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gical Path of Lenin's Views on Higher Education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和最实际的呼声^[1]。一切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有客观存在的问题。没有问题就无所谓研究，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即问题是思想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当然，问题有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列宁作为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他首先面对的是高等教育的实践问题。这个实践问题也就是他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俄国举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1755年创办的莫斯科大学是俄国最早的大学。十月革命后，苏联高等教育才得到快速发展。在苏联六十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列宁时期是开启和奠基时期。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就在1917年10月26日列宁当选为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那个十分忙碌的夜晚，他就高等教育工作向刚刚就任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作出了他的第一条指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许多事情都需要重新考虑，“照新的路子办”^[2]132。因为当时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对沙俄旧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造问题。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高等学校只有105所，政府对学校控制很严，主要培养政府官吏。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只有贵族、官吏、资本家等上等阶级的子弟，宗教色彩浓厚，学费高昂，等级森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的指示很明确，就是要照新的路子办。在对沙俄旧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造过程中，列宁就是从“照新的路子办”这一思路出发，基于高等教育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各种有关高等教育的批示、主持或指示制定相关文件的。也就是说，列宁的高等教育观的构建不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其实践问题。与高等教育理论家的逻辑起点不一样，是高等教育的实践问题引起了他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高等教育的实践问题，是他的高等教育观形成的逻辑起点。

所谓逻辑结构就是对整个思想体系的分类，即把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划分成若干单元，并分别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用这样的逻辑结构理论审视列宁的高等教育观，发现其核心要义是由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公平观、知识观、课程观、方法观、教师观和领导观七个单元构成的。

从高等教育史看，最早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理论家约翰.S.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识论哲学基础观，一种是政治论哲学基础观。所谓认识论就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3]13，重点关注的是知识本身；政治论强调要“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3]13，重点关注的是知识的目的和价值。我国理论界也对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人本论、生命论、经济论、文化论等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

用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的理论进行审视，列宁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主要是政治论。十月革命后的初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严峻，国际上有来自帝国主义世界的疯狂碾压，国内也是各种矛盾交织叠加。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激烈，大多数教师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不认同，比如大学不是政治斗争场所等观念仍然大有市场，甚至还有人公开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局面，列宁在全俄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国家越发达越文明，就越会骗人，认为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和政治，“这是撒谎骗人”^[4]46的，是“伪善的说法”^[4]182。1920年11月3日，列宁在有关全俄国民教育委员会工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教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育与政治相脱离。因此，“我们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4]182。列宁在这里还只是说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并没有说教育就是政治本身。而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都视教育为政治的分支，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约翰·杜威等都将教育看作是政治本身^[3]15。教育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以质疑的方式认为：教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5]。既然教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当然教育就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列宁基于当时的复杂局面所提出的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更何况列宁于1919年还对粗暴地歪曲学校同政治联系的原则进行过批评，并号召同这种粗暴的行为作斗争^[4]69-70。这也证明列宁对教育联系政治的原则是非常注意其度的把握的。其实，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强调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观也不仅仅是列宁个人的主张，而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美国也是如此——虽然认识论和政治论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交替地存在着，但在美国建国初期，其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或合法的根据也主要是政治论^[3]16。因此，完全可以说，列宁强调以“不能不联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不仅符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际，也是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还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是社会关系决定的论断的继承与发展。

教育公平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教育理想。马克思与拉法格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就提出：工人阶级进行一系列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与义务^[6]。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对“只许‘上等阶级的子弟’上大学”^[7]的不公平的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揭露。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中对剥夺了下层贫苦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做法进行了批判^[8]。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大学读书学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学理想^[9]。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自然是十分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主张并在他的内心深处是认同高等教育公平观的，只不过，他认为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全靠劳动者自己^[4]47。正因为列宁有这些认识，他才会在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偶遇后第一次说到高等教育时就明确指出：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青年子弟，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2]132。列宁不仅给教育主管部门下达指示，还在苏俄进行高等学校革命改造的过程中，于1918年4月2日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宣布取消旧沙皇政府对上大学的一切限制，为工农群众的子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敞开大门。同年8月2日，列宁亲自为人民委员会起草了有关苏俄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要拟定若干决定，杜绝资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实际上的特权，保证工农群众的子弟都有升学的机会，并且首先要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子弟，还要普遍地给他们发放助学金^[4]42。同年10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颁布了《俄罗斯联盟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废除了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在内的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的旧教育制度。1919年2月，列宁又要求苏维埃政权在工人、农民的自修和深造方面给以全面的帮助，比如建立图书馆、讲习所、艺术工作室、电影院，成立成人学校、人民大学等等^[4]81。这里谈到的成立人民大学，就是要解决工人和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的问题。1920年，在高等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工人系科。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取消入学考试制度，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优先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发给其助学金，邀请工人、农民群众代表参加学校的管理。1914年，俄国工农群众的子弟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只占4.5%^[10]。1925年至1926年，在工农班学习的学生则占到了高等学校入学人数的40%^[11]。

列宁非常重视学习，他说：“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全体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要学习。”^[4]163学习什么？在列宁看来，最重要的是对知识的学习，因为他坚信在一个文盲较多的国家内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4]175。但是对知识的学习，列宁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他认为，学习不能只局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和小册子里的知识，哪怕就是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文章读得烂熟，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只会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吹牛家，而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4]164。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主要的内容，而要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才能完成，因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人们的头脑，才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者^[4]167。同时，也只有准确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并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4]166。二是学习人类创造的有用的知识。列宁十分看重知识的有用性。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强调：我们决不能像旧学校那样迫使学生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僵死的知识^[4]165，或者用九分没有什么用处和一分被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学子的头脑^[4]167。而应该只学习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知识^[4]165，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所有教学工作都应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当前的需要相适应^[4]233，并且不能把教育局限于学校内部，而应该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把学校教育和训练活动的每一步骤，都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4]175。理论知识的学习要与实际斗争相结合。这与他比较重视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三是融会贯通地学习人类创造的知识。人类创造的知识十分丰富，可谓浩如烟海，但也杂乱无章、纷繁复杂，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人们用学科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知识体系，基础学科所构建的主要是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知识体系、应用学科所构建的主要是应用知识体系、职业学科所构建的主要是技术技能知识体系，但学科化后的知识又往往形成大大小小的知识壁垒。正如C·P·施诺所说：在学术文化方面已经形成了人文和科学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12]。其实，何止是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人文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自然科学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也早已形成。所以，列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会变成空中楼阁或一块空招牌^[4]167。此外，还要批判地学习人类创造的知识。因为我们学习的知识有的是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而来的，这就需要“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4]167。

高等教育专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而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课程，因为专业就是由若干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群。所以，完全可以说，课程建设的水平将直接决定专业建设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有学者做了这样的比喻——如果把大学比作超市、把专业比作商品分类的柜台，那么，课程就是放在超市柜台里琳琅满目的商品^[13]。正因为课程建设如此重要，列宁才特别重视课程建设。他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任何课程都有教育性。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早就说过：“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14]257，即没有教育性的教学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14]257可见，课堂教学的教育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为此，列宁在《致卡普里学校学员们》的信中明确指出：在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15]305。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这是高等教育办学的重大办学方向问题。要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就必须首先把握好课堂教学的思想政治方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列宁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列宁的关心下，俄国于1921年还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其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帮助学生把握人生的航向，并努力争取和改造那些对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理解、不支持的部分专家和教授，使他们转变到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对教材的统一管理。为了确保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方向不出问题，列宁主张通过课堂教学灌输政治知识。1920年11月，列宁在审查人民委员会《关于国立莫斯科高等美术工艺学校》决议草案时就提出：应将政治常识和共产主义宣传列入课程^[4]246。要确保政治常识和共产主义宣传能够列入课程中，就得把教材管理好。因此，列宁还认为，俄共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由国家供给全俄所有学生的膳食、服装、教材与教具^[4]84。强调教材由国家供给，就意味着国家要对教材进行统一管理，尤其要对教材中的思想政治方向进行把关。

旧俄高等教育是在欧洲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里，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方式，主要是课堂讲授，而课堂讲授的方式又是以教师诵读为主。俄国大学完全继承了这种模式，历史发展到18、19世纪，其课堂教学仍然以照本宣科为主，甚至演变成各大学唯一的课堂教学方法。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种课堂讲授模式才有所改变，开始开设实践课和实验课。但在此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取消课堂讲授的声音，结果引发了一场取消课堂讲授与捍卫课堂讲授制度的争鸣与讨论。完全采取课堂讲授不行，完全抛弃课堂讲授也肯定不行。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列宁的主要观点表现在：一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不能脱离。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指出：没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就不可能实现未来社会的理想，不管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课堂教学，还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活动的生产劳动，都不能满足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发展的需要^[15]37。在这里，列宁从教育教学和生产劳动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危害，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二是通过劳动掌握知识和劳动本身的知识。列宁还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不仅可以通过生产劳动去掌握知识，而且还可以掌握生产劳动本身的知识，包括能够使生产劳动与其所依赖的一切科学及其进行生产劳动的整个世界相关联的知识^[16]。三是教育要与校外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列宁曾经指出：如果培养、训练和教育活动都只限于学校内部，而与沸腾的现实生活相脱离，那我们的教育是不会被信赖的^[4]173，并且要同全体劳动者所参加的总的斗争联系起来^[4]173。沸腾的生活、阶级的斗争等就是生产劳动概念内涵的延伸。或者说，这些内容本来就属于生产劳动的一部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指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的劳动，而是包括校园外所有有利于教育者成长发展的社会生活在内的广泛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四是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应该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求。他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只有参加到工农群众的劳动中，才能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4]176。列宁在这里所谈到的劳动实践对于共青团员成长的作用和意义，也适用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即参加义务劳动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方式。

关于教师队伍建设，列宁最关注的是人民教师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没有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文化。教师是文化的代表。1923年1月2日，躺在病床上的列宁想到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时，仍禁不住口授指示：过去对人民教师的地位问题关注不够，而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没有谈任何文化的必要，既没有谈无产阶级文化的必要，甚至也没有谈资产阶级文化的必要^[4]329。因此，他认为：应当把人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包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既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4]330，并强调“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4]330。二是要改革教师的职称、学位和学衔制度。职称、学位和学衔是高等学校教学人员重要的学术身份。学术身份与其学术地位紧密相连。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沙俄时期的旧职称、学位和学衔制度进行了改革。1918年11月1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一项法令，取消了博士、硕士学位和助理员的称号，以及同这些学位和称号有关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把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划分为功勋教授、编内教授、编外教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等类型，并规定凡在高等学校独立进行教学者统称为教授，教授资格必须重新评定。三是要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列宁认为，提高人民教师的待遇，最重要的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4]330。1919年3月19日，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所做的报告中说：给专家每月发的工资为500卢布，是工人工资的20倍，给专家发这么多的工资确实过高了，不过为了向专家请教，多发一点工资，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应当的，而且从理论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4]101。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高等教育管理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领导权的问题。由于十月革命前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即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教育的领导权，但是大多数教师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激烈反抗，加上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的力量十分薄弱，且管理和领导经验缺乏，所以，高等教育改革的阻力很大，有的提出教育必须自治，有的提出教育改革是教授们的事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列宁认为必须加强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17]。1920年3月29日，他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指出：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整个学校教育事业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并为无产者及其工人、农民服务^[4]147。即高等教育事业理应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不能含糊，应该公开承认^[4]185。要加强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政治领导，尤其要加强共产党对广大教师的政治领导。而要加强对广大教师的政治领导，就要努力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教师骨干队伍^[4]81，并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4]81。

列宁作为俄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资源为俄共和苏维埃政权服务。所以，他虽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是源于对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但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高等教育能够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新俄国正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期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期。在这样一个转变期和过渡期的俄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只能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8]。既然这个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国家面临的最大任务，也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的最大任务即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此，列宁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首先对资产阶级民主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和学校教育可以为整个社会进行服务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观点和看法是骗人的，因为事实上旧俄时代的学校教育已经完全变成了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资本家培养奴才。因此，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俄国教育事业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力量^[4]46，尤其是要把学校教育由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变为推翻这种统治和彻底消灭阶级划分服务的工具^[4]81。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4]83。这里提到的学校自然也包括高等学校，即俄国的高等教育应当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列宁在1920年再次强调：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包括政治教育和专门的艺术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都必须将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贯彻其中，贯彻这一斗争精神就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以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目的的顺利实现^[4]178。整个教育事业都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作为俄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理所当然要肩负起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责任和使命。可能有的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其实，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阶段，列宁要求俄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都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是正确的，也是他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教育实践问题的逻辑旨归所在。

高等教育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它固有的模式、特征和发展规律。其发展水平和既定目标也不尽相同。列宁的高等教育观尽管形成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但其核心理念仍然对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脱离政治而存在。列宁的“不能不联系政治”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任。要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需要高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并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而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课程来进行。如何通过课程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列宁认为，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出了偏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的能够担当的时代新人就会出问题。所以，目前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时所开展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是一项关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应该努力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引向深入，以确保培养的人才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教育公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理想，也是列宁的教育理想。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想尽一切办法让农民子弟进入大学学习的要求，说明教育公平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在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卓有成效。高等教育中各种不公平现象在逐渐减少或消失。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7.8%。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不仅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还发展到了“普及教育”阶段，使更多普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部属高校与省属或地方高校、东部高校与中西部高校在政策支持、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还一定程度存在。所以，学习列宁的高等教育观，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理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高校的课堂教学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新建本科高校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更多。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提出了建设“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19]的要求。怎么建设金课？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的要求，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高校，列宁提出的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人类创造的有用的知识及其融会贯通地学习人类创造的知识等理念和主张，都对我们有启示。比如应用型高校“七性”金课建设中的丰富性、实用性、前沿性等^[20]165就是对列宁这些教育理念和主张的诠释和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劳动教育方面有弱化的现象。列宁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不能脱离、教育要与校外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等教育理念，既要求高等教育不能局限于照本宣科的课堂教学，也要求在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教育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健全劳动教育体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劳动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现状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德智体美四育的体系相对完善，劳动教育体系则相对不足，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差距更大。因此，我国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在坚持产教融合、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运行机制的同时，尤其要建立和健全劳动教育体系，把理论学习有机融入实践生产过程中，才能确保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稳步提升，成为能够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时代新人。

2021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1]。高校是国家重要的人才集聚地和科技研发中心，肩负着建设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任。我国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关于教师的职称、学位和学衔等制度体系已经建立，教师的物质待遇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还未达到列宁所提出的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结合建设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任务与使命，我们深切感受到：只有进一步重视人才队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才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大师，使我们的高校真正成为国家层面(比如“双一流”高校)或省级层面(省属高校)或市级层面(市、州高校)的重要人才中心。因此，只有尽快将高校建设成为重要人才中心，才能促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列宁强调高校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其目的就是要强化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以确保高等教育能够为新生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习近平指出，高校党委要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22]164-165。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保障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有效机制，既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及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坚持了列宁提出的高校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也解决了共产党如何领导高校的问题。所以，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对列宁高等教育观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