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Dimens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ondensation of the Hongyan Spirit"

红岩精神的形成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式提出于改革开放后。邓颖超、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红岩精神先后作出重要论述，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纵观数十年来的研究进展，学界主要从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文学等不同视角切入，对红岩精神的形成背景、历史进程、实践基础、思想渊源、本质属性、科学内涵、鲜明特色、传承弘扬、文艺创作、时代价值等进行了研究，获准并完成了一大批高层次的科研项目，形成并产出了一系列代表性学术论文、理论专著和资政报告，成果丰硕，成效显著。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4月17日在重庆考察工作时提出“凝结成红岩精神”这一重要论断，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包括红岩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来，学界围绕红岩精神如何形成、具体革命精神与整体精神谱系之间有何关系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学界围绕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历经的具体阶段、培育的主体人群等论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有学者提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红岩精神。”^[4]有学者认为，红岩精神的形成历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培育和形成、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歌乐山英烈群体在狱中斗争中的进一步锻造和凝结三个阶段^[5]。也有学者提出，红岩精神的形成发展先后历经培育锻造和继承弘扬，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中共重庆谈判代表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实践和解放战争后期红岩英烈的英雄壮举^[6]。关于培育红岩精神的主体人群，有学者提出，中共中央南方局自正式成立至东迁南京的几年时间里，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带领下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解放战争后期，被捕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7]。有学者认为，红岩精神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实践以及众多红岩英烈流血牺牲培育而成^[8]。具体而言，“毛主席、党中央是培育红岩精神的领导者、指挥者和参与者，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培育者、创造者、践行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历史源头”^[9]。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10]。总的来说，红岩精神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于先进革命文化浸润中，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共重庆谈判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歌乐英烈们为主体人群，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在国统区艰难斗争、不懈奋斗，培育形成、锤炼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学界主要围绕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伟大建党精神的定位以及如何衍生系列革命精神并构筑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问题开展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淬炼了一颗颗精神之“钻”，绘出了撼人心魄的精神谱系，其共同之源即“伟大建党精神”，其共同之脉即“英勇顽强的奋斗”，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精神支撑^[11]。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历史地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伟大建党精神既是精神谱系的直接活水源头，也是始终贯穿于精神谱系形成和展开全过程中的精神红线，还是精神谱系的鲜亮底色^[12]。有学者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实践奋斗、高尚品格这一四维度精神基因结构，既相互连接又相互助力，不仅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且也赋予其强大的传承动力^[13]。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之源、宗旨之源、意志之源和品德之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14]。有学者提出，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从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从行动上强化使命担当”^[15]。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经历了历史传承与适应性变迁，“不断赋予其新内涵、新特征。两者统一于不同时期党的精神谱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16]。归结起来，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续奋斗中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研究。比如，就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而言，有学者研究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括提出是对红船精神的升华、创新，把对建党过程、建党精神以及精神之源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17]。有学者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是对党的全部创建活动所形成的建党精神的综合表述，红船精神是从党的创建活动中一个特定环节上生发出来的相对更为具体的精神形态^[12]。也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与每一时期的具体精神形态之间都有着内在关联，蕴含着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等共同特征^[14]。

综上，学界关于红岩精神形成发展的相关研究，以及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其他革命精神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深耕细作提供了丰沃的研究土壤和翔实的史料支撑。正所谓，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布了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红岩精神位列其中^[18]。那么，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处于怎样的方位，伟大建党精神如何成为红岩精神的精神源头，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存在着怎样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联，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的鲜明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后回答的时代之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凝结成红岩精神”这一重要论断之后，尚未发现有直接对其进行整体性阐释和系统性论析的研究成果。

为此，本文拟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凝结成红岩精神”重要论断，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党的历史观，在梳理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借用发生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从精神赓续、思想奠基、历史淬炼、实践奋斗四重维度加以探析，以期深化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相关研究，为踏上新的“赶考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孕育新的伟大精神提供参照，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中发挥出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既有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系统化、理论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继承以及对情感、思维方式和人生观等生活化、常识性价值取向的守正创新。所以，精神现象自产生起，便具有相对独立、彼此关联、赓续发展之特性，精神传承维度也就成了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重要论述的首要维度，是回答红岩精神“源自于何”的关键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9]伟大建党精神是对革命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的精神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从后思索”思维方法论的生动应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精神主动和高度的文化自信。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认识商品的存在与形成时所指出：“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20]伟大建党精神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形成，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并在百年来的各个时空场域中，由不同革命群体在诸多重大事件前、于重要实践考验中进一步衍生形成了一系列的革命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反映着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追求、情怀担当与牺牲奉献，聚合成恢弘的红色血脉和磅礴的精神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统揽建党百年来由伟大先驱、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典型集体等为主体，以标志人物、英模群体、重大事件、抗击风险挑战等为命名形式的精神元素。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6种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12种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9种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等8种形成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其中，红岩精神以其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和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等特质^[21]，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一步而言，红岩精神既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数十种精神形态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担当使命、葆有奋斗意志、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共性特质；又有红岩精神孕育形成时所经历的时期特殊、环境复杂、人群多元、淬炼艰巨等区别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其他精神形态的自我个性特质；更有被羁押在敌人监狱，历经威逼利诱、饱受酷刑折磨仍始终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彰显出的典型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这些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珍奇瑰宝，红岩精神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

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科学内涵，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精神渊源和底色底蕴，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原点和内涵基点，必定成为“凝结成”红岩精神的源头活水。

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仰信念高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2]这一信仰信念的强大思想优势鼓舞着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的意志信念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批判的“物质力量”，擎起“凝结成”红岩精神的精神支柱。

第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责任担当镌刻“凝结成”红岩精神的精神基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以及自身建设史的一条红线，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生动展现了矢志不渝的革命特质和奇伟强大的政治优势。这一自觉的责任担当激励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谋求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不懈奋斗，镌刻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精神基因。

第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作风打造“凝结成”红岩精神的精神标识。理想目标的崇高远大、社会环境的纷繁复杂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异常艰巨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之多、经历的生死考验之多、付出的惨烈牺牲之多是世所罕见的，由此历练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鲜明特质。培育形成并锻造凝结红岩精神的主体人群以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临千难万阻始终保有顽强斗志、历经腥风血雨依旧不改英雄本色，打造出了英勇无畏、斗争到底的精神标识。

第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追求添加“凝结成”红岩精神的精神动力。忠诚于党、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核心的价值立场，为党牺牲、为民奉献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和本来职责。一代代奋勇拼搏的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忠诚内涵、展现了人民情怀，体现出品德高尚、情系人民的精神特质。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崇高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动能，培育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舍身奉献新中国伟大事业、无限热爱中国人民的赤胆忠心和炽热情怀，添加了“凝结成”红岩精神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概括地说，红岩精神赓续于伟大建党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统区革命战场的凝聚衍生，也就是说：凝结形成红岩精神是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必然硕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在思想思维层面表现为精神形态的创造、精神力量的激发以及精神品格的传承等。换言之，精神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的重要呈现，源自于对直接碰到的思想观念、既定的价值理念、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伦理道德等的再创造、再发展，内蕴着主观思考、目标导向、价值判断、理想寄托、自我内省等具体内涵，通过“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3]的方式，呈现出从自在、自发逐步朝向自为、自觉发展运动的趋势。精神的形成是思想孕育的必然果实，从思想夯牢维度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揭示红岩精神“以何凝结”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发生，但这些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等著作，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导。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以独创性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其中，“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4]13。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4]13。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精神与思想均决定于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在人的头脑中的不同存在样态，两者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都有赖于特定思想的孕育滋养。“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而红岩精神正是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这一阶段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可以说，红岩精神正是在汲取毛泽东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之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的。”^[25]确切而言，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方面的活的灵魂孕育滋养了红岩精神，为“凝结成”红岩精神夯牢了思想基础、奠定了科学基石。

第一，“实事求是”提供思维引领。精神的形成是联系、运动、发展的实践过程，需要科学思维全程引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生动概括和具体应用，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调查、仔细研究，从事物整体上、在客观联系中探寻固有本质与发展规律，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思想这一精髓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战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在为民族谋独立、为人民谋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坚定理想、坚守初心，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以实现精神主动，于实践基础上推进精神创造，历经时间考验与历史淬炼“凝结成”红岩精神。

第二，“群众路线”锚定知行基础。精神的生产与交往是人们现实物质行动的客观需要与直接产物，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实践活动是推动精神形成的前提基础。“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创新，也是处理无产阶级政党、政权机关以及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态度和领导方法，回答了党的一切工作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领导群众这一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群众路线”指明了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认知前提和前行动因，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帮助广大劳苦大众获得翻身、赢得解放并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三，“独立自主”明确实践遵循。精神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明确主体力量，并在实践检验下、时间考验中、反复淬炼后由表及里地逐步形成。“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依靠自身和人民力量开展革命的宝贵经验，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重要体现。“独立自主”明确了在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始终保持精神生产主体的自主自立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饱受考验而意志弥坚，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中创造精神结晶。

综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夯牢“凝结成”红岩精神的思想之基、红岩精神奠基于毛泽东思想，即：红岩精神的凝结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孕育滋养的必然果实。

精神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现实的产物，既勾连着历史记忆，也凸显了现实特性，系基于某一历史时期、立足现实社会环境、围绕具体实践运动，特定主体人群思想理念、价值追求、道德操守、行为方式等的集中反映。一句话，历史是精神的温床、精神是历史的产物，“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6]663-664。立足历史淬炼维度，梳理研究中共党史上有关重大事件、重要会议以及重要人物，有助于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中“何时凝结”的内在规定。

所谓培育熔铸，是指红岩精神主旨内涵在革命运动实践考验中持续酝酿、反复磨铸，象征着“凝结成”红岩精神的培育形成。193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悍然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由此开启了红岩精神的培育熔铸。

第一，源自于全面抗战战略防御阶段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于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清醒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3]142的紧迫形势，在科学分析中国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3]152的党的基本策略，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27]476-477，明确了培育形成红岩精神实践过程所处的历史现实环境和所需完成的具体革命任务。

第二，根植于全面抗战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27]524，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吴克坚六位同志任南方局常委，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等南方、大后方各省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党的工作。这一时期南方局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26]763的路线政策，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28]，建立“据点”，积极主动同中间党派交流协商，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团体，领导组织群众运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独裁专制，同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亲密交往，以整风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理想教育和理论学习，为红岩精神的培育熔铸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思想准备。

第三，浸润于全面抗战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掀起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唤，适时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先进人士的一致拥护，推动了抗战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战斗在国统区的南方局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26]763的方针，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筹备建立、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广泛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在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和党建工作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极大地丰富了凝结形成红岩精神所必需的实际资源和实践淬炼。

所谓锻造集结，是指红岩精神主旨内涵历经革命运动实践淬炼之后逐渐清晰、日益明确，标志着“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锻造完成。中国人民历经14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和热切要求出发，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力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性独裁统治。中国进入到民主抑或专制两种命运的抉择、光明抑或黑暗两个前途的决战阶段，自此开始了红岩精神的锻造集结。

第一，锻造集结集中体现在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协同参加重庆谈判。毛泽东应邀以“弥天大勇”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围绕国内和平问题开展具体谈判，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入住红岩村，在与国民党政府开展谈判的同时，与社会各界和平民主力量进行广泛接触，进一步壮大了统一战线，锻造了红岩精神的主旨内涵。

第二，锻造集结最终完成于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战斗。渣滓洞本为重庆郊外的一所小煤窑，在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霸占之后设立成了监狱，关押着“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以及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等。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被国民党军统局买下后，将住房改造成监舍、地下室改造成地牢、防空洞改造成刑讯室，用于关押、审讯、迫害革命者。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极其艰难恶劣的条件下始终不折不挠、宁死不屈，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与敌人展开了顽强斗争，进一步淬炼集结了红岩精神的主旨内涵。

综上，“凝结成”红岩精神历经抗日战争时期的培育熔铸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锻造集结，也就是说，从何时凝结的历史时期维度探析可知：红岩精神淬炼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精神是思想与观念、价值与理想、意识与思维等的理性集结与综合体现，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感性认识、知性情感、理性判断以及外在风骨与品质、气质与作风等的有机统一，集中反映着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那么作为主体的人，既是精神的主体也是精神的实体，即现实性的人既能够创造精神也能够为精神所创造。同理，红岩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基于社会环境的发展，由精神创造主体英勇斗争、经受考验，不断丰富发展精神内涵、逐步扩大践行群体、显著提升精神影响力与感染力并呈现出显性标志的实践过程。所以，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重要论述的探析，同样离不开奋斗实践维度，以更好地回应红岩精神“由谁凝结”这一重要问题。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2]31-32在一定程度上说，红岩精神是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直接参与创造的必然精神结晶，“无数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29]，生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斗在国统区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和精神风范。

第一，铸就崇高思想境界。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和党派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30]，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促成国共合作、同赴国难，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民族独立、追求人民解放的崇高思想境界。

第二，锤炼坚定理想信念。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时局骤变，波谲云诡，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中共中央出于对南方局领导人和国统区党组织安全的考虑，要求周恩来等人“迅即回延”。周恩来沉着应对、冷静分析，稳妥安排其他人员转移，并向党中央毅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以争取时局好转、捍卫抗战大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领导成员处变不惊、身先士卒，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

第三，锻造巨大人格力量。解放战争初期，为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难曲折的和平谈判，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配合，促成签订“停战”“整军”等协议，推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等决议，参加“军事三人组”在东北和中原地区的军事调处工作等，为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作出了艰辛努力，锻造了巨大人格力量。

第四，汇聚浩然革命正气。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共派驻重庆的秘密领导机关，以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设立的公开合法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依托对外开展工作，“‘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战斗原则和显著特点”^[31]。因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原址遭受日机轰炸袭击、房屋被全部炸毁，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入“红岩嘴”大有农场。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有效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极大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于是，“红岩”一词就成了国统区进步人士中“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常以“上红岩”暗喻前往中共中央南方局。由此，“红岩”寄托着忠勇的革命情怀，汇聚起了浩然革命正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浴血奋斗的精神象征。

总而言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主体人群，“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32]。

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酷刑折磨、面对威逼利诱，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心系全国解放，忠诚于党、宁死不屈，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凝结成”红岩精神。

第一，于险恶环境中坚持思想武装。狱中没有学习材料，江竹筠凭借记忆抄写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狱中难友提供精神食粮，生动反映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们对思想武装的高度重视，表征出他们用思想立身、用理论促行的共产党员鲜明底色。

第二，在威逼利诱前守望理想信仰。刘国鋕在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面对威逼劝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受尽酷刑折磨，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言道“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仰和为革命而牺牲的坚定信念。

第三，历酷刑折磨而不改英雄本色。何敬平和难友们在狱中成立“铁窗诗社”，饱含革命激情地写下《把牢底坐穿》的诗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狱中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时，易仲康兴奋不已，写成七绝诗《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成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这些都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宁难不苟、宁死不屈的坚强抗争和英雄本色。

第四，在炼狱魔窟里昂扬革命斗志。在“11·27”大屠杀前夕，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以真诚的态度、无私的奉献和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从党的建设、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狱中八条”的血泪嘱托，即：“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践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33]充分展现了红岩英烈们对党对组织的赤胆忠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意志。

总而言之，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领导和教育下成长起来、身陷敌人牢笼的红岩英烈们，既是红岩精神培育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红岩精神践行的表率先行者，是“凝结成”红岩精神当之无愧的英雄群体。

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关键是要回答红岩精神“源自于何”“以何凝结”“何时凝结”“由谁凝结”四个前源性问题，从精神赓续、思想奠基、历史淬炼、实践奋斗四重维度探析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精神源泉在哪？思想渊源是何？历史时期如何？主体人群有谁？

研究发现，红岩精神赓续于伟大建党精神，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红岩精神奠基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活的灵魂夯牢凝结形成红岩精神的思想之基；红岩精神淬炼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历史时期相继完成了“凝结成”红岩精神所需历经的培育熔铸与锻造集结；红岩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岩英烈的奋斗实践，特别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以及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红岩英烈们的浴血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筑起了包括红岩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自个别到一般、由特殊至普遍、缘个性究共性的认识论原理，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既是解答红岩精神本身如何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各类精神样态共通生发理路的探讨，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视域拓展。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各革命精神的形成均离不开对既有精神的赓续、特定思想的奠基、现实历史的淬炼、具体人群的奋斗，进而加深了对“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的理解。这对于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如何成为红岩精神的源头活水、红岩精神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以及凝结形成红岩精神这一历史实践活动、必然精神硕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精神的形成具有怎样的逻辑关联，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诸种精神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构筑起着何种推动作用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34]久久为功地深入探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凝结成红岩精神”的重要论述，必定有助于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一根本问题，也必将有利于红岩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永放光芒，进而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不竭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