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ural Construction in Beibei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Private Xianghui College

卢作孚所倡导乡村建设道路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教育建设为中心。由于卢作孚早年有过十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因此他始终把教育视为国家根本大计，认为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近代号称强国，无一非教育发达所致”^[3]323。1929年，他在系统论述其乡村建设思想的《乡村建设》一文中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是教育。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所以努力建设事业的第一步是应努力教育事业。”^[3]151

正是基于对教育建设的深刻洞察，卢作孚在北碚乡村建设的起步建设时期(1927-1933年)，就把发展各类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1927年，由卢作孚任局长的峡防团务局设立了民众教育办事处，1928年创办北碚第一所小学——实用小学，1930年创办私立兼善中学，1932年实用小学更名为兼善小学，覆盖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体系在北碚初步建成。卢作孚认为“社会教育、尤所致重”，通过创办10余所民众学校，使得北碚的社会教育快速发展起来^{[10]388-392，421}。1934年，卢作孚正式提出以“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为目标的“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建设规划，北碚乡村建设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北碚的乡村建设已不再停留在为当地民众创造一个优美而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层面上，卢作孚是要以北碚为试验区“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进而“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3]602。

更为重要的是，卢作孚此时对于教育在北碚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3]602卢作孚明确提出北碚教育事业今后的发展目标——“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3]607-608。1936年，峡防局改组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实验区”)，组建乡村建设设计委员会和市场整理委员会，正式颁布《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计划》(分教、养、卫三部分)^[11]。此后北碚的城市化水平得以进一步快速提升，并于1942年2月被四川省政府更名北碚管理局，由卢子英任局长^[12]。据统计，到全面抗战胜利时，北碚地区的小学就从1928年的1所发展到88所，中学从1930年的1所发展到6所(包括兼善中学、勉仁中学、三峡中学、立信会计学校等)。^[13]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北碚乡村建设中，教育建设是以先易后难的发展路径循序展开的，即先办基础教育和民众教育，待条件时机成熟再办高等教育，最终形成覆盖各教育层级的完整教育体系。卢作孚对地方办大学颇为慎重：“大学为一国最高之学府，办理条件较中学尤为严格，盖与滥不如缺也。”他曾撰文分析四川省内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并建议重庆大学及川东师范、工业专科、农业专科学校应集中力量合并为一校^[3]325。事实上，直到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入川后，四川本地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才算是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金陵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都是依靠卢作孚领导的民生轮船公司抢运入川的^[14]。

在协助高校内迁入川的过程中，卢作孚敏锐地意识到北碚办高等教育的时机终于到来，特别是他对于复旦大学1938年迁入重庆并扎根北碚给予了巨大援助。卢作孚当时应复旦校方请求，多方联络协调后最终“将北碚下坝让出校地一所，以为复旦大学永久校址”^[15-16]。复旦大学迁入北碚夏坝，结束了北碚地区无一所完全大学的历史，使得北碚的完整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复旦校方对卢作孚的贡献感激不尽，时任校长吴南轩称：“母校复与当地合作，参加各项社会事业……故与当地人事感情异常融洽，而得当地父老之助力亦殊多，尤以卢作孚先生最热心爱护，得迁北碚，卢先生之力居多”，复旦校方特聘卢作孚担任该校校董以示感谢^[17]29-32。担任校董后，卢作孚对复旦在北碚的办学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

到全面抗战中后期，为充分利用内迁所带来的“人才红利”并图战后继续经营北碚的科学文化事业，卢作孚、卢子英又决计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将北碚地方公营的全济煤矿公司、和平煤矿厂、北碚建筑公司、北碚自来水厂、北碚印刷厂等划归由新组织的北碚文化基金委员会领导，将全部收益用于继续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18]。在内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北碚教育文化建设水平在大后方很快就达到领先水平，北碚“教育有各级学校，游览有各处名胜……矿业占大后方第一的位置了，有好多甚至超过原来的想象”^[3]1157。据统计，北碚地区人口从1929年2 914户、15 915人，到1940年上升到19 771户、97 349人，同比分别增长了6.7倍和6.1倍^[10]52。此时的北碚，机构众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士汇集，俨然成为战时大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甚至被人冠以“陪都之陪都”的美誉^[19]。以高等教育为例，北碚就拥有6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歌剧学校、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测量学校)和3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乡村建设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10]415-419。

笔者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外部教育资源的超常净流入，使得北碚有条件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也带动了北碚乡村建设其他事业的高速发展。因此，卢作孚不仅对战后的北碚乡村建设充满信心，而且感到“乡村城市化”的进度还不够，他说面对“今天世界进化的速度和我们当前迫切的要求”，要把自己过去提过的“以一年的努力打破过去五年的成绩”口号，改为“以明年一年的努力，打破过去十六年的成就”，让“人的行动、地方的经营均要有显著的进化”^[3]1161。

抗战胜利时，北碚已发展成为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复旦大学所处的北碚夏坝也与重庆沙坪坝、四川华西坝、江津白沙坝被世人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20]。1945年9月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后，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方针，以内迁高等院校东返复员为主的全国教育资源大调整随即全面展开^[21]。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筹安排，在后方的各大高校须于1946年5月提前结束学期工作并于6月启动复员工作^[22]，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一大批高等院校将启程东返复员，北碚则将面临原有高等教育资源短期内快速流失的挑战。

此时，作为复旦大学校董和北碚乡村建设的主导者，卢作孚已然预见到复旦大学的东返复员将使得北碚高等教育建设面临“空心化”的不利局面，当他得知复旦大学校方有“夏坝校舍，同学会拟定利用计划，将由四川校友借用创设相辉技艺专科学校”的打算时^[17]126，就敏锐地意识到利用该校北碚校产创办一所新校对于战后北碚乡村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当时民生公司事务繁杂，大量事务需要卢作孚亲自协调处理，但对于重庆复旦同学会提议由其出面主持相辉筹备工作并担任学院董事长的请求，卢作孚并未回绝^[23]。尽管卢作孚最终未出任学院首任董事长，但他却答应以相辉学院筹备主任的身份为该校的筹备工作出力^[24]。

到1946年8月，相辉学院筹备工作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私人办高等教育有着明确的限制条件，且不允许大学在异地办分校，所以相辉学院短期内很难获得合法办学资格，若要在当年9月完成招生并顺利开学实非易事。此时，卢作孚出面运筹，亲自联络多方以促成该校如期开办^[25]338。8月2日，卢作孚以相辉学院筹备主任的名义，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提出创办相辉学院的请求，这份代电也被认为是相辉学院办学最为重要的一份史料^[26]。

查自国府还都以来，原随政府迁渝各学校，均已先后迁返原址。以致陪都及四川原有大学顿感不敷，而莘莘学子多感升学无所遂，致本期重庆及四川两大学招生投考者均逾万人以上。以有限之学校，何能容纳此众多之学子。远道来此者多因升学失所而流落，且有因时久旅费耗尽而典质衣物，其状至为可怜，其志实堪嘉许。如不设法予以救济，对于社会秩序实不无相当影响。况彼等青年，意志尚未坚定，甚易受人诱惑而误入歧途。且四川人口众多，每期升学人数逐渐增加，似此现象值此建国时期，于国家实属重大损失，似有立予救济之必要。作孚鉴及此，乃邀集社会贤达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李登辉、余井塘、吴南轩、刘航琛、康心如、何北衡、康心之、杨成质、刘国钧、何乃仁、章友三等发起组织相辉学院。内设文史、英文、经济、会计、银行及农艺五系，以期救济一部分升学无所之青年，并已筹足基金两亿，从事筹备一切。兹以时间迫促，除正式立案手续另文呈请鉴核外，拟恳准予借用国立复旦大学北碚黄桷树旧址先行招生，并恳借调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许逢熙先生为院长。是否有当，理合电呈，敬乞迅予示遵。

8月10日，卢作孚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重庆办事处，再次请求允准相辉学院能先行招生，并将2日的电文作为附件一并呈送^[27]：

本校曾以冬电呈请钧部，恳祈准予先行招生另补立案手续在卷。查现在高中毕业学生集中沙坪坝待考升学者数逾万人，幕天席地，响学情殷，至堪嘉许。而本校筹备工作亦早竣事□。然考期迟误，学子失所，有负国家。为此顾及事实及时效起见，拟定八月二十七日在渝招考新生用，特请尊处迅报钧部准予备案为祷(附本校呈钧部冬代电一件)。

从上述两份档案来看，卢作孚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里，连续两次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允准相辉学院办学事宜，可见其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校应利用暑假完成东返复员工作。为能让川籍青年正常升学，相辉学院急切希望能在9月正式开学，卢作孚故此才主动以相辉学院筹备主任名义，电呈国民政府教育部重庆办事处请求“八月二十七日在渝招收新生”。同时，卢作孚在8月3日还致函已回沪的复旦大学校长章益^[28]，与章益商议相辉学院的筹办及招生事宜，并请章益校长利用其在教育部的人脉关系尽快促成办学之事^[29]：

此次同仁等发起组织相辉学院。现正积极筹备一切，惟以时间迫促，各校已纷纷招生。如待正式立案手续办妥后，则本期招生实为势所不能。特电请教育部准予先行招生。至正式立案手续自当积极赶办，惟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实非有□教部当局。若无你此亲往催促，实难达到本期招生之愿望。用特抄呈原电底稿，敬请尊驾亲赴南京催促办理。奉念吾兄主持教育有年，向为国人所推崇，想教部实能准如所请也。

几日后，卢作孚从章益处获悉了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允诺招生工作可以提前安排。章益在信中称^[30]：

筹设相辉学院一事，已与朱部长面谈，结果圆满。兹特奉告如下：(一)创办相辉学院以便利川省青年升学，朱部长在原则上甚表赞同，但请先办农学院，工商科系暂缓；(二)为顾念事实需要，招生可以提前办理，惟立案手续请依法迅速进行；(三)校地产权之转移，应依中央规定办法办理：(四)于、邵、李、钱、吴诸先生处已转致尊意，约任校董矣。

虽然学院立案工作暂时未能如愿，但教育部同意先行招生，这让卢作孚等人看到了相辉学院9月开学的希望。1946年8月16日，章益致信学院院长许逢熙，把其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商谈准予相辉学院先行招生的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许逢熙：“此时即须由校董会出面呈部，一面请立案，一面叙明实况请求先准招生。此事必须以公文为之，否则说了不能算数。想吾兄在部多年，必有熟友可托。请其于公文到部时随时催办，此为要着也。”^[31]同日，重庆《大公报》刊发新闻介绍相辉学院“已呈准教部先行招生，定二十四日起报名，三十一日起分在渝碚两地考试”^[32]。

到8月下旬，在重庆复旦同学会的支持下，相辉学院的招生筹备工作已然不成问题了^[33]。9月12日，首期招生工作结束并公布了550名录取学生名单^[34]。9月16日至25日，相辉学院接收新生到校报道，并安排新生办理各项入学手续。校方确定10月1日为开学日，10月4日起正式上课。^[35]同时，该校内部组织机构基本确定。许逢熙担任院长，在院长领导下设教导处和总务处2个处，每处各有主任1人^{[34, 36]}，设立文史学系、外文学系、经济学系、会计银行学系、农艺学系共5个系科^[25]341，还设有出版部、图书馆、体育卫生部、会计室、医务室等^[37]。11月20日，相辉学院补办了学校开学典礼，并定该日为校庆节及毕业校友的返校日^[36]。当天上午，重庆新闻界、金融界的10余位复旦校友和北碚地方重要人士都出席了开学典礼^[38]。

1947年春，相辉学院通过春季招生，又招收了文史系、经济系新生各50名，学生人数规模超过600人。其中，男女生比例为2∶1，川省籍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2/3，其余为外省籍学生^[39]。到1947年夏，相辉学院在文史、外文、经济、会计银行、农艺5系基础上，计划增设法律系。7-8月间，为向教育部争取合法办学资格，时任该校董事长的于右任亲自出面沟通教育部，力陈该校成立一年来办学情况及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并提议将校名由“私立相辉学院”更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附设农艺系)，以促成尽快获准立案。10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部令(高字第54354号令)，准许相辉学院立案，正式更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11月20日上午10时，相辉学院举行成立周年纪念暨“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更名典礼，北碚各机关、法团、学校及地方士绅20余人以及该校学生1 200余人参会^[40]。

从相辉学院创办经过可见，尽管该校的创办是由复旦大学校方及其校友会最先倡议发起的，但卢作孚在整个筹办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时北碚地方人士对该校的办学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事实上，战后教育复员后全国私立高等院校设立者如雨后春笋，但经政府教育部立案备案者为数甚少，正是在卢作孚等人的竭力推动下，相辉学院在举办一年之后终获教育部立案批准，成为抗战胜利后首批获准开办的私立高等院校之一^[41]。

笔者认为，卢作孚极力推动创办相辉学院，不单纯是由于其作为复旦大学校董，与复旦校方之间保持着深厚情谊，不忍看到复旦大学东返复员后原校产校址被荒弃的局面，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是为北碚保住来之不易的完整教育体系  办高等教育有较高的难度和严苛的条件要求，抗战时期由于内迁高校而形成的完整教育体系对于北碚而言实属难得。卢作孚曾在北碚夏坝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验，悬出一个理想，叫作‘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为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3]1219可以想见，如果这一完整教育体系在战后因复员工作迅速崩塌，对于整个北碚乡村建设而言实为重大损失，因此卢作孚从战后北碚整体建设出发，极力推动相辉学院的办学。

二是为大量适龄青年提供宝贵的升学机会  经过十余年发展，抗战胜利时的北碚中学教育，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发展到较高水平。到1944年北碚地区6所私立中学共计高中生457人，初中生1 100人^[10]401，如果北碚在战后没有高等院校，那么如此规模的学生群体将面临无处升学的困境，这就是卢作孚所言：“四川人口众多，每期升学人数逐渐增加，似此现象值此建国时期，于国家实属重大损失，似有立予救济之必要。”^[26]卢作孚推动创办新校也是出于能够维持北碚社会长期安定的局面，避免因青年失学而引发的社会混乱。相辉学院首批招生人数原定400人以内，但实际报名者竟多达1 800人，足见当时本地青年渴望升学的迫切心情^[34]。

三是面向战后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  卢作孚一直将北碚乡村建设视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个试验。卢作孚认为战后国家的建设目的是要“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并提出“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的主张。而“培养人才，培养计划经济实施时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就成卢作孚心目中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中心工作^[3]1185-1209。因此，在北碚创办一所高等院校，积极培养文史、外语、经济、会计银行、农艺、法律等多学科专业人才，也正是卢作孚将其关于战后中国建设的主张付诸实践的具体体现。

1946年11月20日，相辉学院补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暨校友日活动。地方官员、士绅、学者和多位活跃在四川新闻、金融、实业界的复旦校友受邀出席。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的卢子英在典礼上讲话，向相辉师生介绍战后北碚建设的新计划——“北碚将着手修大发电机厂，嘉陵江大桥，并拟筑铁路直达重庆，缩短渝碚距离为四十公里，将北碚变成重庆的住宅区”。北碚参议员、重庆《钟报》主笔吴从周在发言中更是“把相辉学院比成了北碚的脑袋”^[36]。由此可见，北碚地方人士一致认为，相辉学院的创办是北碚乡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将在战后北碚“乡村城市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相辉学院的师生对此也充满信心，认为“这间接就说明了相辉前途的光明”“(来宾们的)勉励和赞扬凝结成了一条有力的鞭子，将永远的督促着我们前进”^[36]。

卢子英面向相辉学院师生所介绍的战后北碚建设的新一轮规划，涉及经济、交通、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方面，其目标是“建设北碚，电化川东”，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其中，经济方面，利用嘉陵江“小三峡”水力以北碚大石樑为起点新建水电厂(堤上工程140万石方，洪水时可发电8万瓦，浅水时发电6万瓦)，可满足重庆市及嘉陵江两岸各县用电需求，调节嘉陵江两岸水旱灾，并可实现3 500吨以下内河航行轮船在此水域通行，计划1948年春开工，工期3年，总预算800万美元。大石樑水电厂投用后，可进一步推动天府煤矿公司、富源煤矿公司、大明纺织染厂等原有工业企业扩大产能，使得川东一带成为“小电气化之世界”。交通方面，新建重庆至北碚直达电车道(自北碚大石樑水电区旁为起点，重庆市东郊为终点，全程仅40公里，车程2小时)，可大大缩短渝碚往来时间，计划1948年春动工；新建嘉陵大桥，利用水电厂旁水内石樑为东岸桥基点，可贯通北碚核心城区与夏坝之间的交通，填补嘉陵江两岸间无大桥的空白，计划1947年春动工，工期1年半。公共文化方面，修缮北泉公园内部分胜迹景观；新建民众会堂作为北碚民众活动、大型集会、重要会议的举办场地，计划1946年动工，工期1年，总预算2 000万元；为平民体育场增添设施设备；修建北碚图书馆，实现藏书规模超四十万册；扩大并充实中国西部博物馆(北碚科学馆)馆藏，增加矿产及机械展览室展品；教育方面，将社会部北碚儿童福利区办成川东地区小学教育的模范；继续办好兼善中学，另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勉仁中学，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支持私立相辉学院办学^[42-43]。由此可见，北碚战后“乡村城市化”新一轮建设方案称得上是卢作孚1934年“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的升级版，创办相辉学院则被北碚当局视为这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这一规划一方面承接了北碚迁建各机关留别地方纪念会1945年11月提出的“复员迁离在即，决定留设纪念事业，以示不忘”的倡议(其中包括：在市区中建设纪念塔1座；编印《北碚志》；设立师范学校、医院、图书馆、农场、工业试验所各1所。一切经费均由各迁建机关捐赠)^[44]，另一方面则是卢作孚等人面向战后社会建设需求，统筹设计北碚乡村城市化的一揽子建设方案。到1946年下半年，由于东返复员“带去了更多的北碚人口，可是这一所被文化陶冶了的城市，正走上工业繁荣下的建设大道，大石樑水力发电厂的庞大工程，渝碚直达电车道，嘉陵大桥，这一些都是值得提起的”^[42]。

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北碚新一轮建设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投建力度进一步加大。例如，民众会堂由北碚文化建设委员会自1946年修建，1947年建成，耗资2 000万元，会堂巍峨壮观，当时被公认为“西南之冠”。又例如：北碚图书馆1946年1月设立，2月正式迁入原中央银行新址，建设资金1 000万元，该馆包括北碚民众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博物馆等三部分，时有图书约五万册，1946年内合募图书20万册^[45]。相辉学院、勉仁文学院、女师附中等教育机构的创办，以及民众会堂、北碚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落成开放，在战后的北碚共同构成了一幅“乡村城市化”的新图景。

具体到相辉学院来看，该校不仅完整承接了复旦大学北碚校产，保留了全面抗战时期复旦大学的校园全貌，还继承发扬了复旦的校风学风与办学特色，在迅速成长为战后西南地区私立高等院校中的佼佼者的同时，更在战后北碚乡村建设中发挥了牵引带动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评价该校之于战后北碚乡村建设的重要价值。

一是为北碚地方建设所需人才提供持续保障  人才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高等院校又是吸纳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载体。教育复员后，原有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文化名士纷纷离开北碚，而相辉学院的兴办则及时留下了许逢熙、张默生、高亨、孙俍工、白季眉、周通旦等一批优秀学者继续留碚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国学大师吴宓，文学翻译家方敬，著名报人、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经济学家梅远谋、银行学家方宗汉等多位知名学者在1947-1949年间受聘任教到北碚。此外，相辉学院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面向全国招收优秀青年学生。例如，到1947年底，该校学生600余人，其中男生约2/3，女生约1/3；川省籍者约2/3，外省籍者约1/3^[39]。到1949年秋，在校师生规模超过2 000人(学生1 800余人，教职工210余人)^[37]。由此可见，外部人才资源的涌入为北碚“乡村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二是为北碚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所高水平的高校必然具有良好的校园文化，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所能起到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更是十分宝贵的。相辉学院所倡导的校风学风继承复旦大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时，校园内“新旧各种报刊会社团体，约有数十个，但是总以‘学术’为主，党派没有活动余地，就是同乡会也在禁止之列”^[46]，该校“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树立优良纯洁之学风。此一特色甚为社会舆论所赞扬”^[39]。同时，该校还组织法律系学生成立“衡平法学会”，专为平民义务解答法律问题，深度参与地方社会建设^[47]。这些恰恰与卢作孚在北碚所倡导的“公众参与”地方建设从而“实现建立新的集团生活”的自治精神高度契合^[48]。同时，相辉学院保持了复旦大学北碚校园的完整性，其图书馆、新闻馆、青年体育场又与民众会堂、北碚图书馆、平民体育场一同成为战后北碚重要的公共文化场所，在推动北碚社会文明建设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是有效带动了北碚其他事业的发展  卢作孚对北碚乡村建设有一重要观点：“我们盼望各事业团体互相影响，用一方面的长处来补另一方面的短处。”^[3]544相辉学院的办学很好地验证了上述观点。例如，相辉学院开办不久，就增设了附属力学小学。一年后，该小学的办学成绩在当地已是“斐然可观”，教学设备又得到进一步完善，还增加了招收班次，以广收北碚及周边地区农家子女入学^[49]。力学小学在解决相辉学院教职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同时，更进一步增加了北碚地区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又例如，该校承袭原复旦大学农场建立了学生实验农场，在为农艺系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场地的同时，也开展稻农良种繁殖及试验、茶林栽培及茶叶加工、蔬菜生产、乳羊家禽饲养、果林花卉种植等，还推广改进农艺技术以增益学校周边农村农民^[50]。

四是成为北碚与东部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窗口  相辉学院的办学得到了复旦大学的有力支持，因此该校也与复旦成为“姊妹学校”^[51]，复旦大学校方更是认为该校能体现复旦大学“在国内对于教育之贡献”，且“东西两地更可互相辉映也”^[52]。由于两校之间对教学理念、课程设计、学分互通上的相互认同，双方还建立了学生转学机制^[53]，加之日常办学中保持着密切联系，相辉学院实则成为北碚在战后与复旦大学、与东部地区继续保持联系的桥梁纽带。

另据统计，到1949年，北碚总人口规模达到107 571人，人口总数分别是1936年和1940年的6.8倍和1.1倍，成为一个1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市镇”，而且在人口结构中，非农人口的增长和外来流入占了较高比重^[10]5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北碚“乡村城市化”的惊人速度，也验证了相辉学院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对于战后北碚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相辉学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北碚教育事业的重要一员，其筹办、建设、发展被整体性地纳入战后北碚“乡村城市化”新一轮建设规划中，不仅使得战后的北碚得以保有了覆盖各教育阶段的完整教育体系，维持了全面抗战时期北碚教育文化建设的领先水平，更形成了高等院校发展与其他事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战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范例。正如卢作孚1947年谈及教育效果问题的观点：“每一课程须使学生对它有概念，并发展其概念，启发其联想作用，最好一切工作都要和教育配合起来，应该做的事和应该建设的事也即是应该教育的，要造成良好的教育环境。”^[54]卢作孚等人通过支持相辉学院的办学来带动战后北碚“乡村城市化”，正是践行了其多年倡导乡村建设的本质——“解决人的训练问题”，也是用兴办教育的实际行动为战后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提供一种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