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of Marxist Pedagogy over the Last Century in China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随着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零星的翻译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快速发展，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领导者率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译注和推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逐渐明晰。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此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不断结合，共产主义小组在多地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刊物，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界人士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开展了大量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经验逐渐丰富^[2]。在此期间，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一书于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教育原理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形成^[3]。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不断融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革命浪潮中逐渐成形。新民主主义教育区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它服务于工农群众，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至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完成了从传入到释义再到践行的过程，并在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广泛教育实践中实现了早期的本土化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局势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角力。思想文化领域也正处于激烈的交锋和碰撞期，各流派的教育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也盛行一时。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正是以此为背景，诞生于种种思想逆流中。该书致力于向有志于社会变革、希望获得理论斗争武器的革命青年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4]。全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演进过程、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尤其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说”等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是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释教育问题的著作。杨贤江对教育的起源及本质进行了澄清，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然而进入阶级社会后，教育的阶级性和对立性使教育本质发生了变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各种曲解教育本质的论调进行了批驳，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并呼吁教师和学生认清自己在社会与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此外，杨贤江以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例，构想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未来教育的图景^[5]。此书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杨贤江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分析教育问题，在我国教育理论发展上具有首创性价值。

1934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13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6]14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纲领指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8]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与教育纲领，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9]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0]，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核心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根据地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中，发挥了稳定秩序、动员群众的关键作用。在新老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师生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至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应全国解放的大趋势、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解放区的各级各类教育开始重点进行正规化改革，同时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教育原理，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党领导下的教育实践先后经历了苏维埃地区的教育、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解放区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深厚土地上融入了多种多样的本土实践，以新民主主义教育论为指导的解放区教育实践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成果。由此，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早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形成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本理论品性。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施政方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并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1]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会议指出，人民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2]会议强调要重视面向工农的教育普及工作，并针对新老解放区各自的教育发展情况分别指明了任务和方向。

在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界展开了一系列向苏联学习的运动。从东北地区开始，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建设新型正规化教育的热潮。这期间，各个领域大批苏联教育专家应邀来华，与政府部门、各级学校、一线教师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交流。以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译作风行一时，大量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文献资料被翻译出版。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也自此对我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1956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随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新民主主义教育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教育。与此同时，教育界针对学习苏联经验的得失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反思。不少学者对学习苏联教育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作出了警示，主张要继承历史遗产，结合现实经验，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学习苏联经验，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率先进行了思考^[13]。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再次开始了独立的探索^[14]。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坚定指引，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教育经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教育界对苏联教育理论的反思与“中国化”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结合。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中教育阶级性质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使大量工农脱盲，并培养了大批工农阶级的技术干部，践行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工农子弟开门的思想纲领。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施行以来，教育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削弱等思想意识问题的深入思考。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同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具有本质差别，旗帜鲜明地反映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我们针对党的领导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地位，进行了长期的探索。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16]490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措施，提出了“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党委应该注意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和青年团的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16]493等具体要求。这一时期形成的党对教育事业领导的思想和主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立场，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理论基础，指明了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说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性。它是建立在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对现代教育形态的预见。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背景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现代生产所需要的先进科学知识对劳动者提出了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从事现代生产劳动的客观要求；现代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能够为劳动者提供闲暇时间和全面发展条件。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6]490。这一教育方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观点的呼应和重申。

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是“消除异化”后在现实社会中“自由、充分、和谐发展”的每一个人。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作出了论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18。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结合社会发展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集中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紧接着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出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全面发展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17]223，此后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将德育与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进一步明确。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关于教育性质、立场、目的、原则的理论诠释，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化发展构建了基本的逻辑框架。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出，之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979年《教育研究》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文章认为，教育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没有深入开展，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号召教育事业要补上这一课，率先走上现代化轨道^[18]。教育工作者纷纷加入讨论，教育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以层层深入。此后四十余年中，教育学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实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突破。

教育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主张，教育的性质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也随着社会形态发展而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历史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考察教育的性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党的十三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基调，以此为引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时代的浪潮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性质不断作出思考和澄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更加深入人心，教育界开始对教育究竟是否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讨论指向了三个方向，第一，教育(应当)是生产力，教育的本质职能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二，教育是上层建筑，一定时期的教育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第三，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双重性质。这次争鸣直指教育理论界“教育是上层建筑”的固有观点，带动起广泛的观点讨论和交锋，对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充分展现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对教育学视域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讨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教育适应新技术革命势在必行，新的教育改革正在酝酿^[19]。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其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20]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相比，“两个必须”突出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从为政治服务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转变，表明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教育性质和功能的新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特征对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21]“九个坚持”从整体上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体现了我们党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准确把握。

从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到“两个必须”，再到“九个坚持”的提出，集中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在时代的发展中对教育性质问题的不断追问、持续探索。在此过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中国特色更加凸显，最终走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对传承人类文明成果、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教育能够节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再生产劳动力；教育能够再生产科学知识，且能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重视，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脑力劳动者的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两大认识前提^[22]。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其内涵与精神也体现在此后的教育工作重大决定中，对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三个面向”立足于现实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放眼世界发展方向，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此后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同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背景，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的战略任务指导下，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划^[23]。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24]。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纲要》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定了2010年之后十年的战略目标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25]《纲要》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未来改革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和全面布局，对我国教育事业的阶段发展起到了纲领性作用。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着眼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提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提供制度支撑。”^[26]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国的教育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他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21]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路径。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聚焦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描绘了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同时也表达了对全球教育治理的积极关切，以及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的信心和决心。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面向2035的经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7]。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对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对于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从“面向现代化”到“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远景目标”；从“面向世界”到“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从“面向未来”到“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论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教育价值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对教育发展蓝图的谋划不断升华。

改革开放后，在世界经济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才质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开展了对教育目的和理念的持续探索。

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8]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29]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为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30]，站在世纪之交，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战略。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31]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1]。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强调“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32]。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党和国家针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对教育目标作出了及时地调整与更新。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了由“劳动者”向“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转向。在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意涵的深入把握中，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实现了理论上的完善和具化，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最后走向“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的不断深化。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要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于此，本文试从本体论基石、认识论方向、方法论指引三个角度，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梳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未来超越提供参考。

教育的社会属性及教育本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基石，有助于回答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教育的本质属性提供基本立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立足中国本土国情，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我国的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要立足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回答好“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发展的本体论基石。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内容。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把握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基本准则。第一，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和教育强国梦想必须依靠人民。国家教育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应当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第二，人民诉求是重点关切。人民利益是我们党的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是承载重要社会功能的民生工程，应当时刻关切人民的需求，解决人民关注的教育突出问题。第三，全体人民是共享对象。社会主义的教育性质决定社会主义教育成果应当惠及全体人民，因此要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重视教育公平，着力缩小教育差距，重点扶持教育欠发达地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和共享。第四，人民终身是教育周期。终身教育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进程，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新时代创新人才的要求，也是推进人在现代化社会中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畅通终身化的教育渠道，提供面向全体人民的长期发展机会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近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经历了和本土实践的不断融合，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结合，走过了充满曲折但也成就卓著的百年，最终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出凝聚了中国本土特色和创新实践的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全党全国人民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共同形成的、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要继承本土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灿如繁星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瑰宝。深厚的历史传统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民坚固的情感联结和身份标志，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本土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也尤其应当在教育事业中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二，要贴近本土现实。近代以来长期的教育实践表明，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的珍贵经验，是应当始终遵循的原则。同时，对外开放交流是教育事业长效发展的必由之路和趋势所在，但应当以本土现实为基准，有选择地吸收利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第三，要解决本土问题。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具有本土责任感，解决本土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指出教育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再生产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教育事业需要担当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人才保障、夯实文化基础。为此，第一，要坚守教育的育人功能。育人是教育工作的生命和灵魂，面向新时代，教育必须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提升整体国民素质的同时，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科技世界发展、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的新型人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第二，筑牢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承担着传递优秀文明成果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必须筑牢并坚守教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阵地，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优化教育的经济功能。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对标世界顶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深化产学研的融合创新，加快先进科技的转化速率，为新时代经济科技的发展持续蓄力。

认识论解决知识的来源和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向，有助于回答知识的价值和教育目的问题，有助于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传统哲学认识论重在解决知识的来源和价值的问题，教育的认识论问题则涉及对教育者而言何种知识是有价值的，关系到教育目的、内容以及背后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围绕着“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论述的核心话题，是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三者的结合指明了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贯穿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揭示了教育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论述人的问题的核心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要继续坚持并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第一，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人的素养具有完整性，这既符合人的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由五育并举走向五育融合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第二，坚持将人的和谐发展作为重点。和谐发展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体力与智力的和谐发展，注重二者的相互适应。此外，和谐发展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和谐，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是达成个体内在和谐的关键。第三，坚持面向人人的教育对象的全体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全面自由地发展，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使社会上每一个人获得发展，摆脱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是应当始终坚持的教育理念。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有明确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明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而非凌驾于民族和历史的永恒道德。社会道德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的道德对物质生产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教育是社会道德传递的重要途径，道德教育要立足社会性质和教育本质，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首先要坚持道德教育的优先性。立德是育人的根本，道德不是科学知识的衍生物，道德教育也不是智育的附属品。其次，重视道德教育的社会性。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水平，也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3]道德教育要重视个人、社会、国家的联系，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也要强调家国责任担当。最后，突出道德教育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强调道德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的重要性，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它在活动和交往中形成也在活动和交往中践行，因此要重视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的结合，重视知情意行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劳动教育作为五育之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推进。第一，要充分认识劳动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通过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性，劳动教育要以此为指导，站在教育促进科技发展的高度，提供持续更新、多种形态的教育机会。第二，要充分重视劳动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劳动教育应当具有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态、新内容，构建整合、开放的劳动教育实践体系^[34]。第三，要充分关注劳动教育的德育价值。劳动精神与劳动意识体现于劳动教育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精神价值，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视劳动价值观的引导，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青年一代思想观念中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对面向现代化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回答教育学发展的科学方法问题，为未来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在理论和实践的反复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既往的教育发展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是我们前进的伟大旗帜。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科学的方法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5]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要求，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6]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首先要对“实事”具备科学的认识。即充分认识教育的内部发展阶段与外部发展环境，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这要求我们秉持对话和批判的研究态度，增进外部的对话和交流，加强内部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持续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理论创新^[37]。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要“求是(真)”也要“求善”。教育学是研究教育规律的科学，这是教育学发展的根本旨归。教育学的“求是”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深入探析教育规律、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利用规律发展教育事业。同时教育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教育学的发展紧紧围绕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乎社会整体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因此教育学的“求善”就是要充分彰显教育学的人文关怀，既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要充分发挥教育对社会价值的引导作用。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要将实践作为“是”的根本标准。始终坚持实践的研究取向，立足本土化的研究追求，开展深入的实践、广泛的实践、创新的实践。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要把握教育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认清教育内部要素在本质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教育的总体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人民在教育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但仍然需要持续的发展和前进。教育领域当前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区域、城乡、结构等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教育治理等仍然发展不充分。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同优质教育需求持续增长之间的供需矛盾，其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同优质教育普遍渴望之间的分配矛盾。因此教育发展既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又要持续促进教育公平。此外，对当前教育领域中的非主要矛盾也应当给予充分关注。例如，教育发展的“理”与“路”的矛盾，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分离与共生；教育发展的“实”与“虚”的矛盾，即传统教育与信息技术的碰撞与融合；教育发展的“我”与“他”的矛盾，即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借鉴与批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与扬弃。未来教育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方向、把握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探析学科发展规律，认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才能在矛盾的不断解决和转化中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

在正确认识教育内部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还要重视教育与外部事物的联系，在历史发展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这需要我们运用发展的眼光，动态把握教育的“横向”与“纵向”发展条件。教育发展的“横向”条件指向当前教育发展的整体环境与外部关系，其一是教育发展与社会其他事业的关系，其二是本土教育与外国教育发展的差异与联系。“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确立教育在这一系统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深层次上折射出教育发展的价值观。”^[38]教育发展的“横向”条件要求教育发展要有“全局观”，既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又要用联系的眼光立足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推动教育发展。在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上，既要认清差距、学习先进，也要充分考虑到国情民情的差异，办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教育发展的“纵向”条件指向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时代机遇、未来使命，要求教育发展要有“长远观”。教育发展要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发展经验，继承文化传统，同时要深入探察当前教育发展的时代脉搏，充分把握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全面认识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