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Routes of Miao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在中国，苗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少数民族，其口传历史可追溯到与炎黄同时期的蚩尤东夷集团。在传说时期，苗族先民蚩尤部族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后在与炎帝、黄帝的争战中失败，其主体部分被迫南迁到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建立古三苗国。尧、舜、禹时期，三苗集团再次与中原民族集团发生战争，苗族主体被迫再次迁徙，经不同的路线到达中国西南山地。明清时期，今天的湖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以及云南各地，都已经有了苗族的分布^[1]。明末清初，除了在中国境内西南各地之间继续迁徙流动外，苗族也开始了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国家的跨国迁徙历程。根据文献资料与苗族口传历史，他们最早从广西和云南进入安南(今越南)的北部山区。苗族在进入越南以后，并没有停止迁徙的步伐，在不同时期继续向临近的老挝迁徙并进入泰国的北部，最终遍布这些国家的北部山区，成为当地主要的山居少数族群之一。

对于清代苗族的跨国迁徙问题，国内学者的关注度不高，为数不多的研究集中在对苗族从中国迁徙到东南亚诸国的一般性事实描述^[2-3]。也有学者对清代苗族跨国迁徙的原因与方式进行分析^[4-6]。郝国强对老挝境内苗族的迁徙路线做过一定程度的调查^[7]。石朝江的《世界苗族迁徙史》勾画了苗族由一个中国民族演变为世界性民族的历史过程，其论述的中心是苗族在中国境内的几次大迁徙，对苗族迁徙到东南亚国家的过程只简单提及。笔者也曾对清代苗族的国际迁徙与清王朝所处国内外局势的关系进行过分析^[8]。另有一些对东南亚国家民族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中也涉及苗族向东亚国家的跨国迁徙历史^[9-10]。少部分国外学者也关注到苗族从中国到东南亚的跨国迁徙历程^[11-13]。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清代苗族从中国向东南亚各国的跨国迁徙历史进行了梳理，为我们继续研究清代苗族的跨国迁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清朝时期，苗族具体通过哪些路径进入越南、老挝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上的这些研究都没有进行过较为深入全面的考证。本文利用各类文献与田野调查材料，对清代苗族从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跨国迁徙路径进行一定程度的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苗族在清代迁出中国国境后，首先进入的是当时与清王朝存在宗藩关系的安南^①，即现今的越南。越南主要与中国的广西与云南两省区接壤，清代苗族入越也主要从广西和云南两地进入越南北部山区。

① 在当代云南苗族和美国苗族的家谱中，仍然把清代中国称为“大朝”，把安南称为“小朝”，便是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反映。

苗族最早进入越南的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的说法。越南学者琳心认为大概是在康熙末期或雍正早期：“最早的一次延续了14至15代人(大约300年上下)，约有80户贵州苗人徙入我国。如崇拉乡龙锦村的陆姓、江姓以及其他一些姓氏，他们都生活在越北自治区的同文县(河江省)。对照中国史料，则那次迁移与贵州苗人反对改土归流斗争失败相对应。”^[11]琳心认为苗族入越的最早时间是在康熙末期或雍正早期的观点，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他认为这两次迁入越南的苗族大都是因为在中国贵州境内的反抗失败后被迫迁入越南的，认为此两次迁入越南的移民直接来自贵州，却颇为牵强。国内一些苗族学者对此一直持有反对意见^[14]95。事实上，清初湘、黔两省两次苗民起义失败后，确有少部分苗族群众从原居住地向外迁徙到其他地方，符合苗族历史发展的实际。但湘、黔两省接壤地区的苗族，其语言属于苗语东部方言或中部方言，其自称是“果熊”或“穆”，而越南苗族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自称为“蒙”。因此，最为可能的结果就是湘、黔两省的苗民起义失败后，部分苗民武装迁入到广西、云南地区，挤压当地自称为“蒙”的西部方言苗族的生存空间，使其部分族众向越南、老挝等北部山区迁徙流散^[8]。

笔者近年来在云南麻栗坡龙树脚村的田野调查中，收集到杨氏家族(属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的白苗支系)从四川迁往广西并出境到达越南的个案材料。现居于云南麻栗坡县龙树脚村的杨氏苗族，在他们的家谱中，^②记载了关于其家族的迁徙历史：“清雍正年间，地方战乱，为了逃生，杨姓老祖杨治福子带着其子杨棉台、杨耍枉、杨阿浪、杨钱灯、杨钱英等人跟随苗族人张、王、李姓离开四川往广西北海、防城港方向迁徙。后来追兵追到广西北海、防城港，他们又沿着陆地迁徙到今越南高平、凉山。由高平、凉山又继续迁徙到今越南苗王地区定居。”^[15]49很明显，杨氏苗族应是最早一批从中国迁入越南的苗族之一，其家谱材料清楚说明，此支系苗族最初来自四川，先到广西边地定居，最后从广西出境至越南的高平、凉山地区，他们不属于贵州苗族。

② 本文引用的所有苗族家谱，因为经济原因，皆为未正式出版发行的印刷资料，特此说明。

家谱以外，中国的官方文献里也有关于清代苗族在中越之间跨国迁徙的记载。乾隆九年(1744)六月广西巡抚奏章曰：“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属紧接交夷，原设三关、百隘……惟三关、百隘之间，皆有小径，瘴深雾毒，人迹罕到，而土苗生长彼地，惯于越山逾岭，巡查偶疏，奸徒即已偷越。”^{[16]卷219，826}此条记载明确说明当时广西越境到安南的民众中包括了苗族。乾隆八年(1743)六月丙子，谕军机大臣：“广西之镇安府、云南之广南府各有通安南之隘口……朕闻粤省稽查颇严，而滇省则近于疏懈。广南土人出交者纷纷，甚属混杂。”^{[16]卷195，508}广西的镇安府、云南广南府向为壮、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出境到交趾(越南旧称)之土人中必定有当地的苗族民众。

结合杨氏家谱等材料与田野调查材料看，清代从广西进入越南的这部分苗族，其迁徙路线大致是：四川南部—贵州兴义—广西隆林—广西防城港等边关—越南北部。从四川经贵州迁入广西的部分苗族，还有一部分人从广西进入了云南文山，并最终从云南文山边地进入了越南北部^[14]。

清后期“咸同苗乱”后，大量苗族开始从云南越境进入越南北部山区。“咸同苗乱”的大本营在贵州地区，但是根据各类汉文文献记载，云南东南部以及早期入越的越南苗民也大量卷入其中。在云南的丘北、富宁以及麻栗坡等地的苗族群众，组织了多个被称为“白旗军”的反清队伍，如丘北红花山武装^{[17]卷九，268}、富宁以陶布彪为首的武装^{[18]690、870-873}、麻栗坡以帅祖为首的武装^[19]10-11，等等。这些组织纷纷发起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越南文献《大南实录》中也记载了越南北部包括宣光省、兴化省的苗族也卷入了此次战乱，如堂上以朱荡为首的武装、陆安州盘文二武装、磊卜“伪顺主”武装、保胜老街与黄崇英“黄旗军”联合的苗族武装，等等^{[20]正编第四纪，卷29，6294，卷38，6496，卷41，6592，卷53，6836}。这些号称“白旗军”的中越边界地区的苗族武装，与被称为“红旗军”的清军、越军以及越南北部的当地傣族武装，甚至刘永福的“黑旗军”到处争战。

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并遍及中国西南与越南北部的苗族起义期间以及起义失败后，大批贵州、四川以及滇东北地区的苗族群众，离开自己的原居地，迁徙到滇东南以及越南北部山区。这次苗族的迁徙流散过程，大致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贵州、四川以及滇东北的苗族向广西、云南东南各地的迁徙。^[14]根据当代民族志调查材料来看，现今居住在滇东南各地的苗族，都有“咸同苗乱”及以后从贵州或四川迁入的记忆。“苗族迁来红河州的时间相仿，都有五至六代的历史。”^[21]6“屏边苗族都说他们是从贵州迁来的。根据一区五嘉乡农民马志良70多岁的祖父说，‘他们入居屏边已经六代……对于迁徙的原因……一种说，有一年天下大乱，为了生存逃到云南来’。”^[21]37以上两则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苗族是因为“苗乱”后迁入的，但从迁入到现今六代人的时间，大致可以推算是在“咸同苗乱”时期或以后。也有材料直接说该地区的苗族是因为张秀眉起义失败后从贵州迁徙而来的，“屏边县新华乡多依树苗族传说自己是张秀眉起义失败后为避官府镇压，跋山涉水几千里从贵州迁徙而来”^[22]33。

云南苗族的这些迁徙记忆也从现居四川南部兴文、叙永、古蔺等地苗族的家谱中得到证实。《川滇古氏家谱》里就记载了早在雍正八年(1730)时，古氏四兄弟领粮入册后分家别居，其中一支迁徙到云南的历史，“四兄弟生九子，后来分八大房分家……八大房分家后……一房上云南，住双河大湾、新城扎岭等地”^[23]11。稍晚的则有《马氏家谱》记载的其家族始祖三兄弟在嘉庆十年时的迁居情况，“一世马国民、马国太入川谋业。三弟马国安远至滇南(今文山)发裔后人”^[24]7。

此一时期，从贵州、四川等地迁徙到滇东南的苗族，有一部分就停留在该地区不再前进，也有部分继续向东南亚的越南和老挝北部山区迁徙流散。迁徙到越南的具体人数不详，但肯定是历次以来规模最大的。根据越南苗族学者陈友山的统计，这一时期仅仅在越南的老街省，便有1 000多名苗族移入，“这一时期，移居到老街的苗族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小古平率领迁移到孟康县花龙；第二部分由龙忠指挥移居到曼楼；第三部分由黄姓首领率领继续迁移至新马街。在定居了一段时间后，苗族从北河木万出发，越过红河，最终达到沙巴。此外，由马姓家族、黄氏家族带领的苗族从花龙来到老街转到沙巴。还有一支沿着绿街大道从北河县进入沙巴，再到炭渊县，再到木刚寨进入文盘县。”^[25]3越南学者琳心也认为，中国苗族向越南的第三次迁徙在其做调查时(1960年左右)已有6、7代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一万多苗族人从贵州、云南等地迁徙到了老街省、河江省、安沛省和泰族苗族自治区(莱州省)以及其他各地^[11]。从时间上推算，他说的第三次迁徙也是大致发生在“咸同苗乱”时期或之后一段时期。

越南文献《大南实录》里面有关于苗族“白旗军”和苗族难民入越的记载。如在嗣德十七年(1864)二月，“猫蛮并清侬土人扰掠太原、北宁，省臣咨摘河内兵并北宁兵各二百五十名，与在次武生七十名，派权充协管陈龚前往剿办”^{[20]正编第四纪，卷29，6294}。嗣德二十年正月，“宣光猫匪复扰渭川、永绥二县，布政使邓璞率兵一千往安边剿抚”^{[20]正编第四纪，卷36，6452}。嗣德二十二年夏四月，“股匪獴、獹纠党掠兴化奠边府，知府阮慎遇害”^{[20]正编第四纪，卷40，6565}。嗣德二十六年二月，“兴化莱州知州刁文撑剿获洮、沱江与清、獴诸匪”^{[20]正编第四纪，卷46，6675}。此两则材料中的“獴”即是苗族“蒙人”支系自称的音译，因为越南中央政府的歧视而写成“獴”。嗣德二十七年初，入境越南的苗族武装与黄崇英的“黄旗军”结盟，深入到越南中部的清化省，并一度逼近省城，但最终被当地驻军击败，随即接受越南政府的招安。越南政府“设清化山防衙”“招抚接辖猫蛮”^{[20]正编第四纪，卷49，6734}。此处与本段第一、二则材料中的“猫蛮”，即是苗族，是越南政府对苗族的歧视性称呼。《大南实录》的这些记载，显示在1870年前后，也就是“咸同苗乱”失败后，有大量以苗族和彝族为代表的各个民族武装从云南进入越南的北部地区。在斗争失败后，被当地政府招安并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

根据当代美国苗族口述史料，约在1858年左右，大约6 000名武装苗族来到越南同文地区。这一队苗族来自云南东南部。他们武力破坏了经过地方的所有东西，土著的傣族村民本能地拒绝这种野蛮的新来者，因之遭受了极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1860年，另一群苗族出现在同文地区的边境地区。像第一次一样，他们也是以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形式出现，很容易地就击败了守卫边疆的越南军队。这些新来者试图顺着流向河内方向的宋岔河朝更南的地方前进。越南在宣光的驻防部队被派遣去堵截这些苗族人，但是被这些愤怒的移民给打垮了。这些苗族人继续前进到了宣光，他们发动了两次攻击并占领了宣光，但是他们并没有破坏所有的东西，没有抢夺居民的财产，也没有在此久留。他们继续朝南进发直到三角洲地区。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新的且更可怕的障碍，不是人的抵抗而是热带疾病。这很快就消耗掉苗族人的队伍并给东京当局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去组织军队来拦截他们。这批武装的苗族人被赶回到莱河的上游地区，最终定居在同文地区的山地，一直到今天^{[26] 125-126}。

从云南进入越南那部分苗族大致经历了如下的两条迁徙路线，一是从四川南部(包括黔西北)—云南曲靖—云南陆良—云南弥勒—云南文山—越南；一是从贵州东南部—贵州兴义—广西隆林—云南文山—越南。根据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清代早中期阶段，苗族主要从广西边关进入越南，在清代后期阶段，苗族则主要从云南文山边关进入越南，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应跟前引乾隆年间两省在稽查方面的严格程度不同有关。

苗族进入老挝，在时间上要晚于进入越南的时间。法国苗族学者杨沫丁认为，苗族人移居到老挝，大约是在公元1810—1820年之间^[27]。最早进入老挝的苗族，是早前从中国迁徙到越南的。法国传教士萨维那甚至认为老挝的苗族全部来自越南的东京地区^[13]。稍晚一些，则有苗族直接从中国迁徙进入老挝，也有从中国借道越南进入老挝的情况。

迁到越南北部的苗族群体，很快就发现，越南北部山区的居住地很是狭窄，加之不断有新的苗族从中国迁徙而来。于是，先到的一部分人又开始离开越南，前往临近的老挝寻找新的居住地，“一个生活在翻石盘(Fan Si Pan)村庄名叫罗八申(Pa See Lo)的苗族领导，组织了一队苗族老人去寻找一块新的居住地，由吴坤(Khue Vue)带领，他们深入老挝内部几千公里(此距离应该有误，笔者注)，到达一个名叫农黑(Nong Het，在今老挝川圹省东部)的小镇，这个地方比他们所见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吸引他们。回到越南后，吴坤(Khue Vue)招募并带领第一批少数几家苗族去到农黑定居。其他一些苗族，包括罗八申(Pa See Lo)家族，不久之后也来到这里。”^[26]138《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也记载了杨氏家族在越南生活了几代人之后，在清同治年间与溃败进入越南北部的太平军的一支发生了战争。^①战争中失败的杨氏家族被迫分为三个部分，朝不同的方向迁逃，其中一支就顺着清水河流域迁徙到了老挝，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一部分由杨结五、杨非劳、杨钱灯、送查坝、着老街、杨薄都、杨纸、杨白、杨织等带队，沿着清水河往南迁逃……在越南黄树皮居住了一段时期，经人介绍，他们又迁逃到了老挝定居。”^[15]53类似地从越南迁徙到老挝情况，在海外苗族的口述史中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举例说明。

① 越南苗族把这次战争称为“广马战争”，“广马”即“广人”，因为这一支太平军的头领黄崇英及其部下大部分为广东人。

除了这种和平移居以外，《大南实录》里记载的那些从中国武装入越的苗族，后来也有一部分从越南进入了老挝北部地区。嗣德二十二年冬十月，“兴化遵教州知州陈锯正、队长率队阮文意等会剿奠边据匪，胜仗，收复州城……哩奉蛮纠合清地股匪并土匪扰掠芒倩(属兴化宁边州)，遂扰南掌、念峨等处。南掌借暹为援，与哩奉蛮相拒。事闻，命镇宁府(属义安，靠近南掌，今天老挝的川圹省)防御使佋应回府按御，再命兴化省臣派探防截”^{[20]正编第四纪，卷41，6588}。此记载中的“南掌”，汉语文献中有记为“澜沧”的，都是属于当时的琅勃拉邦王国，表明武装入越的苗族已经从越南进入了老挝北部地区。

第一批越南苗族进入老挝后，越来越多的苗族相继从越南迁入，在老挝农黑地区形成较大的聚居区。Yang Dao(杨道)在其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处于转折点上的苗族》)^[28]一书中，对于苗族从越南北部地区迁入老挝北部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认为，大部分的苗族是从越南的查帕(Cha Pa)地区出发，在莱府地区朝两个方向迁徙进入老挝北部各地：一是直接朝南经过老挝华潘省(Houa Phanh)达到农黑地区；一是在越南境内的奠边府停留，然后朝西南方向进入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华潘省、琅勃拉邦以及川圹等省区。其中，大多数人停留在川圹省。一直到今天，川圹的农黑地区仍然是老挝苗族最为集中的区域，被称为老挝苗族“大本营”。2013年的人口为37 564人，其中苗族人口占61.48%，是该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②

② 此为川圹省农黑县政府提供的数字资料。

一直到21世纪初，由于贫穷与越南当局的民族政策迫使许多越南苗族家庭还在从北方向南方迁徙并非法越境进入老挝。许多家庭甚至加入了老挝苗族在泰国的难民营。在2004年，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在美国定居了^[26]128。笔者2019年在老挝的赛松本特区的南应村做田野调查时，村里有两户家庭里有前两年刚从越南以跨国婚姻方式进入的苗族成员。^③

③ 笔者于2019年8月在该村调查的田野资料，整个村子全为白苗支系。

老挝的苗族，除了最早从越南迁入的那部分，还有稍后直接从中国云南迁入或从中国云南借道越南迁入的部分。直接从中国进入老挝北部地区的苗族群体，主要是从今天云南西双版纳州与老挝接壤地区迁出，进入老挝北部地区。

笔者2019年8月在老挝北部几省的苗族聚居区做田野调查时，收集到不同苗族家族的迁徙路线。老挝赛宋本(Soysom boun)行政特区龙散县(Long Xane)的南应村，1981年始有苗族迁入建寨。在笔者调查时，全村共有70户人家，525口人。^④村民绝大部分为白苗支系。村中王氏家族回忆说祖上是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来到老挝，最开始时在丰沙里省居住。到他这一代人，他们已经在老挝居住5代人的时间了，他爷爷还会说中国话(云南话)。在老挝“秘密战争”时期，访谈人的爷爷在川圹省的龙镇(Long Cheng)一带居住，曾经加入王宝将军的军队参与战斗。战争结束后，搬到了南肯(Nam kid)地方，在1981年首先搬迁到现在的地方，成为为该村寨的创寨家族。^①

④ 2019年8月12日，数据由该村村长在访谈时提供。

① 2019年8月11日，老挝赛宋本行政特区龙散县的南应村，对王先生的访谈。

川圹省的龙镇，是老挝“秘密战争”时期老挝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老挝苗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笔者在这里对一位王姓苗族巫师(他们属于条纹苗)进行了访谈。他说祖上从中国来，直接从云南进入老挝丰沙里省，后搬到华潘省居住。三年前才从华潘省搬到龙镇居住，搬迁的原因是那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到他这一代已经在老挝居住了5代人。^②

② 2019年8月16日，老挝川圹省龙镇王姓巫师家，对王姓巫师的访谈。

琅勃拉邦南湾村，1995年建村，目前全村75户，共484人，全为白苗支系的苗族。^③笔者对该村王姓村长进行了访谈，他说他们家族的祖先从中国云南迁来，最先是到了丰沙里，然后就到了琅勃拉邦，到他这代人大概是第7代人。

③ 2019年8月22日，老挝琅勃拉邦南湾村，数据由该村村长在访谈时提供。

一些英文文献也对苗族从中国进入老挝有所记载。现今生活在老挝北部地区侯赛(Houei sai)的苗族，据记载是在1849—1850年的大萧条期间以及1855―1873年清政府镇压云南的苗回叛乱时迁徙到那里的^[26]129。1883年，法国人在湄公河上的探险队，也曾经看见一群苗族人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迁出，最终进入了老挝琅勃拉邦^[29]。

除了直接从云南进入老挝北部地区的苗族，还有部分苗族从云南出境，借道越南，最终定居在老挝北部各省的情况。现今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张氏所存苗族族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其先祖从中国云南迁出并借道越南进入老挝的情况。

在张氏族谱中，他们能够记忆的第一代祖先18世纪20年代出生在云南省靠近广西的一个叫张李铺的地方。约在18世纪60年代，离开出生的张李铺，来到上马档和下马档(在麻栗坡县的董干镇，今天仍然保留了这个地名)。后来又迁到蒙自。在蒙自居住时，约在19世纪60年代，张氏族人卷入了当地“白旗军”(苗族武装)与“红旗军”(清朝军队)的战争。战争失败后，张氏族人就离开蒙自，越过大黑山(中越边境之山)，进入了越南北部的孟康(Muong Thong，在越南奠边府的北部)地区。在孟康生活一段时间后，与当地土著人发生了斗争，然后就继续向西迁徙到老挝的孟瓦(Muong Va)地方，再到普孟(Phou Muang)，这两个地方都属于老挝北部的丰沙里省。在普孟(Phou Muang)生活一段时候后，他们继续向南迁徙到琅勃拉邦的蓬沙那(Phonsana)。在蓬沙那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地方的地不太好种，又移去了普步，还有一支去了川圹省^[30]11-19。1975年后，张氏族人逃到泰国北部的难民营，在那里停留了十几年，直到1992年才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被安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2015年，笔者在弗雷斯诺做田野调查时，张氏族人大部分仍然居于此地。

据《张氏族谱》记载，他们张氏族人还有其他苗族，从中国迁出时，约有500人同行，进入越南和老挝后，逐渐分开了，老人和贫穷的人就被留下来，年轻力壮的和较为富裕的就继续迁徙。在那个时期，越南与老挝都属于法国的殖民地，边界并没被严格限制，人们往来方便。并且在张氏家族迁出中国时，越南和老挝北部都已经有先到的苗族分布，他们可以在当地任何苗族村庄寻找可耕的土地而不被拒绝^[30]18。

通过家谱资料与苗族口述史料来看，在老挝北部地区的苗族，有很大部分是直接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或临近地区进入老挝的丰沙里省，然后再迁徙到其他省份。大致路线是云南西双版纳—老挝丰沙里—老挝北部各省。也有部分在进入老挝之前曾经借道越南，甚至在越南做过短期停留。大致路线是云南文山—云南蒙自—越南孟康—老挝丰沙里省—老挝北部各省。这些苗族在到达老挝丰沙里后，在老挝北部诸省之间自由流动，很快就发展成为老挝北部地区最为重要的族群之一。到19世纪后半期，老挝北部诸省都有苗族的分布，有的开始向西越过老泰边界，在泰国北部山区定居下来。

苗族进入泰国的时间，比进入老挝的时间更晚，大致是在19世纪后期，最迟可能在20世纪初期。李亚认为，在1905年就有大约150名苗族人定居在泰国的清莱省^[31]。而同一时期更南的清迈地区，也已经有苗族居住^[32]。

泰国的苗族也是从不同的路线进入。一条路线是从中国云南出发，经过老挝而最终进入泰国。英国地理学家简·米查德(Jean Michard)认为定居在泰国难府的苗族是来自与老挝和缅甸交界的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32]。据美国苗族的口述资料，有一群苗族是从云南西南部西双版纳的一个叫勐腊(Meng la)的小镇出发，经过老挝的南塔省(Nam Tha)到达泰国。这部分移民在跨越湄公河进入泰国北部之前，首先在老挝侯赛(Houei sai)镇附近住了几年。这群苗族主要属于青苗支系，他们的生活方式、服装样式以及方言都类似于现在老挝西北部侯赛地区的苗族^[26]129。

苗族迁徙到泰国的第二条的路线是从老挝的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经沙耶武力(Sayaboury)而来。这部分苗族主要是白苗，也即是海外苗族众所周知的“古老苗”。他们可能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或更早的时期从老挝迁徙到泰国，他们至今还有亲戚在老挝的琅勃拉邦和沙耶武力。一直到1975年之前，他们还经常在泰国东北部与老挝西北部之间频繁来回迁徙^{[26] 129-130}。

事实上，从中国出发到达泰国的苗族，依然要经过老挝北部的一些地方，只是看其是否在老挝有过较长时期的停留。如果在老挝停留时间较长，则可视为直接从老挝迁入泰国一类。

清代苗族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跨国迁徙，并不只是单向的迁出，也有部分苗族在到达这些国家后，因为各种原因又跨国回迁到中国境内定居的。

前述云南麻栗坡龙树脚杨氏家族，其先祖在清早中期迁出中国，最终在越南的苗王县定居。后期在越南境内经历了“广马战争”后，其家族分为三部分朝不同的方向迁徙，其中一部分沿着清水江迁徙到老挝北部，一部分迁回中国的广西地区，一部分迁回到云南开化府的东安里(今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境)^[15]53。后几经辗转，迁回云南的这一支最终定居在现在所居的麻栗坡县龙树脚村。

麻栗坡陶姓苗族的家谱也记载了其始祖陶咪雅在清朝末年因为逃避战乱从中国迁徙到越南，最终又迁回云南麻栗坡的事件。“从中国(大朝)逃到越南(小朝)官坝地区的塘上村(今越南河江省官坝县)谋生……娶了当地苗族土司的大女儿为长妻。几年之后，又娶了一位苗族普通人家的女孩子为次房……后来，土司病故，适逢越南国内战乱不断，各种天灾人祸殃及土司一家，家道衰落。于是，陶咪雅就带着家眷返回中国……他们选择了云南开化府安平厅东安里(今西畴县)属地的奎样居住。十余年后，搬到棉花地(今麻栗坡八布乡)居住。”^[33]16-17

云南文山州西畴县的康氏苗族家谱里也有其先祖逃到越南再回到中国的经历。“起祖康丫来到西畴县大坝乡……娶了个妻子，生育一男一女。后来妻子因病去世，只有康丫和两个孩子，在生活极度苦难的情况下，为了活命，康丫带子弃女逃到小朝。后来康丫父子俩又从小朝迁徙回现在的老寨村。再后来迁徙到新寨居住，延续了几代人。”^[34]40康氏族谱里记载的具体迁徙时间不详，但是从他们迁出与回迁时都称呼越南为“小朝”来看，迁徙事件应是在清朝时期发生的。

事实上，这种在相邻国家之间不停往返迁徙的现象，在清后期苗族遍布东南亚国家的北部山区后是频繁发生的。

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持续跨国迁徙，源于中国的苗族，至清末时已经遍及越南、老挝及泰国的北部山区，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的山居民族之一。清代苗族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跨国迁徙，既有战争的因素，也有生计模式的因素。这种跨国迁徙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有着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之清代中国仍然保持着与越南、老挝及泰国的宗藩关系，是这些国家的宗主国，彼此之间并无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严格的边境疆域限制，边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较为自由的往返。

从不同路线跨国迁徙到东南亚国家的苗族，主要聚居在这些国家的北部高山区，仍然保留了长时期以来的刀耕火种生计模式，极少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低地主体民族进行交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越南战争爆发时才有所改变。在越南战争时期，老挝苗族开始深度卷入老挝国家政治，并成为老挝“秘密战争”中的主要军事力量。在1975年越战结束后，部分老挝苗族作为战争难民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迁徙流散，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