从1985年提出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并初步勾勒出职业教育体系普职沟通、中高职衔接的"立交桥"雏形，成为今后体系构建的框架基础；1996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地位；2002年，首次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概念，为职业教育体系赋予时代内涵；2005年，注重终身教育理念，体系建设转向关注人的生涯发展需求，并开始由外部框架搭建向内部内涵建设转变；2010年，国家提出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具体目标，开启了全面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征程；2014年，国家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表述愈加清晰，并对加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全面规划；2019年，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的背景下，谋划今后职业教育体系深化发展的新方向。

从整个发展脉络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呈现出如下特征：从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的局部发展向中职高职并举的整体发展转变，从纵向的内部层次关系发展向内外部协调发展转变，从回应外部需求向关注人的发展需求转变^[6]13-21。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对职业教育体系认识在不断加深，"类型"理念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共识。

确立并规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能够"体现出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分工与使命，有助于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之间的区别。"^[10]从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在"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11]的教育方针指引下，革命根据地中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均把掌握专门技术的革命干部作为人才培养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着国家经济建设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中等技术教育的基本方针任务是培养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的初、中级技术人才"^[3]42，这基本奠定了我国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内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职业教育开始面向市场办学，符合市场需求逐渐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在这一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开始转变人才培养目标，逐渐由"实用人才和专门人才"的模糊定位发展为"技能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精准定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日趋明确，从培养"实用人才、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发展到"高技能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

整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了从培养"革命干部""初级中级技术人才""实用人才和专门人才"到"技能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跨越式发展，这背后折射出我国对职业教育人才观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工具主义取向走向以人为本，从单一技能培训走向综合能力培养、从技术本位走向人文情怀^[12]。同时，我国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认可，极大地丰富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有力响应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新时代人才观。

人才培养模式是确立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时期，根据地总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是和生产劳动结合的"，^[13]5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办学模式，逐渐形成了"教劳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根据地创立的教育体制主要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群众业余教育、小学教育和部队教育^[13]7，职业教育仅仅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广泛存在于其他教育形式当中，并未形成凸显职业教育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我国职业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职业教育开启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之路，先后形成了以"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为主导思维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探索出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在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办学体制下，职业教育涌现出"学校办厂、厂办学校"的繁荣局面，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专业依托企业、实习深入工厂"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背后所折射出的思维"关注的是人才工作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匹配程度"^[14]1-9，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更多被看成是教育问题。"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要求企业和学校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行政手段的结合迈向平等互利的合作。"^[15]在之后围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话语中出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内涵相近的概念，这三个概念分别从系统层面、实体层面和学与教层面丰富了"产教融合"的时代内涵^[16]。2014年，《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再度深化的历程，现代学徒制逐渐成为新时代深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有力抓手。"产教融合"思维"关注的是经济模式与办学模式的匹配程度"^[14]1-9，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经开始跳出教育系统，寻求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与协调。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的思维转向，体现出我国对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职业教育"跨界"特征日渐明朗。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规范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重要载体。从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嬗变来看，根据管理主体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其一，以政府管理为主的"单维管理"时期，这一时期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时期，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具体而言，革命根据地时期，"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13]5，在苏区政府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一方面，以中央高度集中且直接管理为主，统筹规划中等技术教育的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另一方面，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力，调动地方办学积极性。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职业教育管理职能几乎成为所有职业教育政策的要点。199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主要责任在地方，关键在市、县"，最终确定了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中心地位，由此形成了中央宏观指导、地方管理为主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框架。其二，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多元共治"时期，这一时期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简政放权，逐步加大地方教育管理权责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如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普通中等专业教育(不含中师)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政策导向、拨款、评估督导、信息服务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逐步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新体制和运行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成为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亮点，我国职业教育逐渐形成"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整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方面，从中央高度集权向地方管理为主转变。中央通过简政放权，给予地方和学校更多的管理权和自主权，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和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另一方面，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改变了过去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使得职业教育发展更加注重协调教育内部和教育外部两个层面的环境制约和多个主体的价值需求，更加符合职业教育内在规律，使我国职业教育走向"类型化"发展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创立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制度，从学校类型、学制、课程、教材和教法等方面创设性地建立了一套符合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模式。这可以说是特殊时期党对教育工作的先行自主探索，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适时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另一方面充分借鉴苏联教育经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国家从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育管理以及教育教学资源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加速人才培养，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苏联职业教育固有弊端，如行业部门领导体制造成各业务部门自办中专，和高教、普教乃至其他部门办的中专缺乏沟通、封闭性比较强，中专教育教学长期追随普通高校模式，重理论、轻实践，职业意识不强等问题^[7]386，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从"以苏为师"向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模式转变。伴随着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职业教育成为合作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我国开始从80年代引进德国的"双元制"、国际劳工组织的MES，90年代引进加拿大的CBE，21世纪初引进澳大利亚的TAFE、英国的BTEC和德国的行动导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等学习领域课程模式^[17]。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模式的引进，极大地更新了我国职业教育理念，"能力为本""学生中心""工作导向"等一些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不断丰富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自身的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职业教育开始对外渐有输出，但总体规模不大，输出对象多为亚非国家，输出形式主要集中在课程、师资培训、留学生培养等^[7]39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背景下，职业教育对外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如积极开展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为我国教育产业海外布局、校企协同"走出去"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创办独具中国特色的"鲁班工坊"，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品牌，扩大中国职业教育影响力。

总体来看，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办学经验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初期的路径选择，这对于短期内迅速建立起系统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有所助益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并逐渐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愈加自信，逐渐在国外"树形象、立品牌"，尽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历经百年发展历程，中国职业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类型"理念更加澄明和敞亮，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和明晰，发展路径更加开放和自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

我国已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了人才成长"立交桥"，畅通了人才成长渠道。然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具体操作中却遭遇到一些现实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追求人才多样化成长的美好愿景。一方面，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改革迟滞，难以实现职业教育内部"纵向贯通"的人才成长渠道。虽然我国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改革已形成多样化的分类考试招生样态，但大都仅限于省市层面的局部设计与探索，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制度安排^[18]95-106。职业教育内部的人才成长渠道犹如"羊肠小道"，难以支撑中高职之间的人才供应链^[19]。另一方面，普职融通流于外在的政策提倡，实际操作中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横向沟通"的人才多样化选择局面始终难以打开^[20]。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是破解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面临困境的突破口，是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关键性制度保障。诚如有学者所言，对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最能具有制度意义的衔接机制，就是职教高考制度"；对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教高考制度在促进职业教育内容向普通教育渗透中发挥重要的机制作用"^[18]95-106。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表明"职教高考制度"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要以"职教高考制度"建设为抓手，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夯实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步伐。其一，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优化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建设方案。职业教育高考作为一项全国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需要国家从法律法规、财政投入、考试机制、招录机制、管理办法、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尤其是统筹兼顾相关利益主体的现实需求，统筹考虑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双轨"沟通机制，确保各类高考的相对公平。其二，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责任，建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有效落实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在遵从国家统筹规划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相关落实方案，确保职业教育高考的顺利实施。此外，制定多元开放的协同治理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参与职业教育高考改革，助力职业教育高考改革良性发展。其三，分散试点、逐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展差异大，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落实时应采取分散试点、逐步推进的策略，一方面降低改革风险，另一方面积累改革经验，为职业教育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奠定经验基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特殊性在于直接面向企业和市场办学，具有明显的职业性、教育性、社会性特征。所以，职业教育发展不仅需要遵循教育规律，更需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导思想，旨在通过产业系统与教育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融合，打破企业与学校、生产与教学之间的壁垒，形成"校企双元育人"格局。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取得了长足进步，"校企双元育人"焕发活力，但是，仍然面临政府与市场失衡、治理模式落后、体系建设不畅、落地措施不实、学术漂移现象等现实困境^[21]。

近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任务。可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展望未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从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治理模式、职业院校内涵质量建设等方面深化改革。其一，转变政府的职业教育管理职能，调节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应坚持"放管服"改革理念，扩大地方职业教育管理事权，激发地方办学活力；加强对职业教育行政机构、职业院校业务主管的任务、培训，推进职业教育办学管理的专业化发展，让"懂职教""爱职教"的人管理职业教育。此外，主动调节与市场的关系，清晰定位、合理介入，既不过度依赖市场，也不过度越权介入；充分发挥商会、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组织的中间协调作用，确保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成效。其二，加强国家统筹、区域内多元主体联动，创新合作治理模式。国家制定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时要打破单个部门分割管理的局面，建立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个相关部门联席治理机制，协调各相关责任主体的权益，整合资源，保障产教融合深入落实；立足区域，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技术链-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分析区域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供需情况，因地制宜调整相关政策行动；构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多元主体联动治理机制。其三，深化区域内职业院校内涵质量建设，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服务能力。职业院校要坚守"类型"定位，扭转模仿普教、追赶高教的办学方向；瞄准区域产业链上延伸的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人才紧缺产业设置专业，以产业群打造专业群，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性；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必须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的引领作用^[22]。当今社会正处于以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之中，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助推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201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这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方向。展望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要强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从课堂教学改革和数字校园建设两方面助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一方面，注重现代信息技术与职业院校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打造课堂教学新生态。课堂教学是实现一切教育目标的主阵地，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衡量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职业教育现代化离不开职业院校课堂教学的现代化。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变革传统教学方式，走向智慧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其本身所具有的多媒体化、网络化、虚拟化和智能化等技术特征，能够赋予职业院校课堂教学以"智慧性"，呈现出全场域学习环境、泛在性学习资源、生在性学习活动、智能性学习评价等全新的课堂教学实践样态，助力学生的智慧生成。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改革要主动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寻求现代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变革传统教学方式，走向智慧教学。其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智慧学习空间，拓展学习场域。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加力，课堂教学的活动空间已然可以实现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形成虚实结合、时空拓展的智慧学习空间，实现虚实双重空间的教学服务供给，并且能够为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情境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等智慧教学新模式提供空间环境支持。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改革要系统规划智慧教学空间创设，拓展学生学习场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其三，注重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合，实现技术与生命和谐共生。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变革引领教育发展，也可能会成为遮蔽生命价值意义的外在风险^[23]。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改革在引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要清晰定位技术的角色和作用，在尊重学生生命价值意义基础上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功能，实现技术与生命和谐共生。

另一方面，提升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质量建设。职业院校数字校园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集教学、科研、管理、实训、决策等为一身的智能化校园环境。职业院校数字校园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实体基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在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平台构建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资源共享主体单一、功能作用有待拓展等问题^[24]。未来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要注重提升质量建设。其一，以数字校园为实体依托，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多主体、跨区域的资源共享格局。其二，拓展数字校园功能，充分挖掘数字校园在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师资培训等方面的优势。

1+X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走向类型化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其特殊性在于既要遵循教育规律，按照人的身心发展需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同时又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面向市场、行业企业需求培养相应的"职业人"。职业教育的"教育性"与"职业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是使人与职业相结合的教育过程"，所以"学校职业教育不仅要具备正规学历教育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也要有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灵活性与针对性。"^[25]1+X证书制度正是反映了普遍的学历教育与特殊的岗位标准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学历证书"1"与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之间相互融通的制度设计，规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活动，有利于拓展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能力。

1+X证书制度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推进。其中，职业院校作为1+X证书制度的建设主体和实施主体，自身能力水平是关乎1+X证书制度建设有效推进和落实的关键。1+X证书制度将深刻改变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动，倒逼职业教育不断促进自身的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要以推动1+X证书制度建设为契机，通过课程、教学、教师队伍、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改革，提升建设和实施1+X证书制度的能力。其一，改革原有专业课程内容注重理论化、体系化的学科知识逻辑，以体现职业活动过程中情境化、任务化、模块化的工作过程逻辑来指导专业课程内容建设，强化课程内容的"理实一体"。此外，组织开发适应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口径的技术技能课程群，通过选修、辅修等方式为学生多样化选择提供教育服务。其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变革传统的教学方式，通过VR、AR等虚拟仿真技术打造虚拟学习空间，把专业知识学习还原到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增强学生的实践感知能力，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力。其三，注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1+X证书制度旨在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双师型"教师作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是有效推进1+X证书制度的重要保障。职业院校应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能力。其四，深化以现代学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是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育人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锻炼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在1+X证书制度背景下，职业院校应持续深化现代学徒制改革，在与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相关的工作岗位上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校企双师联合育人。

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加速器"，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26]。伴随着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发展，我国从职业教育学术期刊的创办、职业教育研究学会的成立、职业技术教育学科"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的完整建立，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成长沃土。在政策驱动和改革实践的推动下，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地位依然弱小、服务改革实践的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依旧突出^[27]。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使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职业教育改革实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其一，立足本土，创生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科学理论。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科学理论主要以"对外引进"为主，这对于短期内迅速建立起系统完备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改革实践不断深化，对外引进的职业教育理论已难以适应我国发展实际。立足本土，服务本土，创生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科学理论，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需，更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其二，面向改革实践，以问题为枢纽驱动科学研究。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不应该是"闭门造车"，更不能是"乌托邦"式空想，要直面改革实践，以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为枢纽，驱动科学研究。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的前瞻性。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要走在改革实践的前面，以学术理论引领实践方向。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的现实性。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要回应当下改革实践问题，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三，建立国家级区域性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平台，提升社会影响力。未来职业教育科学研究要特别注重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凸显区域性特色。这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大力支持，根据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立国家级区域性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平台，科研平台可以挂靠高校、省部级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专门机构，更好地整合资源、繁荣学术、服务实践，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向"顶天立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