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CPC and the Formation Logic of the Hongyan Spirit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界围绕红岩精神的命题提出、形成条件、科学内涵、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现实价值以及弘扬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红岩精神概念和命题的提出，丁颖认为“红岩精神”概念最早见于1962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为宣传小说《红岩》而开设的读书心得专栏“红岩精神赞”。进而有南方局老同志、原《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同志于1980年6月11日“重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时写下的以“红岩精神”开头的四首诗。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在考察红岩村时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标志着“红岩精神”概念得以升华^[1]。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在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前进”。2002年5月21日至24日，江泽民在重庆调研时进一步强调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2002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3]。“201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市党政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是激发和凝聚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4]

关于红岩精神的形成，周勇认为，邓颖超的题词标志着“红岩精神”这一命题正式提出，红岩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5-6]。秦文志指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背景下孕育了红岩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合法”斗争的实践中锻造了红岩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大后方跌宕起伏的统战实践中磨炼了红岩精神^[7]。赵权璧认为，红岩精神是随着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8]。

关于红岩精神的内涵，王进认为包括四个方面，即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9]。刘万振认为红岩精神包括八个方面，即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顾全大局的团结精神、勤奋努力的学习精神、克己俭朴的廉洁精神、平等相商的民主精神、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以及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10]。李畅培认为，红岩精神是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彰显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红岩精神是时代精神，贯穿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民主精神；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11]。2003年4月，李长春视察重庆，要求“落实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内涵和外延”^[12]。此后一个时期，对红岩精神内涵的研究大致围绕江泽民提出的四个方面进行展开。胡大牛认为，红岩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境界”“抗战团结进步的爱国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和克己为人的人格力量”“坚守气节、严于律己的浩然革命正气”^[13]。周勇认为红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其实质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同时，红岩精神又独具个性：(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二)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三)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五)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6]。王婧认为，“红岩精神本质特征体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优秀党员群体始终不渝追求崇高的党性修养，主要表现在开展党内教育、坚持斗争策略、发挥群众工作优势、坚守高尚情操、严守党的纪律五个方面”^[14]。

关于红岩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周勇较早提出应将红岩精神纳入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序列中进行研究，认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红岩精神是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5]。对于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刘万振提出，弘扬红岩精神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6]。

关于弘扬红岩精神的路径，学界普遍认为，把红岩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弘扬主旋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结合时代特征，提炼宣传内容；创新方式方法，提升宣传实际效果；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宣传队伍素质；要通过彻底的文本生成，实现理论大众化；通过联系实际，做到传播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把红岩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从红岩精神中汲取营养，重点是把弘扬红岩精神同加强青少年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从理想追求、信仰树立、价值形成、情感渗透等方面促进他们道德观的养成。

综上所述，对于红岩精神的研究，可谓领域广泛，成果丰硕，在大多数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为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分歧和薄弱环节。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红岩精神的命题及其主体的认知上，对“红岩精神”的命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以抗战时期驻扎在红岩村，以周恩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的精神风范为主题。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党史工作部门基本持这一观点。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和培育下，锤炼出一种革命精神，为世人所认同，因以驻地为标志，名为“红岩精神”。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小说《红岩》原型——牺牲在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的川东地下党群体为主题。一些宣传文化单位持这一观点^[17]。周勇在2016年发表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有意无意地混淆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界限，以至于把红岩精神说成是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烈士精神”，他提出应从形态、时间、主体、内容、源流等方面“科学地界定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界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周恩来、南方局、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红岩》小说中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前者以‘红岩精神’命名，后者宜用‘歌乐忠魂’命名。”^[18]

对于上述红岩精神的命题及其主体认识的分歧，笔者认为本质是方法论的问题，无论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还是红岩英烈，两者都是一个整体。红岩烈士因小说《红岩》而英名远播，家喻户晓，他们的英雄事迹感天动地、气壮山河，虽然小说《红岩》是文学作品，但却是以真实人物和事实为依据的，其中的江姐、许云峰、陈刚等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都是有血有肉、坚贞不屈的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小说中的感人故事，在敌人魔窟里宁死不屈的卓绝风貌，本身就是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品质和气概的真实再现，小说是在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其本身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简单视之为单纯的文学虚构。总之，南方局和红岩英烈是一个整体，同属于红岩精神的承载主体，尽管存在上下级和时间先后的关系；《红岩》作为红色文学的经典之作，除了审美价值、认识价值之外，关键还在于其蕴含的精神价值，无论其忠诚为党为民的思想境界、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还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些都是构成红岩精神的基本元素。对此，我们不仅应该永远铭记，而且“还要通过教育制度来强化和巩固英雄人物与英雄文化的崇高性”^[19]。

如上所述，目前已取得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是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宽。目前，学界对红岩精神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特别是党史党建的角度进行探讨，缺少跨学科的分析。同时，在探讨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时大多把它放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特定历史中进行考察，缺乏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从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主题——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进行考察的研究，尤其缺乏将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奋斗历史密切结合的研究。二是理论高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缺乏站在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高度，揭示红岩精神生成的客观依据和源头，以及对于锻铸红岩精神丰富内涵的影响。当今，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及其制度建设内容的确立，愈益显示出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党为初心而奋斗的历史密切结合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需要追本溯源，从党的初心的高度来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党的初心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进一步推进对红岩精神的认识以及研究的深化，故本文尝试以党的初心与红岩精神的生成逻辑为题展开探讨。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向全党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20]121，“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1]11。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伴随党的建立而诞生的，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由此形成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0]117。为铭记这段光荣伟大的历史，总结和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2005年6月21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明确定名为“红船精神”，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成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22]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3]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建党精神的灵魂，体现了党的世界观和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建党精神的核心，体现了党的宗旨和出发点与归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建党精神的风骨，体现了党的奋斗姿态和英雄气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建党精神的政治品格，体现了党的根本属性和立场。如果说“红船精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建党时期共产党人秉承“初心”而奋斗的产物；那么，“建党精神”则是在党的建立和发展历程中恒久不变的“初心”的标记和彰显，是在“红船精神”基础上凝聚成的各个时期党的伟大精神的共同元素与特质，体现了各个时期共产党人秉承“初心”而不懈奋斗的实践结晶，“建党精神”基于“初心”而生成，在奋斗实践中培育壮大，与不同时期具体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正确理解和认识党的初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逻辑起点。所谓“初心”，即最初的心愿。党的最初心愿是什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初心。《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心愿。这个初心的本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人民。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5]1094-1095}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22]“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129-130有学者认为，“把人民立场上升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标志着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这一政治立场“是由我们党的党性与人民性内在统一所决定的”，因此“初心论”即“民心论”，不忘初心即坚守为民之心，“着力把赤子之心转化为惠民之行”^[26]。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21]15。唯有如此，才能“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1]11。树高千尺总有根，河流万里总有源，“党心”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党心”，离开了“民心”，“党心”就无处安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命题，“深刻阐明了我们党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出发；我们党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是如何不忘初心，干了什么，又是如何一路走来的；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我们党如何坚持不忘初心，还要干什么，要到何处去”^[27]。

习近平关于初心的论述，揭示了党的初心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线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干什么，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干的。贯穿这样的逻辑线索展现了党的初心的丰富蕴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属性的理论逻辑、行为导向的实践逻辑、奋斗历程的历史逻辑、时代方位的现实逻辑的统一。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3]这就阐明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搞清了“共产党人对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与党的初心起源^[28]，体现了党是人民利益代表的本质属性。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2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党的行动的出发点和价值追求。第三，中国共产党干什么，中国共产党所干就是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习近平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23]如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答了党的成立动机和行动出发点，那么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则回答了党的行动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出发点与归宿、知与行的高度统一，“永怀这颗赤子之心，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7]。第四，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干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往无前，不懈奋斗。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23]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党是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而“永葆这种奋斗精神，矢志不渝奋斗，党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27]。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该如何来把握？归根结底，它其实就是‘民心’，即为民之心，为人民服务的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坚持不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29]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理论，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和丰富蕴涵，体现了党的身份定位、成立动机、奋斗目标、奋斗姿态和力量源泉。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这样的定位、动机、目标和姿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党受阶级利益束缚的历史局限，能够做其他政党不愿做、不想做、不能做，也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党能战斗、敢牺牲，源于对人民和民族的赤子之心；党有力量、能胜利，源于民心所系、民望所归。人民，是党的魂魄，初心，就是党心、民心，只有认清初心，不忘初心，才能使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保持党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精神”一词通常解释为人的意识、思维和一般心理状态。而本文所言之“精神”，则不同于一般所指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主要反映的是人们比较稳定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等个人精神、群体精神等。世界政党史实践证明，政党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是一个政党长期精心培育的，由政党群体共同体现的，一种对待政党所开创的事业和具体工作的根本态度和精神风貌，反映了政党全体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守奉行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奋斗目标和行为倾向^[30]。

“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条件，它必然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并吸收和借鉴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31]4离开了政党实践，政党精神就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根本上来源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31]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惊天动地为“初心”而奋斗的实践，并由此在斗争中积淀锻造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3]在谈及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时，习近平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21]17-18“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32]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为初心而奋斗的在实践中熔铸锻造的产物，是“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33]，“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又有着不同于以往民族精神的时代精神新质；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伟大气概，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的本质。它是民族的魂魄、时代的精华”^[34]。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党的性质与宗旨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反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魂。这些精神虽然体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主题和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但它们都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源于一个伟大的恒心——党的初心，都源于一个伟大的开端——“建党精神”。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因”和“内核”，这些精神谱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下的体现和拓展，是在同一初心使命、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展现。这些精神无一不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标记，是中国共产党人秉承初心在不同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是在“不忘初心”的斗争实践中所绽放出的各具形态、璀璨夺目的精神之花。

红岩精神的生成正是如此，党的初心犹如一粒种子，时代的环境与条件犹如土壤，而共产党人秉承初心的奋斗，将初心的种子播撒进时代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诞生了红岩精神。首先，红岩精神是共产党人秉承初心，挺身而出，坚定承担抗日救亡时代使命的产物。日寇全面侵华，神州陆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执政的国民党不断妥协退让、丧师失地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承初心，毅然肩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25]804-805，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战胜利，而且在战后继续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于力挽狂澜中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忘我牺牲的崇高思想境界，并因此感动和赢得了“全国人民大众”这位“上帝”的坚定支持^[25]1102。其次，红岩精神是共产党人秉承初心，大义凛然，坦然应对国统区复杂考验的产物。身处国统区的环境中，除了面对种种严酷的生死考验，还有各种极具诱惑的名利挑战，共产党人秉承初心，不畏生离死别之惧，不受高官厚禄之诱，不迷灯红酒绿之惑，而是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自觉，战胜了空前的挑战考验，于坚毅前行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也生动诠释了“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1]73。第三，红岩精神是共产党人秉承初心，呕心沥血，出色完成特殊而艰巨工作任务的产物。战斗在抗战陪都的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既要维护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建设发展南方地区党的组织，还要领导南方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救亡斗争，面临的工作内容之特殊，工作难度之艰巨超乎想象，然而共产党人秉承初心，以超凡的品格和智慧，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于千锤百炼中尽显共产党人完美的人格力量，并以此凝聚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磅礴力量。第四，红岩精神是共产党人秉承初心，英勇无畏，与强大暴虐的对手顽强斗争的产物。战时的重庆乃国统区之中枢，南方局共产党人包括抗战胜利后赴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红岩英烈，处在国民党各种势力重重包围之中，力量对比之悬殊，处境遭遇之恶劣凶险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共产党人，秉承初心无畏无惧，百折不挠，以舍我其谁的斗争气概，克服了一切困难，压倒了一切对手，于披荆斩棘中，彰显出了他们浩然的革命正气和钢铁般的意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35]。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共产党人为践行初心而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诞生了红岩精神，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红岩精神贯穿着党的本质与宗旨，展现着党的理想与信念，昭示着时代的主题与使命，表现着共产党人叹为观止的优秀品质与作风。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重庆涌现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20]31-32可见，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重庆谈判代表团，在斗争实践中对红岩精神的培育和锻造；其次是经历了解放战争后期以江竹筠、徐建业、陈然、刘国志等为代表的红岩英烈对红岩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红岩精神的培育和锻造阶段，始于1938年南方局的建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集体，把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和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完美融合在一起。“他们功高不居、位尊不傲、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们相忍为国、胸襟博大、团结多数、顾全大局。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仅把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也为正直的国际人士所称道。”“他们始终高举抗战民主的旗帜，坚定地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维护民族大义殚精竭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不懈奋斗，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披肝沥胆，以一种崭新姿态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成熟时期的精神风貌。”^[36]25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前途和命运于重庆进行了历史性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时40多天，展现了共产党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弥天大勇”。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和社交活动，用行动昭告世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诚谋求和平，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体现了革命领袖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在取得空前政治斗争成功的同时，也把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推向了新的高峰。此后，解放战争后期涌现出来的红岩英烈的英雄壮举，身处恶劣环境，他们信仰如磐，信念如钢；面对艰巨任务，他们勇挑重担，舍生忘死；面临严峻考验，他们无所畏惧，挺身而出；面对酷刑和死亡，他们百折不挠，坚贞不屈，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宝贵的生命传承了红岩精神，光大了红岩精神。

党的初心是孕育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种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党的初心与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是党的初心的内在逻辑与涵蕴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的，这一初心的内在逻辑与涵蕴随着党的奋斗，深深贯穿渗透于时代主题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逻辑，呈现出不同时期革命精神的多姿多彩。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属性铸就了革命精神的根本底色。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价值追求确立了革命精神的根本出发点。第三，中国共产党干的是与时代主题密切联系着的为人民造福的事业，这一奋斗目标决定了革命精神的时代特征和归宿。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人民一往无前的不懈奋斗着的，这一姿态造就了革命精神的实践特征和风范。可见，党的初心规定了革命精神的逻辑构成与内涵，不同时期革命精神则是初心的内在逻辑与涵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态；它们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深刻诠释着党的初心和使命，镌刻着党领导人民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33]。红岩精神就是党的初心的内在逻辑与涵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既贯穿着共产党革命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党的初心，又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为初心而奋斗所铸就的精神特质与个性，其“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就是党的初心丰富涵蕴的时代写照。

思想境界指人们在思想意识、道德修养、学识能力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是为私、为自己，而是为“公”、为大众、为社会、为民族，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党的初心的本质。恩格斯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37]秉承初心，共产党人在为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艰辛斗争中升华了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的崇高思想境界。崇高思想境界赋予了红岩精神的根本属性和思想高度，体现了初心的思想根脉，是红岩精神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崇高追求，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眼界胸襟。

第一，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崇高追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定的追求。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处于极为严峻险恶的环境下，共产党人能攻坚克难，出色完成使命和各项任务，根本是在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移。国共合作建立后，蒋介石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全体共产党员退党而加入国民党，或者少数人先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对此，周恩来明确回答蒋介石：“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38]480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的许晓轩烈士面对敌人宁死不屈，在牺牲前他平静地向难友告别道：“革命胜利后，请转告党组织，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31]45-46铿锵有力的誓言里，透出的是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信念在严酷的环境考验中的升华；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中的英烈们，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狱中八条”，同样彰显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

第二，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眼界胸襟。眼界胸襟是一个政党的重要品质，反映了政党的追求与抱负。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远大抱负，赋予了共产党人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眼界胸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产生的复杂矛盾斗争，甚至严重冲突，南方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统战政策，不陷于一党一己之私，不计于一时一事之得失，而是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不做有碍国共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周恩来一再告诫身处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工作，都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办事情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将来；对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要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同自己团结在一起工作。”^[38]495党员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巧妙地实现党的政策，但不要随便发动斗争，要多交朋友。为此，他创造性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六条守则：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39]。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正是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以及相忍为国的爱国之心、救亡图存的报国之志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和信任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好朋友。正如著名实业家胡厥文对周恩来的评价所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维极为敏捷，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31]72由此，共产党人以立足长远、求同存异、宽以待人的胸襟，汇聚起了抗日救亡的宏大队伍，并为抗战胜利后，团结各方爱国民主力量，组成反蒋统一战线，粉碎国民党内战，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支配人行动的指南和动力^[40]。秉承初心，南方局和红岩英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抗日救亡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于复杂严酷环境的斗争实践中更加坚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赋予红岩精神以时代主题与使命，反映了党的初心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提供了坚持斗争的不竭动力，是红岩精神的内在支撑，具体表现为坚定信仰、坚守立场的政治品格，救亡图存、血沃中华的使命担当。

第一，坚定信仰、坚守立场的政治品格。政治品格是指通过党员自己的言行呈现出来的情操与修养，是其政治信仰、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利益的自觉捍卫，铸就了南方局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抗日党派、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联盟，无疑存在着复杂的阶级利益、党派利益，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能否在团结抗战的同时，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而毫不动摇，的确是空前的挑战。根据党中央确定的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坚持团结抗战，同时又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了一切服从抗战、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民主政治、坚持党政治上的独立和批评权、坚持党的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民众的动员等重大原则^[41]，从而将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科学理论具体化，为在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守党的政治信仰和立场提供了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方法。1941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社举行创刊三周年纪念会，恰逢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空前的反共高潮，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周恩来坚定地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特(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38]534红岩烈士刘国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斩钉截铁地说：“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如果要我退出共产党，我活着也等于死了。”^[42]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坚定以及誓死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

第二，救亡图存、血沃中华的使命担当。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了党以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为己任的使命。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伟大民族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传承者，是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民族存亡之秋，中共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不仅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而且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连续发动多次反共高潮，使团结抗日遭遇巨大危机。对此，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始终高举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旗帜，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挫败了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挽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危机，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当时有外国记者曾问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43]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赤子情怀。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了举世震惊的袭击我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的“平江惨案”，杀害我新四军官兵十余人。对此，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毛泽东等参加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上联是‘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下联是‘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这副挽联，反映了周恩来的满腔悲愤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团结抗日的精神”^[38]500。这种从民族大义出发，团结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使得南方局在国统区充分发挥其纽带作用，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并最终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人格通常指人性格、气质、信仰、品德、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人格力量则指依靠人的信仰、气质、品德、才智等汇聚而成的感召力、影响力、带动力”^[31]118。共产党人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的统一，只有把握真理的力量才能具有人格的力量，而真理的力量又必须依靠具有丰厚人格力量的共产党人运用和传递，才能发挥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从而养天地正气，引万众归心，“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44]。秉承初心，虽然共产党人在国统区面临的工作内容和对象之错综复杂远超想象，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信仰与党员的人格有机结合，淬炼出共产党人完美的人格力量，充分彰显了党的初心所凝聚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从而赋予了红岩精神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体现了红岩精神的卓绝风貌。这种人格力量，具体表现为同流不污、淤泥不染的高尚情操，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卓越智慧。

第一，同流不污、淤泥不染的高尚情操。忠诚为民的初心，赋予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从而铸就了共产党人同流不污、淤泥不染的高尚情操。在国统区，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残酷无比、险象环生的生死斗争，还有各种物质、名利、高官、美色的诱惑。周恩来多次告诫广大党员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对于蒋介石的拉拢，吴玉章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36]152与国民党官员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人始终能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以苦为乐。当时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月伙食费仅三元法币。为了改善生活，同志们就自己开荒种菜，担水浇地^[45]。在国统区这个“大染缸”里，地下党员卢绪章、肖林受党的委派以资本家身份经营广大华行和华益公司，赚取了巨额资金，却分毫不差地都交给党组织，而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并且还要不计得失，委曲求全，忍受着不知内情的亲朋好友的误解，被骂作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这种同流不污、淤泥不染的高尚情操，昭示了共产党人高洁如玉、纯洁无瑕的本色。

第二，处变不惊、运筹帷幄的卓越智慧。政治智慧是衡量一个政党政治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政党的政治斗争水平与能力。秉承初心，使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不仅使南方局在异常复杂的斗争中，能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也使之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磨炼出了超凡的政治智慧。首先表现在面对复杂局面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在国民党的巢穴战斗，工作的艰难和斗争的残酷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对此，周恩来指出：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掉国民党的反动性，要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现在我们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要研究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中间”^[38]526。“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的提出就是这种政治智慧的产物，体现了中共南方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国统区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性^[31]77。超凡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无论面对怎样的严重灾难和危机，都能从容应对，化险为夷。尤其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在政治、军事、舆论等各方面采取的应对之策与办法，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分寸把握之精准，行动效果之良好，令人叹为观止，赢得了国统区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评价：“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指中国共产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38]543

正气，即光明正大的作风或风气、刚正的气节。气节指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刚正指刚强正直。浩然革命正气，在当时主要指为了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及克己奉公、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的正气根源于党性，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即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忠诚奉献、无私无畏的崇高的气节，这是与其他阶级的仁人贤士所表现出的刚正气节的最根本不同^[46]。秉承初心，在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南方局和红岩英烈共产党人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和以一当十、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工作，将共产党人的浩然革命正气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展现了党的初心所特有的奋斗姿态，从而赋予了红岩精神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而决不被困难和敌人所压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将革命英雄主义贯穿到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使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数英雄的共产党人，就是这个精神谱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35]。

第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国统区的工作，处处都潜伏着突如其来的杀机，时时都有生离死别的考验，但无论面对怎样险恶的处境，遭逢怎样沉重的打击，即或是身陷囹圄、酷刑折磨，刀剑加身、死亡威逼，共产党人们始终坚信为了人民而牺牲则死得其所。1942年6月，南方局所属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尽管受尽折磨却仍坚贞不屈，在生命最后关头留下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47]陈然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那首《我的自白》诗，气贯长虹、义薄云天。革命志士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是因为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之所以宁死不屈，是因为初心永远不改。

第二，以一当十、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危难关头或重大考验面前，随时挺身而出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他人或集体利益，这种英雄气概是南方局和红岩英烈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和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它同样根源于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舍弃小我、不负人民的崇高信念。在斗争中，周恩来以自己的精神与言行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光辉榜样，皖南事变后，面对随时被捕杀的危险，周恩来召集同志们说：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都和同志们在一起！如果被敌人逮捕了，“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38]540。万分危急之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一面作出果敢英明的指示，凝聚人心，坚定斗志；一面指示工作人员，除少数必须保留的人之外，其他人员迅速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还帮助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进行疏散，可他自己却没有接受中央多次“迅即回延”的催促^[48]，而是坚持留在重庆善后，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的重庆办事处同志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49]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最大努力捍卫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争取时局的好转，并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因为信仰，所以坦然面对生死，因为大爱，所以不惧牺牲个人。

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和红岩英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秉承党的初心，进行艰苦卓绝斗争而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已成为时代精神的遗传基因，是党革命斗争史的标志性历史标本和“灵魂切片”，展现了党的初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升华，放射出永恒的精神之光。继承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丰富深刻的时代涵蕴和重大价值，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3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如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23]！党的初心是红岩精神之根，是红岩精神之魂，红岩精神是党为初心而奋斗的实践产物，是初心的内在逻辑与涵蕴之具体表现。今天我们发扬光大红岩精神，就必须追本溯源，与时代主题、特点紧密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50]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奋进新征程，勇担新使命，只要永葆初心，我们就拥有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就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一切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